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禁渔期制度下的县域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摘要

本文以珠江上游北盘江流域贵州省贞丰县为实证案例，系统梳理县域禁渔期制度的实施框架、实践成效与运行困境。研究表明，贞丰县通过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多元共治体系，非法捕捞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渔业资源恢复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三无”船舶整治反弹、垂钓管理规范缺失、跨区域协作持续性弱、资源评估体系缺失、渔民生计保障不足等治理难题。基于此，本文从船舶管控、垂钓规制、区域协同、资源监测、民生保障五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珠江上游县域禁渔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禁渔期制度 / 渔业资源保护 / 跨界水域治理 / 贞丰县 / 珠江流域

当前，水生生物资源衰退、水域生态退化已成为我国内陆流域共性生态问题。禁渔期制度依据鱼类繁殖节律设置繁育窗口期，是修复流域渔业资源的主流治理模式^[1]。珠江流域作为我国南方第一大水系，覆盖滇、黔、桂、粤等省区，是区域淡水渔业核心载体，也是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矛盾突出的流域^[2]。为修复珠江水生生态系统，我国2017年出台珠江流域禁渔制度，2018年起全面实施，明确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为统一禁渔时段，管控范围覆盖流域内天然江河、湖泊、大中型水库及通江水域，重点养护珠江特有鱼类、修复流域渔业资源^[3]。2021年农业农村部延续禁渔时段并细化执法要求，推动珠江流域禁渔治理迈入常态化、规范化新阶段。

国内学界围绕流域禁渔已形成“宏观政策解析－中观流域治理－微观县域实践”研究脉络。宏观层面，已有学者系统剖析流域禁渔成效与现实挑战，证实禁渔制度的生态修复效应^[1,4]。中观层面，现有研究多从协同治理视角检视禁渔执法短板，探索跨区域、跨部门联动治理模式，并通过量化分析为禁渔制度提供数据支撑^[5，15]。总体来看，当前国内禁渔研究仍存在区域不均衡问题，现有县域微观实证成果多聚焦长江流域，针对珠江上游山区县域的系统性探讨较为匮乏^[6]。珠江上游县域禁渔研究尤为稀缺，现有成果多侧重流域整体政策解读，对县域禁渔执行机制、成效量化、现实困境的实证研究不足，尚未形成适配珠江上游区域特征的县域禁渔治理方案。

贞丰县境内董箐电站库区跨贞丰、镇宁、关岭三县，兼具山区县域、跨界库区、生态敏感水域特征，其治理困境是珠江上游县域禁渔实践的典型代表。基于此，本文以珠江上游北盘江流域的贵州省贞丰县为研究案例，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数据统计法，基于2021－2025年实地调研与执法数据，系统梳理贞丰县禁渔制度实施框架、实践成效与核心困境，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以期填补珠江上游县域禁渔实践系统性研究空白，为同类县域完善禁渔制度、破解执法难题、平衡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提供参考。

1 贞丰县禁渔期制度体系

1.1 法律依据与政策目标

贞丰县禁渔期制度严格遵循“国家－省级－县级”三级政策法规体系，依法依规推进实施。国家层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25年修订）第四十四条，授权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渔业资源状况划定禁渔区、设立禁渔期^[7]。省级层面依据《贵州省渔业条例》（2018年修订）第十六条，规定全省江河、湖泊、大中型水库全面实行禁渔期制度，具体时段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规定^[8]。县级层面依据《贞丰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县境内天然水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2023年发布），将每年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划定为全域禁渔时段，覆盖县内所有天然水域，禁渔期禁止生产性捕捞作业^[9]。制度实施以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目标^[9]。自2024年起，贞丰县连续3年印发年度禁渔管理工作方案，推动禁渔治理常态化运行，实施后非法捕捞行为逐年减少，库区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恢复。

1.2 治理组织体系

贞丰县构建形成“农业农村局牵头、多部门协同、乡镇配合”的禁渔治理组织体系。县农业农村局作为执法核心主体，承担禁渔政策执行、日常水域巡查、违法违规认定、渔具渔船管控等职责；公安部门重点打击电、毒、炸鱼等恶性捕捞行为，负责涉渔刑事案件侦办；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涉渔船舶登记、“三无”船舶整治工作^[12]；市场监管部门强化对餐饮经营场所、渔具销售门店及农贸市场的监管，严控非法渔获物流通环节，切断非法交易链条；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政策宣传、群众劝导、岸线巡查及矛盾调解，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检察机关负责执法监督与生态损害公益诉讼^[10]。同时，通过发布禁渔通告、公示举报电话、畅通监督渠道等方式，广泛动员公众参与，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2 贞丰县禁渔期的工作实践现状与治理模式

2.1 总体实施成效

2021－2025年，贞丰县持续强化禁渔执法管控，全域治理成效稳步提升。五年间累计开展禁渔专项执法行动42次，出动执法人员420余人次、执法艇85艘次、执法车120辆次，累计巡查水域约2 500 km、岸线3 000 km，检查渔船1 000余艘次，排查渔具店及餐饮经营场所460余家。期间共查处非法捕捞案件34起、涉案人员68人，收缴各类违规渔具180余件，劝离违规垂钓人员450余人次。据2021－2025年贞丰县渔业发展综合保障中心统计，全县非法捕捞案件数量由2021年的9起降至2025年的5起，降幅达44.44%，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实现执法全覆盖，电、毒、炸等恶性捕捞行为“零发生”，辖区禁渔秩序持续规范，水域生态保护成效逐步显现。

2.2 联合执法运作模式

跨部门联动执法是贞丰县禁渔治理的核心模式，形成“水陆并进、协同联动、监督同步”的运行特征。2026年3月24日，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公安、交通、检察部门开展专项执法，出动执法人员15人、执法车3辆、执法艇2艘，排查董箐库区非法捕捞、违规垂钓及禁用渔具使用等行为，现场收缴“三无”船舶4艘、皮筏艇2艘，对3艘违规渔船依法贴封条并下达整改通知书，构建“发现－处置－告知－整改”的闭环管理机制（数据来源：作者访谈贞丰县农业综合执法人员，2026年5月）。检察监督全程介入是当地的治理特色，检察机关参与执法全过程，开展现场监督、收集生态损害证据，支撑公益诉讼，有效降低程序违法风险，实现“执法规范、监督到位、追责有力”的治理效果^[10]。

2.3 宣传动员与社会参与

贞丰县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宣传+引导+共治”的社会动员体系，线上通过微信群、公众号等平台推送禁渔政策与执法动态；线下采取入户宣讲、集中宣传、巡查现场解读等方式，明确禁渔要求与合规垂钓界限，群众政策知晓率显著提升。同时，面向社会公开禁渔举报电话，依靠群众举报弥补基层执法力量不足、水域巡查盲区多等短板^[11]，推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2.4 船舶管控

贞丰县严格落实“休渔渔船停靠、网具入库、渔民上岸”的管理要求，推进船舶规范化管控。对合规渔船实行“集中停泊、统一看管、网具封存”；对违规作业渔船依法贴封条、下达整改告知书，并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排查整治。2021－2025年，全县累计排查处置“三无”船舶20余艘，其中塑料船、皮筏艇16艘，小型木质船4艘，船舶管控力度持续加大，为禁渔秩序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来源：作者整理2021－2025年渔业执法数据，2026年5月）。

3 贞丰县禁渔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三无”船舶整治存在结构性困难

“三无”船舶（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整治存在“清理难、反弹快”的突出问题，年均新增1~2艘，陷入“收缴一批、新增一批”的循环治理困境。究其原因，一是船舶登记流程繁琐，沿岸非专业渔民办证意愿不强，形成监管灰色地带；二是部分居民依赖船舶维持生计，禁渔期缺乏稳定替代收入；三是塑料船、皮筏艇等造价低廉、购置便捷、隐蔽性强，既加大执法排查难度，也带来较大水上安全隐患^[12]。

3.2 垂钓管理边界模糊

现行禁渔通告仅对生产性捕捞及破坏性捕捞行为作出限制，未禁止垂钓，导致管理边界模糊、执法依据不足、管控被动。虽然个体垂钓单次渔获有限，但垂钓群体规模较大，活动频次高，长期累积已对鱼类产卵繁殖形成持续干扰。当前县域尚未划定禁钓区、限钓区，也未设定垂钓限额、渔获标准，日常监管处于“靠自觉、靠劝诫”的状态，约束力度不足，成为禁渔治理薄弱环节^[13]。

3.3 跨区域协作长效性不足

董箐库区跨贞丰、镇宁、关岭三县，交界水域历来是非法捕捞高发区域，但跨县域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2021－2025年，三地仅开展区域联合执法6次，执法频次偏低，违法人员易采取“游击作业”逃避监管。三地未建立专属信息共享平台，违法线索互通滞后，加之受属地财政、执法资源限制，跨区域联合行动协调成本高，导致协作持续性不足^[14]。

3.4 资源修复量化评估体系缺失

县域增殖放流是渔业资源修复的重要配套举措，但后期动态监测体系不完善、成效评估数据缺失，难以支撑放流方案优化调整。此外，无长期监测数据支撑禁渔时长优化，无法科学验证4个月禁渔期是否适配本地水域鱼类繁殖规律，制度精细化调整缺乏科学依据^[15]。

3.5 渔民生计保障机制不完善

长达4个月的禁渔期导致渔民收入锐减，全县118名持证渔民人均年直接经济损失约12 000元，部分低收入家庭生活压力较为突出（数据来源：作者通过查阅渔民档案及走访测算，2026年3月）。受访渔民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就业技能单一，转产转业难度大。在生计压力驱动下，部分渔民铤而走险非法捕捞，影响禁渔成效^[16]。

4 禁渔制度优化路径

4.1 健全疏堵结合的船舶综合治理机制

船舶集中管理变“以堵为主”为“疏堵结合”，是解决“三无”船舶问题的可行路径。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乡镇政府配合，对辖区船舶开展全面摸底建档。通过建设船舶集中停泊点，落实禁渔期所有船舶统一停泊、集中看管制度。实行船舶分类处置，对确需保留的船舶，引导船主合规备案；对无保存价值的违规船舶，按程序统一销毁。同时常态化开展渔民转产技能培训，降低群众对渔业船舶的生计依赖，从源头遏制船舶违规增量问题^[12]。

4.2 构建差异化垂钓管理体系

针对垂钓管理规则缺失的问题，应出台贞丰县禁渔期垂钓管理细则，明确区分“游憩性垂钓”与“生产性捕捞”，填补制度空白。一是规范垂钓方式，禁止使用爆炸钩、延绳钓、可视锚鱼等破坏性垂钓工具；二是严控垂钓强度，合理设置单人每日渔获限额；三是实行分区管理，将鱼类产卵场、核心保护区划定为禁钓区并设置警示标识，其余水域规范为合规垂钓区域；四是推行船艇垂钓登记备案制度，严禁未登记船艇水上垂钓。通过细化管控标准消除监管灰色地带，加密重点时段、重点水域巡查频次，依法查处违规垂钓行为，增强执法震慑力^[13]。

4.3 深化跨区域协同执法机制

针对董箐库区跨县域治理协作性不足的问题，应构建“贞丰－关岭－镇宁”三县常态化禁渔执法协作框架。一是搭建三地禁渔专属信息共享平台，实时互通交界水域的违法线索与执法动态，消除监管信息壁垒；二是开展月度联合巡查，在禁渔期常态化开展三地联合执法；三是统一三地执法标准，对“违规垂钓”“‘三无’船舶”处置等事项形成统一的认定规范与处罚尺度；四是健全检察联动机制，对跨区域重大违法案件实行三地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针对复杂跨界案件，可建立跨县域联合办案机制，由案发地牵头、其余两地协同配合，联动开展公益诉讼，强化联合治理震慑力^[14]。

4.4 构建渔业资源监测与成效评估体系

依托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统筹指导，构建“本底调查－动态监测－成效评估－优化反馈”的闭环监测评估体系。每年2月禁渔前开展全域水域生态调查，摸清鱼类资源存量、群落结构与繁殖状况，建立县域渔业资源基础数据库。每年7月禁渔结束后开展跟踪监测，研判幼鱼补充、种群恢复及生物多样性变化情况。依据监测数据优化增殖放流方案，优先投放北盘江土著鱼类，科学确定放流点位与数量。定期公示资源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为禁渔制度动态优化、治理举措调整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15]。

4.5 完善多元化渔民生计保障体系

秉持“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并重”理念，构建多元渔民生计保障体系，化解禁渔管控与渔民增收的矛盾。通过设置水域巡护、岸线保洁等生态公益岗位，优先吸纳持证渔民就业，弥补禁渔期收入缺口。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展生态畜牧养殖、经济作物种植等定制化技能培训，解决渔民技能单一、转产转业困难的问题。对低收入纯渔业家庭落实禁渔期生活补贴，保障基本生活稳定。实现“禁渔不失收、转产能致富”，从根本上化解禁渔与民生的矛盾^[16]。

5 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贵州省贞丰县为研究案例，系统研究了珠江上游县域禁渔制度的实施成效与现实困境。贞丰县通过构建多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有效遏制非法捕捞行为，区域渔业资源逐步恢复，禁渔治理成效显著。但当前县域层面仍存在“三无”船舶整治易反弹、垂钓管理规则缺失、跨区域协同治理不足、资源监测体系空白、渔民转产转业困难等问题，制约禁渔制度长效运行。破解上述困境需坚持疏堵结合、协同共治、科学监测、民生兜底的治理思路，从船舶管控、垂钓规范、跨区协作、资源评估、生计保障五个维度优化，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协同共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仅聚焦贞丰县单一案例，缺乏流域县域横向对比，对流域共性治理规律提炼不足；研究数据截至2025年底，未对后续政策迭代与治理成效开展持续追踪；对禁渔制度的民生影响分析较为浅层，缺乏对渔民收入、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变化的长期跟踪调研。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扩大案例范围，开展多县域对比研究，提炼差异化治理模式；构建长期动态监测机制，持续评估禁渔综合效益；融合多学科理论开展综合研究，为完善珠江上游禁渔治理体系提供更为科学的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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