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型社区主观环境感知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基于因子分析法

Impact of Subjectiv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n Residents’ Self-Rated Health in New Rural Communities—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Method

摘要

在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政策背景下，面向农村环境主观感知与居民自评健康的研究日益增加，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指标，缺乏对群体指标共同作用的探讨。本研究以成都和上海的8个典型农村新型社区为例，开展以村民个体为单位的问卷调查，获取493份有效样本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逐步回归模型，探索影响居民健康的农村新型社区主观环境感知公因子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物质环境设施与健康管理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1）、交通条件与人际交往活动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2）、社会生活环境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3）均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自评健康，其中，F1的影响力最大。基于三个综合公因子，提出面向健康的农村新型社区规划设计提升策略，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农村新型社区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ealthy China policy, the research on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self-rated health is increasing.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single indicators, and lack discussion on the joint effect of group indicators. Using 8 typical new rural communities in Chengdu and Shanghai as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individual villagers and obtained 493 pieces of valid sample data.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common factors affecting residents’ subjectiv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in new rur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common factor of satisfaction with phys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health management (F1), the comprehensive common factor of satisfaction with traffic conditions and interpersonal activities (F2),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mmon factor of 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life environment (F3)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residents, and F1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Based on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common factors,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for health was proposed,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olicy mak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Graphical abstract

0　 引 言

随着“健康中国”与乡村振兴的深化发展，中国大量的集中型现代农村新型社区，已成为农村住宅建设的主流发展方向。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农村新型社区既延续了部分传统血缘、地缘等文化认知^[1]，也融合了新人口及生活方式，更加强调了农村土地的高效利用，以及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已有的农村新型社区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度、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方面^[2-5]，农村新型社区的物质环境虽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以健康为目标的农村新型社区建成环境精细化治理还未得到重视^[6]，且对于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建成环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尚未充分展开，难以为乡村振兴中面向健康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自评健康^[7]（Self-rated Health）是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的多维主观评价，国内外广泛采用自评健康作为反映个体综合健康水平的稳定指标^[8-9]。多数学者认为，具有鲜明农村特色的各种环境因素在生理、心理及社会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进而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10-13]。大量研究进一步表明，与客观环境因素相比，居民更倾向于将自身对环境的主观感知与健康之间建立更为显著的关联^[14-15]。近年来围绕客观环境指标测度对居民健康影响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建成环境要素也从早期的环境设施扩展至3Ds和5Ds指标体系^[16]，但各客观建成环境要素的总体效应尚未形成一致结论^[17]。Peng等^[18]进一步指出，环境感知构成了个人环境行为的心理基础，不同居民对居住环境的主观感知由其态度和价值观塑造，影响其行为及身心健康的因素需全面考虑。本文通过探讨主观环境感知变量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为准确反映农村新型社区特定环境的群体健康状况提供新视角。

目前，大多数文献关注城市层面社区环境对健康的主观感知影响，张舒怡等^[19]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控制个人因素后，解析武汉市某社区居民邻里环境感知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差异。宋江宇等^[20]以广州市为例，通过研究城市居民工作日的日常活动、建成环境、居民属性分析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的因素、路径。农村新型社区与城市社区在人群构成、经济和教育水平、社区服务、组织模式、建设密度和景观特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农村社区环境层面，杜昕妤^[21]从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维度构建农村人居环境的农户满意度指标体系，探究并分析影响农户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关键因素。郑建成等^[22]从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两个维度构建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影响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王兰等^[23]建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村新型社区的建成环境满意度对自评健康的影响。

国内对农村新型社区居民健康和建成环境的科学研究体系尚未完善，且现有农村环境主观感知与居民自评健康相关研究所探讨的维度偏向单指标影响，较少研究群体指标对于居民自评健康的共同作用，农村新型社区建成环境优化居民健康的指标要素需要从多维度进行考量和干预。因此，本研究将个体属性作为控制变量^[24]，设置关于个体属性、物质环境设施满意度感知、社会生活环境满意度感知、人际交往活动满意度感知和自评健康的问卷调查，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其评价受个体情感、价值观及个人经历^[25]的影响，涉及对农村新型社区环境的满意度、安全感、功能性等多方面看法，以此研究探索建成环境的主观感知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关键要素，并针对性提出健康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优化路径和策略。

1　 研究对象

2006年，成都在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中正式提出了农村新型社区概念。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26]，农村新型社区规模更大，人口更多，治理模式更现代化、社会结构更开放、居住环境更优、污染治理成效和公共服务供给有所显著提升。根据《成都市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技术导则》，本文所指的农村新型社区是在农村区域依托土地利用规划和新农村建设布局规划所建设，居住方式与产业发展相协调，具备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化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成都在2007年底全部完成440多个农村新型社区规划的编制工作，到2022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9.9%；上海202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89.30%，从21世纪初的乡村“三集中”建设到2017年开始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上海乡村建成环境设计理念较高、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其乡村社区健康营造的现状特征及问题值得总结和反思。

上海和成都均处于城镇化后期，乡村地区人口相对稳定，且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大部分已完成。基于农村新型社区以农业人口为主、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所占土地不易被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建立原则^[23]，本文选取成都市蒲江县4个典型农村新型社区为研究对象，该区域以农业经济作物种植为主要经济来源；选取上海金山区和青浦区的4个乡村振兴村代表为研究对象，这些区域以种植、生态养殖和出租民宿等为主要经济来源。

8个社区居民以农民为主，居民整体迁入居住时间在3年以上，社区建设大部分已经完成。以上条件可确保选取的案例均符合农村新型社区建立原则，且为中国西南地区、东部地区农村新型社区发展的典型代表。同时居民入住时间足够长，对建成环境的主观感知已基本形成，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评健康。8个典型农村新型社区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不同地域、社会文化的农村新型社区发展方向，可为其他地方探索影响农村新型社区居民健康的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2　 逻辑框架与研究方法

2.1　逻辑框架

依据现有农村新型社区主观环境感知与居民自评健康的相关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居民自评健康不仅与个人属性状况^[27]、主要建成环境变量^[15]等有关，更与社会生活环境^[28]、人际交往感知^[29]密切相关。因此，为探测农村新型社区居民对环境主观感知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农村新型社区主观环境感知对居民健康评价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逻辑框架图（图1），从而探寻增强居民自评健康满意度的有效途径，旨在为促进健康农村新型社区的建设提供实证依据。

基于成都、上海8个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借助SPSS 27.0对问卷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居民自评健康满意度；控制变量为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等；自变量选取15项与村庄主观环境感知相关的满意度指标，涵盖住房质量、医疗卫生设施、休闲游憩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卫生环境、运动健身设施、室内外活动场所、交通条件与设施、村庄内绿化、村庄归属感、长期居住意愿、村庄生活安全感、邻居交往密切度、公共活动参与度、村委会健康及管理感知等满意度指标，主要涉及既有文献表明潜在影响自评健康的物质环境设施、社会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满意度变量。

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探索15项主观环境感知指标之间的潜在关系，提取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关键潜在公因子，再通过逐步回归模型，分析环境感知的公因子对自评健康的效用程度，从而实现对多要素共同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结果的研究目的。

2.2　问卷调查

研究的数据收集主要通过问卷发放，问卷共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用于获取社区居民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和自评健康满意度。Lovejoy等^[30]对影响社区满意度的相关性变量进行总结，个人属性一般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其对居民自评健康的潜在影响。由于农村地区居民健康测度数据获取存在一定困难，研究中通常采用单项李克特量表主观衡量居民的心理和身体的自评健康（Self-rated health）^[31-32]，该量表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数据获取途径。本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健康自评，询问受访者：“您对自己身心健康的评价为：非常好、好、一般、不好、非常差”，并将“非常好、好、一般、不好、非常差”调查选项分别赋值为5、4、3、2、1。

第二部分用于获取居民对社区环境的主观感知评价。Putrik等^[33]在研究荷兰某城市居民区特征与城市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周边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设施的总体情况与健康相关；吴宁等^[34]在江苏东台研究居民居住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指出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社会规范、邻里安全等社会邻里环境以及社区社会环境对居民健康有显著影响；王贞等^[35]认为居民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往往会有良好的行为和更高的幸福感以提高身心健康。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初步选取前述15个满意度指标评价得分，采用李克特四级量表，将“满意、较满意、较不满意、不满意”调查选项分别赋值为4、3、2、1。

成都纸质问卷于2019年8月完成线下发放，调研人员向4个农村新型社区居民随机发放480份纸质问卷，回收问卷417份，剔除自评健康结果和主观感知变量问题回答不完整及异常值问卷，有效问卷共计282份；上海纸质问卷于2021年8月完成线下发放，调研人员向4个农村新型社区居民随机发放245份纸质问卷，回收问卷225份，剔除自评健康结果和主观感知变量问题回答不完整问卷，有效问卷共计211份。收回有效问卷共计493份。

2.3　因子分析法

基于有效问卷结果，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探讨主观环境感知要素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机制，通过特征值与累计方差贡献率判定潜在公因子的数量，提取可代表变量内在结构的共性因子。通常情况下，累积贡献率达到75%以上表示存在公共因子。然而，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实际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60%以上的累积贡献率也被接受^[36]。本文进一步计算各因子的得分以用于后续回归分析，降低多重共线性风险，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结构效度及模型拟合度，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与解释力。

2.4　逐步回归模型

逐步回归模型是建立最优线性回归模型的重要方法之一，且在克服多重共线性方面具有更好的性能，已被广泛应用在众多研究中^[37]，王兰等^[23]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农村新型社区建成环境自变量中的住房质量、交通条件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幼托设施、村庄内绿化和卫生环境6项指标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纳入了15项指标，研究样本更多元、复杂。相对于单项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逐步回归模型可自动识别显著的解释变量，更准确地捕捉各公共因子指标对居民健康评估的影响程度，并拟合模型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从而为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分析结果。

3　 分析与讨论

3.1　描述性统计

本次研究总样本量为问卷调查回收的493份问卷。研究样本人群在性别构成方面，呈现出较为均衡的男女比例（图2）；在年龄分布方面，40~59岁的受访者人数最多，占比达到49.2%；在职业方面，受访者职业为农民的占比最高，达到68%；在受访者的文化程度方面，大部分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高达56%，样本社区的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自评健康平均得分4.12，显示8个社区居民自我评定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居民认为自己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有189人（38.34%）、好的有190人（38.54%）、一般的有101人（20.49%）、不好的有10人（2.03%）、非常差的有3人（0.60%）。仅有13份问卷的自评健康得分为非常差和不好。

3.2　因子分析

3.2.1　可靠性分析

在SPSS 27.0中使用“可靠性分析”检查问卷中主观环境感知评价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38]常用于评估问卷中各题项之间的相关性，取值范围为0到1，该系数的值越高，量表整体的可靠性越高。本研究中的环境感知评价共有15个有效测量题项，经计算，总体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值为0.913，表明问卷的测量结果具有可靠性。

为了验证本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和结果可靠性，采用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39]作为效度分析的评价指标，进一步对各项主观环境感知评价数据进行效度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KMO值用于评估变量间的偏相关性，衡量变量间共同方差的强度，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取值范围为0到1，通常超过0.7即认为适合因子分析。表1结果显示，总体问卷的KMO值为0.922，大于0.7，问卷设计合理，结果可信，因此本研究的数据整体适合因子分析。

Bartlett’s球形检验用于检验指标间的相关矩阵是否为单位矩阵，其显著性水平（P值）小于0.05时，表明因子分析是合适的。在表1中，总体问卷的P值为0.000，这表明本研究的问卷数据相关性较高，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本研究总体问卷的解释方差为62.226%，超过了公因子累计解释方差量需大于等于50%的阈值，表明分析结果可以接受。

3.2.2　因子探索

为进一步探索主观环境感知15个自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本研究采取因子分析法提取关键公因子，以减少多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构建的指标表如表2所示。

通过方差最大法对初始变量进行因子旋转，并根据特征值大于1和载荷值大于0.5的原则筛选公因子。因子分析碎石图（图3）中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有3个，前3个公因子累积的总方差解释率已达到62.226%。由此可以认为，前3个公因子能够解释该样本主观环境感知要素满意度评价中62.226%的变量。

在因子分析过程中，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优化，得到的旋转后成分矩阵如图4所示，该矩阵中的数值反映了每个变量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强度，数值越大，表示该变量与对应公因子之间的关系越强。因此，研究结果表明：

1） 在物质环境设施与健康管理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1）中，与之关系最强的是X1~X5、X7~X10变量。这些变量涵盖住房质量、村庄内绿化、卫生环境、商业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室内外活动场所、运动健身设施、休闲游憩设施及村委会健康管理感知等内容，反映了居民对物质空间环境设施的满意评价。X10（对村委会健康管理的满意度）虽带有治理属性，但在统计上与该公因子联系更为紧密，可能体现出居民对基层管理服务与日常生活设施质量的综合感知。

2） 交通条件与人际交往活动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2）包括X6、X14、X15三个变量，X6为交通条件与设施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2的荷载值为0.633，说明居民更关注交通对居民社交的促进作用，而非设施本身质量。X14与X15分别反映邻里交往密切程度与公共活动参与情况，三者共同体现居民在出行便利性与社区人际交往方面的综合感知特征。

3） 社会生活环境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3）由X11、X12、X13变量构成。这些变量分别涉及村庄归属感、长期居住意愿和村庄生活安全感，反映了居民对社会环境稳定性与个人融入感的整体评价。

3.2.3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基于图4的旋转成分矩阵，采用回归法计算公因子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各公因子的得分为：

F\mathrm{1}=\mathrm{0.192}X\mathrm{1}+\mathrm{0.243}X\mathrm{2}+\mathrm{0.177}X\mathrm{3}+\cdots -

\mathrm{0.076}X\mathrm{13}-\mathrm{0.203}X\mathrm{14}-\mathrm{0.181}X\mathrm{15}(1)

F\mathrm{2}=-\mathrm{0.094}X\mathrm{1}-\mathrm{0.140}X\mathrm{2}-\mathrm{0.092}X\mathrm{3}+\dots +

\mathrm{0.102}X\mathrm{13}+\mathrm{0.457}X\mathrm{14}+\mathrm{0.578}X\mathrm{15}(2)

F\mathrm{3}=-\mathrm{0.053}X\mathrm{1}-\mathrm{0.072}X\mathrm{2}+\mathrm{0.015}X\mathrm{3}+\dots +

\mathrm{0.281}X\mathrm{13}+\mathrm{0.117}X\mathrm{14}-\mathrm{0.065}X\mathrm{15}(3)

经过因子分析筛选出与自评健康显著相关的公因子指标后，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确定预测居民自评健康变化的最佳模型，以分析农村新型社区不同主观环境感知综合因子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并找出关键性主观环境感知综合影响指标。根据表4结果，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F值为51.255，P为0.000^***（在0.1%水平上显著），模型整体显著。共线性检测变量VIF<5符合要求（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且调整后的R²值为0.235，表明主观环境感知各公因子能够解释居民自我健康评估23.5%的变化原因。

4　 促进健康的农村新型社区优化策略

在控制个体特征等因素后，结合表4可知，物质环境设施与健康管理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1）、交通条件与人际交往活动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2）、社会生活环境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3）的标准化系数Beta分别为0.383、0.252、0.171，各公因子所对应的显著性P值均小于0.05，说明综合公因子F1、F2、F3对居民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1标准化回归系数在所有公因子中最大，说明它与居民自评健康的关系最为紧密，F2次之，F3最小。结果表明，提升主观环境感知水平有助于提高居民健康。因此，为建设促进健康的农村新型社区，可以从提升物质环境设施及管理水平、社会生活环境和交通条件与人际交往活动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图5）。

4.1　增加物质设施及健康管理综合配置

为提升农村新型社区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应重点加强物质环境设施与健康管理方面的综合配置。从因子分析结果来看，该因子主要包含9个显著影响居民健康的要素，与居民自评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村庄绿化、休闲游憩设施、卫生环境、运动健身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室内外活动场所等要素对居民健康影响最为显著；而医疗卫生设施、村委会健康管理感知与住房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弱。因而在提升农村社区物质环境时，应优先完善村庄内绿化、休闲游憩、卫生环境等方面的设施，并同步加强基础医疗和健康管理支持，以形成更完善的健康支持环境。

4.2　优化社区交通条件与活力交往空间

交通条件与人际交往活动综合公因子主要涵盖交通条件与设施满意度、邻居交往密切度和公共活动参与度的满意度。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为居民参与日常出行和活动提供了基础保障，也为村民间的互动交流和公共参与创造了条件。在设计中，一方面要优化社区交通设施，提高交通便利性，如合理规划道路布局、增加公共交通站点等；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便于乡村居民交往和参与的公共活动空间，如社区戏台、乡村议事堂、长者食堂、幼儿看护中心和节庆广场等设施。同时，策划更多节庆、培训和法治宣传等活动，软硬件环境的改善将激发浓厚的社区情感，提高居民对人际交往和公共活动参与的满意度。

4.3　推进社区共治环境营建

在社会生活环境因子感知中，村庄归属感、居民长期居住意愿和村庄生活安全感与居民自评健康显著正相关，作用效力依次递减。因子分析表明，农村新型社区应营造共治的社区氛围，增强社区归属感。建议在设计中， 提升小区物质环境品质，设计符合当地家庭年龄结构的户型，吸引居民长期居住；避免设计小区内人迹罕至的灰空间，处理好人车空间关系，设计有边界感的小区环境和可互相看护的室外公共空间，增强村庄生活安全感；设置即时传达小区管理信息的信息墙和智慧展板，即时公布必要的行政管理信息；营造安全的区域和互相扶持的社区氛围，促进居民交流，增强长期居住意愿和归属感。

5　 结 语

通过对493份问卷样本数据的研究，案例地区居民的自评健康和环境满意度均较高。基于493份无缺失无异常值样本的回归模型，物质环境设施与健康管理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1）、交通条件与人际交往活动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2）、社会生活环境满意度综合公因子（F3）均对居民自评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个体特征等相关变量后，三者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383、0.252和0.171，且对应的t值显著性均在0.05水平以下，表明三者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F1的影响力最大，表明其在提升农村新型社区居民自评健康水平中起主导作用；其次为F2，F3影响相对较小，但依然具有显著性。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当前我国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实践中，单纯聚焦于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存在一定局限，亟需更加全面地关注居民的情感归属感和人际交往需求。为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应重点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设计优化：一是完善物质环境设施配置，强化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居民对社区硬件及服务的满意度；二是优化社区交通条件和活力交往空间，营造良好的社会互动氛围，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支持；三是推动社区共治共享，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归属感，构建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此外，社区健康管理人员需高度敏锐和负责，及时发现、整理和总结居民健康需求，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同时，需关注居民心理健康，及时疏导和干预不良情绪，消除负面情感影响。社区治理人员还应注重塑造居民的社区意识，倡导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满意度，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今后的研究与实践中，有必要进一步关注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优化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推动居民健康与社区和谐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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