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sepsis)是指感染引发机体反应失衡造成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全世界重症医学领域的一大难题
[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全球疾病负担(GBD)报告,每年大概有4 890万人患上脓毒症,超过1 100万人因此而死,约占全球年度总死亡人数的1/5
[2]。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内,脓毒症仍属于病死率较高的急危重症,在老年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及合并基础疾病者中病情更重,预后更差。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里,随着早期识别、抗感染治疗和器官支持的进步,脓毒症的总体死亡率有所下降,目前临床治疗主要依赖于抗感染、免疫调节和器官支持疗法
[3],但这些治疗仍存在明显局限性。抗生素仍是主要治疗手段,但耐药菌株的不断出现削弱了其长期疗效
[4];免疫抑制剂或者抗炎药物能够降低过激炎症反应,但会导致免疫功能过度抑制,容易发生继发性感染风险
[5];而透析、机械通气等器官支持疗法只是暂时维持生命体征,无法从根本上纠正免疫失衡与组织损伤。从以上分析可见,脓毒症治疗的难点在于如何做好炎症抑制与免疫重建之间的动态平衡,改善多器官损伤复杂病理背景下的长期生存。
近几十年来,细胞治疗、免疫治疗及纳米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需要对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的特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实现它们的有效利用。EVs是由多种细胞在生理或者病理情况下主动分泌或是被动释放的纳米级囊泡,可以携带蛋白质、核酸、脂质等多种活性物质,在细胞间通讯和免疫调节中起关键作用
[6]。研究
[7]发现,EVs在脓毒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双向调控作用:一方面,它们可能促进炎症和凝血异常从而加重病情;另一方面,特定来源或修饰的EVs则可抑制炎症反应、修复组织损伤,甚至改善患者预后。因此,充分认识EVs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脓毒症中的作用机制,对于制定更准确、更具层次性的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临床意义。
1 EVs的生物学特征
1.1 来源与分类
EVs是由多种细胞在不同的生理或病理状态下主动或被动释放的膜性囊泡,其直径通常介于30~1 000 nm之间,广泛存在于血液、尿液、唾液和脑脊液等多种体液中。根据其形成机制和粒径大小,可将EVs分为三类:外泌体(exosomes)、微囊泡(microvesicles)和凋亡小体(apoptotic bodies)。外泌体的直径通常为30~150 nm,由内吞体系统形成的多泡体(multivesicular bodies,MVBs)与细胞膜融合后释放,富含膜蛋白、脂质和RNA,是目前研究最深入的一类EVs
[8]。微囊泡源于细胞膜的直接出芽过程,直径为100~1 000 nm,在炎症、凝血及免疫调节过程中介导物质和信号的快速传递
[9]。凋亡小体则来源于细胞程序性死亡过程中细胞质的碎裂,通常直径更大,内部含有DNA、细胞器片段和其他细胞碎片,在清除凋亡细胞及维持组织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10]。虽然它们的生成途径各不相同,但这些EVs都以脂质双层膜作为基础结构,具备较高的稳定性,在体液里能长时间留存,而且能够保护内部的活性成分免受破坏。
1.2 结构与成分
EVs的基本结构为脂质双层膜,成分与细胞膜相似,富含胆固醇、磷脂和鞘脂类物质,能够在体液环境中保持稳定
[11]。这一结构特征不仅有助于维持囊泡的完整性,还可防止内部分子受酶降解。EVs携带多种来源于母细胞的膜蛋白,如CD9、CD63、CD81和TSG101等特征性标志物,同时还包含多种信号分子,包括microRNA、mRNA、长链非编码RNA(lncRNA)、DNA片段、细胞因子和脂质分子等
[12]。这些分子在体内通过受体结合、膜融合或内吞作用进入靶细胞,调节其基因表达与功能状态,从而实现细胞间的物质与信息传递
[13]。
1.3 功能特性
EVs在细胞间通讯方面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递送特定蛋白质、核酸及脂质分子调控靶细胞的生理状态。EVs可通过与膜受体结合、膜融合或内吞作用介导信号传导,从而影响靶细胞的增殖、迁移、凋亡及免疫功能
[14]。在免疫系统中,EVs表现出双向调节的特性:一方面,某些EVs可通过递送促炎分子放大免疫反应;另一方面,特定来源或状态下的EVs则可携带免疫抑制性分子,限制过度炎症反应,维持机体免疫稳态
[15]。此外,EVs还参与组织修复、病原清除及信号转导等多种过程,在感染性疾病及免疫相关病变中具有潜在的治疗价值
[16]。脓毒症作为由感染引发的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其病理过程伴随显著的免疫失衡与细胞间通讯紊乱。EVs在此期间表现出“放大器”与“调节器”的双重功能特点:一方面能够增强炎症反应并促进凝血异常发展从而使病情恶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免疫调节作用来减缓组织损伤的程度并促进器官修复,这种双重效应使得它们成为深入探究脓毒症病理生理过程及其新型治疗方法的重要切入点。
2 EVs在脓毒症中的治疗作用及其机制
脓毒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免疫反应与组织损伤过程,表现为炎症激活与免疫抑制的并行失衡
[17]。EVs作为细胞间通讯的重要媒介,能够在不同病理阶段传递蛋白质、核酸及脂质等活性分子,调节免疫反应与组织修复。现有研究表明,EVs在脓毒症中既可能加剧炎症损伤,也可能在免疫重建与器官保护中发挥作用,这种双重特性取决于其来源细胞及所处微环境。
2.1 干细胞来源EVs的抗炎与组织保护作用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EVs(mesenchymal stem cell‐derived EVs,MSC‐EVs)是目前研究最广泛的亚型,已被证明能有效防止脓毒症引起的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及心肌损伤
[18]。在C57BL/6小鼠盲肠结扎穿孔(cecal ligation perforation,CLP)诱导的小鼠脓毒症肺损伤模型中,静脉注射MSC‐EVs可显著降低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白细胞介素(IL)‐6水平,并通过miR‐146a抑制IRAK1/NF‐κB信号通路,从而改善肺组织病理损伤
[19-20]。同时,MSC‐EVs还可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减少组织损伤。在功能层面,MSC‐EVs能够促进巨噬细胞由M1型向M2型极化,维持免疫平衡
[21]。研究
[22]还发现,在小鼠CLP脓毒症相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模型中,骨髓MSC产生的外泌体能够通过激活Nrf2信号通路来恢复线粒体功能,逆转脓毒症肺损伤与线粒体功能障碍。此外,人脐带MSC‐EVs在大鼠ALI模型中也表现出保护作用,可通过上调miR‐146b并抑制NF‐κB信号通路,改善肾功能并提高72 h生存率
[23]。另一项在CLP诱导的多菌脓毒症小鼠模型的研究
[24]中,骨髓MSC‐EVs携带miR‐223或miR‐21,通过下调Sema3A/Stat3通路,减少心肌炎症反应和凋亡。这些研究均表明,MSC‐EVs可通过调节炎症信号轴在多器官中实现保护性效应。
不同来源EVs的研究进展及其作用机制的总结见
表1。
2.2 免疫细胞来源EVs的双向调控特征
免疫细胞产生的EVs在调节炎症反应和维持免疫平衡中表现出双重特性。以巨噬细胞为例,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小鼠ALI模型中,M1型巨噬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富含miR‐155,可通过抑制SOCS1、激活NF‐κB/JAK‐STAT信号通路,从而放大炎症反应并导致肺损伤
[25];相反,M2型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还通过递送miR‐709,抑制肺泡巨噬细胞的焦亡并减少IL‐6、TNF‐α和IL‐1β等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从而缓解ALI/ARDS
[26]。此外,在CLP诱导的C57BL/6小鼠脓毒症模型中,M2型巨噬细胞外泌体通过递送miR‐24‐3p靶向抑制Tnfsf10(TRAIL)通路,减轻心肌细胞凋亡并改善心脏功能
[27]。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来源EVs的功能取决于其成熟状态:在小鼠流感病毒感染模型的动物实验中,成熟DC分泌的EVs能有效激活T细胞,提高机体的抗感染能力,而体外获得的耐受性DC释放的EVs在LPS诱导模型中则表现出抑制炎症风暴的作用
[28]。此外,自然杀伤(nature killer,NK)细胞释放的EVs在C57BL/6小鼠脓毒症早期可携带穿孔素和颗粒酶B,直接清除感染细胞并短暂改善生存率
[29]。以上这些研究均揭示了免疫细胞EVs的时相依赖性与功能多样性,为分阶段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2.3 内皮细胞与血小板来源EVs在血管稳态中的作用
脓毒症的重要病理环节是血管屏障破坏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内皮细胞与血小板来源的EVs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30]。内皮细胞是最早受损的细胞类型之一,其衍生的EVs在某些条件下可携带维持细胞间连接的分子,从而帮助恢复血管屏障功能,减少炎性渗出
[31]。体外研究
[32]表明,TNF‐α刺激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后可释放含PECAM和VE‐cadherin等黏附分子的EVs,从而增强了单核细胞黏附并伴随血管通透性的升高。大鼠CLP模型进一步证实,内皮祖细胞(EPCs)来源的EVs通过递送miR‐21‐5p抑制RUNX1表达,改善肾组织凋亡与功能障碍,进一步缓解AKI并提升大鼠生存率
[33]。临床研究
[34]发现,脓毒症患者血浆中血小板来源的外泌体(pEVs)显著升高,其暴露的磷脂酰丝氨酸(phosphatidylserine,PS)可促进凝血酶生成,并激活外源性和内源性凝血途径。尽管这些EVs在急性期可能加重微循环障碍,但在恢复期其所含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又可能促进内皮修复,显示出双向调控特性。
综上所述,EVs在脓毒症中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一方面能通过抑制炎症、修复组织来保护机体,另一方面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加重炎症或引发凝血异常。不同来源以及不同修饰方法得到的EVs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特性,这显示出它们在脓毒症治疗中既具挑战性也蕴含巨大潜力。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阐明EVs在病程各个阶段的功能差异,并探索如何利用工程化手段优化其优势功能,从而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实际临床应用的转变。
3 EVs在脓毒症治疗中的创新性应用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EVs在炎症性疾病中的作用研究不断深入,其在脓毒症治疗领域的潜在应用逐渐引起关注。EVs兼具免疫调节与药物递送功能,能够在复杂的免疫微环境中实现多靶点干预。当前研究正从基础机制验证向应用转化阶段过渡,工程化改造与临床探索成为主要方向。以下将从工程化优化、临床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
3.1 工程化EVs的靶向性优化与药物递送策略
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工程化EVs的应用逐渐成为脓毒症治疗的新方向。研究者通过对EVs进行基因修饰或表面配体修饰的方法,大幅提升了EVs的靶向性和药效。例如,将MSC‐EVs表面修饰CXCR4或CD44配体,提高其在炎症肺组织的聚集能力,并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减轻炎症反应,在C57BL/6小鼠LPS模型中显著增强抗炎效果
[35]。药物装载策略同样展现出前景:将TLR4‐siRNA包裹入EVs中可显著降低NF‐κB活化水平,在LPS诱导小鼠脓毒症中减少多器官损伤并提高生存率
[36]。与天然EVs相比,人工合成的EVs在规模化生产与稳定性方面具有优势,但其体内免疫原性和长期行为仍需深入评估。因此,工程化EVs为脓毒症提供了精准治疗的新策略,但也面临临床转化的挑战。
3.2 临床研究的早期探索与进展
近年来,EVs作为新型生物制剂,已从实验研究逐步迈向早期临床验证。部分基于MSC‐EVs的制剂已进入Ⅰ/Ⅱ期临床阶段,主要聚焦于重症肺炎、脓毒症及ARDS等疾病的安全性与可行性评价。一项注册研究NCT05787288
[37]正在评估雾化吸入MSC‐EVs在重症肺炎与脓毒症患者中的安全性及初步疗效。该研究采用局部递送方式,以期增强肺部药效并减少全身清除。早期结果显示,制剂耐受性良好,部分受试者治疗后IL‐6水平下降、氧合指数改善,提示其在控制炎症与改善氧合方面具有潜力。在已发表的临床研究
[38]中,研究者采用骨髓MSC来源外泌体(ExoFlo)治疗COVID‐19相关ARDS患者,结果显示治疗后炎症指标下降、氧合比值提高,且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同类研究
[39]亦表明,MSC‐EVs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因子释放、促进上皮修复改善肺功能,并缩短机械通气时间。总体而言,MSC‐EVs在多项早期研究中的表现为安全性较高、耐受性良好,在部分患者中可观察到炎症因子下降和器官功能改善等生物学信号。然而,现有证据仍受限于样本量小、研究设计异质性大,尚不足以明确疗效。未来亟需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并统一EVs的制备与剂量标准,以推动其从实验性治疗向临床常规应用的转化。
3.3 优势、挑战与未来展望
相较于传统药物或细胞疗法,EVs在脓毒症治疗中展现出独特的潜力。其来源广泛、免疫原性低、可跨膜携带多种核酸与蛋白分子,使其兼具细胞间信号传递和药物递送功能
[40-41]。相较于细胞疗法,EVs可避免活细胞移植带来的免疫排斥、肿瘤形成等安全隐患,且在储存、运输及剂量控制方面更具可操作性。其脂质双层膜结构能保护内部活性成分免受酶降解,保证在复杂炎症环境中仍具生物稳定性
[42]。这些特性使EVs成为一种兼具治疗效果和递送功能的新一代生物制剂。然而,在临床应用中还存在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分离提纯和质量控制没有标准规范,各个实验室制备出的EVs在纯度、构成要素及其生物学活性方面有很大差别,这就使得实验结果难以互相比较并重复进行下去,给保证产品质量和监管审批带来麻烦
[43-44]。其次,药代动力学特征尚未明确。动物实验
[45]表明,静脉注射后EVs主要在肝、脾和肺中蓄积,血中半衰期较短。这种快速清除限制了其靶向效能和组织分布的可控性。研究者尝试通过表面修饰或局部递送方式改善该问题,如利用CXCR4或RGD多肽增强炎症组织归巢,或通过气溶胶吸入提高肺部富集度,但仍需进一步系统验证。如何通过改良剂量、频率及联合递送策略来提高治疗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EVs在体内的生物分布和代谢过程缺乏系统性研究,当前荧光或放射性标记的实验多停留在小动物模型,缺乏系统性和临床转化价值
[46]。更为关键的是,大规模制备与质量控制尚难以满足临床需求,如何在保证产物均一性和功能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的产业化生产,仍然是限制其临床转化的核心瓶颈
[47]。总体而言,EVs研究正处于从机制探索迈向临床实践的关键转折期(
图1)。随着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与仿生工程化策略的发展,EVs有望成为脓毒症治疗领域中兼具安全性、靶向性与可塑性的全新生物治疗平台,为改善重症感染患者的预后提供新的解决途径。
4 小结与展望
尽管存在挑战,EVs在脓毒症治疗中的发展前景依然令人期待。未来研究的突破点首先在于工程化改造,通过基因编辑或表面修饰来强化EVs的功能与靶向性。例如,装载特定miRNA的EVs可以直接调控炎症通路,而表面修饰配体或抗体则能增强其对受损器官的归巢能力,从而实现更为精准的干预。其次,联合治疗策略或将成为新的方向。EVs可作为药物递送或协同作用的平台,与抗菌药物、免疫调节剂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在感染控制与免疫重建之间形成互补机制,从多通路调节炎症反应,有望提高治疗效果并减少单一疗法的局限性
[48]。第三,诊疗一体化的潜力正在显现。随着精准医学的不断推进,EVs不仅是潜在的治疗工具,还可作为诊断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通过分析患者血液中EVs所携带的miRNA或蛋白谱,有望实现对脓毒症病程进展的分层管理和疗效预测,为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49]。
未来要推动EVs真正走向临床应用,仍需解决若干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例如:阐明EVs在不同病程阶段的作用机制,完善药代动力学和体内分布研究,建立统一的质量控制与生产体系,并在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验证其疗效与安全性。这些环节的突破离不开基础医学、免疫学、材料科学及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的协同合作。
总体而言,EVs正处于由实验研究迈向临床应用的关键过渡期。EVs有望发展为脓毒症治疗中新型生物治疗平台,为这种复杂且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新发突发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25ZD019026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82202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