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指的是一种不以自杀为目的的刻意自伤行为,这种行为涉及直接且故意地对自己身体组织造成伤害,而且不被社会普遍接受
[1]。常见的自伤方式包括切割肌肤、用高温物品烫烙、用力拉扯头发或猛烈撞击身体等
[2]。《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已将其收录在附录中,并强调需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一举措暗示着,未来NSSI有可能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精神障碍
[3]。
青少年的NSSI仍然是全世界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最近的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4]发现,全球12~18岁青少年NSSI的流行率为17.2%,女性发病率(19.7%)高于男性(14.8%)。青少年心境障碍主要包含抑郁发作和双相情感障碍两种亚型,此群体的NSSI发生风险显著高于一般人群。近年来,青少年心境障碍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NSSI已成为此类患者发泄不良情绪的重要途径之一,且常会导致较严重的后果
[5]。研究
[6]发现,虽然NSSI的最终目的不是自杀,但其自杀风险远高于普通人群,是自杀行为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青少年NSSI的相关危险因素较为复杂,研究
[7]认为并不是由某个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在家庭教养方式等后天因素和与遗传有关的神经生物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针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危险因素的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有关研究
[8-10]揭示,大学生的自我伤害行为与他们的成长过程、与父母的关系、家庭环境、应对挑战的方式、社交关系以及个性特点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性、独生子女、网络成瘾和消极的养育方式、幻觉、童年创伤、边缘人格是青少年NSSI的预测因子
[11-12]。
本研究的目标是探究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中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当前状况,同时深入分析父母的教育方法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本研究为预测和预防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收集
2022年5月—2023年10月,研究对象为安徽省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经过筛选,本研究对118名符合条件的青少年患者进行了临床访谈并收集问卷,但因1例数据不完整被剔除,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17例。样本中包括29名男生(24.8%)和88名女生(75.2%)。纳入标准如下:(1)由两名主治医师及以上级别的医生根据DSM-5诊断为心境障碍;(2)年龄范围为13~18岁;(3)患者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配合度较高,能够完成量表评估;(4)在研究目的明确告知后,受试者或其法定监护人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包括:(1)合并其他重性精神疾病、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或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2)存在严重听力或语言障碍的患者;(3)精神检查不配合或拒绝参与实验的患者。本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1]-KY-06),所有入组患者及其监护人均知情并同意参与。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调查
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收集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对成绩是否满意、居住地(城镇、农村)、家庭收入、家庭结构、校园欺凌等。
1.2.2 NSSI行为的判定
参照徐慧琼等
[13]设计的青少年NSSI评定问卷进行判定,根据该量表的计分方法计算NSSI得分。在进行相关和回归检验时使用的是NSSI得分作为因变量,该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可应用多重线性回归进行分析。本研究根据受试者过去1年内NSSI行为的发生情况和频率,将其分为两组:发生NSSI行为且次数达到或超过3次的被归为研究组(即频发NSSI组),而未发生NSSI行为或发生次数少于3次的则归为对照组(非频发NSSI组)。其中研究组63人,对照组54人。
1.2.3 自杀
采用经过汉化处理的三道简化题目来分别评估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自杀企图以及实际的自杀行为
[14]。被试者需要对每个问题作出“是”或“否”的明确回答:“你曾经是否认真考虑过自杀或杀死自己?”“你是否有过为了自杀而制定详细计划?”“在人生中是否真的去尝试杀死自己?”
1.2.4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
EMBU是一个评估个体如何感知父母教养方式的量表
[15]。该量表最初由瑞典Umea大学的PERRSI等
[16]在1980年开发。之后在1993年,岳冬梅等
[15]对该量表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以适应中国文化背景。该量表包括父亲和母亲两个教养方式分量表,采用四级评分制,从“从不”至“总是”。通过将各维度分数累加并除以条目数量得出均分,均分高低反映父母采用该教养方式的频繁程度。经过修订的EMBU量表显示出优异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0.88
[17]。
1.3 质量控制
在正式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专业培训,以确保标准统一,并增强他们对问卷的熟悉度。在现场调查期间,质控核查员对问卷进行质量检查,确认填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质量监督员将全程监控调查流程,以便及时识别并处理问题。调查完成后,统一回收问卷进行二次审核。严格控制调查问卷质量,剔除不合格的问卷。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6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例数(构成比)[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差异通过t检验或方差分析评估。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NSSI得分为因变量,筛选Pearson分析中显著差异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性别:男生29名(24.79%),女生88名(75.21%);学历:小学7名(5.98%),初中学生61名(52.14%),高中学生48名(41.03%),大学学生1名(0.85%);经历校园欺凌62名(52.99%);自杀意念,企图和行为:认真考虑过自杀或杀死自己100名(85.47%);有过为了自杀而制定详细计划80名(68.38%);在人生中真的去尝试杀死自己82名(70.09%)。
2.2 两组NSSI行为青少年的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调查对象中,两组NSSI行为人群在性别、是否经历校园欺凌、是否认真考虑过自杀或杀死自己、是否有过为了自杀而制定详细计划、在人生中是否真的去尝试杀死自己有差异。NSSI的发生率上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显著多于男性(
P<0.01)。频发NSSI组经历校园霸凌比例更高(
P<0.05);频发NSSI组认真考虑过自杀或杀死自己、有过为了自杀而制定详细计划、在人生中真的去尝试杀死自己比例明显高于偶发NSSI组(
P<0.01)。见
表1。
2.3 各NSSI行为组的父母教养方式得分比较
频发NSSI患者组父亲严厉惩罚分数高于非频发组(
P<0.05);频发NSSI患者组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严厉惩罚分数高于非频发组(
P<0.01)。见
表2。
2.4 父母教养方式与NSSI相关分析结果
采用Pearson相关,将所有被试的父母教养方式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父亲拒绝否认、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母亲拒绝否认、母亲严厉惩罚与NSSI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P<0.01);父亲过度保护与NSSI得分呈正相关(
P<0.05)。见
表3。
2.5 NSSI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的NSSI得分为因变量,将Pearson相关分析中显著相关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将性别、是否经受过校园欺凌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性别、父亲拒绝否认、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是NSSI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方差膨胀因子(
VIF)值为1~5通常认为存在中等程度的多重共线性,但这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相对较小。见
表4。
3 讨论
在当今社会,青少年NSSI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NSSI并非由单一因素引发,而是由神经生物学、外部环境以及个体心理因素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所导致。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中NSSI行为与多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
本研究显示,非频发NSSI组和频发NSSI组都是女性多于男性,此研究与国外报道
[18]相吻合,即女性青少年NSSI的发生率是男性青少年的1.5至3倍。这可能与性别差异在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时的应对方式有关
[19]。研究
[20]表明,男性在遭遇挑战时,往往采取策略性的解决手段来应对问题,而女性则倾向于运用情绪调节的方式来处理困境。然而,女性在情绪调节方面的效果通常不如男性,她们更容易陷入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增加NSSI行为的风险。本研究显示,频发NSSI组经历校园欺凌比例更高。这与既往研究
[21-22]相符,欺凌受害与NSSI的频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欺凌是NSSI的一个核心风险因素
[23]。与未参与欺凌的同龄人相比,涉及欺凌的学生更容易受到NSSI和心理症状的影响
[24]。研究
[25]显示,曾受欺凌的个体可能会通过NSSI行为来求助、自我惩罚或释放压力。对青少年而言,遭受欺凌是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这通常会导致他们在学校或社会适应上遇到困难,从而提高了发生NSSI行为的风险
[26]。本研究发现,频发NSSI组在认真考虑自杀、制定详细自杀计划以及实际尝试自杀的比例上,显著高于非频发NSSI组。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吻合
[27],表明青少年频发出现的NSSI行为常常与自杀意念、自杀企图以及实际自杀行为并存。
本研究显示,父亲过度保护、父亲拒绝否认、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母亲拒绝否认、母亲严厉惩罚与NSSI得分呈正相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性别、父亲拒绝否认、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是NSSI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BAETENS等
[28]对社区的研究发现:NSSI行为和教养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由此可以看出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非自伤性自杀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父母过度保护导致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较差,遇事更容易用消极逃避的方式处理。父亲拒绝否认导致孩子有较低的自尊,受到情绪攻击时更容易伤害自己。有研究
[29]显示,青少年自伤者比非自伤者有着更低的自尊水平,低自尊群体更可能产生如自我厌恶、自我贬低和羞耻感等负面情绪,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应该受到惩罚,因此更容易引发NSSI行为。更有研究
[30]显示,在青少年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自尊是NSSI最显著的因素。自尊在防范NSSI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不当的教养方式让青少年感受到更多的负面情绪,长期负面情绪则影响青少年的社交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为了缓解情绪和心理上的压力,个体可能会采取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此行为可能是为了发泄情绪或寻求解脱感,尤其是当消极情绪水平高时,个体更倾向于采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来发泄。提示改善父母教养方式,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是有效预防NSSI行为的途径。
综上所述,父母养育方式在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形成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三者之间密切相关。为了降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风险,父母应该更多地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不过度干涉、不严苛否认,尽量保持情绪稳定,适度学习育儿知识,创建一个温馨、和睦的环境,以促进青少年的人格健康成长。当然,本研究也有不足,本研究的样本限定为年龄13~18岁、正在接受住院治疗的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且样本量偏少,对于数据的分析可能存在偏倚。通过横断面调查,还无法确定父母教养方式与NSSI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所获数据源自参与者的自我陈述,由于可能存在对早期童年经历回忆的偏差以及耻辱感对结果的影响,仅凭横断面调查无法准确判断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结合纵向研究和考虑其他潜在影响因素,以进一步完善假设模型。这为深入探究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奠定了科学基础,并为制定精准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芜湖市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WHWJ2021y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