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科技创新整体水平的明显提升，高校对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高校师资队伍中坚力量的青年教师普遍面临多重压力，严重威胁其身心健康
[1]。调查
[2]显示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存在程度较高的负性情绪，其焦虑检出率明显高于普通群体。焦虑是指个体长期的无具体原因或无现实依据的紧张不安、难以控制的担忧
[3]；常伴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和运动性紧张，引发躯体不适，降低工作效率，最终造成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的双重困境
[4]。探究高校青年教师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对于促进高校青年教师身心健康、优化师资队伍发展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研究
[5]表明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是导致焦虑的最突出因素。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开始推行严格的聘期考核晋升和退出机制，增加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工作的不可预测性与不可控性，导致该群体工作不安全感明显上升
[6]。工作不安全感是指员工对自身工作的担忧，感知到自身现有的工作及其相关特征、资源的存续性受到威胁
[7]。研究
[8]表明：工作不安全感与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如高工作不安全感的个体焦虑的发生率是普通个体的3倍。在教师群体中也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可能会加剧焦虑情绪
[9]。因此，工作不安全感可能是当代高校青年教师焦虑的重要预测因素。
根据压力交易理论，个体对压力源的评价决定了压力的感知水平
[10]。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慢性心理社会压力源，被认为是压力知觉的重要解释因素，高水平工作不安全感的个体报告出更高的压力知觉
[11]。研究
[12]证实压力知觉是焦虑症状的最强预测因子。在教师群体中也发现了压力知觉对焦虑的重要预测作用
[13]。压力知觉可能是工作不安全感与焦虑的重要中介机制
[14]。此外，当个体长期处于高压力下，一方面机体生理调节系统的“耗损”或“负担”会产生累积作用，最终导致生物节律紊乱和内稳态失衡，影响睡眠的数量和质量
[15]。另一方面，高压力知觉的个体容易出现睡眠拖延行为，延迟入睡时间，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和失眠。而失眠会加重个体焦虑情绪
[16-17]。针对教师群体的研究
[18]也发现：该群体失眠率普遍较高，睡眠质量较差，且与焦虑显著相关。工作不安全感每增加1%，睡眠时间少于7 h的概率就会增加10.2%，失眠的发生率增加8.5%
[19]。因此，压力知觉和失眠在工作不安全感预测焦虑中可能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工作不安全感通过压力知觉，正向影响失眠，最终影响焦虑水平。
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探索工作不安全感对高校青年教师焦虑的影响，以及压力知觉和失眠在其中的作用路径，以期为降低高校青年教师焦虑水平，实现压力源管控，促进其身心健康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LYEC2024-0245)。
1.2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问卷星”平台对某省普通高校在职在岗的青年教师开展线上问卷调查。参照既往研究
[20-21]，将研究对象年龄范围设定为45周岁及以下。共收回问卷810份，删除信息有误、选项单一等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9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8.52%。
1.3 研究工具
1.3.1 一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采集研究参与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入职年限等。
1.3.2 工作不安全感问卷
采用Hellgren等
[7]编制、胡三嫚等
[22]翻译的工作不安全感量表(Job Insecurity Scale，JIS)调查工作不安全感情况。该量表共7个条目，采用1~5的5级评分，分为数量型工作不安全感和质量型工作不安全感2个维度。数量型工作不安全感是对失业的威胁感知，质量型工作不安全感是对重要工作特征有所损害的威胁感知。此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834。
1.3.3 压力知觉量表
采用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
[23]调查压力知觉情况。该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1~5的5级评分，其中6个条目为“危机知觉”、4个条目为“应对能力知觉”。此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20。
1.3.4 阿森斯失眠量表
采用根据国际疾病分类-10标准修订的阿森斯失眠量表简版(Athens Insomnia Scale，AIS-5)
[24-25]调查失眠情况。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共5个条目，采用1~4的4级评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89。
1.3.5 广泛性焦虑量表
采用Spitzer
[26]等编制、何筱衍等
[27]翻译的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调查焦虑情况。该量表共7个条目，采用1~4的4级评分，分数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得分小于12分则为无焦虑；12~16分为轻度焦虑；17~21分为中度焦虑；得分大于22分为重度焦虑。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922。
1.4 中介分析
以工作不安全感为预测变量，焦虑作为结果变量，压力知觉和失眠为中介变量，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的影响，采用SPSS PROCESS宏程序Model6构建链式中介效应检验。采用Bootstrap分析估计中介效应的大小及其显著性。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时共生成5个因子，第1个因子解释率为35.08%，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1.5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例(%)表示。Pearson相关性分析用于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量表得分和相关分析
共纳入798名研究参与者，年龄为(36.20±4.61)岁，入职时间为(6.48±4.42)年。男性447名(56.02%)，女性351名(43.98%)。高校青年教师的焦虑得分为10.52±3.65(7~28)。有焦虑者共291人(36.47%)。轻度焦虑共247人(30.95%)；中度焦虑共32人(4.01%)；重度焦虑共12人(1.5%)。工作不安感得分为17.16±4.96；压力知觉得分为24.28±5.04；失眠得分为9.42±2.84。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工作不安全感和焦虑呈显著正相关(
r=0.467，
P<0.01)；工作不安全感与压力知觉呈显著正相关(
r=0.527，
P<0.01)；失眠和压力知觉呈显著正相关(
r=0.447，
P<0.01)；失眠和焦虑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r=0.540，
P<0.01；
表1)。
2.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不安全感正向预测压力知觉(
β=0.541，
t=17.642，
P<0.001)、失眠(
β=0.066，
t=3.102，
P<0.01)和焦虑水平(
β=0.115，
t=5.237，
P<0.001)；压力知觉正向预测失眠(
β=0.215，
t=10.340，
P<0.001)和焦虑水平(
β=0.301，
t=13.179，
P<0.001)；失眠正向预测焦虑水平(
β=0.393，
t=10.745，
P<0.001；
表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
表3。模型总效应值为0.349，直接效应值为0.115，占比32.95%，总间接效应值为0.234，占比67.05%。压力知觉(效应值为0.162，占比46.42%；
SE=0.016；95%
CI 0.134~0.196)和失眠(效应值为0.026，占比7.45%；
SE=0.009；95%
CI 0.008~0.149)在工作不安全感和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压力知觉和失眠在工作不安全感和焦虑之间的序列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46，占比13.18%；
SE=0.008；95%
CI 0.032~0.064)。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图见
图1。工作不安全感可直接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的焦虑水平，也可通过压力知觉或失眠间接影响焦虑水平，还可通过压力知觉→失眠的链式中介影响焦虑水平(均
P<0.05)。
3 讨 论
当前，高校青年教师不仅需要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年度和聘期考核，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同时还需要兼顾家庭和社会责任，在多重压力下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本研究聚焦于高校青年教师焦虑这一突出情绪问题，结果表明有36.47%的高校青年教师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远高于一般成人15.8%的检出率
[28]，也高于高校教师焦虑的整体检出率18.6%
[28]，提示高校青年教师焦虑高发，应给予及时关注和积极干预。此外，本研究采用链式中介模型进一步对高校青年教师焦虑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工作不安全感既可以直接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的焦虑水平，还可以通过压力知觉或失眠间接影响焦虑，并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压力知觉→失眠的链式中介影响该群体的焦虑水平。
本研究发现了工作不安全感在预测焦虑水平中的作用，与An等
[29]的研究结果类似。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不安全感代表着对未来职业状态的不确定性。根据资源守恒理论，不确定性是造成心理困扰、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
[30]。即当个体感知到这种不确定性时，会假设他们的应对资源不足，而产生过度的担忧，从而引发焦虑
[29]。同时，个体具有保存、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倾向，现有资源面临损失时会产生应激反应
[31]。工作不安全感不仅代表对工作资源受损的担忧，这种担忧还会扩展到经济问题、家庭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方面，引发个体广泛的应激反应，从而产生焦虑情绪。这提示工作不安全感对该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为预防和缓解高校青年教师的焦虑提供了干预靶点。
根据压力交易理论，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压力源，个体通过初级评价将其判定为威胁性刺激，继而通过次级评价确认自身应对资源是否不足，最终增加压力知觉水平
[10]。而压力知觉水平的增加易导致情感耗竭，损失个体的身心资源，减少个体对积极事物的关注，引发以焦虑为代表的负面情绪
[32]。结合本研究结果提示：靶向压力知觉，降低高校青年教师压力知觉水平，改善其对工作的认知，可能成为缓解其焦虑情绪、促进心理健康的途径。同时，失眠也被证明是高校青年教师工作不安全感与焦虑之间的中介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可能引发持续的担忧，即精神的过度觉醒，其为失眠的关键因素
[33]。睡眠作为个体恢复能量和认知资源的重要方式，在恢复自我调节资源中起关键作用
[34]。而失眠导致自我调节资源的不足可能进一步引发或加剧焦虑情绪。结合本研究结果提示：靶向高校青年教师睡眠问题可能成为阻断工作不安全感对焦虑影响的有效路径。本研究也验证了压力知觉-失眠这一路径的可能性，建立了工作不安全感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知觉，随之影响失眠，最终指向焦虑的链式中介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结果包含的所有路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失眠”的路径效应占比相对较低，结果与Mao等
[35]、Zhu等
[36]的研究结果类似。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认知因素在工作压力源与睡眠之间具有重要作用。如有研究
[33]强调白天工作和夜间睡眠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需要认知因素延长或重新激活工作相关的压力源，使其损害非工作时间内的功能。这也验证了本研究中经由“压力知觉”这一认知因素后效应占比上升。另一方面，失眠作为一种应激的生理反应，主观体验与客观测量之间存在差异
[37]，而本研究失眠数据是使用自评问卷方式采集的主观体验，缺乏客观测量，可能导致结果存在一定偏差。此外，失眠与焦虑之间可能还存在复杂的双向作用。失眠的认知模型认为：失眠患者往往对睡眠和觉醒持有不正确的信念和态度，如过度担忧睡眠不足的后果、对睡眠环境的高度敏感以及对睡眠的过度控制。这些认知偏差会导致患者在睡前产生压力、诱发焦虑情绪，从而进一步干扰睡眠
[38]。未来研究可结合纵向数据完善失眠与焦虑的双向关系。
工作重塑(即员工自发性地根据目前工作资源和工作要求进行调整)、员工个人特征与工作特征之间的匹配性、工作系统提供的工作环境均对个体感知到的工作不安全感有显著影响
[39]。提示高校管理者可以通过了解青年教师的性格特征和工作特性，优化工作环境，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进行工作重塑并主动寻求资源和挑战，实现高校青年教师身心健康和师资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此外，工作需求-资源理论指出，工作需求(如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资源(如监督、支持)之间缺乏平衡时会产生压力及各种身心不良后果
[40]。而在工作场所中进行正念训练可能是应对工作需求的有效方式，可以给个体提供足够的思维空间以评估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提供更多的自我效能感以应对威胁和挑战，在缓冲工作不安全感带来的焦虑等负面影响中具有显著效果
[41]。结合本研究结果提示：青年教师还可以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等心理治疗方法重塑个体的认知，降低压力知觉水平，以此阻断工作不安全感和压力知觉对焦虑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通过体育锻炼、调整作息等方式改善失眠，从而缓解焦虑情绪。
综上，本研究通过链式中介模型揭示了工作不安全感对高校青年教师焦虑情绪的重要影响，并揭示了压力知觉和失眠在其中的关键作用。这提示高校管理者和青年教师个人都应重视工作不安全感的潜在危害。在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大趋势下，高校推进师资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和关爱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高校青年教师个体也可通过工作重塑、调整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等来改善睡眠和降低焦虑情绪，从而保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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