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青少年抑郁患者自杀行为频发引起国内外社会和学术界对其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
[1]。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最新数据
[2]显示：全球每年约有72.6万人死于自杀，相当于每40 s就有1人自杀身亡，其中在15~29岁人群中，自杀是其第3大死亡原因。国内青少年自杀问题同样引发了广泛关注。一项对11 831名中国青少年的研究
[3]显示：男生和女生产生自杀念头的终生患病率分别为17.6%和23.5%。
青少年自杀倾向是由复杂的生理和社会心理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的。女性、低社会支持、流动型家庭结构、农村地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史、首发抑郁、快感缺失明显、压力性生活事件及童年虐待经历等均为增加青少年抑郁患者自杀倾向风险的危险因素
[4-6]。除此之外，父母教养方式也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7]。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态度、目标和情感氛围，在不同情境下保持相对稳定
[8]。早期的父母教养方式不仅奠定了成人期亲密关系和自我认知特质的基础，也影响其外化行为
[9-10]。
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杀倾向存在明显关联
[11]。那些给予青少年过度保护的“干涉型”父母更容易导致子女产生窒息感和无助感
[12]，持续的监督与控制会侵蚀亲子信任，从而阻碍青少年向父母表达困扰，这为青少年的情绪问题与自杀倾向提供了温床
[13]。长期缺乏父母情感温暖的青少年会内化绝望和孤独等负面情绪
[14]，“专制型”父母表现出的拒绝行为会让青少年感受到更多的压力和不安，限制青少年的自主权，形成强烈的服从倾向，导致青少年自主性和自我价值感的缺失
[15]。消极型教养方式的长期积累可能导致青少年把自杀倾向作为摆脱困境的应对机制。
心理弹性是个体在面对逆境时有效适应并反弹的能力
[16]，是减少青少年自杀风险的重要心理保护机制之一
[17]。具有较高心理弹性的青少年在面对逆境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从而降低自杀行为的发生概率，阻止自杀风险升级
[18]。事实上，心理弹性不是一种静态特征，而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动态过程。研究
[19]表明近1年中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心理弹性水平低于一生中经历过自杀的人。这反映了心理弹性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心理弹性模型
[8]指出：影响心理复原力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外部因素则包括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等，而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心理弹性的重要外部因素。父母教养方式对心理弹性有直接影响
[20]。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高心理弹性的青少年表现出较少的抑郁症状
[21]、学业困难
[22]和社交困难
[23]。而经历过积极养育的青少年往往具有高度的心理适应能力来应对逆境和克服挫折。自信和自我效能感是青少年高心理弹性的基础。相比之下，消极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在面对困难或危险时，自我修复能力往往较弱
[24]。而自身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父母具有增强孩子自主性并激励他们在家庭之外建立支持性关系的积极品质
[15]。
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讨论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自杀倾向的单一风险或保护因素，或者其两两之间的相关性
[24]，而尚未在青少年抑郁群体中验证“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自杀意念”的中介路径。本研究旨在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如何通过影响心理弹性进一步影响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自杀倾向，探究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抑郁患者自杀倾向之间心理弹性所起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0A-134)。所有研究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对象
基于横断面设计，采用样本估算公式：
n=
Z2×
σ2/
d2，其中Z为可信度，
d为允许误差，
σ为标准差，参考既往文献[
25]，
Z=1.96，
σ=4.18，d=1，根据公式计算，样本量应不少于67例。本研究选取自2023年3月至2024年8月期间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心理卫生科就诊的青少年抑郁患者131例为研究对象，满足样本量要求。
纳入标准：1)年龄为12~18岁；2)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中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并由2名具备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确诊；3)能够理解并独立完成问卷内容；4)患者及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研究，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存在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所致障碍；2)伴有严重的躯体疾病或脑器质性疾病；3)患有智力发育障碍或孤独症谱系障碍；4)诊断为双相障碍；5)患有精神分裂症或其他原发性精神病性障碍；6)当前处于自杀或自伤急性风险中；7)存在明显的焦虑或强迫症状，且这些症状显著干扰抑郁障碍的诊断。
1.3 方法
调查员均由接受过问卷培训的精神科医师担任。在患者及其家属办理完住院手续并熟悉病房环境后，调查员对初步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患者进行进一步的临床评估。在患者符合诊断标准且自愿同意参与研究后，正式邀请其加入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员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向患者详细说明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同时告知问卷填写时的注意事项。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参与后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随后，患者将在调查员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以下问卷：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26]、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hort 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S-EMBU)
[27]及贝克自杀意念量表(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BSI)
[28]。在患者完成所有问卷后，调查员检查其填写的结果是否存在遗漏或空白项。如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患者进行补充和修正。所有问卷确认无误后，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150份，其中15例患者未完成问卷，1例患者因癫痫诊断被排除，另有3例患者因病情变化，诊断更改为双相障碍而被排除。最终有效回收并纳入分析的样本为131例，问卷回收率为87.33%。
1.4 调查工具
1.4.1 一般情况调查表
此为自制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状况。
1.4.2 CD-RISC
CD-RISC最初由Connor等
[29]，本研究所用版本为其中译版
[30]，该量表包含25个条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制，总分范围为0~100，总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强。该量表的克龙巴赫
α系数为0.90。
1.4.3 S-EMBU
S-EMBU最初由Parker等编制
[31]，本研究所用版本为其中文版
[27]，该量表涵盖了3个核心维度，每个维度通过特定题目的均值得分来进行计算。量表得分范围为1至4，得分越高表示该教养方式的使用程度越高。各维度的划分与计算方式如下：拒绝维度由第1、4、7、12、14和19题组成；情感温暖维度由第2、6、9、11、13、17、21题组成；过度保护维度由第3、5、8、10、15、16、18、20题组成。各维度的得分通过将对应题目的得分相加，再除以该维度的题目数量得出均值。该量表的克龙巴赫
α系数在0.74至0.84之间。
1.4.4 BSI
BSI由贝克编制，本研究所用版本为其中译版
[28]，该量表包含2个因子：自杀意念强度(由第1至5题的得分均值计算，得分越高表示自杀意念越强)和自杀危险性(由第6~19题的得分均值计算，得分越高代表自杀危险性越高)。该问卷的克龙巴赫
α系数在0.94至0.96之间。
1.4.5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是临床上广泛使用的评估抑郁程度的他评量表工具
[32]，该量表共有3种不同版本(HAMD-17、HAMD-21、HAMD-24)，本研究所用为HAMD-17版本，包括17个条目，各条目采取0～4分的5级评分法或0～2分的3级评分法，最后统计各项条目评分的综合，分数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严重。该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90
[33]。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tata17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计量资料先用Shapiro-Wilk法判断资料是否符合正态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例(%)表示。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参考温忠麟等
[34]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构建了中介效应分析模型，Bootstrap抽样次数设定为5 000。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131例青少年抑郁患者，其中男性49例(37.4%)，女性82例(62.6%)。患者年龄为(15±2)岁。在居住地分布方面，89例(67.9%)患者来自农村，42例(32.1%)来自城镇。在家庭结构方面，37例(28.2%)患者为独生子女，94例(71.8%)患者为非独生子女。在受教育程度方面，4例(3.05%)患者为小学学历，53例(40.46%)患者为初中学历，69例(52.67%)患者为高中学历，5例(3.82%)患者为本科学历。在父母婚姻状况方面，19例(14.5%)患者的父母已离异，112例(85.5%)患者的父母未离异。患者的HAMD-17评分为(19.11±5.39)。在病程方面，104例(79.4%)患者病程为1年以下，15例(11.5%)患者病程为1~3年，12例(9.1%)患者病程为3年以上。本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在研究开展期间均接受了抗抑郁药物治疗。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
表1所示，心理弹性与父母的过度保护和自杀危险性均呈显著负相关(分别
r=-0.210和
r=-0.233，均
P<0.01)。父母的情感温暖与自杀意念和自杀危险性均呈显著负相关(分别
r=-0.141和
r=-0.214，均
P<0.05)。父母的过度保护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
r=0.200，
P<0.01)。
2.3 中介效应分析
父母的过度保护通过心理弹性对自杀危险性产生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效应比例占总效应的28.5%，
P<0.05)，对自杀意念产生的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进行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该路径上的间接效应不显著。父母的情感温暖通过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及自杀危险性均产生中介效应(效应比例分别占总效应的16.7%和10.5%，均
P<0.05)。父母的拒绝对自杀意念及自杀危险性的直接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其通过心理弹性对二者的中介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效应比例分别占总效应的25.0%和22.2%，均
P<0.05；
表2)。
3 讨 论
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不同。首先，父母的过度保护与青少年心理弹性呈负相关，心理弹性在过度保护和青少年抑郁患者自杀危险性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过度保护可能抑制青少年的心理弹性。过度保护型教养方式通常表现为父母对孩子生活的高度干预和控制，意图为其排除一切困难。这种行为也被称为“直升机式教养”，指父母像“直升机”一样始终在孩子周围“盘旋”，随时介入孩子的生活
[35]。家庭生态学理论
[36]认为外部环境与个体的个性特征、情绪反应和行为共存并相互作用。过度保护不仅限制青少年的自主探索，还可能增加其对外部支持的依赖，导致青少年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降低青少年的心理弹性，使其在面对困难时更易产生无助和绝望情绪，从而削弱其应对挑战的能力
[37-38]。本研究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过度保护和青少年抑郁患者自杀危险性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这表明过度保护可能通过削弱青少年的心理弹性，间接增加其自杀的危险性。研究
[39]指出：过度保护型父母的子女心理弹性更低，焦虑、抑郁等风险更高，这也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研究
[40]指出：该教养方式导致学生学习自信心下降，从而增加学业焦虑及成绩下降风险；过度保护的程度越高，内化问题和反社会行为越严重。因此，减少过度保护有助于提升心理弹性，是降低自杀倾向的有效方法。
情感温暖与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及风险呈负相关，心理弹性在情感温暖与青少年自杀倾向间起中介作用。父母的情感支持能增强青少年的心理弹性。情感温暖表现为父母给予的理解、关怀和鼓励，这能帮助青少年抑郁患者更好地提升适应力
[36]。情感温暖有助于青少年获得安全感，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从而提高其抗压能力
[41]。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心理弹性在情感温暖与青少年抑郁患者自杀倾向间起桥梁作用。情感温暖型属于积极型教养方式，可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及乐观情绪；此外，它有利于亲子沟通，能使父母更加了解子女，并及时控制不良行为
[42]。研究
[43]指出：相较于母亲的情感温暖，父亲的情感支持对心理弹性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提示父亲角色发挥某种特殊作用。因此，加强情感互动有助于提高抑郁患者心理韧性，降低其自杀可能。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拒绝行为与青少年的心理弹性负相关，但与自杀倾向并无直接联系。中介效应的分析显示心理弹性在父母的拒绝行为与青少年自杀倾向间起中介作用。研究
[44]指出：父母在情感方面的疏离、冷淡或缺乏接纳，易导致青少年形成消极自我认知及被忽视感，削弱心理弹性。而体验父亲情感拒绝但母亲情感温暖的青少年不易出现负性思维，而体验母亲情感拒绝者则相反
[45]。这强调了母亲角色在家庭中的保护性色彩。虽然拒绝型教养方式不会直接引发自杀倾向，但会通过降低心理弹性，间接增加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自杀风险。因此，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加情感上的支持，可能是有效降低抑郁青少年自杀风险的一个关键措施。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不同类型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心理弹性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强调了家庭环境在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性。研究结果不仅为抑郁青少年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家长在教育实践中如何增强孩子的心理韧性以减少自杀倾向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医疗机构的青少年抑郁患者群体，这可能限制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其次，数据完全依赖于自评问卷收集，可能受到社会期望效应或记忆偏差的影响。尽管量表具备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未来若能引入家长、教师等多角度的评价，将有助于提升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最后，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难以排除时间因素或其他外部变量的干扰，因此无法完全确认各变量关系的长期稳定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纵向追踪的方式来进一步验证这些关系的持久性及因果联系。
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2021ZD020200)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25JRRA618┫。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30-“Brain Science and Brain-like Research” Major Project ┣2021ZD020200)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ansu Province(25JRRA618)
China.开放获取(Open access)：本文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允许第三方用户按照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4.0(CC BY-NC-ND 4.0┫的方式)
China.开放获取(Open access)：本文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允许第三方用户按照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4.0(在任何媒介以任何形式复制、传播本作品┣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639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