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医脉赓续 音犹在耳风范长存

摘要

胡懋廉（1899—1971），字洁民，天津人。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耳鼻喉科学奠基人之一。1921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历任上海公济医院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首任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第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近50年，为我国耳鼻喉科学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耳鼻喉科 / 一级教授 / 医学人文 / 胡懋廉

何为“大医”？它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也是古代医学典籍《备急千金要方》中的“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在古今中外医学实践中，“大医”是指那些不仅医术高超，还对患者饱含同理心的医生。他们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服务于社会，致力于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中国现代耳鼻喉科学泰斗胡懋廉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大医。

本文回顾胡懋廉从青年学子成长为国家一级教授和著名医学教育家的奋斗历程，展示其大医精神在家庭和医学后辈中的赓续传承，彰显胡懋廉教授严谨治学、勇于创新、仁心仁术、无私奉献的大医精神。

大医精诚 知行合一

1899年6月3日，胡懋廉出生于天津，其父胡家祺（字玉荪）为清末举人，也是我国第一批公费留学日本的师范生，曾任天津官立中学堂监督（校长）、天津教育会会长、直隶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职，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胡懋廉自幼爱好读书，成绩名列前茅。高中时期曾在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原天津官立中学堂）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因幼年时家人患重病经西医诊治就“霍然而愈”，遂萌发了学医的志愿^［1］。

他求知若渴、笃行不怠。192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并留校任皮肤花柳科助教，一年后转北京京师传染病医院任医师，两年后到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历任助教、住院医师，期间因勤奋刻苦、表现突出，于1931年获得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深造的机会。

留学期间，他在耳鼻喉科权威Mosher教授指导下从事筛窦方面的研究。他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1933年归国时，他用所有积蓄购买了满满四大箱的参考书籍、教学标本和医疗器材，立志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终身。吴学愚教授曾回忆他1971年去哈佛大学参观时的情景“Mosher教授虽然早已去世，他的继承者还指着挂在墙上的胡老照片，谈起他过去学习和工作的情况”^［2］。

胡懋廉教授是将国外先进的西医治疗耳鼻喉科疾病方法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他在扁桃体截除术、气管及食管异物的治疗和喉癌手术治疗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在我国耳鼻喉科学的创建和发展中完成了诸多创举。1930年，他是国内第一个用直接喉镜取出气管异物的中国医师；1936年，他开创国内先河，为鼻中隔脓肿而导致鼻梁凹陷的患者行肋软骨移植手术矫正；1939年，他成功施行我国第一例喉癌全喉切除术，为中国手术治疗喉癌迈出了重要一步^［3-4］。1955年，他集从医30余年经验写就代表作《耳鼻咽喉病的手术治疗原则》，这篇论文至今仍有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此外，他撰写过多篇耳鼻喉科领域科普文章，至今读来仍有裨益。

胡懋廉教授大医精诚、造诣精深。曾任成都公立医院（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上海公济医院（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耳鼻喉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首任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副院长等重要职务^［5］，并于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6］。上医副院长任命书于1958年7月5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总理签发。他从事医疗工作近半个世纪，以耳鼻喉科学领域渊博学识、丰富经验和娴熟技术，终身践行学医初心誓言“尽我所学、为人服务，严守医师节操，出淤泥而不染；恪尽职守、终身不渝，力求探索深造，蚕丝尽终不悔”^［4］。他的一生是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诠释，也是对“大医精诚”精神的生动写照。

学政并举 服务人民

胡懋廉教授始终以提升我国耳鼻喉科学科发展水平为己任。1937年，时任南京中央医院代理院长的胡懋廉教授，主持工作并将中央医院内迁到成都后，即组织筹备并成立成都眼耳鼻喉科学会。新中国成立后又立即联系国内同行筹建中华耳鼻喉学会，并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学会首届副主任委员，同时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耳鼻喉科学会首届主任委员，还担任《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编辑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编委会主任等^［1，5］。1950年8月，他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参加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大会。此次会议格外重要，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的首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团结全国医学工作者、确立学术研究方向及如何整顿医院、大量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等问题。1958年，他赴莫斯科参加第五届全苏耳鼻喉科学术大会，宣读了急性中耳炎应用青霉素耳内注射的动物实验研究论文，得到与会者好评^［5］，为我国耳鼻喉科学的创新发展和走向世界打下坚实基础。

胡懋廉教授不仅在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中贡献卓著，更以学者之姿活跃于参政议政舞台。他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大代表等^［5］。1959年，胡懋廉委员联合颜福庆、沈克非、王淑贞代表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题为“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发言^［7］；也曾在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题为“谁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发言^［8］，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他倍感荣耀的是曾2次与毛泽东主席亲切握手。1958年9月，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电影院举行的招待晚会上，时任上医副院长的胡懋廉教授生平第一次与毛主席亲切握手，他激动不已，精确记录第一次握手的时间是9月21日21时21分，称“这样的光荣和幸福使我终身难忘”；第二次是在1963年2月20日至3月16日，胡懋廉教授赴北京参加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期间，于3月10日下午4时1分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与毛主席亲切握手。定格这一荣耀瞬间的珍贵照片被胡教授挂在家中客厅墙上近半个世纪，时刻激励着胡懋廉教授及其家人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胡懋廉教授一生赤诚，不事权贵。大学时期曾参与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并担任示威游行救护队队长^［1］；成为名医后深得患者的信任，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有权有势的政界要人，但他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胡懋廉教授的二女婿冷志勤主任医师在《音犹在耳——胡懋廉教授精神传承展》开幕式致辞中回忆道“在上海工作时，夏天很热，看门诊时他（胡懋廉教授）会将风扇转向病人，令病人很感动，立即又将风扇转向他”，可见胡懋廉教授对待患者的细致周到。胡懋廉教授在耳鼻喉科领域耕耘近半个世纪，为祖国医教研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

家范延绵 德润医风

胡家家学渊薮，一家两代人中共有五位杰出的复旦上医人。除胡懋廉教授外，还有长女胡允平、张鸿寿夫妇，次女胡允文、冷志勤夫妇，他们皆投身医学，传承医家职责，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

长女胡允平是上医1956届校友，曾任华东医院血液科主任、上医医学系内科和血液科教授，长期从事内科、血液学和老年医学临床、教学、科研和高级干部医疗保健工作，曾担任宋庆龄在上海时期的保健医生。长女婿张鸿寿是上医1951届本科校友、1958届研究生校友，是上医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放射医学辐射血液学及放射损伤临床研究工作，对放射病的诊断与治疗造诣颇深。30多年前，他因病去世，家属遵其遗愿，将遗体捐献给上医，为医学事业奉献了终身。

次女胡允文也是上医1956届校友，1956年起在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工作，曾任儿科主任、儿科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常委等职。次女婿冷志勤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上医附属儿科医院工作，后调至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工作，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儿科主任、安徽省儿童医院首任院长、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胡允文、冷志勤夫妇医者无疆，志同道合，都曾参加安徽省卫生厅组建的支援也门医疗队，为援外医疗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馆藏）

严谨治学、矢志为国是胡家家风。胡懋廉夫人张淑安女士勤俭治家、热心公益，广受赞誉，也树立了良好家风典范。胡懋廉教授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兴趣广泛，书画双绝。他的画无师自通、不拘一格，他的诗不严究韵律、随兴而发。《胡懋廉教授精神传承展》现场展出了一幅面积约2平方米的胡教授亲笔画，画上有胡教授题词“自力更生”，夫人张淑安题词“坚忍苦干”。在孩子们长大后，又让他们在画卷左侧写上各自大学毕业年代和工作单位，画卷右侧是胡教授创作的两首诗。他四位子女中的三位毕业后分别去了西安、沈阳和安徽，只有大女儿因体质较弱留在了上海。这幅画卷不仅是胡教授家庭的珍贵记忆，也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爱国情怀、质朴家风的真实写照。胡教授的书画篆刻作品尽显文人风骨与艺术气质，也激励着后辈不断追求卓越、德医双馨。

医脉相传 音犹在耳

胡懋廉教授受到家学熏陶，传承了父亲的教育事业，他教书育人，桃李丰硕。从事医学教育工作近50年，曾自制扁桃体剥离器、内耳功能试验模型、鼻中隔手术模型等教具模型，并充分运用绘画才能，亲手绘制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教学挂图、手术设计图等辅助教学，直观易懂，事半功倍；他对学生循循善诱、倾囊相授，既严格要求，又爱生如子，门墙桃李遍及全国，与学生们结下深厚情谊。

许多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如姜泗长、刘乾初、孙鸿泉、李继孝、吴学愚等都出自他门下，他与姜泗长之间的师生佳话也在医学界广为流传。姜泗长是我国耳鼻喉科名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毛主席后期的保健医师，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耳鼻喉科专业的博士后流动站。胡懋廉教授对他言传身教、精心辅导。他曾不顾传染的风险，将身患肺结核的姜泗长接至家中照顾。抗战胜利后，为支持姜泗长赴美留学，向当时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表示“让姜泗长出国深造，我回来代课”^［9］。1964年初，《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在主任医师姜泗长教授的带领下，用镫骨底板切除术这一先进医疗方法治疗耳硬化症卓有成效的新闻^［10］，胡懋廉教授看到后，十分欣慰，悉心保存了此报道并在旁批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姜泗长传记回忆录《师道》里写道：“与其说姜泗长选择了耳鼻咽喉科事业，倒不如说他选择了胡懋廉这样一位为人厚道、学识渊博的老师”^［9］。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院士是上医1955届校友，也曾受业于胡懋廉教授，他对胡懋廉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印象深刻。王院士在《胡懋廉教授精神传承展》结语中回忆道：他（胡懋廉）因教材油印一字之错，展开谆谆教导，以身示教，充分诠释了教学并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严谨、求真、务实科学精神的传承。王正敏院士在福庆讲堂作题为《五官先师的教诲》讲座中总结，胡懋廉教授为医为师的教诲是“治病救人为本，严谨求实为则，创新仁爱为志。”胡懋廉教授的学生们也在耳鼻喉科领域著书立说，传承着胡懋廉教授的事业和精神。

胡懋廉教授是我国耳鼻喉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领导并创建多家医院的耳鼻喉科。1934年，他受聘担任南京中央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抗战时期，任华西协和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三所大学在成都组建的耳鼻喉科联合教学医院（成都存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后为加强后方战时医疗救护工作，又负责筹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的附属医院，即成都公立医院，并任副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1949年3月，任参与创建的上海市第二劳工医院（现杨浦区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1949年9月起兼任上海公济医院耳鼻喉科主任^［5］。

1951年冬，胡懋廉教授调至上医参加眼耳鼻喉科专科医院的建院筹备工作；1952年7月，正式担任上医眼耳鼻喉科学院首任院长^［5］。受当时经济封锁的影响，医院仪器设备非常短缺，他不仅积极联系和协助上海医疗器械厂进行生产，还将个人使用的57件医疗器械全部捐献给医院，使医院工作得以顺利地展开，为此医院还特向胡懋廉教授致函感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提供）

如今，胡懋廉教授参与创办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已成为医学传承与创新的摇篮，并为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和五官疾病亚洲医学中心”而不懈奋斗。医院的发展历程充分见证了胡教授的高瞻远瞩与无私奉献，从初创时的艰难到如今的蓬勃发展，每一步都印刻着胡教授的心血与期望，医脉在师生间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胡懋廉教授的一生矢志医途，誉满杏林。他虽已远去，然其精神内涵化作手泽笔墨，晕染于每一幅画卷，流淌在每一行诗句，浸润着后人的心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其音容笑貌、嘉言懿行，仿若昨日，音犹在耳。

参考文献

[1] 胡允平，胡允文.我们的父亲［M］//孙兴怀，李华.大医风采 汾阳苑里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7-15.

[2] 吴学愚.胡懋廉传［J］.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1991，26（5）：314.

[3] 季为群.回首老上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68-172.

[4] 周建莹.医道传神 师德高尚——记胡懋廉教授［M］//复旦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70-76.

[5] 《上海医科大学志》编委会.上海医科大学志：1927—2000［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 《上海医科大学纪事》编委会.上海医科大学纪事：1927—2000［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 颜福庆，沈克非，王淑贞，等.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N］.人民日报，1959-4-29（10）.

[8] 胡懋廉.谁在真正为人民服务［N］.解放日报，1959-6-10（5）.

[9] 张晶平.师道［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35，44.

[10] 新华社.用镫骨底板切除术 治耳硬化症有成效［N］.人民日报，1964-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