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节能减排的影响

Impact of Pilot Policie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摘要

以首批3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江西、贵州）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9年至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和万元GDP能源消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通过发挥生态环境改善、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可依托生态环境改善、绿色产业打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等效应推动区域节能减排。

Abstract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first batch of three national pilot zone (Fujian, Jiangxi, Guizhou)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9 to 2022, it employs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nd mediated effects test model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pilot policie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national pilot zone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GDP and per capita GDP, while als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per 10 000 yuan of GDP. These results confirm that pilot policie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beneficial for achieving both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pilot policie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ve a certain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e pilot policie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an driv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y leveraging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an promote reg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y relying on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gr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 试点政策 / 经济增长 / 节能减排 /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pilot policies / economic growth /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 national pilot zone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0　 引 言

生态文明概念最初由生态学家叶谦吉提出，是工业文明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式，遵循保护与开发并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对世界环境问题反思和中国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总结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是立足于生态文明观，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对社会建设进行全面的改造，是不断地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完善与优化的实践活动^[1]。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此后学界纷纷关注该议题。

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内涵与特征分析^[2-3]、理论溯源与发展历程^[4-5]、评价指标构建与试点政策评估^[6-7]、发展路径识别^[8-9]等领域。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在全国铺开，其政策评估成为研究热点之一，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专项试点政策评估和综合试点政策评估开展。专项试点政策评估聚焦低碳试点、排污权交易试点、碳排放交易试点和水资源税试点等具体政策，多采用双重差分、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模糊评价与一般均衡模型等方法进行成效评估^[10-12]。综合试点政策主要包括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关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重大政策，其成效评估多选择定性研究、双重差分与合成控制等方法^[13-14]。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此后，首批试点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围绕试验区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经验总结、绩效评估和发展思路等方面^[15-17]。

已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试点政策进行评估，鲜少关注综合试点政策的多维度成效评估，特别是对于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政策评估。因此，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关注度、研究便利性与面板数据需求，本文利用2009年至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2016年设立的3个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江西、贵州）视为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深入分析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影响，旨在探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如何兼顾区域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这一关键问题，以期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制定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依据。主要贡献如下：

1） 研究主题上，聚焦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同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关系问题，丰富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2） 研究内容上，探究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影响机制，并对具体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揭开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影响的“机制黑匣”；

3） 研究方法上，选择合成控制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他方法的局限性，更为精准地获取政策实施效果，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1　 理论假设

1.1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与经济增长

部分地区曾存在唯GDP（国内生产总值）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不是完全孤立的客体，两者彼此共存，相互促进^[18]。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是各地政府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而采取的重要举措，相关研究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实施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17，19]。如，韦东明等^[19]以低碳试点城市为研究对象，发现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加大环境政策实施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等路径推动城市绿色经济增长。辛宝贵等^[14]从绿色金融角度分析了生态文明改革试点政策效果的内在机理，认为绿色金融可发挥金融杠杆功能，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生态产业，为生态产业链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并促使企业增加研发费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但也应看到，生态文明建设试点中环境规制政策可能会增加企业额外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0]。此外，试点单位面临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等多重任务，为达成环境治理任务，往往会关停部分制造类污染企业，短期内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21]。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借助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体影响机制见图1。一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发挥生态环境改善效应，有助于显化生态服务价值和增强资源再生能力，有利于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降低经济发展成本，提高区域发展竞争力，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22]。生态系统服务理论认为人类能够从生态系统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利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和支持功能，其中文化功能涵盖教育价值、美学价值与休闲旅游等多种类型，生态文明建设借助旅游、研学等方式有效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挥生态系统服务的文化功能，有助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货币化和价值化，有益于创造经济效益，推进区域经济增长^[23]。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借助国家生态产品补贴、绿色金融优惠、环保产业税费优惠和国家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探索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新机制，可减轻产业发展束缚，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助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助推区域经济增长^[24-26]。此外，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还能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量，以节能减排降低发展成本，提高整体发展竞争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27]。二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发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激发技术创新内生动力，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波特假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中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可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弥补“环境遵循成本”，当“创新补偿效应”超过“成本效应”时，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28-29]。生态文明试验区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均强调激发技术等内生动力，注重对于绿色低碳循环技术的创新发展，试点政策推动中无论是微观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还是宏观区域整体的技术创新均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30]。三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发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壮大绿色产业规模，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遵循从低级向高级、由不合理向合理发展的整体趋势^[31]。生态文明建设中，实施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抑制钢铁、重化等污染密集型工业规模增长，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9]。伴随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区域内生产、劳动及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可有效助推区域经济发展^[30]。此外，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壮大绿色产业规模，借助产业辐射带动作用，助力经济增长^[3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H1：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同时基于影响机制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H2：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通过发挥生态环境改善、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1.2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与节能减排

环境规制能够增加排污成本，降低企业生产环境污染，有利于区域环境保护^[33]。生态文明建设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其核心内涵强调环境友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34]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在于发展生态经济、加强环保建设、倡导生态社会、建立生态文化体系和健全生态环保机制与政策等，其发展路径也指向推动节能减排。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与节能减排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有利于推动区域节能减排。如，刘海英等^[35]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有效提升能源环境效率，有利于试点城市节能减排。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并非所有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均对区域节能减排起到积极作用，董梅等^[36]研究发现低碳试点政策未能有效降低陕西和海南两省的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Greenstone等^[37]也发现，宽松的环境税政策反而会加剧环境污染，不利于节能减排。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可以发挥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绿色产业打造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等推动节能减排，具体影响机制见图1。一是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有助于完善绿水青山保护机制，解决环境突出问题，加强生态环境空间管控，激励各地开展技术创新与污染治理工作，从而促进区域节能减排^[38]。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单位践行低碳理念，积极实施防护林建设、水资源治理、生态补偿、碳交易等环保政策，有效推动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修复，改善了区域空气质量，提高了公众环境关注度，推动了高耗能与高污染企业绿色转向，有益于区域环境保护^[39]。二是绿色产业打造效应。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形成“环境壁垒”效应，对企业进行绿色化筛选，还可提升污染企业生产门槛，促进企业内部环保转型，推动生态经济增长^[19]。此外，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强调包容性增长，侧重发展壮大绿色农业、生态工业与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节能减排^[40]。三是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有利于鼓励企业创新绿色技术，打造研发平台，推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进而降低各地环境污染水平。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利于激发创新补偿，有益于推动环保技术创新^[28]。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试点为新材料、生物可降解与区块链等新技术提供了应用平台和契机，有助于新技术的孵化与应用^[41]。其次，环保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改进排污治污设施，推动清洁生产和降污减排^[36]。再次，生态文明建设试点中设置绿色发展扶持资金、搭建绿色创新平台等举措，有助于引导利益主体开展环保技术研发与应用，从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19]。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H3：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区域节能减排。

同时基于影响机制分析，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说：

H4：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借助生态环境改善、绿色产业打造、绿色技术创新等效应促进区域节能减排。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方法

合成控制法是由Abadie等^[42]提出的政策评估方法，它的核心是“反事实框架”，即先假设某个地区未受到政策干预，然后将其与事实上受到政策干预的实际数据进行对比，通过检验二者之间的差别估计该政策产生的实际影响。合成控制法使用线性组合选择最优权重，减少了主观选择的误差，能有效避免政策内生性问题，且不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前提。本文将实验组记为1，其余未成为试验区的N个省级行政区为控制组。将观测期按T₀分为两段，t₁∈[1,T₀]，t₂∈[T₀+1，T]，设定Y_{\mathrm{1}t}^{\mathrm{1}}、Y_{\mathrm{1}t}^{\mathrm{0}}分别表示生态文明试验区在t₁年受到/未受到试点政策冲击的情况。由此可得政策效应：\mathrm{G}\mathrm{a}{\mathrm{p}}_{\mathrm{1}t}=Y_{\mathrm{1}t}^{\mathrm{1}}-Y_{\mathrm{1}t}^{\mathrm{0}}。Y_{\mathrm{1}t}^{\mathrm{1}}可以被观测，但Y_{\mathrm{1}t}^{\mathrm{0}}作为合成变量不可被观测。本文借鉴Abadie等^[42]提出方法构建一个合成的对照地区估计Y_{\mathrm{1}t}^{\mathrm{0}}：

Y_{\mathrm{1}t}^{\mathrm{0}}={\delta }_t+{\mathit{\theta }}_t{\mathit{Z}}_i+{\mathit{\lambda }}_t{\mathit{\mu }}_i+{\epsilon }_{it}（1）

其中，{\delta }_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mathit{\theta }}_t是1×r维的未知参数向量，{\mathit{Z}}_i是r×1向量，{\mathit{\lambda }}_t是1×F维观测不到的公共因子，{\mathit{\mu }}_i是F×1维观测不到的地区固定效应，{\epsilon }_{it}为随机扰动项。对其他N个未受到生态文明试验区政策影响的控制组中的地区设定一个权重向量，其中权重均为正数，且权重之和为1，从而构建一个线性组合。

本研究以生态文明试验区政策发生前各变量的相似性为标准，估算出控制组的最优权重向量，进而加权构建“合成控制组”，即下文的“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最后，通过比较政策影响前后实验组和“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之间的差异以评估影响。具体运算过程与计算结果由Stata软件处理。

2.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均将GDP和人均GDP视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指标^[43]。借鉴尚虎平等^[44]的研究，本文将地区GDP作为生态文明试点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表征变量，将人均GDP作为稳健性检验中的替代效应变量。区域节能减排情况常从节能和减排两角度衡量，选取指标主要包括能源消耗量、万元GDP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又称碳强度）、废水排放量和废气排放量等^[28，33]，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与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碳排放强度和万元GDP能源消耗表征区域节能减排效应。相关研究证明，经济结构、收入情况、人口规模和财政收支等因素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产生较大影响^[33-44]。实证检验中，研究选择各省级行政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居民可支配收入、地方常住人口数量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等表征省域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人口规模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预测变量^[44-45]。具体变量统计信息见表1。合成控制法需要采用面板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源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级行政区历年《统计年鉴》等。此外，为减少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好地揭示变量间的真实关系，实证分析时相关变量取对数。

2.3　样本选择

使用合成控制法需要保障时间发生前的时期数达到一定规模，从而更好地拟合实验组的发展特征^[44]。2016年，《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明确福建、江西和贵州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此后试验区建设进入全面铺开和加速推进阶段。鉴于此，本文选择2009年至2022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将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视为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以生态文明试验区（取福建、江西和贵州三省均值）为实验组，以除福建、江西、贵州、港澳台、海南和西藏外的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为控制组（海南非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且试点时间较短，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故亦未涵盖），如表2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5.0软件和Synth程序包对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节能减排成效进行实证检验。

3.1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合成

通过对控制组的省级行政区进行线性组合构造“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在这一过程中，各省级行政区的权重是不同的，所有省（区/市）的权重非负，且权重之和为1。通过比较实验组与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在经济增长、节能减排上的差异，探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通过合成控制法的计算，构成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各省级行政区权重如表3。表3所展示的结果与现实情况符合程度较高。经济增长效应检验中，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1由重庆、云南、浙江、广东、青海、上海和江苏组成；节能减排效应检验中，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2由重庆、河南、山西、青海、云南、宁夏和浙江构成。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中各省级行政区与实验组中各省级行政区（福建、江西和贵州）地理位置相匹配，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中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结构、环境生态与发展水平等与实验组中各省级行政区有诸多相似之处。

3.2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节能减排的影响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开展评估，实证分析时相关变量取自然对数。研究将地区GDP/碳排放强度作为效应变量实证检验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节能减排效应（图2和图3）。

图2(a)/图3(a)为2009年至2022年真实与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地区GDP/碳排放强度趋势对比。由图2(a)/图3(a)可知：在2016年政策试点之前，真实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地区GDP/碳排放强度变动路径与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地区GDP/碳排放强度变动路径重合度较高，说明合成控制组能很好地拟合实验组地区GDP/碳排放强度的变动情况。2016年实施政策试点后，地区GDP/碳排放强度实线在虚线以上/以下且两者差值逐年增大，这表明与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相比，真实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能大幅提升地区GDP/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验证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果/节能减排效应，表明H1/H3假设成立。

为更直观地衡量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节能减排的影响，本文还计算了生态文明试验区与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ln（地区GDP）/ln（碳排放强度）间的差值，如图2(b)/图3(b)。2016年试点开始时，ln（地区GDP）/ln（碳排放强度）差值为-0.001/-0.012，在政策实施后差值逐渐增大，至2022年差值高达0.141/-0.129。

从图2和图3可知，试点后，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得到了极大提升，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可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排序检验、更换效应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排序检验类似于统计中的秩检验，用于鉴别是否还有其他省级行政区与“生态文明试验区”政策效果一致。检验步骤如下：假设其他省级行政区同期成为生态文明试验区，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这些省级行政区对照样本，比较生态文明试验区与其他省级行政区的政策效果差异，如果有显著差异，则可证实政策效果是稳健的。排序检验的前提是实验组与控制组不能存在较大的事前差异^[33]，故研究剔除了26个省级行政区中均方根百分比误差值超过实验组1.5倍的省级行政区^[44]。

图4展示了排序检验结果。由图4可知，在2016年实施政策试点后，实线的走势与多数虚线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与其他省级行政区的反事实效应相比，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再次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助力区域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兼得。

更换效应变量检验中，按照前文介绍将效应变量替换为人均GDP和万元GDP能源消耗进行重复试验，预测变量维持不变，得到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3（因变量：人均GDP）、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4（因变量：万元GDP能源消耗）。图5(a)与图5(b)为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人均GDP和万元GDP能源消耗的真实与合成情况。2016年试点开始后，真实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人均GDP一直高于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人均GDP，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有效提高了人均GDP，也就是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图5(b)实线一直低于虚线，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单位万元GDP能源消耗，即有效推动了区域节能减排。这些发现与上文研究结论相同，同样支持了假设H1和H3的真实性。

安慰剂检验的基本原理与医学中“伪药效应”类似。参考尚虎平等^[44]的研究，安慰剂检验过程如下：选择控制组中某一省级行政区对其进行与实验组相同的合成，考察其有无与实验组相同的政策效应，如果出现相同结果则证明实验组政策效果不具稳健性，反之则表明政策效果具有稳健性。安慰剂检验最适宜对象是合成省级行政区中权重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根据表2可知，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地区GDP权重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为重庆，因此从控制组中选择除重庆外的省级行政区，对重庆进行拟合，从图6可以看出，合成值与真实值十分接近，且在2016年后并未呈现与实验组相同的变化趋势。合成生态文明试验区碳排放强度中权重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也是重庆，对重庆采取同样计算方式。检验结果表明，重庆未出现明显政策效应，表明研究结论稳健。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

3.4　异质性分析

为研判生态文明试点政策经济增长/节能减排效应的异质性特征，运用合成控制法分别对3个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江西、贵州）进行政策效应检验，结果如图7所示。从图7可知，2016年实施政策试点后，福建、江西和贵州启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各自地区GDP增长、降低了各省碳排放强度，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于三省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均起到了有效促进作用。

通过合成控制检验，对比数据（图7(a)）发现，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对于三省经济促进效应具有一定差异性。具体来看，2016年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ln（地区GDP）差距为0.001，试点后差距逐渐拉大，至2022年差距高达0.114，增加0.113；2016年真实江西与合成江西ln（地区GDP）差距为0.004，至2022年江西两者差值提高至0.056，增大0.052；真实贵州与合成贵州ln（地区GDP）间的差距从2016年0.085增加至2022年0.179，增加了0.094。所以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于福建的效果最显著，然后依次为贵州和江西。

从图7(b)可知，福建、江西和贵州启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后，各省碳排放强度显著降低，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三省节能减排均起到了有效促进作用。福建、江西和贵州碳排放强度从2016年0.903、1.203、2.511吨·亿元^-1降低至2022年0.507、0.677、1.147吨·亿元^-1，分别降低了43.58%、43.72%、54.32%。其中，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对于贵州的节能减排成效最大，其次为江西和福建。具体而言，真实贵州与合成贵州ln（碳排放强度）的差值从2016年-0.406拉大至2022年-1.908，同期真实江西与合成江西ln（碳排放强度）的差值从0.053变化为2022年-0.593，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2016年ln（碳排放强度）的差值从-0.059扩大至2022年-0.132。上述省级行政区节能减排效应差异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生态文明试验区对于西部地区（贵州）节能减排成效更大，对于中部地区（江西）节能减排成效居中，对于东部地区（福建）节能减排成效相对较弱，但也降低了福建的碳排放强度。

3.5　影响路径检验

立足前文理论分析，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逐步回归方法实证检验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否借助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绿色产业打造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路径推动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该模型基本设定如（2）~（4）式：

Y_{it}={\alpha }_i+{\gamma }_t+a\mathrm{N}\mathrm{P}\mathrm{Z}\mathrm{F}\mathrm{E}{\mathrm{C}}_{it}+\beta X_{it}+{\epsilon }_{it}（2）

M_{it}={{\alpha }_i}^{\mathrm{\text{'}}}+{{\gamma }_t}^{\mathrm{\text{'}}}+b\mathrm{N}\mathrm{P}\mathrm{Z}\mathrm{F}\mathrm{E}{\mathrm{C}}_{it}+\beta \text{'}{X}_{it}+{{\epsilon }_{it}}^{\mathrm{\text{'}}}（3）

Y_{it}={{\alpha }_i}^{\mathrm{}}+{{\gamma }_t}^{\mathrm{}}+a\text{'}\mathrm{N}\mathrm{P}\mathrm{Z}\mathrm{F}\mathrm{E}{\mathrm{C}}_{it}+c{M}_{it}+\beta ″X_{it}+{{\epsilon }_{it}}^{\mathrm{}}（4）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Y表示地区GDP或碳排放强度，实证分析时取对数；NPZFEC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为实验组（是生态文明试验区赋值为“1”，否则为“0”）和实验期（2016年之前赋值“0”，2016年之后赋值为“1”）的交互项（即二者的乘积）；M为中介变量，借鉴以往学者研究^[46-48]，分别选择森林覆盖率（EE）、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IS）、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TI）、旅游业总收入（EI）等表征生态环境改善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绿色产业打造效应等路径，分析时除森林覆盖率外其他变量均取对数；X为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含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居民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数量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等变量；α、γ、ε分别为地区固定项、时间固定项和随机扰动项；a、b、c、\beta为系数，a\text{'}是直接效应，bc是经过中介变量M的间接效应。

经济增长方面。由表4可知，（2）式NPZFEC的估计系数a为0.087且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且为正向影响。（3）式的检验结果中试点政策虚拟变量（NPZFEC）的估计系数b分别为1.829、0.008、0.307均为正且显著，表明生态文明试点政策显著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4）式的检验结果中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虚拟变量（NPZFEC）的估计系数a'分别为0.069、0.089、0.084均为正且显著，森林覆盖率（EE）、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IS）、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TI）的估计系数c分别为0.010、0.145和0.011均为正且显著，说明以上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借鉴温忠麟等^[49]研究，计算得到生态环境改善、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a'）是0.069、0.089和0.084，间接效应（bc）为0.018（1.829×0.010）、0.001（0.008×0.145）和0.003（0.307×0.011），可知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更多通过直接效应影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此外，从影响大小来看，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顺次排列。检验结果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通过生态环境改善、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等路径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此外，借鉴吴非等^[50]学者，文章运用Sobel检验了中介效应，同样验证了假设H2。

节能减排方面。由表5可知，（2）式NPZFEC的估计系数a为-0.147且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有利于推动区域节能减排。（3）式的检验结果中，试点政策虚拟变量（NPZFEC）估计系数b分别为1.995、0.275和0.344均为正且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可显著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绿色产业打造和绿色技术创新；（4）式的检验结果中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虚拟变量（NPZFEC）的估计系数a'分别为-0.164、-0.198、-0.183，均为负且显著；森林覆盖率（EE）、旅游业总收入（EI）和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TI）的估计系数c分别是-0.045、-0.092和-0.107，均为负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依据温忠麟等^[49]的研究，计算得到生态环境改善、绿色产业打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a'）是-0.164、-0.198和-0.183，间接效应（bc）为-0.090、-0.025和-0.037，可知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更多通过直接效应影响促进区域节能减排。从影响大小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影响最大，绿色产业打造效应和生态环境改善效应顺次排列。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通过生态环境改善、绿色产业打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等路径助推区域节能减排。运用Sobel检验同样验证了假设H4。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首批3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贵州、江西）视为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等方法检验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否助力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兼得。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合成控制结果证实了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有效提升了地区GDP和人均GDP，且该促进效应仍不断增长。

二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域节能减排。合成控制法检验表明，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和万元GDP能源消耗。

三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实验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分省检验发现，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对福建、江西和贵州的经济增长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于福建的增长效果最为显著，然后依次为贵州和江西。节能减排成效呈现典型的发展阶段和区域差异，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对来自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贵州节能减排成效更为显著，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福建的节能减排成效相对较小。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借助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路径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的作用最大。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能够借助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生态产业打造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等路径推动区域节能减排，且更多通过直接效应助推区域节能减排。

结合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推广力度，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生态文明试验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兼顾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切实助力了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为充分发挥试点政策的正外部性，应加大对于试点政策的支持力度，助力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推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由点及面，充分发挥模范带头和模式示范作用，切实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第二，持续优化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的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实施区域特色政策。各省市在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性，其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研究发现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具有一定异质性影响，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区域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将政策的有效供给与地区发展实践相契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化发展。

第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导向的区域环境生态体系，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生态环境改善效应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影响中作用最大的路径。各地应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为出发点，以包容性增长为核心遵循，大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夯实绿色发展底色，全力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相互协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蓬勃发展。

第四，构建市场主体引领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夯实科学技术进步的引擎作用。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生态文明试验区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政府应加大对于绿色科技的研发支持力度，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以新质生产力助力区域大发展。

第五，以绿色生态产业打造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探寻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新路径。大力支持和引导绿色生态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绿色生态产业。特别是要围绕高效农业、智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核心产业布局发展，降低低端污染性制造业产业比重，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切实推进节能减排，依托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发展动能，以探索区域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探究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未来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改进：1） 针对不同类型试点政策开展多样化研究；2） 探究试点政策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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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4CGL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