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育意愿和养育态度研究

Study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parenting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摘要

目的 了解在校大学生生育意愿和养育态度现状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于2022年4—11月选取武汉市某高校64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线上调查。采用瑞典生育意识问卷（SFAQ）简体中文版评估研究对象的生育意愿和养育态度。 结果 640名大学生在生育意愿方面，245名（38.28%）参与者表示未来有生育意愿，且男生（107人，45.34%）和女生（138人，34.15%）的生育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88，P=0.005）。在生育孩子的重要性方面，与女大学生得分（5.96±0.32）相比，男大学生得分（6.64±0.40）更高，认为生育孩子更重要（t=0.530，P<0.001）。在评估决定生育孩子的重要条件中，大学生认为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前3条分别是“我有一个可和我分担责任的伴侣”（571人，89.22%）、“我有一段稳定的关系”（559人，87.34%）和“我觉得自己足够成熟”（546人，85.31%）。 结论 大学生生育意愿不容乐观。在考虑是否生育孩子时，女生比男生更关心工作、经济、育儿服务和关系稳定等因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parenting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64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samples from April to November 20,2022, and an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Wenjuanxing survey platform.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wedish Fertility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SFAQ) was used to asses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parenting attitudes. Results Of the 640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245 (38.28%) participants indicated a desire to have children in the future,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107, 45.34%) and female (138, 34.15%) (χ²=7.88, P=0.005). Male college students (6.64±0.40) thought having children is more important (t=0.530, P<0.001) compared to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5.96±0.32). In assessing the conditions that are important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have children, the top three items considered important and very important by college students were "I have a partner with whom I can share responsibilities" (571, 89.22%), "I have a stable relationship" (559, 87.34%), and "I feel mature enough" (546, 85.31%). Conclusion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not optimistic.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to have children, female students are more concerned than male students.

关键词

生育意愿 / 养育态度 / 大学生 / 影响因素

Key words

Fertility Intentions / Parenting Attitudes / University Students / Influencing Factor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总生育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963年平均每名妇女生育5.3个孩子下降至2022年的2.3个，并预计将在2050年降至2.2个，在2100年降至1.9个；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数）从1980年的2.7迅速下降到2015年的1.7^［1］。2015年以来，在实行“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生育率仍从1.7下降至2022年的1.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2］。这表明我国目前人口整体生育意愿的下降已成为基本事实。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加势必导致劳动力的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这将很大程度上增加抚养比和社会保障负担，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我国将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带来的持续冲击。

生育子女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个人因素的制约，生育意愿也是人口增长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4 430万人^［4］。这一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将面临生育的选择，他们的生育意愿将代表我国未来生育人群的意愿方向。本研究于2022年4—11月选取武汉市某高校的64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以探究该人群的生育意愿，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22年4—11月通过线上分发问卷和回收的方式，选取武汉市某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满18周岁；（2）该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排除标准：怀孕或已有孩子的大学生。根据公式和既往文献^［5］估计的生育意愿比例估算样本量（n），n=\frac{{{\mu }^{\mathrm{2}}}_{\alpha /\mathrm{2}}\mathrm{\pi }(\mathrm{1}-\mathrm{\pi })}{{\delta }^{\mathrm{2}}}，{\mu }_{\alpha /\mathrm{2}}=\mathrm{1.96},\delta =\mathrm{0.05},\mathrm{\pi }=\mathrm{0.82}。其中，μ表示总体均数，δ为允许误差，π是总体比例的估计值，本文中指的是估计的生育意愿比例。估计样本量为227份，考虑到存在无效问卷，将样本量扩大15%，最终样本量为268份。共回收问卷652份，其中有效问卷640份，有效率为98.16%。本研究经过武汉大学医学部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0YF0084）。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网络调查。由武汉市某高校学工部在学生群中发布问卷填写链接，问卷正文前附有详细指导语解释研究目的和内容，告知本研究为自愿匿名参加，勾选“同意”者继续填写，勾选“不同意”者跳转至问卷结束。本问卷同一IP限填一次，并设置测谎题，用于排除无效问卷。

1.2.2　调查工具

（1）自编社会人口学问卷：包括性别、年龄、户籍、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婚姻状况（单身或有伴侣）。（2）瑞士生育意识问卷（Swedish Fertility Awareness Questionnaire，SFAQ）简体中文版^［6］。SFAQ包括：①未来生育意愿（4个条目），即将来是否要孩子。如果回答是“是”，就会回答3个额外的问题，包括想要孩子的数量、想要第一孩的年龄和想要最后一孩的年龄。②生育孩子的重要性（1个条目）。参考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调查对象在0~10分范围内认为孩子对自己的重要性（0分代表“不重要”，10分代表“极其重要”）。③不孕症的预测行为（5个条目）。使用参与者在假设不孕不育的情况下采取以下5种行为的可能性：自然受孕、人工受孕、体外受精、领养孩子和不要孩子，采用李克特6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可能”（计1分）至“非常可能”（计6分），单项得分越高表明选择该方法的倾向性越大。④与成为父母有关的感知生活变化（16个条目）。参与者对成为父母后对生活造成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包括“不同意”“部分同意”“大部分同意”“很同意”“完全同意”和“无意见”。回答“完全同意”和“很同意”判定为明显感知对生活的重要影响。⑤决定生育孩子的重要条件（13个条目）。参与者需要评估列出的各种条件对决定生育孩子的重要性，包括“非常不重要”“不太重要”“有一些重要”“重要”和“非常重要”。回答“非常重要”和“重要”判定为重要条件。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1.3　统计学分析

将在线问卷平台中生成的数据导入到SPSS 22.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比例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overline{x}±s）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和χ²检验，检验水平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

640名大学生中，男生236人（36.88%），女生404人（63.12%）；年龄为18~28岁，平均年龄（20.64±1.99）岁。户籍所在地城市和农村均为320人（50.00%）。家庭月收入5 001~10 000元最多，为239人（37.34%），其次是3 001~5 000元，为194人（30.31%），>10 000元有106人（16.57%），≤3 000元为101人（15.78%）。非独生子女370人（57.81%），独生子女270人（42.19%）。研究对象中大部分是单身状态，为450人（70.31%），有伴侣的为190人（29.69%）。

2.2　大学生未来生育意愿

样本中245名（38.28%）大学生表示未来想生育孩子，其中，第一胎的平均期望年龄为（27.68±1.98）岁。期望孩子数量为≥2个的有174人（71.31%），在女大学生中，希望生育≥2个孩子的有101人（73.72%）。男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女大学生（χ²=7.88，P=0.005）。在回答未来想要生育孩子的学生中，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有可能在29岁之前生育第一个孩子（χ²=11.078，P=0.005），在35岁之前生育最后一个孩子（χ²=6.019，P=0.049）。单身与有伴侣状态的大学生生育意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结果中有一些缺失值，但在社会人口学资料方面，作答与未作答的参与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2.3　生育孩子的重要性得分情况

本研究中，大学生关于生育孩子重要性的平均得分为（6.21±0.37）分。与女大学生（5.96±0.32）分相比，男大学生得分（6.64±0.40）更高，认为生育孩子更重要（t=0.530，P<0.001）。

2.4　不孕症的预测行为得分情况

在假设不孕症的情况下，评估大学生采取不同预测行为的可能性。结果显示，大学生选择“自然受孕”［（4.05±1.56）分］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不要孩子”［（3.86±1.61）分］和“人工受孕”［（3.81±1.53）分］；选择“领养孩子”［（3.73±1.50）分］和“体外受精”［（3.70±1.54）分］的可能性最小。与男生相比，女生在面临不孕症时更倾向于选择“领养孩子”（t=-2.430，P=0.015）和“不要孩子”（t=-3.496，P=0.001），见表2。

2.5　决定生育子女的重要条件

在13项决定生育子女的重要条件中，大多数大学生认为“我有一个可和我分担责任的伴侣”（571人，89.22%）、“我有一段稳定的关系”（559人，87.34%）和“我觉得自己足够成熟”（546人，85.31%）对生育子女来说是“非常重要”和“重要”的。只有330名（51.56%）大学生表示会“在年纪很大之前有孩子”。与男生相比，女生认为“我有一个可和我分担责任的伴侣”、“我有一段稳定的关系”、“我能平衡工作与孩子的关系”、“我已完成学业”、“我能接触/使用育婴/孩子托管服务”、“我/我们能赚取优厚的薪金”、“我/我们的家足够大”和“我已有时间旅游，和已做到其他有孩子后会较难做到的事”是决定是否生育孩子的重要条件，详见表3。

2.6　与成为父母有关的感知生活变化

在16项与成为父母有关的感知生活变化中，个人得到了发展（454人，70.94%）、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乐趣（460人，71.88%）、投入和得到更多的爱（439人，68.59%）和更能理解生命的意义（439人，68.59%）是4项最积极的改变。483人（75.47%）认为生育孩子后会减少在工作和职业生涯上的投放时间。在思想观念方面，男生（143人，60.59%）比女生（190人，47.03%）更认同生育孩子后会感觉自己是个“完整”的男人或女人（χ²=10.981，P=0.001）。与不想要孩子或不确定的大学生相比，想要孩子的大学生更认为生育孩子后会“投入和得到更多的爱”（χ²=10.007，P=0.002）、“增加和家人的接触”（χ²=10.306，P=0.001）和“感觉自己是个‘完整’的女人或男人”（χ²=15.935，P<0.001），详见表4。

3 讨论

本研究中31.72%的大学生表示未来不打算生育孩子，与贵州地区^［7］、湖南地区^［8］的研究类似。究其原因，可能是抚养孩子成本的增加、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等造成生育意愿上的困扰。经济基础是决定人们生育意愿的现实物质基础，与政策规定相比，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观念的形成和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抚养孩子的成本是生育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包括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抚养孩子期间放弃收入的机会成本^［10］。不确定的就业前景和毕业后的经济压力往往会使年轻人被迫推迟结婚和生育。本研究中大学生生育意识较低，21.57%的人希望在35岁以后生育第二个孩子，意味着该群体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11］。然而，女性在35岁以后妊娠风险增加^［12］，不仅相关医疗部门应落实优孕优生优育工作，高校教育和媒体宣传也应科普高龄生育的风险。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体时代社交平台的信息传播存在情绪扩散机制，在校大学生这一群体较为容易感染有关“恐婚”“恐育”的负面情绪，进而导致低迷的生育意愿，网络信息的传播也需要有效的社会治理策略^［13］。

男生认为生育孩子更重要，并且男生计划未来生育孩子的比例更高，同时，男生更认同生育孩子对自身“完整”的意义，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被赋予更多的“传宗接代”的观念有关。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倾向于少生或不生，与戴金妹等^［14］研究结果类似。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性别带来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她们将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生育意愿随之降低^［15］。

本研究中大学生在面临不孕不育的假设状况时更倾向于不选择治疗，与香港的一项研究^［16］结果类似。中国社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血缘、传承的重要性，通常被诊断患有不孕症或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夫妇，尤其是女性，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病耻感^［17］。而本研究中大学生对“未来可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假设并没有显示出相当的关注，可能是思想上对于“有或没有”、“亲生或非亲生”不甚在意，也可能是由于这仅仅是假设情况而非实际发生。

大学生认为拥有一个可以分担责任的伴侣、生活在一段稳定的关系中、感觉自己足够成熟是决定生育子女的最重要条件，与瑞典一项大学生生育意愿的研究^［18］结果一致。是否单身对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大学生身份比已婚夫妇承担的家庭角色更少，对于生育的问题未作深入探讨和规划。以往的研究^［19］表明，生育子女对维持和谐的婚姻关系至关重要。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养育态度逐渐向现代化转变，从传统的“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养儿防老”转变到“增加家庭生活乐趣、投入和获得更多的爱、理解生命的意义”等，大学生对于生育后代有更多的哲学思考。

女大学生更关心工作和生育之间的平衡、经济条件、是否能使用育婴服务以及个人自由。女大学生是未来职场女性的主力军，而职场女性往往面临着个人发展和生育子女的两难境地^［20］。对于职场女性来说，最佳生育年龄往往是职业晋升的黄金时期，分娩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女性可能会遭受不公平待遇^［21］。选择生育孩子的职场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满足孩子的生长发育需求，这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性，可能导致感到失去个人自由。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二孩、三孩政策，而不采取其他制度性措施来解决劳动市场歧视和女性工作与生活不协调平衡的问题，可能无法成功实现提高生育率的预期目标，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22］。此外，伴侣应充分发挥共同照顾者的作用，除了提供情感支持外，还应主动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积极参与抚养孩子的行为^［23-24］。幼儿园和早教机构在照顾2~6岁的儿童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可以帮助父母分担照顾孩子和为孩子提供早期教育的责任，综合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的实施将减少工作与托儿的冲突和提高生育意愿^［25-26］。

大学生生育意愿总体低迷，对于生育后代，当代年轻人有更谨慎、全面的考虑。他们不仅仅关注生育孩子对自身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注重孩子成长教育、生活体验的质量，对于“为什么要生孩子”这个命题有更具有时代性的思考。大学生既处于最佳生育年龄，也处于生育观念的高度可塑期。要促进积极的生育意愿，需要高校、医疗机构、社会机构、政府等多方共同努力，高校注重科普生育的积极意义，并关注女性和对生育孩子持积极态度的大学生群体，医疗机构落实优生优育工作以应对推迟生育的倾向，社会机构分担育儿压力，政府出台可靠的政策积极解决劳动力市场歧视和工作与生活不协调的问题，全社会共同营造一个适合生育的环境，才能最终有益于大学生的生育积极性。

虽然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的这一方便快捷的形式调查研究对象，但由于经费、可执行性等方面的原因在受众人群上有一定局限性；尽管问卷填写过程设置了IP限制、预览完整问卷才能提交等，但由于线上调查的固有局限性，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倚。大学生这一群体相当庞大，未来可分层研究，也可结合网络爬虫、质性研究等深入挖掘大学生群体对于生育的真实想法和现实需求。此外，在当下中国社会习俗和法律制约下，生育往往来自婚姻生活，未来研究可着眼于健康和谐的婚恋关系对于生育的重要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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