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现象透视与理论辨析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Examinations

摘要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农业农村领域催生出诸多热点话题，值得学术思辨与实践探索。遴选相关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全面振兴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想象乡村”“海岛村落振兴”“农业技术扩散”“农业产业现代化”“乡村空间重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典型的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热点领域进行现象透视与理论辨析。观点集中在以下四方面：第一，技术创新与空间正义的协同治理。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技术-文化-主体”三位一体的治理生态。第二，经营主体革新与生产关系的重构。通过股权分红、资产确权等制衡机制均衡利益分配机制。第三，生态产业化与绿色生产力的价值实现。通过构建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创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使绿色发展成为增收重要渠道。第四，韧性治理体系的重构与优化。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农村社会转型，正深刻重塑就业结构、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倒逼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Abstract

Th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sparked numerous hot topics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sectors， meriting academic 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is study selects experts and scholars specializing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conduct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key domains such as “imagined rurality，” “island village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tities.” Key perspectives converge in four dimensions： Firstly，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patial justic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rural areas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tensify tensions between efficiency gains and justice disparitie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must reconstruct a trinity governance ecosystem integrating technology-culture-subject agency. Secondly， innovation in operational entities and restructuring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Balanced benefit distribution requires mechanisms like equity dividends and asset verification to counter elite capture. Thirdly， eco-industrializ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Capitalization pathways for ecological resources should advance the monetization of eco-products， transforming green development into a significant income channel. Lastly，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 of resilient governance systems.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pell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fundamentally reshaping employment structures，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lifestyles， compelling innovation in public governance frameworks.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 乡村全面振兴 / 农业产业化 / 乡村治理 / 绿色生产力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 rural governance /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访谈主持人：

文琦，宁夏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宁夏乡村振兴智库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

赵丽芳，宁夏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极端气候与绿色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

访谈主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重塑国土空间格局的核心抓手。在政策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下，乡村空间经历着剧烈的功能转型与符号化再生产——从传统生产生活场域转向消费主义主导的“景观化空间”。这一进程催生了深刻的“想象乡村”（imagined rurality）现象，即外部主体通过中产审美凝视、平台算法推荐与土地资本运作，将乡村建构为符合城市消费想象的“乌托邦符号”，导致乡村空间面临双重异化危机。空间异化层面，宅基地非农化改造、集体用地入市等制度实践，推动乡村向民宿集群、文创市集等标准化消费空间转型。此类空间生产虽提升经济价值，却消解了地域文化肌理与社会网络，使土地沦为抽象的资本符号。主体异化层面，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村民群体虽未被强制搬迁，却在空间叙事权上被系统性边缘化。当地村民被迫嵌入外来者定义的“田园剧本”，其主体能动性被遮蔽，形成“参与而不主导”的权力失衡结构。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破解上述异化提供了途径，通过技术创新重构乡村发展动能，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多元主体协同关系，通过绿色转型调和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矛盾^[1]。当前研究亟须将新质生产力置于“空间正义—主体赋权—生态韧性”三维框架中审视。从技术维度探索物联网、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技术集群在乡村振兴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效率的路径。从制度维度探究土地数据确权、集体产权改革对村民参与乡村空间再生产的赋能机制。从文化维度落实数字平台促进在地知识传播的效能。因此，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本质是技术赋能与人文回归的辩证统一过程，既需借力智慧乡村、绿色产业提升物质基础，更需构建“由内而外”的空间生产逻辑，使乡村摆脱“被想象”的客体命运，重获发展话语的主导权^[2]。

如何认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创新为引领，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是乡村地理学者们的责任和使命。为此，本文邀请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就“想象乡村”“海岛村落振兴”“农业技术扩散”“农业产业现代化”“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空间重塑”“乡村土地高质量利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典型的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热点领域进行理论透视与深度探讨，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发展的具体应用，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参考。

主持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请您谈谈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遵循与空间重构过程。

访谈嘉宾：

高金龙，博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区域发展规划与城乡融合发展。

白雨柔，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成为中国城乡融合的战略重点，也是土地制度改革与空间再生产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政策与市场资本的共同驱动下，乡村空间被不断重塑，土地利用形态也在加速转变^[3]。在乡村振兴叙事广泛主导的同时，我们也需反思：当前呈现出的乡村景观，是否根植于乡村社会的原真空间实践？抑或是一个“被想象”的异化乡村，即在中产审美、平台算法与土地资本合谋之下建构出的理想化图景。

在学术研究领域，“想象乡村”起源于城市社会对乡村空间的文化投射与意义建构的批判性理解^[4]。在西方语境中，它常表现为中产阶层通过迁居、旅游等方式，将乡村塑造为田园乌托邦，进而引发乡村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剧烈改变。在中国，这种对乡村的“想象”不仅作用于空间意象的生产，更深度嵌入土地利用转型、产权再分配和资源重组的过程，成为影响乡村空间（再）生产的重要维度。在此过程中，乡村逐渐从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转化为以观光、文创、休闲为导向的“可消费空间”。土地利用的功能随之发生转型，乡村不再是单一的农业与居住空间，而是成为展示性场景与资本兑现的平台^[5]。地方政府、企业、外来创业者、平台甚至地方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其中，形成一种高度视觉化、标准化的乡村再生产逻辑，真实的乡村社会与在地文化被压缩为消费背景资源，土地也逐渐被抽象为可交易、可转化的资产，日益失去其生活性与社会性^[6]。

总的来说，这种由“想象”驱动的符号生产过程至少造成了乡村的两重异化：一是空间的异化。在外部力量主导下，乡村被重构为符号化、消费化的展示空间，土地功能随之转向非农属性。通过土地整理、宅基地置换、集体用地入市等方式，部分村庄空间被改造为民宿、市集等景观设施，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商品化趋势。这种商品化往往追求统一的视觉风格和城市化审美，却忽视了乡村原有的生活逻辑与文化肌理，成为“田园想象”的物质化表达。二是主体的异化。受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影响，村民多通过房屋出租等方式嵌入乡村转型过程，然而在空间图景与叙事建构中，当地村民的表达权与象征权却常被边缘化。虽然他们在功能上部分参与，却难以主导空间意象的生产，形成一种柔性、制度化的排斥机制，实质上削弱了主体能动性，这进一步固化了其在发展话语中的边缘地位。近年来大量“网红乡村”的兴起反映出上述异化机制的普遍性。部分乡村旅游为主的乡村，大量宅基地与经营性用地被流转或改造为咖啡馆、文创空间等消费设施，乡村空间的旅游化与平台化转型趋势显著。在客流与资本进入的同时，乡村原有的社会关系、土地功能与文化肌理也被重构，引发关于“真实乡村何在”的质疑。

然而，“想象”本身并非异化的根源。空间生产的过程本来就伴随意义建构，关键在于当外部主导的“想象”压倒在地经验与地方知识时，其作用便可能转化为“象征性暴力”，在叙事结构中实现对地方空间的符号性支配。如果乡村振兴最终演变为城市理想在乡村空间中的投射，那么不仅乡村的多样性基础被削弱，原本可能激活的社会系统也将陷入功能化重构的框架之中。因此，寻找一种“去异化”的“乡村想象”路径尤为关键。这并不否定“想象”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源于乡村内部、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现实基础的表达方式作为空间建构的主导。乡村振兴实践应从单向度的“被看见”转向协商式的“共建表达”，从他者主导的景观设计逻辑转向多主体参与下的空间协作过程。与此同时，也需警惕土地制度改革与空间更新中，由“想象”逻辑主导的非农化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结构弱化与空间同质化风险。只有在尊重在地逻辑的基础上，才能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延续性与社会嵌入性的空间转型实践。

主持人：

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技术+智能系统+文化营销”三维赋能海岛乡村振兴，为区域旅游带来生态承载力提升、产业高附加值化与在地文化活化。请您从多元主体共治与空间正义角度谈谈海岛乡村振兴的机遇与挑战。

访谈嘉宾：

邹利林，博士（后），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土地利用转型与国土空间治理、公共环境政策评估。

全球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全球生产网络正深刻地引导乡村地域空间不断地建构、解构与重构^[7]。新质赋能乡村旅游发展作为当前“去乡村化”的一种普适策略，已演化为主导乡村空间有序转化与无序扩张的关键动力。海岛乡村是乡村地域系统中人地关系较为特殊的地理单元，也是乡村全面振兴不可忽视的一种地域类型。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以来，大量区位条件优越、资源环境优渥、文化底蕴深厚的海岛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成为新兴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由于美丽中国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以“绿色基底+科技杠杆+文化内核”为核心的新质要素源源不断地涌入海岛各个领域，使得海岛乡村旅游地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战场。

新质赋能旅游型海岛乡村发展在为其带来设施完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机会窗口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海岛乡村开发失序、正义失衡与冲突加剧等风险^[8]。一方面，新质赋能通过环境整治、技术驱动和文化创新，帮助海岛乡村旅游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实现农村增绿、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如生态修复技术可提升环境承载力，实现旅游与生态双赢；智能预订系统整合民宿、餐饮和交通资源，可优化行程规划；利用社交媒体营销渔村非遗技艺、海岛美景美食以及策划主题节庆，可增强游客参与感。另一方面，在新质要素的激励与助推下，海岛乡村旅游地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多主体、多维度、多文化混杂的网络化空间，呈现出旅游空间无序生产、生活空间过度商品化、生态空间收缩等空间不正义问题，并且由于空间权益博弈与竞争以及异质行动者关系的错综交织，衍生出生活空间干扰、经济利益纠纷、生产建设冲突、公共权力失语、空间管理混乱与空间规划失范等冲突。

可见，新质赋能旅游型海岛乡村振兴的机遇与风险并存，而提升乡村韧性与主张“时空修复”是避免海岛乡村空间异化和振兴乡村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既要借力新质赋能乡村旅游发展这一诱致性变革，着力解决海岛乡村地区所面临的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水平较低、核心竞争力缺乏等问题，还要积极开展显性基因修补与隐性基因修复，实现海岛乡村空间的有机更新，通过建立完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当地居民社会治理能力，以及基于共建共享、共生共赢的新发展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机制，以此促进海岛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

主持人：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土地利用形成“技术增效-产业升级-生态协同”的互构机制，智能技术驱动土地集约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绿色发展理念保障可持续性。请您谈谈如何通过土地空间载体反哺产业融合创新与要素集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访谈嘉宾：

李进涛，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基层治理、空间分析与治理等。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正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乡村土地利用。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土地利用紧密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对乡村土地利用效率、资源配置、可持续利用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技术创新能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创新和智能化应用，为乡村土地利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9]。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如智能灌溉系统、无人机监测等，大大提高了农田的灌溉效率、作物生长监测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从而提升土地的生产力和利用效率。其次，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引导土地资源向更高效益、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流转。例如，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能够充分利用乡村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最后，生态环保理念能够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新质生产力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倡导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在乡村土地利用中，生态环保理念促使农民更加注重土地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避免过度开发和污染土壤。

另一方面，乡村土地利用为新质生产力在资源空间、产业创新与改革发展方面提供了较强的支撑。一是能够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资源。乡村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通过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确保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和创新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多元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丰富的产业支撑，通过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如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的结合，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创新发展。三是激发乡村活力和内生动力。依托乡村土地利用的优化和改革政策，通过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人才进入农村，推动乡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为乡村土地利用带来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保理念等新的元素和动力，推动了乡村土地利用的优化和升级；乡村土地利用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促进了产业融合和创新发展。因此，注重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有利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主持人：

农业技术扩散通过“技术传播→增长极形成→产业升级→创新空间构建”的链式反应，在空间集聚与协同创新双重机制作用下推动农业生产要素重组与效率跃升。请您谈谈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系统生成与迭代演进。

访谈嘉宾：

于正松，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技术扩散、旅游消费者行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

农业技术扩散是技术从创新源地向其他农区及主体传播的过程，其通过示范、学习等作用机制打破区域技术壁垒，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扩散不仅促进了知识的传递，更进一步通过区域技术势差缩减、农业产业升级等扩散效应，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创造有利条件。

农业创新增长极的形成是技术扩散的自然结果，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节点。在技术扩散过程中，某些区域或主体因技术密集、人才集聚和资金投入高而逐渐形成农业创新增长极。其形成主要受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综合作用^[10]。增长极基于集聚资源和技术优势，成为区域农业技术创新的核心区域，其强大的辐射能力不仅能够带动周边区域的技术进步，还通过产业协同推动区域农业的整体升级。这种由点到面的技术增长极网络结构，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孕育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进一步强化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

农业产业升级是农业技术增长极网络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表征。技术扩散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而增长极则通过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加速产业升级的进程。产业升级不仅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也可为技术创新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与技术源地的创新形成良性耦合互动。通过创新驱动，农业产业能够突破传统路径的限制，向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方向发展，从而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

农业创新空间是农业增长极扩张和农业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空间载体。农业创新空间是指农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区域，通常包括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农业科技园区等。其集聚效应和协同创新机制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创新空间通过集聚资源和技术优势，为农业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协同创新则通过整合各方力量，加速技术突破和应用。这种集聚与协同的结合，在提升农业技术效率的同时，也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场域环境。

农业技术扩散、农业创新增长极培育、农业产业升级以及农业创新空间形成，次第作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演化路径。这四个环节相互关联与促进，技术扩散通过示范效应、学习效应和政策推动加速农业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技术增长极通过技术溢出、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带动区域农业的协调发展；产业升级通过创新驱动打破路径依赖，推动农业向高附加值领域拓展；创新空间则通过集聚效应和协同创新保障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落地与发育^[11]。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政策支持，优化农业技术增长极的布局，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创新空间的协同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主持人：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请您谈谈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农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

访谈嘉宾：

璩路路，博士，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城乡空间治理、乡村地理科学与工程等。

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应对市场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2]。实现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依靠传统常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远远不够，需突破禀赋约束走农业绿色发展之路，加强科技创新，推进数智化农业转型，促进农业新兴产业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服务农业强国建设目标。农业新质生产力立足于拓展农业生产领域，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链接乡村振兴战略，推广智能农业装备和物联网技术，推进农业生产的数智化、体系化、绿色化。

1）面向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数智化农业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加快形成面向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农业产业全球引领优势，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突破口。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经过十多年发展，我国全面乡村振兴已经进入了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13]，推进五大振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对发展农业科技提出了新的需求。农业科技的应用主体是农业劳动者，应用场景是广大农村地区，实施主体是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数智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包括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人才培育、现代化管理等方面，涵盖新品种、新型农业机械、新型土壤改良、新型农艺等农业工程技术创新以及新型农业生产模式的推广应用，夯实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充分发挥数智化对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引领作用。

2）面向构建中国式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新兴产业体系化。农业产业现代化很难直接带动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效联动农村现代化建设，通过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促进实现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当前，农村现代化水平较低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一大短板。围绕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和创新链，以现代农业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创新联动，加速新兴农业科技成果全链条高质量转化应用^[14]，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新标准，加速推进农业传统优势产业高质量、高效能、绿色化的迭代升级；同时以“大食物观”为引领，重点培育农业数据产业、特色农业、智能农机、新型食品等农业新兴产业集群，逐步构建形成“农业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特色优质产业”层次分明、相互融合的中国式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速推进农业新兴产业体系化，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

3）面向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进农业低碳循环绿色化发展。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的目标在于农业与乡村领域重在落实“双碳”目标、粮食安全目标和农民收入增长目标。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将绿色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绿色发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注重可持续发展，通过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15]。同时，坚持国土空间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智慧农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农业建设成绿色产业。实现“双碳”是农业绿色生产力的关键目标，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以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与生态观为引领，通过地力提升、盐碱地改良、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天-空-地-网”智慧型监测、农业生物安全等工程技术，加快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科技水平，促进农业绿色生产力发展。

主持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请您谈谈如何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访谈嘉宾：

张玉，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现代农业转型与乡村振兴等。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16]。新时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已超越传统意义上农业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范畴，是农业生产能力、农业生产潜力和农业竞争力等综合作用力的结果。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发展，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农业服务运营模式，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1）以确保粮食安全战略为目标，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持续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首先确保粮食安全底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17]。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支撑，在农田改良、品种选育、农机装备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增强农业生产能力，促进粮食稳产增产。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选耕地保护与综合利用技术进行农田精细化管理，实施农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推广农业高产高效生产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升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能力，特别是在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品种选育上保持自主可控。要全面开展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建设，聚焦农机装备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强化高端农机装备和小型农机制造同步推进，适应多类型农田机械生产，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2）以践行大食物观理念为指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断挖掘农业生产潜力。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核心是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的有效供给。为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食物观下的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食物供给多样化^[18]。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拓宽食物供应渠道，挖掘农业生产潜力，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供给资源。推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是顺应人民群众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村居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与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开发新型特质食品，如保健饮品、药食功能食品等，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全产业链建设，提升食物开发价值链。

3）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支撑，创新农业服务运营模式，巩固提升农业竞争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以大规模农业生产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互联网+”、信息共享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通过农业生产领域的智能化、经营领域的差异性以及服务领域的全方位信息服务，构建智慧化农业生产、农业管理、农业信息服务运营模式。依托建立农业市场信息共享平台，实时监测和传递农业市场信息，实现农业订单化生产、精准化管理、自动化调节，削弱农业生产与产品流动的空间制约，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同时，创建联农促农机制，将家庭农场、个体小农户、农业龙头企业以及产品储藏、产品运输、农业市场等紧密联结起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发展共同体，增强农业区域竞争力，促进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主持人：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乡村振兴需回归乡村疗愈本质与在地特质。请您谈谈如何构建县域能人数据库重塑劳动力结构、创新集体化合作模式重构生产关系，进而激活闲置资源价值，实现从“功能叠加”到“内源重塑”的范式转型。

访谈嘉宾：

程明洋，博士，郑州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可持续、土地利用与城乡发展等。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成为中国重要战略之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乡村振兴赋予了新动能。然而，在当前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背景下，中原地区的乡村仍面临着人才凋敝、资源浪费与非农化要素供给受限、产业发展受限、融资环境较差等诸多难题，且乡村地区的开发周期长、成效慢，使得乡村地区的高质量转型困难重重。“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基于该概念，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塑等方面思考新的出路。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乡村重塑的思考。

1）乡村是开发（劳动）对象，但乡村开发建设不是对乡村功能的盲目叠加，而应回归乡村本质。乡村是以乡村生活方式为主导的地区，其决定了乡村功能是区别于城市地区的，乡村的内在特质使得其疗愈功能得以生发，从而使人们通过环境“疗愈”达到“自愈”。因此，乡村建设不需要过度复杂的功能，通过回归乡村田园本质自然能够吸引足够的人群前来。

2）构建县域“乡贤”数据库，重塑乡村劳动力。当前，乡村常住人口流失的情况仍普遍存在，返乡的中青年多前往县城购房居住，村内50岁左右的人群成为“顶梁柱”，导致乡村与外界的知识流动产生障碍，应急迫构建以县域为单元的“乡贤数据库”，调动乡贤的“乡土情结”，使他们参与到乡村开发建设中，从而达到重塑乡村“劳动力”的目的。

3）探索新的合作模式，重塑乡村的生产关系。由于现存诸多问题的限制，乡村发展困难重重，叠加中原地区乡村“小农户”的耕作模式，进一步提升其生产效率面临诸多阻碍。在笔者调研中，发现部分乡村通过农村集体化的合作模式，在乡村能人带动下，乡村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因此，亟待依据乡村实情探讨新的“生产关系”模式。

4）在乡村“劳动力”和“劳动关系”重塑的基础上，整合乡村要素资源。乡村地区实际上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诸如文化与聚落资源、农业资源、生态资源等，但由于乡村地区现实开发环境较差，面临着较大的收益风险，导致大量资源被闲置，通过对开发对象、劳动力、生产关系等的重塑，实现“回归乡村 重塑乡村”，为乡村振兴赋予新的动能。

主持人：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为核心，如何通过数智化技术重构畜牧遗传育种、精准饲养与疫病防控体系，驱动产业链整合与地域品牌增值，为特色产区提供畜牧业现代化路径。

访谈嘉宾：

刘丹，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畜牧业发展与产业融合。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的理念。这一理念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主要特征，是我国新发展理念下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19]。

畜牧业是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成为畜牧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具体表现如下：

1）推动科技创新与传统畜牧业融合。新质生产力的运用能够在保留传统畜牧业优势的同时，带来技术层面的革新，提高生产效率；此外，新质生产力还能推动生产模式革新，使得先进技术与地区产业需求相适应^[20]。

2）促进畜牧业生产数智化转型。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算法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智能化的畜牧生产体系，实现遗传改良、精准饲养、疫病预警和智能养殖。

3）提升畜产品附加值。通过加强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发，推动畜牧产业链整合，生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产品，并结合产品属性和目标消费者需求，科学定位品牌，提升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宁夏作为我国重要的良种奶牛繁育、优质牛羊肉和乳制品加工生产基地，近年来，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在农业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在宁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背景下，加快培育畜牧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途径包括：

一是强化政策保障。针对当地畜牧业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滞后、技术服务水平低、畜禽面源污染严重和产业规模化程度低等问题，制定科学合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改革和完善与畜牧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规章制度，构建相匹配的体制机制，消除制度性障碍，建立全面的畜牧业保障体系，从顶层设计入手，催生新质生产力在畜牧业中的发展和应用。

二是专业人才培育。对畜牧兽医机构管理、技术人员以及养殖场一线从业人员进行知识更新和继续教育，推动畜牧从业人员的阅历、学历和能力提升，建设一支与现代科技同步、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需求、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要素的高素质应用型和技能型队伍^[21]。

三是推进创新引领。整合高校、科研和企业等部门的技术力量，围绕饲料配方、遗传改良、智能装备研发、疫病预警防控和畜禽污染防治等产业发展短板进行技术攻关和研发，应用推广创新成果，促进畜牧产业链的高效运转和良性循环，催生畜牧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动能。

主持人：

新型经营主体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农业经营模式转型、组织化机制破解小农贫困陷阱、产业融合重构乡村空间功能。请您谈谈如何突破“精英俘获”、金融短链与能力滞后等结构性约束，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引擎作用。

访谈嘉宾：

马利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空间规划、乡村转型与重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系统性重构的历史新阶段，其意义已超越传统农业范畴，深度嵌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22]。在这一转型进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崛起，正成为释放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深刻变革的核心引擎^[23]。

第一，新型经营主体重构农业经营范式从规模导向到质效跃升。面对“谁来种地”“如何经营”的时代之问，新型主体通过三重创新破解困境。一方面，引入智能装备与数字技术，实现生产精准化管理，突破传统经验依赖；另一方面，通过组织革新，以合作社构建“订单农业+统购统销”链条，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分工体系，使其获得企业化收益。同时，强化市场链接，打通龙头企业与冷链物流、电商平台的链接，打通农产品溢价通道。新型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通过全要素重组推动农业从“增产逻辑”转向提质增效的“增值逻辑”。

第二，新型经营主体破解贫困结构与空间困局。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技术培训、外包服务与供应链金融，打破“弱能力-低收益”恶性循环，使小农分享产业升级红利。同时，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整合资源，发展“农文旅融合”“乡村研学”等业态，将闲置农房转化为消费空间，推动乡村从生产场域转向功能复合体。强化电商服务站与物流中心建设，重塑城乡要素流动地理格局。

第三，新型经营主体构建韧性发展制度框架。针对过去合作社可能出现的“精英俘获”，以及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机制弱化等问题，新型经营主体推行股权制衡机制，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保障。另外，针对乡村缺乏长期稳定资金保障，探索发展农业价值链金融，试点碳汇收益权质押等为农业农村发展融资提供渠道。同时，通过政企共建“数字农匠”培训体系，配套村级数据中心建设等打破数字鸿沟。

第四，新型经营主体使乡村从扶持主体转向锻造系统韧性。乡村多功能价值促使乡村从单一生产支持转向经济-生态-治理协同赋能，拓展公共文化空间；以数字协同推动数字乡村与经营主体深度融合，实现农业大数据平台管理；通过设计“环境承载力-开发强度”联动预警机制遏制空间商品化异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的创造者与承载者^[24]。通过“技术穿透社会结构”“空间激活价值”，推动乡村振兴从“外部植入”转向“内源生长”。通过制度创新保障主体韧性，释放新型经营主体引擎效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主持人总结：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现代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前沿科技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也是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表现。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绝非通过单向度的技术移植，而是生产力跃迁—生产关系调适—空间秩序重构的耦合机制，重塑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专家们以典型的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农村发展要素相结合为切入点，抓住显著特征理论结合实践分析，形成了独到的见解。根据专家们的观点适度引申，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技术创新与空间正义的协同治理。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乡村技术革新，正面临效率提升与正义失衡风险。无人机植保、人工智能养殖等智能装备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但在技术资本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要保障百姓利益，避免技术资本虹吸数据红利，加剧“数字鸿沟”。通过制度创新将空间生产转化为赋能媒介，数据确权让农民从“数字佃农”变为“数字主人”，健全文化制度使土地增值成为百姓收入的基本保障。通过数智化重构“技术-文化-主体”三位一体的治理生态，推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第二，经营主体革新与生产关系的重构。新型主体带动小农包容性升级，家庭农场、合作社通过“订单农业+农资统购”模式，将小农户镶嵌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破解“小农散弱”困境。同时新型经营主体之间要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股权分红、资产确权等制衡机制均衡利益分配机制。同时，建立县域“能人智库”，整合大学生、退伍军人与务工返乡人员，以及科研工作者、科技特派员等人才，为农业技术扩散提供落地适配方案。

第三，生态产业化与绿色生产力的价值实现。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新、精准农业等途径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如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减少水、化肥等要素投入的同时，能够大幅提高农业的单产水平。同时，通过构建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创新，将“两山理念”转化为可交易资产，如林地碳汇质押融资、绿色农产品溢价体系，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使绿色发展成为增收渠道之一。推广“种养结合-沼液还田”闭环系统，在降低面源污染的同时，推动畜牧业与种植业的代谢共生。

第四，韧性治理体系的重构与优化。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农村社会转型，正深刻重塑就业结构、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倒逼公共治理体系创新。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也更新了农村基层治理手段，有效提升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村务信息的透明化和便捷化水平。未来以数字赋能基层+空间权益保障双轨并进，从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乡村振兴，必须完成从“外部植入”到“内源激活”的范式转换。技术要素需要结合地方乡土知识体系，资本流动须保障乡村经营主体利益，将技术伦理、空间权力、文化存续纳入统一治理系统，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现代性与地方性”“增长与韧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不仅为中国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实践路径，更为推动全球农业转型贡献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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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