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
[1]显示,2021年中国每10万人中约有8.9人死于自杀。而大学生群体中的心理危机事件更是持续受到全国高校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2]。有关实证研究
[3]表明,生命意义是自杀的回弹因素,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8周内自杀意念的水平。关于中国大学生群体的研究
[4]也显示,生命意义是自杀行为的有效保护因素。生命意义是个体从其经历或经验中抽取的生活意义,主要包括个体主观体验到的对生命的理解、感到与生活相关联,生活有目标及自身存在具有重要性等方面
[5-6]。以往研究
[7]指出,稳定且清晰的自我概念使个体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自身,并能从较长远的目标和较高层次去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把握各种生活事件中的意义成分。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的知觉和认识,自我概念清晰度则是指个体对自我认识的清晰程度,反映自我概念的明确性和一致性
[8]。同一性理论
[9]指出,一个清晰、稳定、一致的自我概念,为个体提供了理解和解释世界、自身经历及两者关系的核心认知框架,这一框架是构建生命意义的基础
[10]。反之,存在主义心理学和意义疗法的观点
[11]认为,人最基本的动力是“意义意志”,当个体发现并投身于某种生命意义时,这种价值取向会反过来定义自我;并且,意义感的建构过程(如目的澄清、叙事整合)本身即自我定义和自我理解的过程,直接促进自我概念的整合与清晰化
[12]。
大学阶段正是同一性确立和防止同一性扩散的关键时期
[13]。近年来流行于大学生群体的“空心病”现象,再次凸显了在该阶段完成自我同一性构建的重要性。“空心病”指一种心境状态,表现为内心空虚、缺乏目标和动力,感到生活没有意义
[14-15]。在临床心理学研究
[16]中,“空心病”被认为在概念上与“虚假自体”有密切关联,它们都描述了那些表面上非常出众但内在却感到空虚迷茫的状态。同时,“空心病”所表现出来的诸如快感缺失、兴趣减退、缺乏动力等特征也被认为与抑郁症状相似
[17-18]。
完成自我同一性整合需要个体实现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协调一致。同一性受阻模型提出,个体的早期逆境经历会损害自我概念清晰度,同时增加罹患抑郁等精神疾病的风险
[19]。在自我同一性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下,研究
[20]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个体对自我认知越清晰,其感受到的生命意义越强烈。例如,一项纵向研究
[21]在8周的时间里7次收集了美国285名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和生命意义感数据,通过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得出,自我概念清晰度显著预测了研究参与者的生命意义感。国内研究者
[7]采用自我概念量表和生命意义量表进行了为期1年的追踪调查,并指出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是双向预测的关系。但不同研究所得结论并不一致,也有研究
[22]认为,自我概念清晰度的提升并不一定会增强生命意义感,在一些情况下,过高的自我概念清晰度可能意味着个体过于关注自我,忽视与他人的联系和互动,从而限制其对生命意义的体验。例如,一些个体可能在追求自我概念清晰度的过程中,过于执着于某些固定的自我认知,从而无法灵活应对生活中的变化和挑战。
同时,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有人依靠亲社会品质感知自我,有人则赋予相貌等外在特征更高权重
[23]。自我概念内容分配权重的不同,同样可能影响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深层感知。对于高抑郁症状的个体而言,由于认知僵化
[24],这种情况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抑郁症的认知理论表明,人们看待自己和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可能导致抑郁,尤其是个人对自己的负面看法
[25]。抑郁状态伴随的负性自动化思维会通过认知偏倚降低个体的知觉范围和认知灵活性,产生无助、无望、无意义的感受
[26]。创伤后成长理论指出,如果成长于不幸环境的个体能够重新厘清其价值观,获得意义感,其自我概念清晰度甚至可能高于在正常环境下成长的个体
[23]。另外,从社会认同的视角来看,群体身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群体身份的凸显导致自我认识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个体获得相互兼容的群体身份越多,拥有的心理资源(例如社会联结、生命意义、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也越多
[27]。社会功能受损是抑郁的一个重要表现
[28],社会退缩与互动减少会削弱个体从群体身份中获得归属感的可能
[29],进而从受限的、片面的视角构建自我认知。同时,社交回避
[30]与群体参与下降
[31],也减少了通过社会互动验证、调整自我概念的机会,限制其在多元情境中感知生命意义的来源。因此,抑郁症状可能通过积极的(创伤后成长)或消极的(认知偏倚,社会退缩)心理过程,与自我概念确立或生命意义体验形成交互作用,最终调节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动态关系强度。
因此,本研究聚焦大学生群体,考察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深入探究抑郁症状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旨在为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提供理论支撑,为构建科学、有效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M202408)。
1.2 研究假设
本研究建立如下假设(
图1):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感可以互相预测,即个体在建构自我的过程中拓展出生命意义,在获得生命意义体验后,也会反哺自我概念,进一步强化、明晰自我概念;而抑郁症状可能会调节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体验之间的关系。
1.3 数据样本与质量控制
本研究采取整群和方便抽样的方法,按照自愿填写、个人信息保密等原则,抽取一所综合型高校的387名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说明调查目的,在课间展示问卷星二维码进行问卷收集,共收集2次,前后2次采集时间点分别记为T1和T2。前后2次重复施测的环境、被试和指导语均一致,2次数据采集间隔时间为4周。剔除前后编号不匹配的数据后,共344名被试完成前后2次作答。经进一步数据清洗,排除人口学特征选项前后2次作答不一致的个案(包括“性别不一致”3例及“出生地不一致”1例),最终纳入参与者340人,其中男性179人(52.6%),女性161人(47.4%)。
1.4 测量工具
1.4.1 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
采用Campbell等
[8]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Self-Concept Clarity Scale,SCC)测量研究参与者的自我概念清晰度。该量表汉化版本在中国相关研究
[32]中表现出较好的信度和效度。SCC共12个题项,其中题项6和11为正向计分(如“我很少体验到我性格不同方面的冲突”),其余题项均为反向计分(如“我对自己的一些看法经常相互冲突”)。分数越高说明自我概念清晰度水平越高(计算时已对反向条目得分进行反向转换)。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前后2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5和0.824。
1.4.2 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Radloff
[33]编制的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Depression Scale,CES-D)测量研究参与者的抑郁水平。该量表在中国的相关研究中表现出较好的效度
[34]。CES-D共20题,每题计0~3分,总分为0~60,包括抑郁情绪、躯体症状、积极情绪和活动迟滞4个维度,其中积极情绪维度的4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如“我觉得未来有希望”)。分数越高,表明抑郁可能性越大(计算时已对反向条目得分进行反向转换)。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前后2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20和0.938。
1.4.3 生命意义量表
采用Steger等
[35]编制的生命意义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测量研究参与者的生命意义感。以往中国的相关研究
[36]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MLQ包括拥有意义(Presence of Meaning Subscale of MLQ,MLQp)和追寻意义(Search for Meaning Subscale of MLQ,MLQs)2个分量表,分别测量个体生命意义体验和追寻生命意义的动力。每个分量表均包含5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别计1~7分,“完全不符合”计1分,“完全符合”计7分。除“我的生活没有明确的目的”1题为反向计分之外,其余条目均为正向计分。计算时对反向条目得分进行反向转换,总分值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或追寻意义动力越强。本研究依据研究目的使用MLQp分量表,该分量表在前后2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7和0.867。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Mplus 7.0构建结构方程交叉滞后模型,使用with语句控制自我概念清晰度和生命意义感在2个时间点的自相关关系。模型拟合程度采用卡方与自由度之比(
χ2/
df)、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Tucker-Lewis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及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进行综合评估。其中,
χ2/
df反映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的整体拟合程度,CFI和TLI用于评估目标模型相对于独立模型的拟合改进程度,RMSEA用于衡量模型的近似误差水平。
χ2/
df<3,CFI>0.90,TLI>0.90,RMSEA<0.08代表模型拟合良好。如交叉滞后模型中的交叉滞后系数显著,则说明前一时刻自我概念清晰度/生命意义感能够预测后一时刻的生命意义感/自我概念清晰度。基于多元回归的原理
[37],分2步检验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1)Model 1检验自变量
X与调节变量
M对因变量
Y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2)在Model 1基础上加入中心化的交互项(
X-
)×(
M-
)构建Model 2,回归方程为
Y=β
0+β
1X+β
2M+β
3(
X-
)×(
M-
),其中
、
、β
0、β
1、β
2、β
3分别代表自变量的样本均值、调节变量的样本均值、回归常数项(截距)、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回归系数、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回归系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通过检验Model 2中交互项系数β
3的显著性来反映抑郁症状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在本研究中,上述模型被应用于2组回归分析:第1组以自我概念清晰度为自变量(
X),生命意义感为因变量(
Y);第2组以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
X),自我概念清晰度为因变量(
Y),以检验抑郁症状(
M)在2变量双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如调节效应显著,进一步使用SPSS中的插件PROCESS4.1
[38]做简单斜率分析。以CES-D得分的平均值加减1个标准差作为抑郁症状的高、低水平的代表值。随后,在不同抑郁症状水平下分别检验自我概念清晰度对生命意义感(或生命意义感对自我概念清晰度)的预测效应,以揭示抑郁症状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所有统计检验均以
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或效应显著的判定标准。
2 结 果
2.1 自我概念清晰度、生命意义感和抑郁水平的相关性
T1时间点SCC、MLQp、CES-D的得分分别为34.43±7.65、22.24±5.93、17.91±12.80,T2时间点SCC、MLQp、CES-D的得分分别为35.34±7.81、23.18±6.16、18.11±13.62。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1)显示,SCC(
=0.629)、MLQp(
=0.684)以及CES-D(
=0.659)的得分在间隔4周前后的相关系数均为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均
P<0.01),表明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生命意义感和抑郁症状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时间稳定性。此外,在T1和T2时间点,自我概念清晰度和生命意义感的同时性相关系数
=0.471,
=0.484,继时性相关系数
=0.466,
=0.485,均达到显著水平,满足交叉滞后分析的前提假设。
2.2 交叉滞后效应检验
以相关性分析为基础,构建交叉滞后模型(
图2)。结果表明,控制了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感在T1和T2的相关之后,模型拟合良好(
χ2/
df=1.906,CFI=0.998,TLI=0.990,RMSEA=0.052),T1的自我概念清晰度对T2的生命意义感的路径系数(
=0.214)及T1的生命意义感对T2的自我概念清晰度的路径系数(
=0.211)均显著(均
P<0.001)。
2.3 调节效应的多元回归分析和简单斜率检验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2)表明,T1的抑郁症状水平与自我概念清晰度的中心化乘积项对T2的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3=0.100,
P=0.035);T1的抑郁症状水平与生命意义感的中心化乘积项对T2的自我概念清晰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3=0.055,
P=0.258)。
简单斜率分析结果(
图3)显示,在低抑郁症状得分(-1SD)条件下,自我概念清晰度对生命意义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图3虚线,斜率=0.245,
t=4.344,
P<0.001);在高抑郁症状得分(+1SD)条件下,该预测效应仍显著且更强(
图3实线,斜率=0.400,
t=7.533,
P<0.001)。即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关系受到抑郁的调节作用,随着个体抑郁症状水平的提高,自我概念清晰度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呈增强趋势。此外,在相同自我概念清晰度水平下,低抑郁症状得分条件下的生命意义感整体高于高抑郁症状得分(虚线在实线之上)。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交叉滞后结构方程建模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感是双向预测的关系。这一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
[21]中关于自我概念清晰度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的说法,同时补充了生命意义感可以反哺自我概念清晰度的证据。以往研究
[7]指出,生命意义感的增强可以预测自我概念的提升,同时高自我概念清晰度可以缓冲自我概念退化所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39]。本研究验证了生命意义感与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双向因果关系。此外,本研究发现抑郁症状调节自我概念清晰度到拥有生命意义的路径,抑郁倾向高的大学生其自我概念清晰度到生命意义感的斜率更大。这一结果提示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需要找准干预的切入点:当自我概念清晰度低的个体出现抑郁倾向时,其知觉范围缩小、认知灵活性下降和生活动力缺乏等抑郁因素与低自我概念的交互作用会进一步加剧个体生命意义感的丧失,带来意义感危机。因此,对于抑郁症状明显的个体,干预若仅直接指向提升其生命意义感,可能因自我概念模糊这一“基础不稳”而效果受限。相反,若优先稳固自我概念,将可能发挥高抑郁症状的杠杆效应,更有效地提升生命意义感。
在自我概念清晰度降低合并高抑郁倾向的情况下,自我概念清晰度下降会造成生命意义感的坍塌式下降。高抑郁倾向者持有消极的自我结构,这使他们更容易吸收消极的信息而冗思,在消极体验中也更容易抑郁发作
[24],如此负性循环,加剧无助、无望、无意义的体验。此外,除了社会功能受损(社会认同视角)
[27, 29]和负性认知(认知偏倚理论)
[25]等社会、心理因素,神经生物学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抑郁个体会出现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变化,如前扣带回皮质活动异常
[40]、大脑中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水平下降
[41]等,这些生理状态本身也可能会削弱个体感知生命意义的能力。还有研究
[42]指出,抑郁情绪通过损伤自我概念清晰度而诱发情绪化暴食行为,给自我系统带来负担,并削弱个体的积极认同感和认知连贯性。这些证据均证实了抑郁和自我概念清晰度的交互作用会加剧生命意义的丧失。意义感坍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抑郁症临床患者的相关研究
[43]表明,抑郁症患者经常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有时还会伴随自杀的念头和企图;还有研究
[44]指出,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抑郁症间接引起。结合本研究结果,生命意义感的下降与自杀念头的出现可能为一个连贯的过程:抑郁对自杀意念的触发本质上是加剧了生命意义感丧失的后果。这提示当个体出现自我概念清晰度下降的趋势时,关注当事人的抑郁水平是首要的,如抑郁水平较高,需积极治疗抑郁,加强意义感的联结,防止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
此外,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增强合并高抑郁症状水平的情况下,抑郁则表现出了“积极”的作用。由于抑郁常伴随有认知范围狭窄和过度概括化的认知表现
[45],可能会带来生命意义体验的其他路径被削弱,当单一的自我概念得到强化(例如某一次考试成功促使当事人增强了对自身学业能力的认同),生命意义感可能会得到明显提升。这种抑郁个体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僵化(如执着于理清自我),可能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补偿机制。正如创伤后成长理论指出的,经历重大压力后,个体在“个人力量”“对生命的欣赏”等维度上的成长感知更为深刻
[46]。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对于高抑郁倾向的个体,清晰自我概念(一种个人力量)的获得对其生命意义感(对生命的欣赏与目的感)的提振作用会被放大。这一结果提示可以将干预的重点放在帮助个体构建清晰的自我概念上,包括去接纳抑郁状态本身
[43],而不是以消除抑郁(自我否定)为第一目标。正如接纳承诺疗法所倡导的理念:能改变的去行动,不能改变的去接纳
[47]。但也需要注意,在这种“补偿”机制下生命意义感的提升是有限的。尽管在较高抑郁症状条件下自我概念清晰度对生命意义感的回归斜率更大,但当自我概念清晰度提高相同幅度时,较高抑郁症状个体所达到的生命意义感总体水平仍低于较低抑郁症状个体在相同自我概念清晰度条件下的水平。因此,治疗抑郁和接纳抑郁在危机干预工作中可以有轻重缓急之分,但最终目标都需要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中去完成自我同一性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正念训练、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和叙事疗法都被认为可以有效改善当事人的困境。例如,正念训练可以在引导个体接纳情绪的同时,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
[48]。DBT则强调在“改变”和“接受”之间寻找平衡,同时进行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技能的培养
[49]。叙事疗法则有助于帮助当事人整合破碎感,建立连贯性,并通过问题外化的方式促进个体重塑自我角色,增强自我认同感
[50]。
本研究采用追踪纵向研究的方法,解析了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并阐释了抑郁症状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工作有3点启示:一是重视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心理教育。通过开展以“积极自我探索”“悦纳自我”“叙事性自我整合”为主题的活动,帮助学生建构更为清晰的自我认知框架;二是及时关注自我评价持续模糊或自我概念清晰度呈现下降趋势的学生,将其作为潜在风险群体予以关注,并及时筛查其是否存在抑郁症状,以便进行分级干预与必要的转介;三是在伴有抑郁情绪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宜将“自我概念整合”置于优先位置。通过认知重构、生命故事叙述和体验性接纳等手段,协助学生超越当前消极的自我叙述,建立更具包容性与连贯性的自我感知,从而为其意义感的发展奠定稳定可靠的内在基础。
本研究亦存在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样本均来源于同一所高校同一年级的学生,外部效度有限,且4周的追踪结果仅能够反映自我概念清晰度和生命意义感的短期纵向关系。其次,其他可能会影响自我概念、抑郁和生命意义感的因素(如社会支持,压力事件和人格特质等)未能纳入分析,这可能会导致模型估计偏倚。最后,本研究缺乏临床抑郁样本的数据,所得结果仅反映一般大学生群体在抑郁量表上的得分高低对自我概念清晰度到生命意义感路径上的调节作用,不一定适用于临床患者。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索:1)开展长周期、多时点追踪的大样本研究,深入阐释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感获得的作用机制,并系统检验正念、DBT、叙事整合等干预手段在促进自我清晰性与意义感方面的实效。2)构建更全面的理论模型,将生物(如神经内分泌指标)、心理(如认知灵活性)、社会(如关系质量)等因素纳入,探讨不同抑郁理论视角下各因素对核心路径的差异化影响。3)拓展至临床或特殊群体,例如以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为对象,考察其自我结构的高度不稳定、体验破碎感与慢性空虚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更多样的情境下验证自我概念清晰度对意义维系的关键作用,并为高风险群体的干预提供针对性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补充了二者因果关系的论证,解释了抑郁在其中的调节机制,强调了自我同一性的重要性。研究结果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带来了一些启示,为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切入点和关键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数治创新研究院课题(NCMH-ECNU-MHDGI-202510┫。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Grant from Mental Health Digit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stitute)
China(NCMH-ECNU-MHDGI-20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