羊布鲁氏菌病净化的经济效益评估

黄涛 ,  李婷婷 ,  李林涛 ,  金鑫 ,  谢军 ,  方迎风

养殖与饲料 ›› 2026, Vol. 25 ›› Issue (07)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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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与饲料 ›› 2026, Vol. 25 ›› Issue (07) : 1 -5. DOI: 10.13300/j.cnki.cn42-1648/s.2026.07.001
湖北基层兽医

羊布鲁氏菌病净化的经济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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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eradicating brucellosis in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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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动物疫病净化政策的经济效益,为优化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策略及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基于2023—2024年湖北省宜昌市及省内可比地区385份养羊生产单元调查数据,以2015年为政策启动节点,将宜昌市198份生产单元作为处理组、其他可比地区187份生产单元作为对照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与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相结合的PSM-DID模型,测算净化政策的净经济效益。 结果 羊布鲁氏菌病净化使养殖生产单元的年均净收益平均增加8 650元;以每生产单元年均新增净化投入2 150元测算,净收益投入比为4.02;按全市约1.2万个养羊生产单元推算,年度直接经济效益约为1.038亿元。 结论 羊布鲁氏菌病净化能够通过生产绩效和减少疫病损失形成直接经济收益,具有较好的经济可行性。

Abstract

Objectives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eradication policies for animal diseases was evaluate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optimizing strategies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regional animal diseases an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Methods 198 farming units in Yichang City and 187 farming units in other comparable areas were used as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85 sheep farming units in Yichang City and comparable regions in Hubei Province from 2023 to 2024,with 2015 as the policy starting-point.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combined wi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net effect of the eradication policies. Results The eradication of brucellosis in sheep increased the average annual net income of farming units by 8 650 yuan.The net income-input ratio was 4.02 with an average annual additional eradication input of 2 150 yuan per production unit.The annual 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in Yichang City were estimated to be around 103.8 million yuan based on approximately 12 000 sheep farming units in the city. Conclusions The eradication of brucellosis in sheep can generate 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by improving farming performance and reducing disease-induced losses,with good economic feasibility.

关键词

布鲁氏菌病 / 动物疫病净化 / 经济效益评估 /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

Key words

brucellosis / animal disease eradication / evaluation of economic benefit /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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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涛,李婷婷,李林涛,金鑫,谢军,方迎风. 羊布鲁氏菌病净化的经济效益评估[J]. 养殖与饲料, 2026, 25(07): 1-5 DOI:10.13300/j.cnki.cn42-1648/s.2026.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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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净化是落实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将“净化、消灭”纳入制度框架;农业农村部亦提出通过净化提升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与养殖业发展质量[1]。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强化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兽共患病防控”。因此,动物疫病净化已成为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政策工具。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属人兽共患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必须通报的动物疫病。羊布鲁氏菌病主要由羊种布鲁氏菌(Brucella melitensis)引起[2],致病力最强,在畜间可引发感染动物流产、不育等生产损失,在人间则可造成发热、乏力、关节疼痛等慢性损害,严重影响劳动能力。近年来我国人间病例高位运行,2023年超过7万例[3],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与深刻警示。农业农村部出台了《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2022-2026年)》[4];湖北省据此制定适合本省的实施方案,坚持“检测-扑杀-监测-净化”技术路线[5],推动布病防控从单纯疫情处置转向系统治理与区域净化。湖北省宜昌市作为南方草食畜牧业基地,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宜昌白山羊”,全市羊生产单元约1.2万个。该市自2016年启动羊布病净化工作,2022年成功创建首个国家级羊布病净化示范区,并于2024年迈入非免疫无疫区建设阶段。这一系列实践兼具政策连续性、扎实的监测基础与显著的区域代表性,为评估动物疫病净化政策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典型案例。
系统性净化工作需要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经济可行性是决策者、基层政府、养殖户和社会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现有研究已对布病经济损失与防控成本效益评估进行了有益探索。邓思星等[6]研究指出,动物疫病对经济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病死、扑杀、防控成本等)和间接影响(市场价格、消费需求、产业链传导等),其中成本收益分析是应用较广的政策资源配置评价方法。针对羊布病直接经济损失,高晟斌等[7]构建了评估指标体系,测算得出养羊场户损失占总损失的73.0%至81.0%,且政府布病防控效益成本比为5∶1至38∶1,表明布病防控投入具有明确的经济价值。从公共卫生和外部性负担看,高雯等[8]测算得出唐山市2007-2022年布病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共计565.6万元,其健康负担与发病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曹雪卉等[9]评价显示监测和防治项目对疫情下降有示范作用,但畜间流动频繁仍会增加人间感染风险。在净化技术路线与风险防控方面,景添等[10]指出我国后期净化通常强调“不免疫+监测扑杀”。张国新等[11]提出应长期、全面、持续推进检疫净化策略;横断面调查与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代牧”“混牧”“转场调运”和“配种时共用或交换种公羊”是影响净化效果的重要风险因素,提示净化政策需要针对高风险环节和薄弱主体分类施策[12-13]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为布病损失测算、防控成本收益分析和净化路线提供了重要基础,并提示应推进流行病学模型与经济模型、宏观与微观、事前与事后评估的结合。近年来,倾向得分匹配[14]、双重差分[15]等准实验方法也逐步用于农业项目绩效、公共卫生干预和政策效果评价,为识别非随机政策干预的净效应提供了方法参照。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疫病发生后的直接损失或防控成本,较少从微观生产单元层面识别净化措施对净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较少将微观收益识别与区域直接经济效益测算结合起来。
基于此,本文以宜昌市羊布病净化实践为对象,从微观生产单元层面识别净化措施对养殖净收益的影响,并进一步测算区域直接经济效益,以期为动物疫病净化政策优化、财政投入绩效评价和重点人兽共患病联防联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研究以宜昌市参与系统净化的生产单元为处理组,以省内未开展同等强度、连续性区域净化项目的可比地区为对照组。样本选择兼顾养殖规模、经营方式、地形条件及羊只来源等特征,以尽可能提高可比性。数据源自4个方面:一是专项调查数据,涵盖2023-2024年对宜昌市及对照城市(襄阳、荆州部分县区)的抽样问卷,共获取有效养羊生产单元问卷385份(处理组198份,对照组187份),主要用于生产单元净收益、基期协变量和经营特征识别;通过追溯性问卷获取各生产单元净化前(基期)与净化后(2023-2024年)的两期观测数据,共形成 770个样本观测值。二是行政记录数据,包括宜昌市2015-2023年超150万份羊布病监测数据、净化台账及资金投入明细,主要用于政策过程、监测规模和成本投入核验;三是统计资料,通过省市统计年鉴和畜牧业年报补充宏观背景;四是项目文档,用于政策节点和调查信息的交叉核实。

需要说明的是,净化前收入、成本和养殖规模等历史信息主要依赖专项问卷追溯,并结合行政记录、统计资料和项目文档进行一致性核验;追溯性调查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对照地区也可能存在常规监测、调运监管等一般性防疫措施。

1.2 变量设定

结果变量主要参考重大动物疫病经济成本评估和羊布鲁氏菌病直接经济损失测算思路[5-6],将生产单元净收益定义为生产单元总收入与总成本之差。总收入主要包括羊只及羔羊销售收入、相关补贴、扑杀补偿和可追溯副产品收入;总成本主要包括饲料、人工、防疫、检测、消杀、诊疗及其他经营性支出。

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家庭劳动力机会成本和部分难以追溯的隐性成本难以充分计入,本文测算结果主要反映可追溯口径下的直接净收益变化。其变动综合了净化带来成活率提高与品质改善带来的增益;诊疗及协同防治费降低带来的减本;检测、消杀及人工等净化投入带来的增本;以及扑杀阳性羊只的补偿差额损失。

组别效应(处理组虚拟变量):用于区分干预状态。宜昌市参与系统净化的生产单元为处理组(赋值为1),省内未开展系统净化的可比对照区生产单元为对照组(赋值为0)。

时间效应(时间虚拟变量):以2015年宜昌羊布病净化政策启动为界。2012-2014年为净化前期(赋值为0),2015年及以后为政策干预期(赋值为1)。

协变量:选用同时影响政策参与和养殖收益、且能够从调查中相对稳定获得的基期特征,以降低两组事前差异。具体包括:净化前投入水平、初始养殖规模与方式、羊只来源、户主学历、地形条件及交通状况。

1.3 模型设定

为降低非随机政策实施带来的选择性偏差,并控制宏观经济趋势对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因果效应估计。

Yit=α+β1Treati+β2Postt+γ(Treati×Postt)+δXit+εit

其中,Yit是生产单元i在时期t的净收益;Treati为处理组虚拟变量,宜昌市参与系统净化的生产单元取1,对照地区生产单元取0;Postt为净化后时期虚拟变量,2015年及以后取1,2012-2014年取0; Treati×Postt为交互项,其系数γ是本文关注的核心估计量,表示羊布病净化对参与净化生产单元净收益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Xit为控制变量,包括养殖规模、养殖方式、羊只来源、户主学历、地形条件和交通状况等;α为常数项,β1、β2δ为待估计参数;εit是误差项。

首先,基于处理前协变量计算倾向得分,并通过核匹配方法为处理组(宜昌市)寻找初始特征较为接近的对照组生产单元;其次,在匹配后的样本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净化前后的净收益变化趋势,识别羊布病系统净化对参与单元净收益的平均处理效应。最后,模型标准误应在县级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在微观效益识别的基础上,参照成本收益分析思路进一步测算净化投入的经济效率与区域直接经济价值[6-7]

在生产单元层面,采用“净收益投入比”衡量政策经济可行性,其计算公式为:

净收益投入比=单位生产单元由净化带来的年均净收益增量/单位生产单元年均新增净化投入。

式中,单位生产单元由净化带来的年均净收益增量采用DID模型估计得到的ATT表示;单位生产单元年均新增净化投入为调查与行政记录核验后的检测、监测、消杀及专项人工等可追溯投入。该指标用于说明每增加1元可追溯净化投入所对应的净收益增加额。

在区域层面,本文结合宜昌市养羊生产单元总数,按生产单元总量进行规模外推,测算区域年度直接经济效益。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特征与匹配效果分析

表1展示了匹配前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初步比较显示,宜昌市(净化组)在养殖规模、户主学历和净化前3年年均投入等方面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但舍饲比例和丘陵山地比例存在一定差异。这说明若直接比较两组收益,可能受到初始条件差异影响,有必要采用PSM进行匹配处理。

2.2 羊布病净化对生产单元净收益的影响

在匹配样本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进行双重差分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其中户主学历、地形条件、交通状况等不显著的控制变量系数未在表2中完全列出。由385个样本在政策前后两期交互形成的770个观测值可见,核心交互项(净化政策效应)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P<0.001)。该结果表明,在控制可观测特征和共同时间趋势后,参与羊布病系统净化的生产单元,其年均净收益较可比的未净化生产单元平均增加8 650元。从其他控制指标和模型整体统计特征来看:组别效应(处理组虚拟变量)的系数不显著(P=0.425),说明两组在政策实施前的收益差异不明显;时间效应(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P=0.062),反映样本整体净收益存在随时间增长的趋势;模型拟合优度R2=0.285,表明模型对生产单元净收益变动具有一定解释力。

2.3 净化经济效益测算及差异化表现

据微观调查与行政记录数据,实施净化后,生产单元年均增加的检测、监测、消杀及专项人工等可追溯净化投入平均约为2 150元。结合前文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出的生产单元年均净收益增量8 650元,可计算得出本案例中宜昌市的净收益投入比约为4.02。

在区域宏观层面,根据宜昌市羊生产单元数进行简化外推,测算出宜昌市羊布病净化带来的区域年度直接经济总效益约为1.038亿元。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羊布病区域净化不仅能显著降低畜间感染率,更能为养殖主体带来坚实的经济效益。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疫病发生后的直接损失或单纯的防控成本测算不同[6-7],本文从微观生产单元层面识别了净化政策实施后的净收益变动。将本文结果与同类文献进行横向对比,结果如下:

首先,在投资回报率上,本研究测算出的微观净收益投入比超过4倍,与高晟斌等测算出的政府防控效益成本比(5∶1至38∶1)相比更为稳健和保守[2]。其核心原因在于,本文不仅计入了政府的公共财政专项投入,还将养殖户自主承担的消杀、专项人工等隐性微观成本纳入了投入口径,因而更能客观反映“多方共担”机制下的真实财务效率。

其次,在损失变动机制上,本文识别出的生产单元年均净收益显著增长,主要来源于养殖效率提高以及净化带来的品质溢价,这在微观实证层面印证了邓思星等[6]关于“动物疫病控制具有减本增效双重红利”的理论推断。然而,由于散养户在“代牧”“混牧”等高风险环节上仍面临较高的生物安全脆弱性[12-13],其实际收益改善的稳定性可能弱于规模化场群,这提示净化政策的财政资源配置应向薄弱主体进一步倾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基期历史信息采用了回溯性调查与多方记录交叉核验的方法,虽然已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初始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但在剔除管理能力、养殖经验等不可观测的长周期异质性因素方面,本文的处理策略整体保持审慎与保守。

基于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将经济效益评估纳入净化政策绩效评价,在阳性率下降等防疫指标之外,引入养殖户净收益、净收益投入比和区域直接经济效益等指标。第二,优化投入结构并聚焦薄弱主体。针对散养户边际改善空间较大的特点,加大免费检测、基层兽医服务、混牧代牧监管和种公羊共用治理支持;针对规模场绝对收益提升空间较大的特点,推进区域净化示范场建设和生物安全分级激励。第三,完善扑杀补偿与风险分担机制,建立与市场价格挂钩、支付及时的扑杀补偿机制,并探索“政策性+商业性”保险组合模式。第四,推进区域化整体净化,健全跨区域调运监管与长效监测网络。第五,深化农卫跨部门协同,完善畜间与人间疫情通报、联合流调及风险预警机制,推动“人病兽防、关口前移”战略落地。

最后,本研究针对净化政策效益的识别主要聚焦于养殖端的微观直接经济效益,这为全面客观评价净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量化基准。未来随着“同一健康”联防联控机制的纵深推进,研究视野可进一步向宏观溢出效应拓展:一方面,可结合前瞻性长期追踪调查与更大样本的行政大数据,对多维社会化服务保障机制等隐性渠道进行更深度的结构化路径检验;另一方面,应尝试将公共卫生端医疗成本的节约、区域绿色品牌溢价等长期综合外部性效益纳入多学科融合的综合货币化评估框架,从而为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财政长期投入绩效提供更为全面、全景式的科学支撑。

4 结 论

本研究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及省内可比地区的385份养羊生产单元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实证评估了羊布鲁氏菌病区域净化政策的直接经济效益。结果表明,净化政策能显著提升养殖主体的生产效益:一是参与净化的养羊生产单元年均净利润平均净增8 650元;二是在因实施净化年均新增2 150元直接防疫投入(含检测、消杀、物资及专项人工等)的财务口径下,每投入1元净化资金可驱动养殖纯收入增加4.02元,具备优良的投入产出效率;三是按全市1.2万个养羊生产单元测算,该政策每年为宜昌全市养羊业直接带来1.038亿元的经济效益。综上所述,羊布病区域净化不仅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社会公益事业,更是促进农户增收、推动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产业政策,未来应围绕常态化监测、精准财政投入及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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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牛羊重大疫病区域一体化防控技术示范与高效推广模式构建”(2025YFD18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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