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的疾病负担日益沉重,该疾病是一组高度异质性的造血干细胞肿瘤,具有较高的复发率和死亡率,患者临床预后较差
[1‑3]。尽管现临床对AML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整体情况仍不理想,在治疗方面,传统的化疗方案难以对病情进行有效控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是临床唯一有望治愈的方法,但仍有许多患者存在高复发风险,此类患者一旦病情复发会极大增加治疗的复杂性,后期获得病情持续缓解的机会十分渺茫
[4‑6]。目前临床对AML复发的机制仍未完全阐明,基因突变、免疫逃逸等多种病理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可能有助于临床对高风险人群的识别
[7‑8]。故而早期筛查此类患者的复发风险是临床诊疗的重要任务,然而截至目前为止仍缺乏此类相关研究,为此本文拟对其复发的风险因素进行探析,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纳入2021年3月—2023年3月浙江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46例AML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AML的临床诊断
[9];②均接受allo‑HSCT治疗;③年龄18岁及以上;④获得患者知情同意权。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类型的恶性肿瘤;②存在认知障碍,沟通能力欠佳;③患者合并其他急危重症,如急性脏器功能衰竭、卒中、心肌梗死等。
1.2 方法
1.2.1 基线资料收集
收集所有入组对象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生活史等人口学信息和分型、血型相合度、TP53突变、人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情况等,同时移植前接受诱导化疗,记录缓解情况。
1.2.2 预处理
55岁以下患者给予阿糖胞苷[国药准字H20205027,0.1 g,辉瑞制药(无锡)有限公司;每次2 g·m-2,12 h一次,静脉输注用药2 d]+白消安(国药准字H20183147,10 mL∶60 mg,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2 mg·kg-1·d-1,静脉输注用药4 d)+氟达拉滨(国药准字H20103645,50 mg,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40 mg·m-²·d-1,静脉输注用药4 d)。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调整剂量。55岁及以上(或合并症指数2分以上)给予阿糖胞苷(每次1~1.5 g·m-2,12 h一次,静脉输注用药2 d)+白消安(2.4~3.2 mg·kg-1·d-1,静脉输注用药4 d)+氟达拉滨(30 mg·m-²·d-1,静脉输注用药4 d)+全身照射(3 Gy·d-1)的减低强度预处理。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剂量。
1.2.3 移植物抗宿主病预防
非亲缘相合:环孢素(国药准字H20113117,5 mL∶0.25 g,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5~3 mg·kg-1·d-1,移植当天可分2次静脉输注)+甲氨蝶呤(国药准字H20043590,0.1 g,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短程静脉注射,移植后第1天剂量15 mg·m-²,静脉注射;第3、6、11天剂量10 mg·m-²,静脉注射)+麦考酚钠(国药准字HJ20160051,180 mg,Novartis Pharma Produktions GmbH;10~15 mg·kg-1·d-1,移植后开始口服至28 d)+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国药准字SJ20150058,100 mg,Neovii Biotech GmbH;2.5~5 mg·kg-1·d-1,移植前静脉输注用药3 d)。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调整剂量及用药周期。同胞相合:环孢素+甲氨蝶呤(短程)+麦考酚钠,用法用量同非亲缘相合。
1.2.4 随访情况
移植术后于1、3、6、12个月对患者进行随访,监测移植效果和复发情况(出现形态学复发:白血病细胞或骨髓原始血细胞>5%),同时记录术后有无巨细胞病毒感染、移植物抗宿主病,并检测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及HLA表达情况。
1.2.5 质控
由专业医务人员对研究对象相关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并采用双人双录入形式将数据录入表格后进行核对、校正,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1.3 统计学分析
以SPSS 22.0软件处理本文数据,计数资料如性别以百分比描述,组间以χ2检验,计量资料如年龄等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两组间以t检验,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移植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该模型的评估效能,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移植患者基本情况及复发率
146例AML患者,男女比例为85∶61,年龄(58.60±9.97)岁,BMI(22.92±2.96)kg·m
-2,移植术后复发35例,复发率为23.97%,见
表1。
2.2 影响患者移植后复发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化疗未缓解、TP53阳性、移植后HLA相关分子丢失/低表达、PD‑1阳性与患者病情复发有关(
P<0.05),见
表2。
2.3 影响患者移植后复发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中有差异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赋值:以移植后复发情况为因变量(复发=1,非复发=0),以化疗(缓解=0,未缓解=1)、TP53突变(阴性=0,阳性=1)、移植后HLA相关分子(正常=0,丢失/低表达=1)、PD‑1(阴性=0,阳性=1)为自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化疗未缓解、TP53阳性、移植后HLA相关分子丢失/低表达、PD‑1阳性是影响患者移植后病情复发的危险因素(
P<0.05),见
表3。
2.4 ROC曲线评估复发Logistic回归模型的预测效能
对Logistic回归进行评价,Wald
χ2值=35.448,
P<0.001;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模型拟合度较好,Chi‑Square=5.108,
P=0.403。获得回归方程:Logit(
P)=-2.439+1.241×化疗未缓解+1.299×TP53阳性+1.065×HLA相关分子丢失/低表达+1.385×PD‑1阳性。ROC曲线显示:以化疗未缓解、TP53阳性、移植后HLA相关分子丢失/低表达、PD‑1高表达四项变量建立的模型评估移植术后复发预测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732,
P<0.05,95%
CI:0.630~0.834,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0.457、0.919,见
图1。
3 讨论
近年来临床对AML诊疗获得了较大的进步,各项治疗方案为患者带来了诸多获益,尤其是allo‑HSCT技术的蓬勃发展为AML患者病情控制带来了新希望
[10‑11]。然而在移植后仍有许多患者存在高复发风险,且其机制极其复杂,治疗难度大,故而这类患者多数最终的临床结局十分不理想,早期识别和探索复发的机制是临床改善其预后的必要前提
[12‑13]。
本研究数据显示allo‑HSCT治疗AML的复发率为23.97%,可见术后复发仍是临床一项棘手的挑战,同时本研究发现移植前化疗未缓解、TP突变阳性和移植后HLA相关分子丢失/低表达、PD‑1阳性可能介导了病情的复发,回归分析显示此四项是病情复发的危险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临床医师对病情复发的把控。目前临床针对移植后复发机制认知不足,存在许多未知领域,一般认为其复发与耐药或免疫逃逸等因素有关,其中移植前耐药多为高肿瘤负荷和对化疗药物敏感性较差的患者,即使经过再次预处理体内仍可能存在较多的残留肿瘤细胞,从而成为后期复发的根源
[14]。TP53基因属于肿瘤抑制基因,其突变可能通过多种途径介导了对肿瘤抑制作用的削弱,目前TP53及其相关通路在AM中的作用尚不明确,但大约有10%的患者存在TP53突变,其突变可能与患者化疗耐药性、难治性AML的高发病率、复发和不良预后相关
[15‑16]。有研究
[17]显示TP53突变AML的患者T细胞亚群的转录谱均发生了变化,具有更高的免疫浸润特征,如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调节性T细胞中的干扰素‑α和γ信号传导更强,且前者表现出衰竭/功能障碍的特征,后者显示对环境的代谢适应。此外HLA相关分子及免疫检查点抑制物(如PD‑1)的变化可能也通过介导免疫逃逸现象增加了移植后的复发风险。移植后HLA相关Ⅰ、Ⅱ类分子的异常已被证实存在,如6号染色体长臂杂合性丢失,在HLA不相合和单倍型的移植患者中可能有1/3的复发是由HLA分子丢失引起的,也有部分复发病例没有检测出HLA及调节因子突变,但存在Ⅱ类相关基因(如HLA‑DPB1)表达下调,揭示该现象与表观遗传学改变也有关
[18‑21]。有研究
[22]显示在AML患者中HLA Ⅰ类基因与核磷蛋白基因1具有较强的结合性,并与移植后复发风险相关。PD‑1同样参与了AML的发生和病情进展过程,PD‑1中的rs2227982和rs10204525位点多态性与AML易感性相关,且rs10204525多态性还与AML化疗反应和风险分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PD‑1阳性的CD8 T细胞具有终末衰竭的特征,在终末衰竭T细胞中观察到的转录因子表达增加以及颗粒酶B和穿孔素的细胞内高水平表达,揭示其表达可能通过耗竭T细胞来促进了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
[23‑24]。有研究
[25]发现AML实施allo‑HSCT治疗后CD8
+和CD4
+ T细胞上的PD‑1水平明显增高,并且其总生存期明显较短,显然PD‑1阳性表达增加了患者病情进展风险。此外本研究借助TP突变、化疗缓解情况及HLA相关分子、PD‑1表达情况构建预测模型发现其对移植后复发的
AUC为0.732,显示具有一定的预测效能,临床可借助模型进行参考评估,但敏感性不理想,揭示可能还存在许多未知的因素需要考虑。
综上所述,AML患者实施allo‑HSCT治疗后仍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移植前化疗未缓解、TP突变阳性和移植后HLA相关分子丢失/低表达、PD‑1阳性是其复发的风险因素,这四项有助于临床医师对患者的复发风险进行评估。
2021年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2021KY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