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教育内卷”的社会背景下,父母教育焦虑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键风险因素之一,亟待深入探究。父母教育焦虑是指父母对子女教育过程与结果感到不确定时产生的紧张、忧虑等消极情绪状态
[1]。研究
[2]表明父母教育焦虑可能对青少年子女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青少年作为家庭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往往是父母教育焦虑的直接承受者,这类焦虑情绪容易在代际间传递,进而影响其子女的心理状态。此外,通过家长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能够显著预测其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
[3-4]。其中具体的作用路径尚缺乏清晰的实证阐释。
抑郁是一种消极情绪,常伴随着悲伤、无助等特点
[5]。《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
[6]蓝皮书报告显示:抑郁是青少年群体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初中生的抑郁症检出率形势尤为严峻。既往研究发现:父母教育焦虑可以显著预测子女的情绪与行为问题
[2],教育焦虑水平越高的父母越倾向于采取侵入式的教养方式;例如通过对孩子施加更多的心理控制,进而导致孩子出现抑郁情绪
[7]。家庭进程三元模型
[8]表明:父母个体的焦虑情绪(父母水平)会外溢并影响亲子互动关系(二元关系水平),进而增加子女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的风险。焦虑的代际传递理论
[9]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即父母的教育焦虑可能构成一种压力源,破坏亲子关系质量,最终增加青少年产生抑郁情绪的可能性
[1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教育焦虑正向预测初中生抑郁。
外部环境因素对儿童的影响并非由事件本身直接决定,而是通过其内在因素起作用
[11],其中个体对事件的压力感知是决定其影响大小的关键
[12]。知觉压力是指个体在接受压力刺激时产生的主观体验。父母教育焦虑可能会影响初中生的知觉压力。根据认知-情境理论
[13],初中生对父母教育焦虑的感知(初级评价)及其对自身是否构成威胁的判断(次级评价)是其产生后续情绪反应的关键。父母的高教育焦虑水平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学业要求和更紧张的家庭氛围,而过度的焦虑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孩子会受到父母负性情绪和家庭消极氛围的影响,进而影响其对知觉压力的判断
[14]。知觉压力是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的近端因素
[15]。压力认知交互作用理论
[16]认为:个体在产生知觉压力后会进行认知与行为调节以应对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知觉压力高的个体的压力感觉阈限更低,由此引发抑郁情绪;而知觉压力低的个体的压力感觉阈限往往较高,从而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研究
[17-18]发现高知觉压力者更易陷入抑郁。因此,父母教育焦虑可能首先引发初中生更高的知觉压力,进而导致抑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初中生知觉压力在父母教育焦虑与初中生抑郁间起中介作用。
家庭系统中的保护性因素亦不容忽视。根据家庭系统理论
[19]:父母的教育投入作为一种积极的家庭资源,可能缓冲消极因素的影响。父母教育时间投入是指父母参与孩子教育活动的时间
[20]。当父母的教育时间投入增加时,会通过亲子间陪伴等方式促进孩子的身心发展
[21]。教育时间投入能够通过增强亲子情感联结和提供社会支持来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
[22]。依据社会支持的缓冲器理论
[23]:父母为孩子提供积极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因教育焦虑引发的压力事件对孩子的不良影响,减少孩子的负面情绪。据此推测,父母教育时间投入更高的孩子,更能够感知到来自父母的支持,其产生的负面情绪更能得到有效缓解;而父母教育时间投入更少的个体可能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从而在面对问题时无法保持良好情绪。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父母教育时间投入在知觉压力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整合风险与保护性因素,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使用网络分析方法,旨在系统地考察父母教育焦虑预测初中生抑郁的中介(初中生知觉压力)和调节(父母教育时间投入)机制,直观地揭示各变量间的复杂关联,为理解和干预初中生抑郁问题提供新的、更具针对性的选择。
1 对象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研究参与者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研究程序和内容符合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伦理学标准(审批号:2023-01)。
1.2 研究参与者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数据于2023年6月(为期1个月)集中收集,所有问卷均在此期间回收完成。采用方便取样法抽样,对长沙市、湘潭市、邵阳市的736名青少年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学生问卷部分由初中生填写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Chinese Stress Perception Scale,CPSS)和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的纸质问卷;家长问卷部分由家庭中的主要养育者填写教育焦虑情绪量表和父母教育时间投入电子问卷,家长问卷采用线上作答,不存在缺失值。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35份,有效率为99.86%。
1.3 方法与工具
1.3.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年级、户籍、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是否与父母共同生活等)。
1.3.2 家长教育焦虑情绪量表
采用朱新卓等
[24]编制的家长教育焦虑情绪量表评估父母教育焦虑水平。该量表共包含13个条目,分为学业焦虑、身心健康焦虑、品行焦虑、未来发展焦虑4个维度。量表采用5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代表父母的教育焦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95~0.879。
1.3.3 CPSS
采用杨廷忠
[25]编制的CPSS评估初中生的知觉压力水平。该量表共包含14个条目,分为紧张感和失控感2个维度。量表采用5级评分的方法(1表示“从无”,5表示“总是”),其中6个正向计分和8个反向计分题目。总分越高代表初中生的知觉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59~0.830。
1.3.4 PHQ-9
采用PHQ-9
[26]评估初中生的抑郁水平。该量表包含9个条目,量表采用4级评分(0表示“完全不会”,3表示“几乎每天”)。总分越高代表初中生的抑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870。
1.3.5 父母教育时间投入
采用自编题目评估父母与子女之间关于教育的交流和互动,以此作为父母教育时间投入的操作性定义测量指标。题目为“请根据你近段时间在每周辅导孩子或教育孩子的时间进行选择。”让父母在提供的5个备选项(4 h以下、4~7 h、8~14 h、15~21 h、22 h以上)中选择,分别赋值1~5分,分数越高代表父母教育时间投入越高。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5.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由于学生在CPSS和PHQ-9的题项中,缺失值最大占比不超过10%(≤2题),因此使用序列均值插补法替换缺失值。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采用SPSS Process3.5程序进行效应分析:以父母教育焦虑为预测变量,以初中生抑郁为结果变量,初中生知觉压力为中介变量,并控制初中生年龄、性别、是否与父母共住的影响,采用程序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保持上述变量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父母教育时间投入作为调节变量,采用程序中的模型14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为深入分析显著的调节效应,以父母教育时间投入得分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划分为高、低组,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并绘制调节效应图。
采用R软件4.4.3进行数据统计与网络可视化。使用Qgraph1.9.8构建相关网络并进行网络估计和网络可视化
[27]。为控制虚假相关关系并提高网络结构的可解释性,采用图形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the graphical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GLASSO)算法进行正则化处理
[28]。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通过bootnet 1.6计算的强度(strength)、中介度(betweenness)和紧密度(closeness)3项中心性指标进行评估
[27]。为评估所得网络结构的稳定性,本研究采用非参数自举法(non-parametric bootstrap),重复抽样1 000次,并计算相关稳定性(correlation stability,CS)系数。一般认为,CS系数高于0.25表明网络具有可接受的稳定性,大于0.50则表明稳定性良好
[27]。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参与者的一般资料
参与调查的初中生年龄为12~15岁。学生基本人口学信息如下:男生357名(48.6%),年龄为(13.479±0.638) 岁;女生378名(51.4%),年龄为(13.410±0.625) 岁。初一年级学生385名(52.4%),初二年级学生350名(47.6%)。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学生617名(83.9%),未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学生118名(16.1%)。农村户口学生275名(37.4%),城市户口学生460名(62.6%)。
在家长问卷中,由父亲填答的问卷169份(23.0%),由母亲填答的问卷566份(77.0%),这一比例与中国家庭教育中母亲多为主要教养者的现实基本一致。因此,本研究后续分析所涉及的“父母教育焦虑”“父母教育时间投入”等变量,实际反映的是主要养育者的感知与行为。父母年龄为(41.002±4.653) 岁。父母最高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占比分别为80.1%,13.5%,6.4%。父母月收入总和“5 000元以下、5 000~10 000元、10 000元以上”的占比分别为40.4%,38.6%,9.5%,缺失84份。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共有7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1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4%,小于40%的临界值标准,初步说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此外,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一因子模型的拟合较差:比较拟合指数(comparison fit index,CFI)=0.395,Tucker-Lewis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0.360,χ2/df=11.790,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121,标准化根均方残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0.146,进一步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
人口学变量中的初中生年龄、性别、是否与父母共住情况与研究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r为-0.108~0.150,均
P<0.05),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父母教育焦虑与初中生知觉压力和初中生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分别
r=0.178和
r=0.155,均
P<0.01);初中生知觉压力与初中生抑郁 (
r=0.570,
P<0.01)呈显著正相关,与父母教育时间投入呈显著负相关(
r=-0.102,
P<0.01;
表1)。
2.4 知觉压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父母教育焦虑对初中生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1.311,
t=4.41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0.728~1.894,
P<0.001],父母教育焦虑对初中生知觉压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2.329,
t=5.197,95%
CI 1.449~3.209,
P<0.001);加入中介变量初中生知觉压力后,父母教育焦虑对初中生抑郁无显著的直接效应(
β=0.471,
t=1.856,95%
CI -0.027~0.970,
P=0.064),初中生知觉压力对初中生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0.361,
t=17.503,95%
CI 0.320~0.401,
P<0.001;
表2)。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初中生知觉压力在父母教育焦虑和初中生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为0.840,95%
CI 0.525~1.163,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4.1%(
图1)。
2.5 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检验
在整体样本中,性别变量在中介效应的前半段的影响显著(
表2)。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在男生样本中,初中生知觉压力在父母教育焦虑和初中生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总效应为1.384,间接效应为1.101,95%
CI 0.606~1.64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9.6%(
图2);而在女生样本中,初中生知觉压力在父母教育焦虑和初中生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总效应为1.285,其间接效应为0.624,95%
CI 0.188~1.07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8.6%(
图3)。
2.6 父母教育时间投入的调节效应检验
以父母教育时间投入为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初中生知觉压力可以正向预测初中生抑郁(
β=0.435,
t=10.600,95%
CI 0.354~0.516,
P<0.001),父母教育时间投入对初中生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1.584,
t=2.025,95%
CI 0.048~3.120,
P<0.05),初中生知觉压力与父母教育时间投入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抑郁(
β=-0.039,
t=-2.106,95%
CI -0.075~-0.003,
P<0.05;
表3)。
绘制初中生知觉压力对初中生抑郁的简单效应分析图,结果显示:教育时间投入较低时(
-
s),初中生知觉压力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抑郁[简单斜率(
simple slope)=0.396,
t=14.838,
P<0.001];教育时间投入较高时(
+
s),初中生知觉压力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抑郁(
simple slope=0.326,
t=12.380,
P<0.001),但正向预测作用相较于低教育时间投入减弱(
simple slope=0.396减弱为
simple slope=0.326,
图4)。之后分析父母教育时间投入处于高、中、低水平时,初中生知觉压力在父母教育焦虑和初中生抑郁间的中介效应的效应值及其95%
CI结果显示:初中生知觉压力的中介效应在不同教育时间投入水平下均显著;随着教育时间投入水平的不断升高,初中生知觉压力在父母教育焦虑和初中生抑郁间的中介效应不断减弱(
表4)。
2.7 主要变量的网络分析
网络分析结果(
图5)显示:抑郁(Y1)与6个节点均存在正性关联,其中紧张感(M1)与初中生抑郁(Y1)的关联强度最大(
r=0.632,
P<0.001)。紧张感(M1)与父母教育焦虑的3个维度存在正性关联,其与学业焦虑(X1)、品行焦虑(X3)的相关性最强(分别
r=0.087和
r=0.093,均
P<0.05)。失控感(M2)与父母教育焦虑的4个维度存在正性关联,其与未来发展焦虑(X4)的相关性最强(
r=0.165,
P<0.001)。父母教育时间投入(W1)与初中生知觉压力的2个维度存在负性关联,其与紧张感(M1)的相关性最强(
r=-0.082,
P<0.05)。
对这些节点的中心化测量结果(
图6)显示:节点强度最高的是品行焦虑与未来发展焦虑,节点中介度和紧密度最高的是未来发展焦虑,因此未来发展焦虑是最重要的节点。
稳定性检验结果(
图7)显示节点强度(CS=0.750)和亲密度(CS=0.672)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然而,节点中介度的CS系数为0,表明该指标极度不稳定。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父母教育焦虑对初中生抑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父母教育焦虑是初中生抑郁的风险因素,与既往研究
[3]结果一致。父母教育焦虑不仅可以通过营造压抑的家庭氛围直接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
[29],其具有的代际传递性也使其能够通过遗传、教养行为等多种途径对子女产生影响
[30]。
此外,网络分析还细化了上述关联,不同维度的父母教育焦虑与初中生抑郁均呈正相关,其中“未来发展焦虑”和“学业焦虑”与初中生抑郁关联最强,且“未来发展焦虑”在网络中表现出较高的强度和紧密度。这一发现基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传统家庭观念使父母对子女教育成果赋予了极高的家族荣誉感
[31],父母将子女的未来发展与自身价值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24]。另一方面,“教育改变命运”的社会信念使许多家庭仍将“教育”视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路径
[1]。这种对教育功能的绝对化认知,使父母对任何可能影响子女前途的不确定性均表现出高度敏感和恐惧,这可能是导致“未来发展焦虑”在心理网络中起到核心影响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稳定性分析提示了一个方法学发现:本研究的核心节点间存在大量直接或间接路径,使网络的连通性不完全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中介节点
[32]。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干预启示意义。这表明父母教育焦虑影响初中生抑郁的心理机制并非遵循单一的、线性的因果链,而是一个具有冗余性和多路径特征的复杂系统。因此,尽管“未来发展焦虑”在统计上是影响最强的节点,但若干预仅针对此单一靶点,其效果可能被网络中的其他替代路径所稀释或绕过。这要求在设计干预方案时,应从针对“关键节点”的单一靶点思维,转向针对“核心节点集群”的多靶点、系统性干预思路。
本研究中初中生知觉压力在父母教育焦虑和初中生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意味着父母焦虑并非直接导致子女抑郁,而是通过提升初中生的压力感知间接发挥作用。既往研究发现:高教育焦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往往采用“直升机”式的消极教养方式
[31],即对孩子施加高度控制的教养模式,这会使家长一直处在消极情绪体验之中
[2, 31],进而使家庭氛围变差,给初中生带来较大的精神压力,初中生会感受到更多的消极情绪,进而表现出抑郁等情绪问题
[3]。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阐释了这一中介效应的关联机制,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未来发展焦虑”与知觉压力中的“失控感”有紧密的正性关联。父母教育焦虑的实质是其对子女未来发展确定性追求过程中所经历的失控状态
[1]。根据情绪感染理论
[33],孩子有可能会察觉到父母的失控状态,并通过模仿习得,这可能是“未来发展焦虑”与“失控感”关联紧密的原因。其次,“紧张感”与“失控感”2个维度与抑郁之间的关联均为正性,尤其是“紧张感”与初中生抑郁之间有着紧密的正性关联,这表明它可能是引发抑郁的最直接的情绪体验。
性别差异检验发现知觉压力在男生组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女生组起部分中介作用。原因可能在于传统的性别角色要求在男女生之间存在差异。男生往往被认为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易受外在环境影响
[34]。在应对负性情绪时,男生会更倾向于根据自身对刺激的认知与态度进行反应
[35]。相比之下,女生往往被认为是细腻敏感的,这使她们对威胁性信息的敏感程度更高,更容易受外界影响
[34]。因此,父母教育焦虑通过知觉压力间接影响男生的抑郁水平,而对女生而言,还能受到父母教育焦虑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父母教育时间投入能够缓冲初中生知觉压力对初中生抑郁的风险作用。一方面,根据压力交互理论
[16],当个体知觉到较高的压力,而父母又不参与孩子的教育活动时,孩子会知觉到多重压力的交互作用,进而产生更大的负担,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消极情绪。另一方面,这与文化资本理论的观点相符
[36],父母通过时间投入传递的家庭资源与支持构成了保护性因素。从网络分析的结果来看,父母教育时间投入与知觉压力中的“紧张感”有着紧密的负性关联。高父母教育时间投入可以通过陪伴交流等方式弥补亲子间的情感交流不足
[37],缓解子女的心理紧张感,为初中生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
[22, 38],孩子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并促进其身心发展
[39],从而降低抑郁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干预启示。在家庭层面,应引导家长通过社区家长学校等途径,主动重构对子女“成功”的单一认知,建立涵盖多元价值的成才观,从源头上缓解“未来发展焦虑”;此外,在家庭中积极推行以情感交流为核心的“高品质陪伴”活动,以缓解孩子的“紧张感”。与此同时,学校支持系统可将情绪调节训练(如正念放松、认知行为疗法等)系统性地纳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有效识别和调节其“紧张感”,从而提升学生整体的心理韧性。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性。首先,父母教育时间投入仅通过单一题项进行测量,难以充分反映该变量的复杂内涵。未来研究可采用经过严格信效度检验的成熟量表,以提升测量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其次,样本的代表性及推广性存在局限。本研究样本仅来自湖南省的3个城市,且采用方便取样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向更广泛人群的推广。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扩大取样范围,以验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再次,父母数据的收集方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数据主要来源于家庭中的1名主要养育者(其中77%为母亲),难以体现父母双方在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差异或潜在分歧。未来研究如能同时纳入父母双方的数据,将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家庭教育焦虑在家庭系统内的传递路径与互动机制。此外,本研究采用横断面数据,难以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深入探索变量间的动态过程。最后,初中生抑郁问题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仍需从个体、家庭、学校及社会等多层面系统考察父母教育焦虑与初中生抑郁之间的发生与发展机制。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XJK22BXL002┫。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Educational Science Planning Leading Group of Hunan Province)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China ┣XJK22BXL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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