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认知行为疗法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中的应用进展

桑先宇 ,  侯心怡 ,  龙楠楠 ,  毛平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 2025, Vol. 50 ›› Issue (9) : 1568 -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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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 2025, Vol. 50 ›› Issue (9) : 1568 -1578. DOI: 10.11817/j.issn.1672-7347.2025.250153
青少年抑郁症与自伤行为的发病机制和干预专题

数字认知行为疗法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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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ssue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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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认知行为疗法(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DCBT)是一种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的线上认知行为疗法,利用在线、电子、移动和互联网的交互媒介,以简洁明了的操作步骤和高度结构化的多种互动方式(如动画、视频、声音和文字)进行治疗。目前,DCBT因其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灵活的访问方式、较低的治疗成本、良好的隐私保护及高效的数据收集能力,成为青少年心理干预的重要工具,在一些西方国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中已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在治疗方案的设计上表现突出。DCBT在青少年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问题的干预中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和应用前景,但其应用仍存在样本量较小、干预程序不统一、随访时间较短及依从性管理受限等不足。未来有必要开展更多高质量、长期随访的国内研究,优化技术与治疗方案的整合,以推动DCBT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的规范化和循证应用。

Abstract

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DCBT) is an online form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delivered through digital means. It utilizes interactive online, electronic, mobile, and internet-based media, offering treatment through simpl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nd highly structured, interactive formats such as animations, videos, audio, and text. DCB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due to its high accessibility, low treatment cost, strong privacy protection, and efficient data collection capacity. Several Western countrie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addressing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particularly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CBT intervention programs. DCBT holds promising feasibility and application value in interventions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However, limitations remain, including small sample sizes, heterogeneity in intervention protocols, short follow-up durations, and constraints in adherence management. Future research in China should include more high-quality studies with long-term follow-up, as well as improvement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es and therapeutic protocols,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nd evidence-based application of DCBT i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services.

关键词

数字认知行为疗法 / 青少年 / 心理健康问题 / 抑郁 / 焦虑 / 创伤后应激障碍

Key words

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 adolescents / mental health / depression / anxiety /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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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先宇,侯心怡,龙楠楠,毛平. 数字认知行为疗法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中的应用进展[J].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5, 50(9): 1568-1578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5.2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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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问题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之一[1]。2020年全球10~19岁青少年人数超过12亿,预估约13%患有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精神疾病,其中焦虑和抑郁约占40%[2]。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的重要阶段,随着身心发展日趋成熟,社会交往日益丰富,抑郁、焦虑和社交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愈发突出[3]
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通过改变思维、信念和行为来改善不良认知,是青少年焦虑等心理问题干预的重要方法[4]。尽管面对面CBT被公认为心理治疗的黄金标准,但其在10~19岁青少年群体中的接受度仍然不理想[5-8]。面对面心理治疗还存在费用高、专业治疗师缺乏、患者依从性差、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及治疗延迟等不足[9-10]。数字认知行为疗法(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DCBT)是CBT通过数字手段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涵盖了“在线”“电子”“移动”和“互联网”等多种数字技术[11]。最初,CBT的数字化仅通过将自助手册发布到网站上实现,但随着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技术的发展,“移动健康”的开发与评估逐渐受到关注[12]。此后,出现了更全面的治疗方案,包括支持性DCBT、治疗师指导的DCBT及全自动DCBT,自动化程度逐渐提高。一项对地中海东部区域国家的研究[13]显示:COVID-19流行期间,该地区多数国家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服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70%以上国家的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心理健康服务出现全部或部分中断,多数国家通过设立热线、开展远程医疗及数字心理干预等方式来应对服务中断。DCBT具有便捷、省时和成本低的优势,相关证据[14-15]表明数字化的心理治疗与传统的面对面CBT具有相同的疗效。在开发结构上,DCBT治疗心理障碍的程序多以模块化链接的形式呈现,采用“隧道”设计,复制面对面CBT的结构,按顺序呈现治疗模块,以指导用户依次完成内容[16]。相关软件功能包括根据用户输入定制内容、自动反馈、奖励与鼓励、提醒与通知等,也包括临床医师的指导和监督[17]
大量国外临床研究证实DCBT在心理治疗中至关重要。本文拟重点总结DCBT在不同心理障碍青少年中的应用及实践中的不足,并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

1 DCBT在青少年抑郁症的应用

抑郁症已成为青少年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抑郁的发病率急剧上升。青春期的抑郁症常见且多样化[18]。全球34%的10~19岁青少年有患临床抑郁症的风险[19]。DCBT作为高效、便捷和低成本的心理健康服务,其重要性在抑郁症治疗领域日益凸显[20]

1.1 Spark

Spark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16年开发的短期干预项目,旨在缓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该项目基于CBT治疗手册设计,分为5个模块:课程介绍、抑郁情绪识别、正念练习、问题解决及预防复发[21]。每个模块时长不超过60 min,每周完成1个模块,为期5周。在干预期间,如果参与者在3 d内未打开治疗程序,系统会自动发送提醒。此外,在治疗程序中,参与者需通过阅读文本、回答问题、输入内容及完成任务来参与课程。任务按照线性顺序进行,即必须完成当前任务才能进入下一任务。动画角色“Limbot”贯穿课程始终,以增加趣味性,引导青少年学习。Spark的核心在于提供心理教育内容,并通过教授情绪识别、问题解决2项核心技能促使青少年行为激活。Peake等[22]基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整体健康状况不佳的特征,采用Spark移动治疗程序进行干预,结果显示:干预结束时,Spark组的缓解率(27%)和治疗应答率(30%)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在治疗轻度至重度抑郁症状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同时能够提升青少年的治疗参与度和依从性。此外,参与者对Spark项目普遍给予积极反馈,认为该程序“体验愉快且易于使用”,在改善情绪和缓解抑郁症状方面表现出良好效果。经过多重比较校正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Spark可能是一种适用于不同抑郁程度青少年的有效治疗程序。值得注意的是,Spark专为13~18岁青少年设计,是一项为期5周的简短护理干预,旨在减轻其抑郁症状,但该研究结果仅限于对青少年样本的解释,尚不适用于推广至儿童群体。Spark作为一种有效的数字化治疗手段,可整合到多种治疗计划中,成为青少年抑郁症治疗的辅助工具,并支持实施阶梯式护理模式。

1.2 MoodGYM

MoodGYM是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精神病学院联合开发的全自动治疗程序,专为青少年抑郁症设计,并提供中文界面。该程序包括DCBT的介绍和5个模块,内容涵盖识别消极情绪、调整负面思维、减轻压力和改善人际关系。每个模块需30~60 min,建议每周完成1个模块。MoodGYM内置抑郁评估功能,并提供可下载的放松音频、练习册和反馈报告,以帮助患者识别情绪和提升问题解决能力。如有需要,患者还可通过电话获得技术支持。一项在COVID-19流行期间针对有情绪低落症状的非洲学生开展的质性可行性研究[23]表明:MoodGYM可以帮助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和调节消极想法,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并提升学业表现和社会心理福祉,但由于技术和网络连接问题,部分学生在使用过程中的依从性受到影响。MoodGYM为青少年提供宝贵的支持,对于心理健康资源有限的低收入国家的青少年来说是一种可行且可接受的干预措施。此外,治疗师对于MoodGYM的推荐意愿普遍较强,37%的注册者由健康专业人员推荐[24]

1.3 Living Life to the Full

Living Life to the Full是由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开发的程序,旨在帮助青少年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该干预为期8周,每周平均1.5 h,共计12 h。课程内容分布在8本小册子中,每本小册子聚焦于抑郁青少年面临的常见问题,涵盖思维、情绪、身体症状、行为和外部环境5个方面[25]。作为治疗师主导的交互式程序,参与者除了线上学习外,还可参加每周1次的90 min线下小组会议,由治疗师带领,讨论关于自信、问题解决和压力管理等主题。一项针对在校抑郁症青少年干预的可行性研究[26]显示:参与者对Living Life to the Full程序的接受度较高,干预同意率和招募率均达98%。这反映出青少年及其家长对参与研究具有较高积极性。干预结果还显示:接受Living Life to the Full项目的青少年其抑郁评分显著下降,提示症状改善幅度达到大的效应量,且该效果在3个月随访期间得以维持。该研究为Living Life to the Full向校外青少年群体推广提供了有力的可行性证据。

此外,一项基于社区环境、以团体指导形式实施的Living Life to the Full自助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25]进一步验证了其有效性。该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参与者在干预6个月后,其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评分相较于基线平均降低了50%。研究同时指出:该项目具备良好的成本效益,能够作为面向更广泛患者群体的心理健康管理方式,无需额外增加公共卫生服务支出,从而具有较高的经济可行性。

1.4 Good Days Ahead

Good Days Ahead是基于Beck抑郁症认知疗法的数字辅助心理治疗程序,包含列举积极和消极想法、重建思维模式、记录思想变化、识别认知错误、评估消极思维,并开发理性的替代方案以调整核心信念9个模块,旨在帮助用户通过心理教育和行动缓解抑郁症状。课程涵盖CBT的基本原理,如识别和改变思维、建立思想与行为的联系及识别和纠正认知错误,每节课时长为20~45 min[27]。用户通过文本、音频和视频内容进行深度学习,并能清楚查看自身在课程中的进展及所完成的练习和测验。每节课程的关键概念通过测验和练习加深理解,学习成果可在交互式表格中记录。一项将Good Days Ahead应用于门诊抑郁症青少年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27]显示:干预结束后接受访谈的参与者普遍认为该程序中的教育模块具有较高价值,有助于理解和应对消极思维。然而,部分参与者也提出负面反馈,主要集中在案例展示模块与其个人经历缺乏关联性,导致代入感较弱。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纳入的样本较好地代表了现实中主动寻求认知行为治疗的群体,从而最大程度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与广泛适用性。

此外,一项旨在提升青少年抑郁症心理治疗效率的随机对照试验[28]进一步证实了Good Days Ahead的干预效果。结果显示接受该程序治疗的干预组在第16周的抑郁缓解率达46.9%,症状改善显著。在第6个月的随访中,55名参与者中仅有4名出现复发,表明干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然而,该研究亦发现Good Days Ahead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中疗效可能较弱,提示其适用性可能受到受众认知水平的影响。

不同DCBT程序在青少年抑郁症干预中的干预形式、模块设置与干预周期的总结见表1。在上述青少年抑郁症治疗程序中,治疗师指导的DCBT更为常见,干预形式通常结合线上和线下2种方式。治疗师通过线下访谈、主持会议、开展活动等形式收集资料;线上则集中进行内容学习。其中,Spark因获取渠道较多而应用广泛,Living Life to the Full和MoodGYM治疗证据较多,而Good Days Ahead则因目前应用场所集中在欠发达地区而推广性受限。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其他新兴的治疗程序如Colour Your Life、COPE、This Way Up和Blues Be Gone等同样值得关注。

2 DCBT在青少年焦虑症中的应用

焦虑症是中国儿童和青少年中负担最严重的心理疾病[29]。5%~10%的儿童和青少年(6~18岁)符合焦虑症的诊断标准[30]。儿童和青少年焦虑症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童年期创伤与压力[31]、负性生活事件[32]及家庭和校园生活的不和谐[33]

青少年焦虑症对其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流行病学调查[34-35]显示:随着学习生活压力的增加,青少年焦虑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受到不同程度的焦虑困扰,已成为威胁青少年健康的重大问题。数字化疗法因其影响力大、易于访问,成为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在线平台[36]。研究[37]表明: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DCBT具有减少在线学习青少年的焦虑的潜力。目前,西方国家已开发出较为成熟的针对青少年焦虑症治疗的DCBT程序。

2.1 youthCOACH

由乌尔姆大学临床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系开发的youthCOACH程序包含1个介绍性课程和7个模块,每个模块需50~70 min,可根据需要重复学习。模块内容涵盖动机与资源、行为激活、焦虑的理解与应对、情绪调节、沟通与社会支持及预防复发等主题,每个模块中融入了3个虚构青少年的焦虑症状故事,便于参与者产生共鸣,内容设计以青少年友好和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包括视频、音频、插图和文本演示,配有写作任务和多项选择的测验。干预内容和设计基于youthCOACH的焦点小组反馈进行调节[38],基于CBT焦虑症干预原则,旨在帮助青少年模拟适应性应对策略[39]。研究[40]结果显示,使用youthCOACH干预后,青少年的焦虑症状较基线有明显改善,且超过50%的青少年表示愿意推荐该程序,但33%的参与者报告了对数据安全的担忧,提示该程序的数据保密性仍需加强。此外,这项随机对照试验中的依从性和干预满意度与大多数同领域的DCBT试验的结果相当,表明youthCOACH对青少年焦虑症干预的可及性较高。

2.2 Coping Camp

Coping Camp是一款全自动的治疗程序,由11周内提供的11节课组成,主要干预内容为减轻焦虑、增强压力应对行为和改善心理健康。课程设置为线性结构,参与者只有完成上一节课后才能访问下一节课。此外,干预包含3次锁定的评估,分别在特定时间解锁。同时,讨论板在整个干预期间开放,学生可在此互相支持,讨论压力应对策略,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同伴支持的空间,相互学习和鼓励。一项随机对照试验[41]显示:使用Coping Camp的学生在干预后的感知压力水平较基线降低,随访19周时效应量为0.18,每次线下会议的反馈评分均在4分以上,大多数参与者认为干预“很棒”“很好”且“有用”。然而,Coping Camp在改善心理健康或改变压力应对策略方面无效。

2.3 ChilledOut Online

ChilledOut Online是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开发的青少年焦虑治疗程序。该程序通过8个模块教授青少年CBT策略,核心内容包括心理教育、认知重构和分级暴露。每个模块时长约30 min,青少年可在治疗开始时访问所有模块,建立初步学习印象。干预结束后,用户可再访问该程序3个月。与其他程序不同,ChilledOut Online包括6个可反复观看的不同焦虑问题青少年的视频案例,青少年可从中学习应对焦虑的技能。此外,每个模块均包含家庭作业和练习任务,且每周进行1次访谈反馈。研究[42]显示:分配至DCBT组的青少年在焦虑症状方面的改善优于常规治疗组,关于程序使用体验,随机分配到DCBT组的绝大多数(94%)青少年反馈使用ChilledOut Online感到“相当自信”或“非常自信”;在治疗满意度方面,满分为21,青少年满意度评价平均得分为17.3。该研究验证了治疗师指导的DCBT干预的有效性,并为未来在更多焦虑症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实施DCBT奠定基础。

2.4 E-Couch

E-Couch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交互式DCBT程序,专为青少年焦虑症设计。该程序为在线自助形式,分为6节课,每节30~40 min,包含心理教育和焦虑应对工具包2大核心部分。前2节课侧重于心理教育,介绍焦虑的症状、风险因素、后果及治疗选择。第3和第4节课的CBT工具包专注于如何识别和管理焦虑。第5节课提供放松工具包,通过2个练习展示放松的好处。第6节课介绍身体活动工具包,讲解运动对情绪的积极作用,并提供增加或维持身体活动的策略[43]。参与者需每周完成1个模块,定时更新日记和工作簿。所有课程(包含练习和家庭作业)依次进行。Calear等[43]以校内青少年为对象开展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干预后参与者的广泛性焦虑和社交焦虑均较基线有所改善。部分参与者在反馈中指出该治疗程序在交互性方面仍有待提升。因此,未来研究应着重开发更简洁、互动性更强的干预形式,以增强对青少年群体的吸引力与接受度。

此外,根据Powell等[44]的研究,治疗师指导的E-Couch干预可显著减少青少年的焦虑症状,且干预效果在12个月的随访期间持续稳定。该研究在招募过程中未涉及参与者与研究人员之间的面对面接触,增强了干预的现实可行性。然而,该研究的退出率和流失率均较高,提示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探讨影响干预依从性和响应率的预测因子与中介机制,以优化干预成效。此外,E-Couch干预可能会为青少年焦虑症的阶梯式治疗提供一个自助阶梯。

上述治疗程序的干预形式、干预内容及干预周期的总结见表2。在上述青少年焦虑症治疗程序中,除Coping Camp可供个人独立使用外,其余3款程序均需在治疗师的指导下使用。上述治疗程序中的内容均可根据治疗对象的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包括音频、视频和家庭作业,其灵活且有效的干预形式为未来青少年焦虑症治疗程序的开发提供了内容设计方面的宝贵经验。

3 DCBT在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应用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创伤后个体最常见和最典型的心理问题[45]。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更容易受创伤经历的影响,PTSD的患病率更高[46]。PTSD主要特征包括侵入性症状、回避症状、认知和情绪的负性变化,以及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警觉或显著反应性改变,并导致功能障碍[47]。创伤暴露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一项基于全美国的青少年共病调查[48](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adolescent supplement,NCS-A)发现,在6 400多名13~17岁的青少年中,超过60%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潜在创伤。创伤暴露后,约50%的青少年可出现至少一种PTSD症状,其中约20%达到PTSD的诊断标准[49]。目前,针对PTSD已有多种数字化干预形式,现简要介绍几项研究证据较多的治疗程序。

3.1 PTSD Coach

PTSD Coach是由美国国家PTSD传播和培训中心开发的治疗程序,该程序的管理模式基于治疗师指导,包含学习、自我评估、症状管理和寻求支持4个模块,旨在为用户提供PTSD相关的心理教育、症状自我报告工具、应对急性症状的方法及紧急支持。其核心功能包括自我评估和心理教育材料的阅读,重点在于帮助青少年调整和改善认知。研究[50]发现,使用PTSD Coach程序的参与者在PTSD症状缓解及心理社会功能改善方面显著优于候补名单对照者。考虑到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该程序作为一种移动化的干预工具,具有为未能接受传统治疗但存在PTSD症状的个体提供广泛、便捷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潜力。

此外,Hallenbeck等[51]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用户使用PTSD Coach的访问时长与症状改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即使用时间越长,症状改善越显著。然而,频繁使用该程序的参与者普遍反映模块在屏幕中的位置会影响访问频率,提示界面设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使用体验。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优化界面结构,如增加模块切换功能,以提升程序的交互性与用户黏性,进一步增强其干预效果。

3.2 iCT-PTSD-YP

iCT-PTSD-YP包含青少年面对面CT-PTSD手册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并在成人版基础上进行改进[52]。研究[53]表明该程序对8~18岁的青少年有效且易于接受。核心内容包括10个模块,如心理教育、恢复正常生活、理解PTSD、发展创伤叙事等。除此之外,程序还额外提供11个可选模块,满足不同学习偏好的需求,涵盖放松、睡眠调节、图像处理及身体认知等方面。该程序通过交互式文本和问卷传递信息,并融入了青少年的反馈建议,呈现方式包括文本、插图、音频案例、动画和视频。此外,iCT-PTSD-YP还设计了照顾者版本,帮助照顾者了解相关的治疗信息。Smith等[54]基于CT-PTSD对成人面对面治疗的有效的基础上,研究iCT-PTSD-YP治疗青少年PTSD的可行性、可接受性,但目前关于此治疗程序的可行性方案研究参与人数较少(17名),且退出率较高(20%),后续的正式研究是否能够进行明确的组间比较尚不确定。

不同PTSD数字化干预程序的干预形式、干预内容及干预周期对比见表3。在上述青少年PTSD治疗程序中,干预形式均需在治疗师指导下进行,教育材料主要以文本形式呈现。其中,PTSD Coach因下载途径便捷,下载量最高且证据最为丰富,能够满足目标青少年人群的多样化需求。因此,识别和评估青少年的需求成为此类治疗程序开发的关键环节。此外,iCT-PTSD-YP通过将照顾者纳入治疗,同时提高了青少年PTSD症状的改善程度。

4 DCBT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中的 可接受性

在青少年心理干预过程中,可接受性是决定干预效果的关键因素。较高程度的可接受性意味着青少年能够持续参与治疗,确保干预的有效性和长期影响。因此在心理健康问题干预层面,增加青少年的可接受性成为流程和内容设计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程序覆盖面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抑郁和焦虑治疗方面呈现显著效果[55-56]。CBT已被证实对治疗青少年焦虑症和抑郁症有效[57]。然而,一项基于青少年就诊情况的研究[58]显示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复诊率明显低于首诊率。同时,研究[59-61]发现大多数有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并未接受治疗。原因包括心理健康问题病耻感、治疗方法可及性不足、治疗机会缺乏和经济条件有限等[62]。因此,提高心理健康问题干预的可接受性,降低心理和现实障碍,是促进青少年积极参与治疗的关键。作为一种替代疗法,DCBT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可行的治疗选择[63]

首先,研究[64]发现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病耻感是阻碍青少年主动寻求治疗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对自身心理问题的负面评价、对外界歧视的担忧及对社会排斥的恐惧。相比传统面对面干预,DCBT凭借匿名性和远程访问优势,使青少年能够在更私密、安全的环境下接受治疗,尤其对症状较重但因病耻感拒绝求助的个体更具吸引力。

对于缺乏治疗机会的地区,数字化干预在时间、地点方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65]。传统的CBT在时间管理和地点选择上有所限制,而DCBT能够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治疗机会[66]。例如青少年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在家或社区和学校之外的地方获得治疗支持,避免了长途跋涉[67]。此外,青少年对数字化心理健康问题干预普遍持积极态度,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这种方式更易被年轻一代接受[68]

其次,心理治疗的成本是影响干预可接受性的重要因素。相比面对面治疗,DCBT具有更高的经济可接受性,减少了场地、交通和人工成本,同时降低了参与者和治疗师的时间成本与经济负担[69]。DCBT的干预模式能够覆盖更广泛的青少年群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更多有心理健康需求的个体能够获得持续、低成本的心理支持,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另外,DCBT同时也因其他优势还包括自由访问、便利性、隐私保护、提升治疗保真度、快速扩展能力、自我指导和自我调整的灵活性,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程序所具备的交互性和视觉吸引力[70-72],提升了此干预模式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接受程度。

5 DCBT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心理健康问题治疗程序在改善症状方面存在显著问题。首先,大部分治疗程序缺乏有效的理论基础,对基于CBT的抑郁症治疗程序的分析显示,在117款市售治疗程序中,只有10%符合基本的CBT方法和内容[71]。其次,隐私保护也是一大问题,许多程序选择永久存储和传输数据,涉及多个服务提供商,存在精神疾病患者的隐私保护问题[73]

此外,大多数程序在正式投入使用前缺乏“试干预”研究,使选择安全、有效的程序变得困难。在证据基础方面,青少年DCBT的相关研究较少,且随机对照试验的质量普遍较低,远不及成人研究成熟[74]

在使用体验上,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存在挑战,包括缺乏支持性治疗关系、消极的使用态度、技术局限及对其在治疗严重心理健康问题中的效果持怀疑态度[75]。部分DCBT干预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治疗依从性和参与度低,而非疗效问题[76]。因此,如何提高青少年的依从性和参与积极性仍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6 结语与展望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DCBT逐渐发展并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DCBT的干预效果已在大量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尤其在治疗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面对面CBT所面临的挑战,如高昂的费用、治疗过程复杂、经济效益低下及缺乏合格治疗师等问题。

然而,国内关于DCBT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移动治疗程序的发展相对滞后,且成熟的心理治疗程序仍然不足。总体而言,国内青少年心理治疗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成人群体[77]。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孕妇、老年人、慢性病及癌症患者等特殊人群,针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DCBT研究有待增加。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健康问题干预手段,DCBT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潜力不容忽视,尤其在早期阶段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并通过互联网平台扩大其可及性,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78]。青少年作为普遍具备较高的网络技术使用能力,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日常活动并积极寻求健康信息[76]。因此,便捷的数字干预方式,如移动治疗程序,为未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除此之外,DCBT介导的心理干预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已经出现心理障碍的人群,还应纳入某些心理疾病发生高风险的青少年,例如经历过童年家庭功能障碍的青少年[78]。研究[79]显示这类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检出率较高,分别为71.9%和63.5%。对于这些治疗机会有限、资源匮乏且常常被忽视的高风险青少年群体,采用便捷且高效的心理治疗方式尤为重要。

未来的DCBT干预研究应更加重视程序设计的理论框架选取、协同设计、个性化治疗及数据隐私保护等问题。结合程序开发、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进一步提升干预措施的可行性和青少年群体的接受度,以更好地满足其心理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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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2024JJ5549)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XJK24CXX002┫。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unan Province ┣2024JJ5549)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roject of Educational Science in Hunan Province(XJK24CXX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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