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的个体有着更多的认知、情感、人际交往需求等,同时也面临更多的压力事件,因此也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频发期。近年研究
[1-2]表明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为青少年群体最为常见的心理健康与问题行为之一。NSSI作为个体的非适应性行为(如焦虑、抑郁、人际交往和学业困难等),不被社会所认可,不仅会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会增加自杀的风险
[2]。NSSI发生的普遍性及危害性使其成为越来越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关注。
全球青少年NSSI的患病率为19.5%
[3],而中国青少年的NSSI检出率为22.37%
[4]。不同的群体存在不同的自伤情况。梁楷利等
[5]以6 252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中小学NSSI的总体检出率为30.74%,其中小学生群体NSSI检出率为27.63%,中学生群体NSSI检出率则高达42.31%。然而,以往的研究
[1, 5]多为横断面数据,且更多地关注NSSI的成因或影响,对于该行为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轨迹缺乏深入探讨。了解青少年NSSI行为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揭示其动态变化特征,为制订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研究
[5-7]显示性别是影响青少年NSSI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别的青少年在面临压力、情感困扰等情境时,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包括NSSI行为。有研究
[6-7]表明女性的NSSI发生率高于男性。但不同群体的性别差异也有所不同,NSSI检出率在小学群体中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在中学群体中女性的检出率显著高于男性
[5]。Bresin等
[8]的一项荟萃分析研究发现:与非临床样本比较,临床样本中的性别差异更大。以上研究均说明不同研究群体间的性别差异结论并不一致。因此,考察青少年NSSI行为发展轨迹中的性别差异,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NSSI的性别特征。
中国青少年群体NSSI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且在性别差异方面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然而,在关于NSSI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其成因或所产生的影响上,忽略了对其变化趋势的探究。个体的行为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改变,本研究旨在刻画青少年NSSI行为的发展轨迹,并考察其中的性别差异,为性别特异性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实证支持;同时也有助于揭示性别因素在NSSI行为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3)伦审[临研]第(146)号},测试前所有研究参与者及其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法,以湖南省张家界市3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由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并在统一指导语下进行测试。基线调查时(T1时间点)收到1 149份问卷,第2次随访时(T2时间点)收到1 117份问卷,第3次随访时(T3时间点)收到1 073份问卷,每次随访的时间间隔为6个月。因退学、休学、转学及请假等原因共失访76人,在收集到的问卷中,剔除无效问卷31份,最终纳入有效匹配数据1 042份,回收有效率为90.69%。研究参与者基线年龄为(12.81±0.76)岁,其中男性478人(45.87%),女性564人(54.13%)。
1.3 方法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量表(Adolescent Self-Injury Scale,ASIS)
[9]评估研究参与者的NSSI行为,该量表由郑莺编制,冯玉修订,共有19题,每个条目包括自伤次数和伤害程度2部分,最近6个月自伤次数为0、1、2~4和≥5次4个等级,分别计为0、1、2、3分;伤害程度分为“无”到“极重度”5个等级,分别计为0、1、2、3、4分。NSSI评分等于自伤次数和伤害程度的乘积。NSSI的评分标准为自伤次数×伤害程度>0。该量表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调查的信效度良好
[10],且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好内部一致性信度,3次测量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939、0.953、0.949。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检出率的频数分析以及性别差异的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Mplus8.0构建潜在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LGCM)。为了考察青少年群体NSSI的潜在发展轨迹,本研究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NSSI的线性LGCM。另外,为考察青少年群体中男性与女性的NSSI发展轨迹,构建了以年龄为控制变量的多组LGCM,并检验男性与女性的截距因子、斜率因子是否存在显著差异。LGCM通过估计截距(intercept)和斜率(slope)来检验变量的纵向变化。采用χ2 、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非标准拟合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均方根误差近似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衡量模型的拟合程度,在构建潜在增长曲线模型时采用稳健的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robust estimator,MLR)方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青少年NSSI整体状况及性别差异
NSSI在3个时间点的检出率分别为43.95%、44.43%、38.36%。3个时间点的性别差异检验结果显示:NSSI评分在T1时间点上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在T2、T3时间点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青少年女性NSSI得分显著高于男性。
2.2 青少年NSSI的潜在发展轨迹
线性LGCM拟合数据良好(
χ2 =106.653,CFI=0.982,TLI=0.964,RMSEA=0.024,SRMR=0.021),表明青少年群体的NSSI在1年时间段内呈线性变化趋势(
图1)。
在该模型中,青少年NSSI的LGCM截距因子的均值为9.540(P<0.001),斜率因子的均值为-2.297(P<0.001),说明在1年内初中生群体的NSSI行为呈显著下降趋势;此外,截距的变异(σ2=169.431,P<0.001)和斜率的变异(σ2=141.981,P<0.001)均显著,说明在青少年群体中NSSI的初始水平与发展速率均存在显著的个体间差异;截距增长因子与斜率增长因子的相关系数为-0.559(P<0.001),说明个体NSSI的增长变化速率与初始状态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即NSSI初始状态得分高的个体变化速率更慢。本研究将T1时间点有NSSI行为的样本数据单独进行线性LGCM分析,得到了类似结果。LGCM的截距因子的均值为17.719(P<0.001),斜率因子的均值为-4.439(P<0.001);且截距和斜率的变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σ2=277.982,P<0.001;σ2=68.113,P<0.01)。
2.3 青少年NSSI的潜在发展轨迹的性别差异
以年龄为控制变量的多组LGCM拟合数据良好(
χ2 =130.954,CFI=0.962,TLI=0.923,RMSEA=0.038,SRMR=0.023),表明男性与女性的NSSI行为在1年时间段内呈线性变化趋势,发展轨迹如
图2所示。
由模型结果(
表2)可知,男性、女性NSSI的初始水平与变化速率均存在显著的个体间差异,而多组差异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男性与女性的初始水平、变化速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本研究将T1时间点有NSSI行为的样本数据单独进行不同性别学生的NSSI发展轨迹分析,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男性与女性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3 讨 论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青少年群体的NSSI检出率为38.36%~44.43%,且女性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这一结果与梁楷利等
[5]的结果(42.31%)一致。青少年群体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同时也是学习的关键期,面对身体和心理的快速发展,学习压力及其他压力性事件的增加,认知的有限性会给个体带来较大的压力从而产生负性情绪,而同样,其应对方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在认知与应对方式的局限下,个体为缓解压力事件很可能采取非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如自伤行为
[11]。有研究者
[12]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自伤行为,这一现象可能与女性的认知模式及情绪反应特性紧密相关。具体而言,女性往往展现出更为消极的认知倾向及更高的情绪敏感性,这可能使她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更易陷入负性情绪的困扰。此外,青春期女性所面临的生理变化、自我认同的困惑及社会角色的期待等多重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心理负担,在面对这些压力时也可能难以向他人表达,更倾向于在内心反复思考,进行消极归因,从而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而负面情绪不能合理地宣泄就容易使其产生自伤行为。
LGCM结果表明:在1年时间内,在未进行心理培训与干预的情况下,无论是从整体角度还是不同性别角度,青少年NSSI行为都呈显著下降趋势,这与Barrocas等
[13]的结果相似。Barrocas等
[13]通过对湖南省617名青少年的NSSI行为进行LGCM分析,同样发现NSSI行为呈下降趋势。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初中生,他们可能面临来自家庭、学习、人际冲突,甚至是欺负等方面的压力
[14-15]。而此阶段的个体认知与应对方式有限,很可能出现一些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等
[16],此外,青春期的个体情绪反应剧烈且情绪波动大,更容易采取不良的情绪应对方式,如自伤。自伤的体验回避模型认为,由于外界刺激使个体产生了一定的情绪反应,在其他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个体选择通过自伤进行回避,从而使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得到暂时的缓解
[16]。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绪和认知的发展,使得情绪更加稳定,有更多的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和缓解负性情绪的方式,自伤行为也可能随之减少
[17-18]。此外,环境的适应及新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可能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缓冲效应模型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负性事件或负性情绪带来的消极影响,个体可通过社会支持寻求克服负性情绪的应对策略,从而减少自伤等非适应性行为。
经多组LGCM的差异比较发现男性与女性在NSSI初始水平及变化速率上均无显著差异。青春期的男性与女性都面临着同样的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压力,且其情绪特征、认知特征的发展趋势相似,这可能导致二者具有相似的NSSI行为发展轨迹。以往横断面研究
[14]也发现性别与自伤的相关不显著,但也有研究
[8]报告女性的NSSI发生率高于男性。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细化性别差异的分析,以更深入地揭示青少年NSSI行为的性别特征。
此外,尽管NSSI行为在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仍有一部分青少年持续表现出NSSI倾向。这提示我们对这部分青少年进行及时且有效的心理干预和支持至关重要。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应携手合作,为青少年提供更为全面的心理健康资源与支持,帮助他们构建积极的应对策略和情绪调节机制,以减少NSSI等非适应性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纵向角度通过LGCM对青少年NSSI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NSSI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普遍,且女性的NSSI行为更为严重。NSSI的初始水平与发展速率均存在个体差异。青少年NSSI行为的变化整体呈下降趋势,且变化趋势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些发现深化了对青少年NSSI行为的了解,也有利于青少年NSSI行为的预防与干预工作。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1YBA006┫。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unan Province)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China ┣21YBA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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