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源性脓毒症是宿主对泌尿生殖道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研究
[1]表明,尿路梗阻是其最常见的病因,而泌尿系结石又是导致梗阻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全球每年尿源性脓毒症新发病例280万~980万,死亡约160万例
[2],特定人群病死率可达25%~60%
[3]。近年来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但病死率有所下降
[4]。然而,总体病死人数并未显著减少。目前治疗以引流、抗感染、液体复苏及器官支持为主。但由于早期症状不典型,易被漏诊或误诊,病情可能迅速进展为休克甚至死亡。因此,早期识别与快速干预是降低脓毒症病死率、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本研究组的前期研究
[5]虽然探讨了结石性肾积脓患者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危险因素及结局,但尚未建立有效的预测模型。现有研究
[6-7]多聚焦于诊断、治疗及一般影响因素,针对上尿路结石手术合并肾积脓患者围手术期尿源性脓毒症的危险因素研究仍较为有限。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收治的上尿路结石手术合并肾积脓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筛选最优变量,并将其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以确定独立危险因素,从而构建围手术期肾积脓进展为尿源性脓毒症的预测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4050538)。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不涉及医疗干预措施,经伦理委员会批准豁免患者知情同意。所有数据经去标识化处理,确保患者隐私得到保护。
1.2 对象
研究对象为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泌尿外科接受上尿路结石手术的合并肾积脓的患者。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系统性疾病,无论手术与否,生命均难以维持24 h的濒死情况及更严重的情况,即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级Ⅴ~Ⅵ级;2)合并肿瘤或接受过肾切除术;3)合并其他外伤或解剖结构畸形;4)数据缺失。
1.3 诊断依据
采用序贯器官功能衰竭(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评分作为脓毒症的主要诊断标准。围手术期SOFA评分较基线升高≥2者,诊断为脓毒症;若同时明确感染源位于泌尿系统(尿常规检测为脓尿或尿培养为菌尿),则诊断为尿源性脓毒症。若SOFA评分不明(如实验室检查数据缺失),则参考Sepsis-3标准
[8]进行辅助诊断。Sepsis‑3标准为:存在明确或疑似感染,且SOFA评分较基线升高≥2;或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qSOFA)≥2[即符合以下3项中的至少2项:收缩压≤100 mmHg(1 mmHg=0.133 kPa),呼吸频率≥22次/min,意识改变]。将纳入的研究对象分为尿源性脓毒症组和非尿源性脓毒症组。
术中低血压定义为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90 mmHg,或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65 mmHg,或术中MAP降低≥20%,且均持续1 min以上
[9-10]。肝功能不全定义为胆红素>21.0 μmol/L,国际标准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1.2,以及影像学检查显示肝脏损伤或硬化,并排除其他原因。尿白细胞阳性定义为入院后首次尿沉渣镜检白细胞>5个/高倍镜视野。
1.4 数据收集
主要收集以下数据:1)患者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身高、体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ASA分级、吸烟史、饮酒史、外科手术史、慢性肾病史、过敏史、感染史、术前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病、肝功能不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高尿酸血症等)。2)术前检查指标,包括尿白细胞、血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及其百分比、淋巴细胞及其百分比、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以及影像学检查资料(包括结石位置、最大直径、肾积水情况等)。3)术中监测指标,包括是否为分期手术(一期引流控制感染,二期碎石取石)、围手术期最高体温、手术时长、血流动力学波动情况,以及使用的血管活性药、补液量。4)术后监测指标,包括是否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90 d内是否再次住院、总住院天数、ICU住院天数、90 d内再次入院天数等。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首先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及Q-Q图判断其正态分布性,并检验方差齐性。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配对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第1四分位数,第3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对以下变量进行二分类赋值处理后纳入统计分析。性别(女性=1,男性=0);结石大小(直径>2 cm=1,≤2 cm=0);手术时长(>2 h=1,≤2 h=0);合并症(有慢性疾病史=1,无慢性疾病史=0)。采用LASSO回归结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危险因素,并通过R软件(版本4.2.1)构建预测模型。采用校准曲线及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列线图的预测效能。以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
最终纳入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患者221例(
图1)。根据Sepsis 3.0标准和SOFA评分,其中45例(20.4%)诊断为尿源性脓毒症,176例(79.6%)为非脓毒症患者。上尿路结石手术患者的尿源性脓毒症发生率为1.83%(45/2 458)。尿源性脓毒症组和非脓毒症组患者在年龄,ASA分级,围手术期最高体温,术前实验室检查指标,合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病,分期手术,术中补液量,手术时间,结石大小及ICU住院天数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余变量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1)。2组均无死亡病例。
表1(续)
2.2 围手术期尿源性脓毒症的危险因素
对上述收集到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共获得20个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采用LASSO回归模型对这20个变量进行筛选,各变量系数的变化特征如
图2A所示。采用十折交叉验证法进行迭代分析,当模型误差最小时,log(λ)=-4.648(
图2B),据此筛选出8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包括性别、年龄、围手术期最高体温、术前PCT水平、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合并肝功能不全、结石最大直径>2 cm、手术时间>2 h。结果显示,围手术期最高体温升高(
OR=2.103,95%
CI 1.231~3.751)和PCT水平升高(
OR=1.097,95%
CI 1.058~1.152)均是肾积脓进展为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而女性、高龄、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手术时长>2 h及结石最大直径>2 cm对预测尿源性脓毒症的发生风险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2)。
2.3 围手术期尿源性脓毒症预测模型
以LASSO回归筛选出的8个变量(性别、年龄、围手术期最高体温、术前PCT水平、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合并肝功能不全、结石最大直径>2 cm、手术时间>2 h)作为预测因素,以接受上尿路结石手术的肾积脓患者是否发生尿源性脓毒症作为临床结局,构建围手术期尿源性脓毒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
图3)。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其Logistic回归方程如下:Logit(
p)=-30.463-0.546×女性+0.019×年龄+0.743×体温+0.093×PCT+0.869×心脑血管疾病+0.779×肝功能不全-1.584×(结石>2 cm)-1.236×(手术时间>2 h)。绘制校准曲线及ROC曲线(
图4),结果显示,上尿路结石梗阻所致尿源性脓毒症的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基本一致,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897。当最佳截断值为0.215时,敏感性为84.4%,特异性为81.5%。为进一步评估预测模型的稳定性与校准能力,采用Bootstrap重抽样方法(重复抽样1 000次)进行内部验证。验证后的校准曲线如
图5所示,其中“Bias-corrected”曲线与“Ideal”对角线基本重合,表明模型在经过内部验证后仍保持良好的校准性能。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合并肾积脓的上尿路结石患者中尿源性脓毒症的发生率为20.4%。围手术期体温升高及PCT水平升高是围手术期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体温升高是宿主过度炎症反应与代谢紊乱的直接表现。虽然体温升高在脓毒症早期具有一定的防御意义,但过高的体温可加剧代谢亢进、增加氧耗,促进内皮细胞活化及微循环障碍,从而放大全身炎症反应并加重器官损伤
[11]。PCT作为细菌感染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其水平与细菌负荷及感染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尤其在尿路感染进展为全身性感染时显著升高
[12]。二者共同构成了预测模型的核心病理生理学基础。本研究基于性别、年龄、围手术期体温升高、PCT水平升高、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合并肝功能不全、结石最大直径>2 cm、手术时间>2 h这8项临床指标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AUC>0.8)。
本研究组前期研究
[5]发现,2015年1月至2018年8月本中心接受尿路结石手术的肾积脓患者中尿源性脓毒症的发病率为14.3%。本研究发现,2019年1月至2023年9月上尿路结石手术合并肾积脓的患者围手术期尿源性脓毒症的发生率上升至20.36%。这一发病率的升高,可能源于整体医疗环境对脓毒症诊断标准的严格执行及临床认识的提高,使得更多轻型病例得以被及时确诊。基于这一趋势,未来需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进一步区分诊断敏感性提升与实际发病率变化的影响,并建立更精准的风险预测体系,以优化防治策略。在本研究期间,尽管尿源性脓毒症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但未出现死亡病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脓毒症治疗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关诊疗方案日趋明确,使得重症监护室与外科病房能够更规范地落实脓毒症治疗指南。另一方面,可能与分期手术策略(如先行肾造瘘术或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的广泛应用有关。已有研究
[13-14]报道,分期手术可减少术中肾盂正压灌注导致的细菌易位,显著提高结石清除率并降低并发症风险。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探讨结石性肾积脓患者围手术期发生尿源性脓毒症的危险因素。与预期相反,多数基线特征与尿源性脓毒症的发生率并无关联。单因素分析显示,ASA分级与脓毒症的发生显著相关,但该指标未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主要原因在于,多数确诊尿源性脓毒症的患者入院时已出现脓毒症休克的临床表现(如心动过速、低血压及意识障碍等),而这些表现本身即可导致ASA分级升高。因此,ASA分级更倾向于作为脓毒症的结果,而非其独立的危险因素。此外,本研究发现尿源性脓毒症组术中低血压发生率与非尿源性脓毒症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与既往临床研究
[5, 15]及临床经验不一致。笔者推测,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尿源性脓毒症组患者在术前已通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肾积脓,并表现出明显的感染征象(如白细胞计数升高、PCT水平异常或发热等)。这些征象促使麻醉医师在术中常规使用有创动脉血压监测,从而实现对术中低血压更早期、更积极的干预
[16];同时,外科医师会有意识地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术中冲洗压力,并尽量避免因损伤内壁而导致上尿路内积脓的细菌入血。此外,研究
[17-18]表明,糖尿病、高龄及女性性别是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在本研究中,上述因素均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样本量相对不足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
[18-19]提示,尿路结石直径增大与尿源性脓毒症风险呈正相关。然而,本研究发现,非尿源性脓毒症组结石最大直径>2 cm的比例更高,且手术时间更长。笔者推测,一方面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临床医师倾向于对术前已有感染征象的高危患者采取分期手术策略,而对低风险患者的手术时间管控相对宽松。但这一假设尚需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直径较大的结石可能导致完全性尿路梗阻,使肾盂内的细菌和内毒素局限在封闭空间内,从而降低其全身播散的风险;同时,结石直径较大的患者往往病程较长,机体可能已启动代偿性抗炎反应,从而降低术后脓毒症的发生率。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样本量有限,可能影响模型的稳定性与泛化能力。其次,研究人群的基线特征分布范围较窄,且为单中心设计,结果可能受特定地域或诊疗模式的影响,存在混杂偏倚。此外,本研究为回顾性、非干预性设计,导致若干在尿源性脓毒症危险分层或辅助诊断中具有潜在价值的临床指标未被系统收集与分析,如床旁qSOFA评分、血气分析、C反应蛋白、血培养及尿培养与药敏结果、尿亚硝酸盐、术中冲洗液压力及术后冲洗时长等。最后,本研究尚未经多中心外部数据验证,作为一项样本量有限的单中心研究,其结果的外推性有待进一步评估,未来拟通过多中心合作开展外部验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372180┫。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237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