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癌是最常见的口腔恶性肿瘤,其复发率较高、预后较差。据报道,舌癌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手术后,复发率为20%~67%
[1-3]。舌癌患者的预后在肿瘤复发后急剧下降,病死率约为90%
[4-5]。复发性舌癌患者的治疗难度往往比初治患者要高,患者的治疗选择包括挽救性手术、放疗、化疗、免疫治疗或多种治疗手段联合应用,但其病死率无显著降低。现有研究
[6]表明接受挽救性手术的复发性舌癌患者的预后优于非手术治疗者,然而,鲜有文献报道接受非手术治疗的复发性舌癌患者的生存影响因素。识别接受非手术治疗的复发性舌癌患者生存相关的危险因素,对于调整其治疗策略、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
18F-氟代脱氧葡萄糖(
18F-fluorode-oxyglucose,
18F-FDG)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仪(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能够同时提供病灶精确的解剖学范围及肿瘤的代谢信息,通常用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治疗后的随访复查。目前已有研究
[7-9]探讨将
18F-FDG PET/CT代谢参数作为预测恶性肿瘤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其优势在于不额外增加患者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及辐射剂量。研究
[7]发现复发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的术前
18F-FDG PET/CT代谢参数,比如总代谢肿瘤体积(metabolic tumor volume,MTV)和总病灶糖酵解(total lesion glycolysis,TLG),与其术后复发后的生存率密切相关。然而,此研究是根据初治患者的基线PET/CT代谢参数进行的,但舌癌复发灶侵袭性更强,肿瘤代谢特征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本研究假设治疗前的18F-FDG PET/CT代谢参数能够反映复发性舌癌患者的肿瘤负荷,并与患者生存情况相关。本研究旨在基于治疗前的18F-FDG PET/CT代谢参数探讨复发性舌鳞状细胞癌(recurrent tongu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RTSCC)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探究治疗疗效对其生存情况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得湖南省肿瘤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审批号:KY2025706),因研究性质为回顾性,伦理委员会豁免了对患者知情同意的要求。
1.2 对象
本研究连续性地收集了2017年1月至2024年7月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应用
18F-FDG PET/CT进行舌癌根治术后复查且明确复发的患者资料。本研究的纳入及排除流程见
图1。
1.3 影像检查设备及方法
所有18F-FDG PET/CT扫描在2台PET/CT扫描仪(型号:Discovery ST 8、Discovery MI,美国GE医疗公司)上进行。在18F-FDG PET/CT扫描前,患者需禁食至少6 h,并且在给予18F-FDG前确认血糖水平<110 mg/dL。静脉注射18F-FDG 4.00 MBq/kg后约60 min行PET/CT检查。患者首先行低剂量CT平扫(管电压为110 kV,管电流为120 mA,512×512矩阵,螺距1.75,重建层厚和间隔均为3.75 mm)进行精确的解剖定位和衰减校正,扫描范围为颅顶至纵隔主肺动脉窗水平(局部扫描)或者大腿近端(全身扫描)。随后,在3D采集模式下进行PET扫描,包括5~6个床位置,每个位置持续2 min。将采集的数据转移到Advantage Workstation(AW 4.7,美国GE医疗公司)中,并使用有序子集期望最大化(ordered subset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OSEM)算法进行重建,迭代2次,共21个子集。CT数据用于衰减校正,并将所得图像配准后用于分析。
1.4 PET代谢参数测量
通过基于瘦体重(lean body mass,LBM)校准的病灶的最大、标准及峰值标准化摄取值(maximum, mean and peak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corrected for lean body mass,SULmax、SULmean、SULpeak)、病灶与血池SULmean比值(lesion-to-mediastinal-blood-pool SULmean ratio,SULR),对PET图像进行视觉和半定量分析。LBM依据James公式估算:LBM(男性)=1.10×体重-128×(体重/身高)
2,LBM(女性)=1.07×体重- 148×(体重/身高)
2。其中体重的单位为kg,身高的单位为cm。本研究中男性、女性患者的LBM分别为(50.90±6.47)、(44.65±4.64) kg。任何偏离生理分布和背景的局灶性示踪剂摄取均被视为疾病,其定义为目视分析时
18F-FDG活性高于周围组织。通过在最大活性区域上绘制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来计算高代谢病灶的SULmax。采用高度为20 mm、直径为10 mm且不包含血管壁在内的ROI,在轴位PET/CT融合图像的主动脉弓处测量纵隔血池的SULmean。当一个患者有多个病灶时,以
18F-FDG摄取最高的病灶的SULmax、SULmean、SULpeak和SULR代表该患者的单病灶代谢水平。根据衰减校正的
18F-FDG PET/CT图像,使用基于SUL的半自动轮廓绘制程序uWS-MI测量总MTV,并根据欧洲核医学协会推荐将40%的SULmax作为相对阈值
[10]。TLG计算公式为:TLG=MTV×SULmean_MTV(SULmean_MTV为MTV区域内的SULmean)。全身总MTV和全身TLG为患者所有肿瘤相关性病变的总和。各代谢参数经自然对数转换后以连续变量形式纳入生存分析。
1.5 局部复发、区域复发及远处转移定义
局部复发的定义是舌癌手术后口腔相同或附近部位复发。颈部淋巴结转移定义为区域复发。颈部以外的部位复发定义为远处转移。
1.6 肿瘤分期、疗效评估、PFS及OS定义
肿瘤分期依据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肿瘤分期第8版
[11]进行。是否进展依据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标准1.1版(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version 1.1,RECIST 1.1)或实体肿瘤免疫治疗疗效评价标准(immune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iRECIST)
[12-13]进行评估,将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CR)、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PR)定义为缓解,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定义为非缓解。疾病PFS是指从复发后治疗开始至影像学检查首次证实疾病进展或任何原因导致死亡的时间,以先发生者为准。OS是指复发后治疗开始至任何原因导致死亡的时间。未发生进展或死亡者,以末次随访日期(2025年12月15日)作为删失数据,失访者以失访日期作为删失数据。
1.7 统计学处理
采用R (v4.5.2)软件及Graphpad Prism 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连续变量采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的连续变量以中位数(第1四分位数,第3四分位数)表示。分类变量以频数(构成比)表示。利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向后逐步回归法)筛选与接受非手术治疗的RTSCC患者PFS及OS相关的危险因素,通过Schoenfeld残差检验验证Cox回归模型是否满足等比例风险假设。采用Bonferroni校正的敏感性分析评估单因素分析中采用P<0.100的宽松阈值可能带来的假阳性风险。对单因素分析中P<0.100的变量进行Pearson或Spearman相关性分析,|r|>0.800视为强相关。每对强相关变量中仅保留效应较大者进入多因素分析。利用C-指数(C-index)、校准曲线、Brier评分及预测精度指数(index of prediction accuracy,IPA)评估多因素Cox回归模型效能。扫描机型及检查部位差异造成的潜在偏倚利用敏感性分析进行评估。通过时间依赖性Cox回归和Landmark分析比较治疗疗效对患者生存情况的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93例患者,其中男性85例,女性8例,平均年龄为49.8岁,复发前接受手术次数为1、2、3次的患者分别为74、15、4例。前次手术与复发时间间隔为0~113(中位数7)个月。93例患者中,采用GE Discovery ST 8、GE Discovery MI检查者分别为8、85例,进行全身、头颈部
18F-FDG PET/CT检查者分别为78、15例,行头颈部PET/CT检查者同时期进行了胸部及腹部的平扫加增强CT检查,排除了远处转移。患者的临床特征、PET/CT代谢参数及基线病理特征见
表1。
2.2 RTSCC患者的治疗及生存情况
患者从确诊复发至开始治疗的等待时间为2~31(中位数5) d。共19例患者复发后接受放疗,其余74例未接受放疗。在治疗模式方面,接受单一治疗者15例,接受联合治疗者78例。单一治疗包括单用免疫治疗(2例)、单用化疗(13例)。联合治疗包括放化疗(10例)、放疗联合免疫/靶向治疗(2例)、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3例)、放化疗联合靶向治疗(4例)、化疗联合免疫治疗(36例)、化疗联合靶向治疗(15例)、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2例)、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6例)。
93例患者中,死亡者66例,且有1人失访,其生存时间以末次就诊时间记录。截至2025年12月15日,发生疾病进展者为72例,其中因靶病灶进展者30例,非靶病灶进展者11例,新病灶进展者17例,死亡者14例。93例患者的PFS为1~81(中位数4)个月,OS为2~81(中位数11)个月,其1、2年的疾病无进展生存率为25.25%、20.96%;其1、3、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41.79%、27.73%、25.21%。患者PFS及OS的生存曲线如
图2所示。
2.3 生存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采用单因素Cox回归筛选与PFS、OS相关的危险因素。单因素Cox分析共纳入28项因素。将单因素筛选中P<0.100的因素纳入多因素Cox回归筛选独立危险因素。由于ln(MTV)与TLG的自然对数ln(TLG)高度相关(r=0.932,P<0.001),为避免多重共线性,仅将ln(MTV)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
与PFS相关的多因素Cox回归模型结果(
表2)显示,复发后放疗为PFS的独立保护因子(
HR=0.461,95%
CI 0.233~0.912,
P=0.026),ln(MTV)、吸烟史对PFS的预后在多因素Cox回归中无统计学意义(
P=0.067、
P=0.064)。PFS相关Cox回归模型满足比例风险假设(
P=0.520),C-index为0.622,经500次Bootstrap内部验证,乐观偏差为0.014,校正C-index为0.609(95%
CI 0.554~0.712)。该模型对6个月PFS的区分能力为中等(AUC=0.707,95%
CI 0.595~0.818),优于3个月(AUC=0.658,95%
CI 0.540~0.776);校准曲线预测概率与实际Kaplan-Meier生存概率在3个月与6个月时间点具有可接受的一致性,但误差棒较宽(
图3)。该预测模型3个月与6个月PFS的Brier评分分别为0.24与0.23,IPA分别为0.80%与1.90%。
与OS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见
表3,结果显示复发后放疗是患者OS的独立保护因素(
HR=0.377
,95%
CI 0.180~0.790,
P=0.010);ln(MTV)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
HR=1.299
,95%
CI 1.092~1.546,
P=0.003)。OS相关Cox回归模型满足比例风险假设(
P=0.340),C-index为0.670,乐观偏差为0.006,经500次Bootstrap内部验证,校正C-index为0.663(95%
CI 0.602~0.751)。该模型对1年、2年OS具有中等区分能力,AUC分别为0.793(95%
CI 0.699
~0.888)、0.796(95%
CI 0.662
~0.931);校准曲线显示,该模型对1年OS存在系统性低估,2年OS校准曲线与理想线贴合程度优于1年,整体一致性良好(
图4)。该预测模型1年、2年OS的Brier评分分别为0.21、0.13,IPA分别为11.90%、38.50%。全身总MTV对患者生存影响的示例见
图5。
2.4 敏感性分析
为评估单因素分析中采用
P<0.100的宽松阈值可能带来的假阳性风险,进行了Bonferroni校正。单因素Cox回归共纳入28个变量,校正后的显著性阈值设为α=0.05/28(约0.002)。在PFS分析中,复发后放疗、ln(TLG)、治疗方案、ln(MTV)在校正后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在OS分析中,复发后放疗、ln(TLG)、ln(MTV)在校正后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均
P<0.001,
表4)。
为评估扫描机型和扫描范围对结果的潜在偏倚,通过仅纳入使用同一扫描机型(敏感性分析1)和仅纳入完成全身扫描(敏感性分析2)的患者进行了2项敏感性分析,纳入分析的变量与主要分析一致。结果显示在PFS方面,2项敏感性分析显示ln(MTV)均为PFS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但在主要分析中,ln(MTV)与PFS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ln(MTV)的预后价值可能受亚组特征修饰(
表5)。复发后放疗在限同一扫描机型的敏感性分析中仍为独立保护因素(
P=0.032),在限全身扫描的敏感性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
P=0.159)。吸烟史在限同一扫描机型的敏感性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
P=0.081),在限全身扫描的敏感性分析中被剔除。在OS方面,2项敏感性分析均显示ln(MTV)、复发后放疗对OS的效应方向与显著性在2种限定条件下均与主要分析结果一致,提示研究结论稳健(
表5)。
2.5 治疗疗效对生存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治疗疗效对生存的影响。总体治疗疗效评价为CR、PR、SD、PD的人数分别为4、38、15、36。治疗缓解组(CR/PR)42例,非缓解组(SD/PD)51例。时间依赖性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缓解与PFS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
HR=0.618
,95%
CI 0.327~1.167,
P=0.138,C-index=0.517);治疗缓解对OS有显著的保护效应(
HR=0.340
,95%
CI 0.196~0.590,
P<0.001
,C-index=0.620),该模型区分能力有限。Schoenfeld残差检验提示PFS、OS模型全局
P值分别为0.055、0.980,均未拒绝比例风险假设。Landmark分析(以中位缓解时间2个月为界,排除前2个月内发生事件者)显示缓解组PFS及OS均显著优于非缓解组(均
P<0.001;
图6)。
3 讨 论
本研究对接受非手术治疗的RTSCC患者生存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发现复发后放疗是OS的独立保护因素,全身总MTV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的优点在于:1)患者均为接受非手术治疗的口腔舌鳞状细胞癌根治术后的复发患者,同质性较高;2)探讨了治疗前PET/CT代谢及体积参数对患者生存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全身总MTV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对PFS的预测作用在多因素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
P=0.067),与单因素结果(
P=0.013)存在临界反转,反映研究样本量(
n=93,PFS事件数72例)处于统计效能的临界水平,而非真实的生物学无效。鉴于全身总MTV在总体样本及敏感性分析中
P值均处于0.05附近的临界范围,ln(MTV)对PFS可能具有真实的预后效应,但现有样本量不足以提供确证性证据。全身总MTV对RTSCC患者OS的预测价值高于代谢参数(SULmax、SULpeak和SULmean),与既往研究
[14]相符。在临床实践中,PET/CT的代谢参数最常用于定量分析
[15]。然而肿瘤的异质性、部分容积效应和注射药物与扫描的间隔时间可能限制SUV代表病变确切代谢和准确反映肿瘤特征的能力
[16]。除代谢参数外,体积参数也广泛用于分析各种癌症
[17-18]。不同于SUV仅反映肿瘤细胞成分的代谢活性,体积参数反映整个肿瘤病变的代谢活性和肿瘤负荷。既往研究
[19-23]表明MTV及TLG能够预测接受初次手术治疗的口腔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口腔癌初治患者、接受挽救性手术的复发性口腔癌患者的生存情况。本研究结果表明,全身总MTV在接受非手术治疗的RTSCC患者中具有一定预后价值,拓宽了体积参数预测患者预后的应用场景。需要指出的是,MTV在临床的实际应用受到测量方法多样、缺乏截断值标准、受肿瘤异质性影响的限制
[24]。本研究中MTV仅依据40%的SULmax相对阈值计算。
复发后放疗对OS的保护效应在主要分析及2项敏感性分析中得到一致支持,其对PFS的保护作用在全身扫描亚组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
P=0.159),可能与该亚组样本量进一步减少及事件数不足有关。19例接受放疗的患者中,17例为首次放疗,2例为再放疗。研究
[25-26]表明复发后再放疗可提高复发性头颈部癌患者的OS。吸烟在PFS的多因素Cox回归模型中无统计学意义,在敏感性分析中,吸烟仅被纳入限同一扫描机型的PFS回归模型(
P=0.081),在限全身扫描的亚组分析中被剔除。因此,本研究不将吸烟视作RTSCC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Contrera等
[5]的研究观点一致。
本研究建立的PFS预测模型C-index为0.609,3个月、6个月IPA分别为0.80%、1.90%,临床预测价值有限。因此,PFS预测模型仅作为探索性、假设生成性分析,不宜直接指导个体临床决策。本研究建立的OS预测模型C-index为0.663,1年、2年IPA分别为11.90%、38.50%,提示其具有临床参考价值。OS预测模型对1年OS可能存在系统性低估,原因可能为:1年内死亡事件高度聚集(81.82%,54/66),在小样本下导致基线风险函数在早期的估计稳定性下降,以及小样本下的Bootstrap内部校正对系统性偏倚的校正效力有限。
时间依赖性Cox回归分析证实治疗缓解可显著降低相对死亡风险,但其对PFS影响的证据尚不充分。Landmark分析显示治疗缓解在PFS和OS上均显著获益,但由于PFS的Landmark分析剔除了23例2个月内发生疾病进展的患者,剔除前与剔除后的缓解比例分别为45.16%(42/93)、58.57%(41/70),导致剩余样本中缓解组的比例相对升高,可能造成效应估计的夸大。而OS的Landmark分析未排除任何患者,结果稳健。因此,早期(2个月内)疾病缓解状态对RTSCC患者OS的改善可能是可靠的,但对PFS的独立预测价值有待更大样本验证。既往有研究
[27-29]表明在局部进展期口腔癌或局部进展期头颈部癌患者中,治疗缓解组的预后优于非缓解组。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1)由于研究性质为回顾性,未能对2台设备进行交叉校准,且15例患者仅行头颈部18F-FDG PET/CT检查,尽管同期胸部、腹部增强CT检查未发现远处转移,但仍存在低估全身总MTV和TLG、从而导致全身总MTV与生存之间的关联强度被低估的可能;2)全身总MTV测量仅基于40%的相对阈值,未进行绝对阈值或背景阈值的测量,不同阈值方法可能影响MTV的绝对值,进而影响HR的估计,后续研究应采用多阈值法验证;3)单因素筛选中,以P<0.100为阈值筛选进入多因素模型的变量,未对单因素阶段的多重比较进行校正,可能有个别变量因偶然因素通过P<0.100阈值,但最终独立预测因素的判定基于多因素Cox回归模型,研究结果仍具有可靠性;4)样本量小,限制了同时纳入多因素Cox回归模型的变量数量上限,可能漏检效应量较小但在临床上有意义的预测因子;5)纳入患者的治疗方式多样,根据是否放疗、单一/联合治疗方式分类旨在提高患者之间的可比性,但由于相同治疗方式的患者人数少,限制了进一步探索不同治疗方式对生存的影响;6)多数患者被评估为免疫未确认疾病进展(immune unconfirmed progressive disease,iUPD)后更改治疗方案,使得其PFS终点仅计算首次评估iUPD的时间,未计算至免疫确定疾病进展(immune confirmed progressive disease,iCPD)的时间,导致其PFS缩短;7)绝大多数患者缺乏治疗后的PET/CT复查,未能研究代谢参数的动态变化对生存的影响。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2026JJ82576┫。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unan Province)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China ┣2026JJ82576)
开放获取(Open access):本文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允许第三方用户按照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4.0(CC BY-NC-ND 4.0┫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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