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完美主义特质与手机依赖关系的网络分析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traits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摘要

目的 大学生群体的手机依赖现象日益凸显，已成为影响其社会和心理功能的重要问题。既往研究表明完美主义人格特质可能是手机依赖的重要心理学预测因子，但二者之间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识别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核心症状，采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完美主义各维度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联模式。 方法 选取全国1 404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采用手机依赖问卷(Mobile Phone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MPIQ)与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FMPS)来评估手机使用情况及完美主义倾向。构建完美主义和手机依赖的EBIC-GLASSO网络模型并进行网络分析。 结果 56.48%的大学生有手机依赖。FMPS总分与MPIQ总分呈正相关(r=0.47，P<0.001)。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MPS各维度得分均与MPIQ得分相关(均P<0.05)。网络分析结果显示：完美主义维度中的“条理性”是网络中最核心的节点(预期影响指数=2.69)，手机依赖的核心症状为“我无法把握自己使用手机的情况”(预期影响指数=0.78)。桥中心性结果表明“条理性”是连接完美主义与手机依赖症状群的关键桥梁因子(桥连强度=1.96)。其中，“父母期望”与“因为使用手机而引起和别人的争执”之间的正向关联最强(正则化偏相关系数=0.15)，提示该手机依赖症状的风险因子；而“条理性”与该症状之间的负向关联(正则化偏相关系数=-0.13)，提示其为保护因子。 结论 手机依赖在大学生中较为普遍，主要表现为缺乏自我控制的手机使用行为。尽管完美主义特质与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总体呈正相关，但其内部维度对手机依赖存在二元性作用。其中“父母期望”和“行动疑虑”可能增加手机依赖风险，而条理性对手机依赖，特别是手机依赖所致的人际冲突具有保护作用。

Abstract

Objectiv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posing significant risks to their social functioning and mental health.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perfectionistic personality traits may be key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b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unclear.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core symptoms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o examine the pattern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404 university students nationwide. The Mobile Phone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 (MPIQ) and the For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FMPS) were used to assess mobile phone use and perfectionism traits. The EBIC-GLASSO network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network structure linking perfectionism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Results A total of 56.48%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sample met the criteria for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he total FMP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MPIQ score (r=0.47, P<0.001).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variables showed that dimensions of FMPS scor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MPIQ score (all P<0.05). Network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central dimension in perfectionism is “organization” (expected influence=2.69) and the core symptom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was “I lose track of how much I am using my smartphone” (expected influence= 0.78). Bridge centrality analysis identified “organization” as a key bridging factor linking perfectionism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bridge strength=1.96). Among the symptom-to-symptom connections, “parental expectations” showed the strongest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arguments have arisen with others because of my mobile phone use”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15), serving as a risk factor. In contrast, “organization” was most strong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ame symptom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13), serving as a protective factor, suggesting a protective effect. Conclusi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s comm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is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a lack of self-control in phone use. Although perfectionism is general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ts internal dimensions appear to exert a dual effect. Specifically,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doubt over actions”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whereas “organization” serves as a protective factor, particularly against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related to phone dependenc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完美主义 / 手机依赖 / 大学生 / 网络分析 / 父母期待 / 行动疑虑

Key words

perfectionism /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 university students / network analysis / parental expectations / doubt over actions

手机依赖，又称手机成瘾和问题性手机使用^[1]，表现为无法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长，以及在无法使用手机时产生显著的痛苦感，进而损害个体的社会和心理功能^[2-4]。在中国，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是手机依赖的高风险群体。近年研究^[5]发现约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问题。针对该群体开展有效的预防与干预尤为重要^[5-7]。

研究^{[2, 7-8]}发现人格与认知因素是手机依赖的重要影响变量，其中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人格被视为潜在危险因素之一。这类完美主义表现为对自己、他人或事务设定过高标准，难以容忍错误与混乱^[9]。研究者^[9]将完美主义划分为5个维度：担心错误(concern over mistakes)、个人标准(personal standards)、父母期望(parental expectations)、行动疑虑(doubts about actions)和条理性(organization)。适度的完美主义有助于个人成长和目标达成，然而过度追求完美往往引发应激、焦虑等负面情绪，进而可能导致包括手机依赖在内的逃避性行为^[9-10]。目前研究^{[2, 7-8, 11]}普遍认为：过度追求完美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会使个体易将手机作为一种应对焦虑和现实-期望落差感的方式。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完美主义与手机依赖作为整体变量处理，忽视了二者内部维度的差异性，限制了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本研究拟采用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完美主义与手机依赖的关键症状及其关联，为精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审批号：LYF20240210)。所有参与者阅读问卷收集目的和知情同意书后点击自愿同意参与研究方可参与问卷作答，所有问卷皆为匿名收集。

1.2 对象

通过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创建问卷。于2023年6至8月选取全国范围内的不同院校、专业、年级的大学生作答。共收集到1 406份问卷，剔除规律性作答和不完整的问卷2份，获得有效问卷1 404份(有效率为99.86%)。

1.3 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包含2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收集参与者的人口学信息。第二部分包含以下2个量表。

1.3.1 中文版手机依赖问卷

中文版手机依赖问卷(Mobile Phone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MPIQ)^[12]可以量化认知和行为层面的手机依赖，比如频率、戒断反应、自我控制、人际交往的影响等^[13]。问卷共8个条目，采用7级计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手机依赖越严重。中文版MPIQ在中国人群体中有较好的信效度，且32分被认为是区分手机依赖与非手机依赖的最佳截断点(敏感度=0.634，区分度=0.652)，本研究中得分≥32视为手机依赖。该量表的总体克龙巴赫α系数为0.84。

1.3.2 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

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FMPS)^[9]可用于调查完美主义倾向。本研究采用中文版FMPS，共27个条目，5个维度(担心错误、个人标准、父母期望、行动疑虑和条理性)，采用5级计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完美主义程度越高^[14]。中文版FMPS在中国人群体中有较好的信效度^[15]。该量表的总体克龙巴赫α系数为0.81。

本研究假设在5项完美主义维度中，可能存在与手机依赖症状联系更为密切的核心维度。

1.4 网络分析

通过R软件的qgraph package中基于拓展的贝叶斯信息准则(extend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EBIC)-GLASSO(graphical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算法建立完美主义5个维度与手机依赖8项条目之间的网络模型以进行网络分析^[16]。保留强度≥0.2的连线，得到一个简洁的网络。在网络中，完美主义的每个维度和手机依赖的每个条目表示1个节点。网络中的边线表示节点之间的关系；实线表示正向关系，虚线表示负向关系。同时，通过计算网络中心性的绝对值指数(强度、紧密度、中介度、预期影响)来描述网络结构和节点重要性。强度反映了某节点所有连线的加权值之和，紧密度反映了节点之间距离的平均长度，而中介性反映了节点担任其他2个节点之间最短路的桥梁的次数。这些指数绝对值越高代表节点的中心性越强。使用bootnet package 1.5评估节点中心性指标的相关稳定性(correlation stability，CS)系数，CS系数≥0.50表示有足够的稳定性^[17]。最后，使用R软件的 networktools package 1.5.1来计算网络之间节点的桥连关系，并使用桥连强度(bridge strength，BS)来表示；即某一节点与另一组别所有节点的边线加权值之和^[18]。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R 4.3.1软件进行网络分析。分类变量用例数(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来检验本研究中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CMB)，将所有测量变量的条目一并纳入进行无旋转的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19]。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完美主义特质及人口学变量对手机依赖的影响。显著水平设置为双尾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第1个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为43.07%，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但未超过50.00%的判断临界值，整体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2.2 人口学信息和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纳入的1 404名大学生年龄为(20.22±8.00)岁，女性826人(58.83%)，男性578人(41.17%)。大部分当前学业阶段为本科(88.60%)；超过半数(63.39%)月平均家庭收入为5 000~50 000元。女性FMPS和MPIQ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均P<0.001)；独生子女的FMPS得分和MPIQ得分均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均P<0.05)。793名(56.48%)大学生有手机依赖，手机依赖者显著多于无手机依赖者(56.48% vs 43.52%，P<0.001；表1)。

FMPS与MPIQ总分及各条目的得分见表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MPS总分与MPIQ总分呈正相关(r=0.47，P<0.001)。

2.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控制人口学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以MPIQ得分为因变量，纳入完美主义各维度(担心错误、父母期望、个人标准、行动疑虑、条理性)作为自变量，同时控制学历、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情况3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3)显示模型整体显著[F(9，1395)=64.45，P<0.001]，模型可解释26.70%的手机依赖变异(调整后的R²=0.27)；FMPS中的“担心错误”(β=0.099，P=0.017)、“父母期望” (β=0.210，P<0.001)和“行动疑虑”(β=0.389，P<0.001)维度与MPIQ得分呈显著正相关，“条理性”维度与MPIQ得分呈显著负相关(β=-0.145，P<0.001)，“个人标准”维度与MPIQ得分无相关性(P=0.333)。在控制变量中，学历、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收入均未对手机依赖表现出显著预测效应(均P>0.05)，表明主要预测变量的作用在控制人口学差异后仍具有稳健性。

2.4 完美主义和手机依赖网络模型的中心性及桥关联分析

偏相关网络模型(图1)显示：完美主义和手机依赖的各个节点都在偏相关网络中出现了明显的聚集，2个网络分成了明显的2个模块。这表示在本研究中完美主义各个维度、手机依赖各个症状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

网络模型中强度、紧密度、中介度、BS的稳定性系数均为0.75，说明中心性指标和桥中心性指标的稳定性较好。且边权值的准确性95%置信区间范围窄，说明边权值具有足够的准确性(图2、3)。

网络模型的节点中心性结果(图4)显示：在完美主义网络中，中心性最强的节点为T_O(条理性)，比其他节点表现出更高的预期影响[预期影响指数(expected influence，EI)=2.69]和紧密度(closeness=2.66)。这表明“条理性”是完美主义的核心维度。在手机依赖网络中，中心性最强的节点为“Q_6我无法把握自己使用手机的情况(如不清楚自己使用手机的时段、时长、频率、用途等)”(EI=0.78)，其次为“Q_2自己经常会无缘无故地使用手机(如不知道打开手机要干嘛，就是不自觉地打开又关上)”(EI=0.73)。这表明“我无法把握自己使用手机的情况”和“自己经常会无缘无故地使用手机”是手机依赖的核心症状。

本网络模型中的桥中心性结果(图5)揭示了连接完美主义和手机依赖2组网络之间的桥梁节点。在完美主义网络中，与手机依赖网络桥关联程度最强的节点是“T_O(条理性)”(BS=1.96)，意味着其对手机依赖各个症状的关联最强，其次是“T_C(担心错误)”(BS=1.87)。在手机依赖网络中，与完美主义网络桥关联程度最高的节点是“Q3因为使用手机而引起和别人的争执(如经常使用手机引起父母、朋友的不满)”(BS=0.51)。其中，完美主义中的“T_PE父母期望”与“Q3因为使用手机而引起和别人的争执(如经常使用手机引起父母、朋友的不满)”症状在整个网络中的正相关程度最高(正则化偏相关系数为0.15)，意味着“T_PE父母期望”是手机依赖“Q3”症状的风险因子。而完美主义中的“T_O条理性”维度与“Q3因为使用手机而引起和别人的争执(如经常使用手机引起父母、朋友的不满)”症状在整个网络中的负相关程度最高(正则化偏相关系数为-0.13)，其次是与“Q6我无法把握自己使用手机的情况(如不清楚自己使用手机的时段、时长、频率、用途等)”(正则化偏相关系数为-0.07)，意味着“T_O条理性”为手机依赖“Q3”和“Q6”症状的保护因子。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中手机依赖者显著多于非依赖者。这表明该问题在该群体中值得高度关注。“难以掌握手机使用情况”和“无意识使用手机”是手机依赖的核心症状，这为临床筛查与精准干预提供了依据。尽管完美主义整体上与手机依赖呈正相关，但其具体维度可能既构成手机依赖的风险因子，也可能构成保护因子。因此，在预防与干预大学生手机依赖时，应辩证看待完美主义特质的多面性。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核心症状为无法自我监管手机使用和无目的地使用手机，围绕这2个症状开展靶向干预可能更为有效。有学者^{[3, 5, 20]}指出，手机依赖可能具有强迫行为特征，可解释“无缘无故使用手机”的现象。手机的高便利性使得学习、工作乃至日常事务多依赖线上完成，个体为获取信息、避免遗漏或错误，便频繁查看手机，逐渐形成一种强迫性应对机制。长期强迫性地使用手机，可能导致个体过度依赖手机以缓解内在焦虑，最终形成手机依赖。

针对完美主义对手机依赖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完美主义中的“条理性”维度在完美主义与手机依赖症状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条理性”与手机依赖中“因为使用手机而引起和别人的争执(如经常使用手机引起父母、朋友的不满)”和“我无法把握自己使用手机的情况(如不清楚自己使用手机的时段、时长、频率、用途等)”症状呈负相关。这一结论细化了“条理性”与手机依赖具体症状间的联系，即“条理性”对手机使用引发的人际争执及对手机使用的失控感起到保护作用。“条理性”代表对秩序的追求，是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个体基于内在动力自我要求，促进责任感和幸福感^{[9, 21]}。相比于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者可在自我要求中获得责任心和内驱力，以及更高的幸福感^[21-22]。因此，具备较高条理性的人更能合理控制手机使用，避免干扰学习、工作和社交。综上，“条理性”有助于减少手机依赖及相关人际冲突，具有重要的调节和保护意义。

此外，完美主义中的“父母期待”维度与因手机使用引发的人际争执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由父母教养方式导致的完美主义对手机依赖及人际关系有重要影响。此类完美主义多源于外在压力，属于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个体在父母高标准下容易形成内化的自我苛责，难以接受失败^[23-25]。相关研究^[24]显示父母严苛教养与网络游戏成瘾相关，因自我苛责和过度关注表现导致成瘾行为。个体早期负性经历可能塑造了不良情绪和认知反应(如逃避、沉思)，进一步加剧成瘾风险^{[24, 26-27]}。此外，自我效能感是心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个体的整体自我评价和自我表现评价，而自我效能感被证明是手机依赖的保护因子，低自我效能感者更易成瘾^[28-30]。综上，完美主义中的“父母期待”是手机依赖的重要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一项荟萃分析^[25]显示大学生中父母期待和苛责现象逐年增加，使适应不良完美主义更为普遍，其对手机依赖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完美主义的“担心错误”维度与手机依赖各症状呈正相关，这表明其可能是手机依赖的另一风险因素。具有此特质的个体倾向将错误视为失败，过度在意行动中的不确定性与失误^[9]。对行动完美性的焦虑使得对行动确定性的需求增加。在此背景下，手机与网络提供了即时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助于个体在决策前进行充分准备，但也容易导致过度依赖线上资源而产生手机依赖^[31]。有研究^[32]表明“担心错误”得分较高者常伴随更严重的拖延行为，这可能与手机使用失控有关，未来需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部分人口学变量在完美主义和手机依赖得分上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例如，非独生子女在完美主义和手机依赖得分上均高于独生子女，可能反映了非独生子女在家庭资源竞争或亲子期望压力下，形成更高的自我要求与手机依赖行为。家庭月收入低于5 000元的学生完美主义得分显著增高，显示经济压力或父母期望可能加剧了对手机的依赖性使用。此外，学历似乎也与完美主义得分有关，本科生得分普遍高于硕士生。但由于本研究中本科生的样本量显著高于硕士生的样本量，学历变量在组间差异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由于人口学结果存在组间差异，因此本研究在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将这些显著的人口学变量作为协变量纳入模型，以更好地控制混杂因素影响。结果显示：即便在控制协变量后，“担心错误”“父母期望”“行动迟疑”依然对手机依赖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条理性”维持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完美主义维度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并支持了网络分析发现的结构性关联，增强了本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为一项横断面研究，结果不能确认完美主义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各节点之间的方向性。然而，在既有理论基础上，本研究将完美主义与手机依赖的宏观关联细化到具体症状间的关系，为后续纵向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为理解完美主义人格特质与手机依赖之间的症状联结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虽然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可能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估手机依赖行为。同时，所有变量均由自陈式量表获取，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研究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风险，但未超过50%的判断标准，说明方法偏差虽存在但整体可控。本研究在问卷编制过程中通过匿名答题和题目随机排序等方式降低此类偏差的干扰。因此，可以认为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有限。未来的研究可采用多元测量方式(如行为追踪、临床访谈)以提升结论的外部效度和信度。此外，本研究通过在线平台进行调查，参与者可能是手机使用频率较高的群体，这可能导致样本在手机依赖水平上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倚。因此，关于大学生群体中手机依赖程度的比例性描述应谨慎解读，未来应采用更随机的抽样方式，以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遍性。

本研究通过网络分析揭示了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核心症状及其与完美主义特质之间的关联机制，揭示了完美主义对手机依赖的二元性影响。一方面，“父母期待”和“担心错误”可能加剧手机依赖；另一方面，“条理性”则表现出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为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手机依赖防治提供了具体且辩证的思路。该结论提示临床及基层实践中可通过调整不合理的完美主义信念、强化条理性培养以降低手机依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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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湖南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22A01)。(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Hunan Province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Project, China (22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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