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情感忽视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

Effect of parental emotional neglect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ve mood

摘要

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行为在青少年中呈现高发趋势，父母情绪社会化对青少年情绪调节及行为发展具有关键影响。悲伤作为抑郁情绪的情感前驱体，父母对其忽视可能通过情绪调节机制影响青少年的内化问题与外化行为。本研究采用父亲、母亲及青少年三方视角，探索父母对于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反应对自伤行为的影响路径，并验证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选取广东省韶关市某中学初中生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期情绪量表测量父母对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程度，儿童行为量表评估青少年抑郁情绪，青少年自伤行为问卷评估NSSI行为。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父亲忽视、母亲忽视、青少年抑郁与NSSI行为的关系，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测量模型适配性。 结果 最终纳入374组家庭。父母忽视均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情绪，母亲忽视的标准化系数(β=0.318，95% CI 0.156~0.479，P=0.001)高于父亲忽视(β=0.214，95% CI 0.052~0.375，P=0.030)。青少年抑郁情绪对NSSI行为具有直接预测效应(β=0.546，95% CI 0.486~0.605，P<0.001)。抑郁情绪在父母忽视与NSSI行为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母亲忽视的间接效应值为0.173，父亲忽视的间接效应值为0.117。 结论 父母对青少年悲伤情绪的忽视通过加剧抑郁情绪间接增加NSSI行为风险，且母亲忽视的预测效应更强。父母情绪社会化中性别角色具有差异化影响，提示需针对父母情绪回应能力设计干预方案，重点关注母亲情绪觉察及父亲情感支持策略的培养。

Abstract

Objectiv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behavior is increasingly prevalent among adolescents. Parental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adolescents’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Sadness, as an affective precursor of depressive mood, may influence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when neglected by parents through emotion-regulation mechanisms. Adopting a triadic perspective of fathers, mothers, and adolescen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arental neglect of adolescents’ sadness contributes to NSSI behaviors and tes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ve mood.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in a secondary school in Shaoguan, Guangdong Province. Parental neglect of sadness was measured using the Childhood Emotional Scale;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was assessed using th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and NSSI behaviors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Adolescent Self-Injury Questionnai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al neglect, maternal neglect,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and NSSI behavior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measurement model’s fit. Results A total of 374 family triads were included. Both paternal and maternal neglec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higher levels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with maternal neglect showing a stronger effect (β=0.318, 95% CI 0.156 to 0.479, P=0.001) than paternal neglect (β=0.214, 95% CI 0.052 to 0.375, P=0.030).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directly predicted NSSI behaviors (β=0.546, 95% CI 0.486 to 0.605, P<0.001). Depressive mood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neglect and NSSI, with indirect effects of 0.173 for maternal neglect and 0.117 for paternal neglect. Conclusion Parental neglect of adolescents’ sadness indirec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NSSI by exacerbating depressive mood, with maternal neglect showing a stronger predictive effect. The findings highlight gender-specific roles in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suggest the need for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enhance parental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particularly maternal emotion awareness and paternal emotional support strategi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情绪社会化 /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 抑郁 / 悲伤情绪 / 忽视

Key words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 self-injury behavior / depression / sadness / neglect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行为是指以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为目的，无自杀意图的行为^[1]，常见的自伤形式包括割伤、灼烧、严重的抓挠或撞击等。NSSI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普遍^[2]，已成为发展精神病理学领域的重要议题。然而，传统自伤理论(如体验回避模型)多聚焦于个体内部情绪调节缺陷^[3]，对于父母情绪社会化对自伤行为的跨层级影响缺少关注。

父母情绪社会化由Eisenberg等^[4]在其情绪社会化元模型中提出，是指父母基于自身的情绪理念，通过亲子互动中的特定情绪行为，引导孩子塑造适宜的情绪反应和社会行为，包括情绪反应、情感讨论、情感表达3大核心维度^[5-6]。父母在亲子互动中表现出对孩子的情绪反应是父母影响孩子情绪社会化发展最直接的途径^{[4, 7]}，在个体的社会情绪发展中起重要作用^[5]。O’Neal等^[8]进一步提出父母对儿童情绪的5类具体回应策略，包括奖赏、放大、忽视、惩罚、否定。与积极情绪相比，父母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回应对风险途径的预测更为关键^[9]。受不同情绪教养理念的影响，父母对消极情绪会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中，认为消极情绪(如悲伤)对孩子成长不利的父母，会通过忽视、转移注意等方式让孩子尽快改变或消除消极情绪^[10-11]；但在该教养理念的教导下，青少年显现了更多的内化问题^[12]。如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分类的研究^[13-14]指出：与其他教养方式相比，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儿童表现出最高水平的内化问题。还有研究^[5]表明父母忽视儿童的消极情绪会干扰儿童情绪信息处理过程，进而抑制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神经生理方面的研究^[15-16]同样表明父母对儿童情绪的忽视造成了生理系统的异常改变。如童年期情感忽视会对生物应激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可引起包括皮质醇的浓度异常、杏仁核形态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异常等，从而增加出现抑郁障碍等内化问题的风险^[15-16]。

已有研究^[17]常将父母对孩子整体的情绪反应作为同质化概念，未区分悲伤、愤怒、恐惧等不同负性情绪的社会化路径，这种泛化的“消极情绪”定义导致模型无法解释情绪病理发展的具体机制，忽视了特定情绪(如悲伤)的独特社会化路径及其与精神病理症状(如抑郁障碍)的关联。研究^[18]发现父母对青少年悲伤情绪的忽视与抑郁障碍的发展存在特异性关联，而对愤怒的忽视可能更多与外化行为相关。悲伤作为抑郁情绪的情感前驱体，其特异性社会化过程或进一步构成情绪障碍如抑郁症的脆弱性窗口期^[19]。现有研究^[20]多聚焦焦虑/愤怒等外显情绪，该类情绪通常具有明确的外显行为表征(如攻击性、逃避行为)，其社会化路径可通过观察性方法捕捉；而悲伤情绪常以隐匿、持续的内化形式存在。既往研究未充分区分不同负性情绪的异质性社会化路径，尤其缺乏对悲伤与抑郁情绪的连续性关联的深入探讨。本研究拟采用父亲、母亲及青少年三方视角，探索父母对于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反应对自伤行为的影响路径，并验证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韶关学院医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yxyllscb202203)。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对象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韶关市初中生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初中阶段的学生处于青春期早期，该阶段的青少年情绪波动显著且自伤行为高发^[21]，能更有效地反映父母情绪社会化对青少年发展的动态影响。490名学生及其父母共同参与了问卷调查。该校为公立综合性中学，学生家庭背景涵盖城市、郊区和农村，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异质性。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374个有效家庭的问卷。基于5~10倍自由参数法则对样本量进行估计^[22]，本研究共28个自由参数，以每个参数10倍样本量计算，共需280名研究参与者，本研究纳入的样本数满足样本所需。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父亲与母亲对青少年悲伤情绪的忽视均能独立正向预测抑郁情绪；假设2：父母忽视通过加剧青少年抑郁情绪，进而提升自伤行为风险。

1.3 研究工具

1.3.1 一般资料问卷

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生活方式变量通过自编问卷收集，包括性别、年龄、父母是否离异、家庭月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亲和母亲对婚姻幸福感的评分(0~70，0代表极其不幸福，70代表极其幸福)。

1.3.2 儿童期情绪量表

采用儿童期情绪量表(Emotions as a Child Scale，EAC)测量父母对孩子情绪的反应，由父亲和母亲分别单独完成^[23]。该量表包括3个子量表，分别测量当孩子开心、悲伤、生气时父母的反应。每个子量表有15道题目，包括奖赏、惩罚、夸大、拒绝及忽视5个维度。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方式，从1分(从不)到5分(经常)，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3，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采用其中的悲伤情绪反应子量表，分析时仅采用该子量表中忽视维度的得分。本研究中父亲测量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99，母亲测量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65。

1.3.3 儿童行为量表

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用于测量包括抑郁情绪在内的8类内外化问题，适用于4~16岁儿童与青少年。该量表由Achenbach等^[24]编制，在国际上广泛应用。国内学者苏林雁等^[25]进行修订，中文版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克龙巴赫α系数为0.94，重测相关系数为0.87，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国内也被广泛用于青少年抑郁情绪的测量^[26-27]。本研究仅采用其中的抑郁分量表测量青少年抑郁情绪，由青少年独自完成，抑郁分量表包括13个条目，采用0~2级评分，分数越高，抑郁情绪越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883，有良好的信效度。

1.3.4 青少年自伤行为问卷

采用青少年自伤行为问卷(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ASHS)评估青少年的NSSI行为^[28]。该问卷由青少年独自完成，包括各类自伤行为次数和对身体伤害程度2个部分。对自伤行为次数的评估分为0、1、2~4和5次(及5次以上)4个等级；对身体伤害程度的评估分为无、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5个等级。该问卷采用自伤行为次数和程度的乘积评估自伤水平，较好地避免了单一指标对自伤行为严重性的低估，总分越高表示自我伤害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850。

1.4 施测程序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抽样法，首先依据年级分布特征将学校班级进行分层，在全校范围内抽取16个教学班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在二级抽样阶段，由各班班主任向学生及其父母发放标准化知情同意书，详细说明研究目的、参与流程及数据保密措施，随后由学生代表家庭自愿报名参与。教师在课堂上给每位报名的学生发放密封牛皮袋，袋内包括纸质版的青少年、父亲、母亲问卷及知情同意书，4份材料分别装订，学生将问卷带回家后，学生需独立填写抑郁情绪及自伤行为自陈式量表，其父母分别完成针对子女情绪反应感知的父母版评估量表。第2天将问卷带回并交给老师统一收集。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研究人员对问卷进行筛查并剔除存在以下情况的问卷：1)存在明显胡乱作答，或数据缺失超过10%；2)参与者未通过问卷中设置的测谎条目；3)字迹较一致且由学生代答。本研究固定专人进行数据录入与管理，在录入过程中，研究人员随机抽取10%的问卷进行核对检查以确保数据的录入无误。具体流程见图1。

1.5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父母忽视反应影响孩子抑郁情绪进而影响自伤行为的路径，以探究青少年抑郁的来源及其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以父母忽视作为自变量，以青少年抑郁为中介变量，以青少年自伤作为因变量，构建“父母悲伤情绪忽视→青少年抑郁情绪→自伤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以父亲和母亲分别填写的EAC子量表忽视维度的条目4、条目14、条目15作为潜变量父亲忽视和母亲忽视的3个指示变量，以父亲忽视、母亲忽视作为潜变量青少年自我报告抑郁CBCL得分的2个指示变量，再以CBCL得分作为青少年自伤ASHS得分的指示变量。对父亲忽视、母亲忽视、青少年抑郁和青少年自伤的关系建立如下假设。假设1：父亲忽视和母亲忽视有相关性。假设2：父亲忽视和母亲忽视对青少年抑郁起直接作用。假设3：青少年抑郁对青少年自伤起直接作用。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对父母忽视和青少年报告抑郁得分及青少年自伤行为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使用Mplus 8.0软件对父亲忽视和母亲忽视的各因子进行模型构建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模型通过以下拟合优度指标评估模型适配性：卡方自由度比(χ²/df)、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非规范拟合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tandardized p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及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若χ²/df为2~5，CFI与TLI均高于0.90，且SRMR和RMSEA均低于0.08，则表明模型拟合良好^[29]。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经过筛查后最终纳入374组家庭。青少年年龄为(14.49±0.51)岁，其中男生179名(47.86%)，女生195名(52.14%)。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为中专以上的占71.93%，年龄为(42.00±4.24)岁；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为中专以上的占77.81%，年龄为(44.93±4.767)岁。

人口学特征的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的ASHS得分在性别(t=-1.965，P=0.049)和母亲婚姻幸福感评分(F=3.870，P=0.022)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在其余人口学变量方面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1)。

2.2 各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2)显示：青少年自伤行为与青少年抑郁(r=0.538，P<0.001)、母亲对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r=0.226，P<0.001)和父亲对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r=0.278，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青少年抑郁与母亲对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r=0.400，P<0.001)和父亲对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r=0.392，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父亲与母亲对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r=0.587，P<0.001)。

2.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父亲、母亲情感忽视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图见图2。结果显示：父亲与母亲对子女悲伤情绪的忽视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情绪，而抑郁情绪进一步显著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均P<0.05)。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3)显示：所有因子的标准化负荷量均大于0.6，表明各测量变量均符合因子要求，结构模型构建良好。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对模型进行拟合，结构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表4)表明：母亲忽视→青少年抑郁、父亲忽视→青少年抑郁、青少年抑郁→青少年自伤3条路径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与父亲相比(β=0.214，95% CI 0.052~0.375，P=0.030)，母亲的忽视(β=0.318，95% CI 0.156~0.479，P=0.001)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更强；且青少年抑郁能显著预测自伤行为(β=0.546，95% CI 0.486~0.605，P<0.001)。采用Bootstrap抽样方法验证中介效应，抑郁情绪在父母忽视与自伤行为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母亲忽视的间接效应值为0.173，父亲忽视的间接效应值为0.117。

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模型的拟合度，通过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MI≥10)识别潜在模型改进路径，结果(表5)显示：父亲忽视的条目1(IF1)与母亲忽视的条目1(IM1)的残差相关MI=14.12(预计χ²减少14.12)；母亲忽视的条目1(IM1)与条目2(IM2)的残差相关MI=26.92(预计χ²减少26.92)。IF1与IM1是分别由父、母亲完成测量情感忽视的相同条目，而IM1与IM2均测量“忽视孩子悲伤情绪”的核心特征，可能受家庭整体情感氛围影响，允许其残差相关具有合理性。经过修订后，结构方程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显著改善。

3 讨 论

持续的抑郁情绪作为一种典型的情绪内化问题^[30]，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31]。青春期作为情绪发展的关键阶段，个体常因生理(如激素水平剧变)、心理(如自我认同冲突)及社会(如同伴压力)等的多重变化而经历显著的情绪波动，这种波动可能加剧青少年对负性情绪的失控感。自伤行为能在短时间内帮助青少年迅速释放强烈且难以自控的负性情绪体验并恢复平静^[32]，促使青少年使用其缓解抑郁症状，并在抑郁水平提升时诱发更多的自伤行为来应对，从而呈现出从抑郁到自伤的因果路径^[33-34]。抑郁情绪在青少年自伤的发展和持续中或起关键作用^[35]。

既往虽然对父母情绪社会化进行了调查，但多局限在青少年单视角框架下，尤其侧重母亲情绪回应策略的独立作用机制，青少年自陈量表常作为唯一数据源，用以评估母亲情绪教养对自身发展的影响^[36]。基于青少年报告的研究^[37]结果表明：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的支持性反应有利于提高儿童理解能力，反之会阻碍其情绪理解的发展。母亲虽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幼年阶段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父母角色存在阶段性差异。Cabrera等^[38]提出的父亲参与动态模型认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亲参与随孩子年龄增长逐渐深化。尤其在青少年期通过游戏互动、规则引导、情感支持等方式影响情绪发展，在孩子青春期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39]。这提示父亲与母亲的情绪社会化机制存在角色互补性与阶段特异性。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1)过度依赖单视角报告，导致父母情绪反应测量存在主观偏差(如社会称许性效应)；2)将父亲情绪社会化行为简化为母亲研究的延伸，忽视父亲特有互动模式对情绪加工的差异化影响。

本研究通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纳入了父亲、母亲及青少年三方的视角，揭示双亲忽视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机制，探索了父亲、母亲对青少年悲伤情绪的忽视反应对青少年抑郁情绪及自伤行为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抑郁情绪在此路径中充当父母忽视与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母亲与父亲对青少年悲伤情绪的忽视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产生，并最终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产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亲、母亲对青少年悲伤情绪的忽视反应，均对青少年抑郁得分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母亲忽视对青少年抑郁的产生有更高的预测作用。母亲忽视与孩子更高水平的内化问题及抑郁症状显著相关，这与Hastings等^[40]的研究结果一致。情绪调节过程模型^[41]提出，父母忽视会抑制青少年认知重评策略的获取。当母亲对孩子的悲伤情绪采取忽视反应时，青少年无法通过亲子互动观察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如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转而依赖表达抑制应对负性情绪，从而阻碍了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母亲的情绪表达频次与类型多于父亲^[42]，更可能通过日常互动传递情绪调节策略，为孩子提供情感表达的榜样^[43]，而父亲的权威角色可能更多影响规则认知而非情感表达。因此，母亲忽视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更显著，即当母亲对孩子的悲伤情绪忽视时，更显著地增加了孩子抑郁的风险。

以往研究对父亲在孩子情感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关注较少，本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行为同样具有显著预测力。父亲在家庭中担任权威家长的角色，父子互动中存在的“代际等级”也强化了父亲的权威和孩子对规则的服从^[44]，同时，男性在处理问题时，倾向于关注事情的原委与规则，这种对客观环境的聚焦可能使其忽视情感层面的互动^[45]。并且，当前社会普遍认为男性应保持情感坚韧，推崇情感表达中的克制与忍耐，致使男性更倾向于通过压抑或否认等策略应对自身情感。而青少年在与父亲的互动中，可能观察并模仿了父亲的情绪调节策略^[46]，对自身的悲伤情绪感到羞耻或自责，从而可能以忽视和压抑的方式处理自身情绪，进而导致抑郁的产生。

基于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推测青少年可能进一步采取自伤行为作为应对策略。在本研究中，抑郁情绪对青少年自伤行为起正向预测作用，这与既往研究^{[24, 47]}结果一致。自伤的四功能模型认为，自伤是一种调节情绪或认知体验的手段^[48]。自伤作为一种情绪缓解策略，使个体减少高唤醒负性情感状态，如不堪重负等，增加低唤醒正性情感状态，如宽慰、平静等^[24]。青少年使用自伤行为以调节抑郁情绪时，负面情绪的减少作为一种负强化可能会提高自伤行为的出现频率^[25]。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父母亲对孩子悲伤情绪的忽视对青少年抑郁情绪和自伤行为的影响路径，丰富了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展理论，也为相关干预提供一定的启示。在家庭层面，应重点提升父母对青少年悲伤情绪的回应能力。情绪辅导如家长课堂等方式，能显著降低父母忽视行为，并提升青少年情绪调节效能^[43]。在社区层面，可以针对父母开展情绪教练培训。特别是母亲，其情绪忽视对孩子抑郁情绪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在培训中需重点加强母亲的情绪觉察能力，通过角色扮演模拟亲子互动场景，帮助其从“规则执行者”向“情感支持者”转变，帮助父母更好地识别并回应青少年的负性情绪。在学校层面，需将情绪调节能力培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例如，开发以正念训练和认知重评为核心的情绪课程，帮助学生学会识别悲伤的生理信号(如胸闷、流泪等)及掌握替代性调节策略，以预防自伤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对象来源均为某省某市同一学校学生，样本代表性有限，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范围，纳入更多其他地区的样本群体，使样本更具代表性，以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其次，现有模型未探讨青少年性别与父母性别的交互影响。研究^[49]表明女性青少年对母亲忽视更易产生内化问题(如自我批评)，而男性青少年对父亲忽视更易外化为攻击行为；父亲对女儿的情感忽视可能因“性别角色期待”加剧抑郁风险(如“女孩应更情绪化”)。未来可通过对多组模型的分析来检验性别调节路径。最后，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设计，难以有效揭示变量间潜在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设计，对同一青少年通过多时间点的重复观察或测量，深入探究父母情感忽视、青少年抑郁与自伤行为三者随时间演变的动态交互关系及其发展轨迹。

综上，本研究表明父亲、母亲对青少年悲伤情绪的忽视反应，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其中母亲的情感反应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更为强烈；其次，青少年抑郁情绪对自伤行为有显著影响；最后，父亲和母亲对悲伤情绪忽视通过影响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出现，进而间接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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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301740)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2023WTSCX085┫。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82301740)

the Characteristic Innovation Projects of Ordinary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2023WTSCX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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