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福建南平市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的案例分析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mpower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anies in Zhenghe County， Nanping City

摘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推动力。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不断激活其内生发展动力。南平市政和县以“县域统筹、乡镇主导、村级联动”的形式成立乡村振兴公司。乡村振兴公司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模式，通过运用新内生发展理论对乡村振兴公司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振兴公司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载体，关注内部与外部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党政引领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市场经营机制、利益联结机制等多重运作机制，实现了有效整合资源配置、强化创新意识动能、激活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凝聚地方价值认同的“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式发展，促进乡村朝着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产业振兴的方向迈进。

Abstract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t requires the continuous stimulation of it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Zhenghe County in Nanping City has established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anies under an organizational model featuring “county-level coordination， township leadership， and village-level collaboration.” Drawing on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case analysis of how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anies， as an innovative model of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mpower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anies serve as organizational vehicles for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By multipl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including Party-led governance mechanism，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market-based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takeholder interest alignment mechanism， these companies have fostered a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characterized by “vertical coordination and internal-external symbiosis”. This model effectively integrates resources and improves their allocation， strengthens awareness of and momentum for innovation， mobilizes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actors， and fosters a shared identification with local values， thereby advancing rural areas toward stronger collective economies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 乡村产业振兴 / 乡村振兴公司 / 新内生发展

Key words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anies /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方向。因此，需要不断探索多样化途径，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动力、添活力^[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明确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要求^[2]。同时，202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法治基础。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不仅是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制度创新，还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激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选择。

1 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这是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支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创新息息相关，农村集体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这两个重要阶段实现了长足发展，但发展进程中仍面临产权的“统分困局”^[3]、内生动力不足^[4]、发展机制不完善^[5]等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家开始对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改革创新的探索，提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学界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同时对未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明方向^[6]；二是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特征及理论阐释，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作出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其实践路径与发展模式^[7-8]；三是对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优化路径及思考建议^[9]。这些已有的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是相较于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而言，是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主要是指以集体所有制为基本前提，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劳动者可以进行劳动、资本、土地等各生产要素联合，并以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方式进行分配，是新时期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载体、新形式。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等特征^[10]。

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深入发展，学界并不囿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开始延伸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将其与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11]、乡村治理效能^[12]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13]等重大时代命题相结合。在这些重大的时代命题下，学者也不断探索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一是强调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党建引领的过程，需要基层党组织在权威、利益、价值层面耦合调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秩序^[14]；二是强调政府嵌入的作用，政府投入资源，其激励与规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形成完整的政府嵌入路径^[15]；三是强调村庄自主内生发展^[16]，村庄即使自身资源匮乏，通过资源共建、社会共治、成果共享等方式，也能实现自身发展。在这些新路径的指导下，浙江、江苏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涌现出各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模式实践，如自主经营模式、在地投资模式、飞地投资模式以及平台经营模式^[17]。同时，这些模式又可分为外生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两大类型^[18]。

那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乡村产业振兴能否单纯依赖以政府为主体的“自上而下”外生式发展或者以村庄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式发展呢？无论何种发展思想，从外生发展到内生发展，构筑起“发展二元论”，都属于极化观点。新内生发展理论反思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的优劣之处，尝试集成二者优势，以更加综合、全面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混合模式，强调农村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互相作用。尽管新内生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领域有所运用，但大多数集中在乡村发展与建设^[19]、乡村教育^[20]、乡村文化^[21]等领域，鲜有运用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及乡村产业发展。

基于此，虽然现有研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有较为翔实的论述，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第一，大部分相关研究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单点研究，对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衔接的研究较少。第二，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视角大多在宏观层面展开讨论，具有系统性。微观层面的案例研究还是少数，难以有效回应“理论如何落地”的实践命题。第三，现有案例研究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还是集中于浙江、江苏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于欠发达的地区如福建山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缺乏讨论。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吗？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应该如何做？当前欠发达地区所尝试的实践路径是否可行？能否为其他地区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经验？本研究将立足于上述问题，为实现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新的视角。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外生式发展模式强调过度依赖外部因素，着重追求经济增长，但容易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窘境，促使乡村地区丧失经济与文化的独立性^[22]。在对传统外生式发展模式的反思下，内生式发展模式开始兴起。内生式发展模式是指乡村发展不应该依赖外部资源，应该立足于乡村自身优势和内部资源，通过自身努力谋发展，依赖本地农民的自觉推动^[23]。然而，内生式发展模式在实践中面临着困境，如社区为本的价值取向缺失、乡村人口流失与组织化薄弱以及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等问题^[24]。因此，如果不借助外部力量的帮助，完全依靠自身的内部力量是难以实现乡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色彩，对于外界力量的介入也持另一个极端态度，引发人们对该发展模式的质疑，驱动着新内生发展理论的产生。

新内生发展理论由英国学者Christopher Ray在对欧盟发起的LEADER计划成功经验总结后首次提出，是一种超越内生和外生的发展理论^[25]。具体而言，新内生发展理论指以多元行动者为基础，建立基于内部资源的发展平台，其中既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等外部资源，又包括自然资源、居民主体等内部资源。通过外部条件的引导和激发，实现内部潜力与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而非单纯依赖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或内部力量的自发作用^[26]。新内生发展理论着重对本地资源进行全面评估与深度挖掘，强调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以及保障地方权益，依托知识、技术和制度的相互渗透与协同整合，在保护乡村原有风貌与特质的同时，实现其整体振兴与可持续发展^[27]。有学者进一步提炼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内涵，指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农村内生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对农村内生发展的实践产生深远影响^[28]。

首先是资源要素。新内生发展理论汲取外生式发展模式与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强调若是单一依赖或排斥性依赖内部资源或外部资源，均难以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29]。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关键在于对内部与外部资源进行充分的整合与利用，实现乡村主体获益。在过去，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大量的资金、技术与人才等资源要素向城市倾斜，乡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为了有效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我国开始重视乡村的发展。然而，大部分乡村是外部资源投入的项目“输血式”发展，未能立足于乡村自身内部资源，一味通过“输血”无法实现乡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主体也未能在其过程中获益。因此，根据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乡村有效整合各项外部与内部资源，充分了解自身资源的优势与劣势，实现乡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乡村内外部资源的适度整合开发与利用。

其次是参与要素。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要素是地方居民参与^[28]。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实质其实是参与的过程。一方面，乡村主体通过参与，有效表达自身的诉求，对乡村发展的决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乡村主体可发挥其作用，将自身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力量。在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对乡村产生强烈的虹吸效应，乡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乡村内部参与主体严重流失，乡村面临治理与发展空心化、乡村产业边缘化、乡村主体老龄化等问题。乡村失去自治能力，乡村主体难以有话语权。乡村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有效参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义。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在于强化乡村主体地位，既要激发其内生动力以及参与热情，发挥乡村精英、村民等多元主体各自的优势，以弥补政府、社会力量等外部主体的局限性，更要切实保障其参与、表达及获益的权益，从而更好实现乡村新内生发展。

最后是认同要素。新内生发展理论进一步提出领土文化认同理念，指出领土是文化的边界，文化则是领土的根基，领土文化认同不仅确定了地方居民的身份特征，也能够反映地方居民对家园的领土意识与归属感^[30]。我国传统乡村具有共同体属性，其形成多依托地缘或血缘纽带。在共同应对外来风险的过程中，乡村形成共同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主体流失严重，乡村共同体趋于弱化，凝聚力逐渐减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乏力。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认同是乡村新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要唤醒乡村主体对乡村及其文化的认同，不断凝结乡村地方价值，为乡村主体的共同参与提供精神纽带，促进乡村主体共同参与乡村发展，在参与的过程中让乡村主体重建联系与归属感，进而使他们的参与行为更加积极有效，重构乡村共同体。

新内生发展理论最初是西方理论，却在中国乡村振兴实践中展现出借鉴价值，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的内外资源整合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挖掘村庄内部资源，并与外部资源相结合的要求一致。二是新内生发展理论主张居民有效参与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须以农民为主体的目标不谋而合。三是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精神动力是认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最美好的愿景便是重塑认同，凝聚价值，这与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精神动力相匹配。因此，本研究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基础，进一步丰富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内涵，并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剖析福建南平市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模式的案例，提供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

2.2 分析框架

新内生发展理论与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运作机制相契合。本研究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研究视角，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要素特征，围绕“资源、创新、参与、认同”四大耦合要素，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运作机制，以此形成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一是有效整合配置资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突破资源限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高效利用。乡村的内部资源，涵盖自然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基础、文化遗产传承及人力资源储备等资源；外部资源则包括外部项目资金、外部人力资本以及外部技术支持等资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充分协同各个内外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促进三产融合，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激活乡村的各种“沉睡”资源，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二是强化创新意识动能。创新是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乡村需要打破传统固有的发展模式，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发挥创新动能，实现创新发展。鼓励乡村自主探索和大胆创新，挖掘本土内外资源，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发展途径，在乡村的政策、组织以及业态方面实现创新。

三是激活多元主体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主体缺位困境。一方面，政府行政力量与市场资本的深度参与，客观上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权责格局，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尚不充分，农民利益整合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另一方面，农民在政策参与和市场对接中自主性较弱，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依赖度较高。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要素是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借助平台载体赋能，激活基层政府、社会力量、乡村精英和村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内外联动，发挥主体优越性，提高个体积极性，共同参与构建，有效实现乡村振兴。

四是凝结地方价值认同。近年来，农村社会呈现出传统关系网络弱化、个体化趋势增强的特征，部分地区的社区认同与产业培育尚未形成有效合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仍有待进一步激活。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认同是内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乡村的发展有赖于主体的有效参与，通过凝聚地方价值共识、强化社会联结，逐步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重塑村庄空间，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本研究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协同演进机制（图1），其核心在于围绕“资源、创新、参与、认同”四大要素，实现有效整合配置资源、强化创新意识动能、激活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凝聚地方价值认同，以此维系党政引领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市场经营机制、利益联结机制等机制上下联动，最终形成“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发展格局。

南平市政和县所践行的乡村振兴公司模式正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实践，为其他地区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振兴提供范式。

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运作机制

3.1 党建引领机制：搭建资源链接的平台

党建引领机制是指通过党组织的建设，寻找党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作用的关键点，充分发挥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协调调配人才、资金等资源，将二者充分耦合的一种作用机制^[31-32]。乡村振兴不能局限于基层政府或单一市场主体发挥作用，而是应该按照传统的集体主义原则构建乡村集体主义，将乡村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中的多元主体纳入统一的利益集体，共同为乡村产业振兴助力^[33]，党建引领机制则是构建乡村利益集体的政治密码。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引领者及其产权关系的调控者，在面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集体成员所拥有的乡村核心生产要素如土地、特色优势资源的产权时，应该发挥好政府与社会资源链接的作用。党组织通过资源整合，突破村域及镇域限制，打破乡村边界，搭建乡村内外资源链接的平台，集聚内部优质资源，推动外部资源下乡，提高资产资源资金的整合效率，全面盘活乡村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调动各类资源的生产能力，构筑协同发展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推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而实现乡村可持续的内生发展。

3.2 市场经营机制：厚植持续发展的势能

集体所有制的属性决定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与其他一般市场主体相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面临着税务登记、资产抵押、融资和经营业务限制等实际操作的困难，在参与经济活动方面较为受限，一般只从事低风险的市场经营活动^[3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了突破在经济活动方面的限制，会依托公司的形式作为主体参与到市场经营活动中，实行公司化运营，遵循市场经营机制。市场经营机制则是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农村要素纳入现代市场体系，遵循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一般调节经济运行的规则。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运营是指为促进农民增收，将资金、资源或资产作为股本，与企业共同成立专业合作社或新公司，以现代企业制度的理念合作开展经营性活动^[35]。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运营模式带来诸多优势，厚植其持续发展的势能。一是参与市场竞争。公司化运营模式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保护，依法在该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规范开展经营活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现代企业制度和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按照市场经营机制开展合作与竞争，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二是运营集体资产。公司化运营模式引进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其拥有更丰富的融资渠道、更先进的知识技术和更科学的管理理念，可以对乡村闲置资产、农村闲置宅基地进行统一的经营开发，实现产业链延伸。三是规避风险。公司化运营模式以独立法人主体开展经营活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入股资产承担有限责任，将经营风险适度隔离，降低市场波动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冲击。

3.3 社会动员机制：凝聚集体协作的合力

“社会动员”一词本是指动员主体综合运用多种动员方式引导动员对象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36]。在乡村领域，社会动员机制是指各级党员干部、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进入一种基于伦理、人情、关系的高密度互动状态，促使各主体参与并将各种规范内化到行动中^[37]。

当前，农村呈现出一定的“空心化”趋势，传统紧密的邻里联结有所弱化，村庄正从过去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过渡，村民间的日常互动与关联性较以往有所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民全过程参与乡村发展事务的组织难度。此外，为了急于看到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果，一些乡村产业在外部引导作用下，往往遵循项目化的资源配置逻辑，资源都集中于短期项目上，项目效果通常具有短、平、快的特点，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精英以及村民等主体并未参与其中，无法让乡村产业产生“造血”功能，无法可持续发展。

基层党组织需要发挥社会动员作用，采取激励措施，把各个分散的乡村主体凝聚起来。可以借助平台载体引进外部企业，为乡村发展导入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为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精英、乡贤以及村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创造动力，并保障其主体地位，从而进一步通过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返乡大学生以及“一懂两爱”的乡村优秀人才参与其中，凝聚人力与物力，最终形成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集体协作合力。

3.4 利益联结机制：强化互惠共生的能力

作为农业大国，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提高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抓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建立并完善持续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所谓利益联结机制，是指小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通过各类市场化方式联结，形成的涵盖利益创造、调节、分配、保障等在内的内在机制，利益因素是该机制的基础^[38]。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注重多元主体的诉求，秉持“利益共享、互惠共生”的原则，实行“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经济+企业+农民”等利益联结机制，将村域中的各类主体纳入经营合作的范围中，广泛采取订单式农业生产、就业服务带动、流转聘用等形式，以增加就业、保底收入、利润分红、股份合作等方式达成经营合作，形成经济收益的纽带，让农民合理共享乡村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充分发挥联农带农效应。在利益联结机制下，即便是农村留守妇女、老年群体，也能持续获得乡村产业的经营收入，享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红利，始终保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4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4.1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为了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本研究主要采取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要对现实某一复杂和具体的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实地考察，是一种深入经验现场的研究方法，具有探索性和情境性等特征，适合回答“怎么回事”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39]。案例研究法深入地对案例进行挖掘，同时可以保障案例的细节，厘清复杂现象背后的理论逻辑。在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内生式发展的运作机制是较为复杂的，为了深入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模式，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对其实践路径展开分析。

在案例选取方面，本研究以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模式为案例，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案例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南平市政和县曾是福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实现全县“脱贫摘帽”后，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政和县创新乡村振兴工作机制，把工作重心集中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上，试行乡村振兴公司模式，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收，乡村产业也在其带动下得到一定的发展。该案例展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二是案例的实践路径与理论逻辑具有一致性。政和县通过乡村振兴公司的平台载体，有效链接内外部资源，创新相关政策、组织及业态，调动基层党组织、村干部、乡村精英以及村民参与其中，凝结乡村价值认同，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因此，南平市政和县的乡村振兴公司发展模式符合新内生发展理论的价值意蕴。

本研究的案例分析相关材料来源于课题组2025年3月至4月在南平市政和县开展的实地调研。课题组与县级政府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从县域层面初步了解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发展的情况。同时，深入走访政和县的乡镇和乡村，重点关注不同乡镇的乡村振兴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与乡村振兴公司负责人、村干部、乡村精英和村民开展半结构式访谈，从镇域和村域层面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课题组主要通过实地考察与访谈获得相关一手资料，辅以政府官网、政府内部资料以及微信公众号等二手资料，形成三角验证，确保案例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4.2 案例介绍

政和县位于福建省闽北山区，县域总面积1 745 km²，其中山地面积14.87 万hm²，耕地面积1.47 万hm²，呈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典型地貌特征。2012年政和县被列入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2020年，全县实现稳定脱贫，“重点县”顺利摘帽，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政和县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及乡村产业发展亟须从传统“帮扶式”模式转变为“造血式”模式。

然而，政和县仍然面临村级集体经济薄弱、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低、乡村资源利用无序等诸多问题。一是政和县村级集体经济体量较小，创收动力不足，收入渠道单一，甚至有的村级集体经济长期依赖项目资金等政策性经费。二是政和县乡村产业基础薄弱，发展规模偏小，企业经营分散，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增收的能力弱。三是乡村拥有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及闲置农村宅基地等大量的“空、破、闲”的沉睡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和利用，资源利用无序。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乡村单打独斗难以有效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及乡村产业。

为此，政和县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实施“一统二引三聚合”机制。“一统”，即坚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进行统筹；“二引”，即引导新农人、新乡贤创业兴业；“三聚合”，即聚合科技、资金、服务下沉乡村。2023年，政和县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按照市场化方式搭建乡村振兴公司平台，以市场化经营为导向，以增强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为目标，加强政府引导、资源整合，不断激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以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实现农民增收为目的，由村集体通过投资、参股组建公司实体或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等，以项目联建等形式统筹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实行公司化运营兼顾社会效益的企业。当前，政和县各乡镇（街道）通过县域统筹，乡镇主导、村级联动，已陆续成立10 家乡村振兴公司，县域内大部分乡村都已联动入股镇级乡村振兴公司，政和县部分乡村振兴公司成立情况如表1所示。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模式的实践，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4.3 案例描述

4.3.1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政策支持保障

一方面，构建资源链接平台。在乡村振兴公司成立初期，政和县加强党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政和县政府鼓励各乡镇成立乡村振兴公司，乡镇的主要干部具体负责推进乡村振兴公司工作，党建、农业、财政等分管领导需要分工负责乡村振兴公司，构建协同推进机制。同时，政和县政府把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公司发展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列入各级党组织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的内容中。在政和县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下辖10 个乡镇（街道）稳妥有序探索推进乡村振兴公司的成立工作，让乡村振兴公司成为乡村产业招商引资的平台，链接外部资源市场。

另一方面，优化金融支持模式。在乡村振兴公司起步阶段，为了解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资金难题，政和县政府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引领作用，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协调联系，创新乡村金融产品，实施“整村振兴贷”与“乡村资源流转贷”。贷款支持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振兴公司、企业、家庭农场等主体。贷款项目以整村授信为支点，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有效拓宽乡村产业发展的资金渠道。

4.3.2 形成多元构建架构，落实共同富裕理念

乡村振兴公司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发起设立，依法申请设立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运营。各乡镇审慎成立村级振兴公司，并依法设立股东会等架构。在入股过程中，乡镇主动让利，结合实际占一定比例股份，剩余股份平均分配给各行政村。乡村振兴公司在制度层面建立法人治理架构，完善财务监管、合同风控、责任追溯等内控机制，形成规范化管理体系；在机制优化层面构建权责清晰的内部监督与风险防控体系，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有效制衡；在管理提升层面运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重点强化财务合规性审查和责任倒查机制，保障运营合法合规。

乡村振兴公司遵循市场经营机制，以公司化的形式运营，守住红线。乡村振兴公司不参与村民自主经营的成规模、效益好的项目，防止与民争利；不参与市场充分竞争的领域，防止经营风险；严禁以公司名义替政府举债融资，将政府开支转嫁给公司，防止公司变成政府“钱袋子”^[40]。乡村振兴公司的利润分配更多向村集体经济、乡村公益事业、低收入农户帮扶等倾斜，形成村村成股东、村村有分红的局面。

4.3.3 盘活乡村内外资源，吸引多元主体参与

政和县政府通过组建乡村振兴公司，搭建资源链接平台。在乡村振兴公司的起步阶段，通过出台专项金融政策，优化金融支持模式，有效解决乡村振兴公司发展乡村产业的资金难题，乡村振兴公司得以进入运营阶段。

乡村振兴公司作为资源链接的平台，盘活乡村内外资源。村委会委托乡村振兴公司集中运营管理乡村中的闲置资产、农村闲置宅基地、农房和集中连片的土地，以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经营开发，积极发展休闲观光、民宿、农家乐等农旅产业。自2023年乡村振兴公司成立以来，部分乡村的村财收入得到增长，累计从乡村振兴公司获得不少收益，具体如表2所示。

石屯镇乡村振兴公司与村集体签订协议，集中管理运营乡村的闲置资产，从村集体中获得废弃、闲置的民居使用权，明确产权归属仍由村民所有，使用权归属公司。政和县石屯镇乡村振兴公司通过“以修代租”的方式，即乡村振兴公司承担大部分修缮成本，经营者以3~5 年租金抵扣剩余费用，通过公建自营、公建民营、公开招商3 种方式进行经营。石屯镇王山口村在乡村振兴公司的运营下，将废弃老宅改造为“望山驿”创意空间，将闲置校舍改为茶庄园，一改原来的老旧面貌，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吸引企业、青年创客、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创新打造出咖啡书屋、乡村美术馆、手作工坊等新业态，源源不断吸引外来游客，为乡村营造人气，有效发展乡村新产业。

此外，政和县星溪乡念山村依托星溪乡乡村振兴公司把170 户村民手中的约53.3 hm²零散梯田、茶山等资源流转起来，积极推进念山村综合业态提升改造，以厝角自然村为样本，融入念山农耕文化、梯田稻米、高山水库等本土特色资源，打造12 个精品业态，发展乡村旅游。综合业态项目由乡村振兴公司进行统一管理，项目总收益的5%定向返还给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4.3.4 广泛开展利益联结，强化联农带农效应

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除了在村域层面盘活内外资源，集中统一管理乡村的闲置资源资产以外，还在镇域层面建立广泛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联农带农效应，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项目数量、收益及其带动情况如表3所示。

一是开展企业订单式合作。乡村振兴公司负责组织协调，与企业开展深入合作，实行“乡村振兴公司+村集体经济+企业+村民”模式。企业带来订单与技术支持，乡村振兴公司整合村民资源，依托村民提供生产服务，村民通过参与生产获得收入，实现多方共赢。例如石屯镇乡村振兴公司与9个村联合建设脱骨鸡爪加工厂，企业提供建设加工厂的启动资金，乡镇占股51%，各村占股49%，年终各村按股分红，同时聘请村民参与工厂工作，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有效促进村财与村民双增收。

二是开展社会服务型项目。乡村振兴公司统筹各村闲置人力资源，通过承接园林绿化、卫生保洁、公路养护等业务，搭建灵活用工平台，通过劳务承包等形式，构建弹性精准用工新模式，直接对接用工，节约中间成本。同时，乡村振兴公司还参与50万元以下农村小型建设项目，如乡村道路硬化、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修建等。乡村振兴公司统筹用工，乡村富余劳动力为工程提供人力支持。部分项目收益用于乡村振兴公司再发展、扩大业务，另一部分则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参与农村小型工程建设的村民。

4.4 案例分析

4.4.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党建引领机制

政和县的乡村振兴公司模式深刻展现了党建引领机制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中的顶层设计、组织保障与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政和县政府明确“县域统筹、乡镇主导、村级联动”的形式，下辖乡镇的基层党组织纷纷响应，突破村域的行政壁垒，组建乡村振兴公司，共同构建覆盖政和县的资源协同网络。县域层面由政府统筹政策与方向，镇域层面由乡镇政府具体主导乡村振兴公司的组建与运营，村域层面由村党支部组织动员村民参与并代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乡村振兴公司，形成了清晰的权责链条。

基层党组织依靠行政力量，搭建乡村振兴公司这一平台，成为链接内外部资源的关键节点。例如，积极对接政策资金、协调金融机构创新“乡村资源流转贷”与“整村振兴贷”等产品，并引入外部企业和社会力量与资本，开展广泛合作。在党建引领机制下，基层党组织借助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政策性金融工具，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所感知的信用风险，撬动外部资源规模化进入乡村，突破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起步阶段最关键的融资瓶颈。

4.4.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市场经营机制

乡村振兴公司所采用的公司化运营模式，是市场经营机制发挥效能的载体。乡村振兴公司通过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有效对接市场规则，规避风险，提升效率。乡村振兴公司依法注册为公司，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架构，明确政府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及管理层的权责边界，解决了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模糊、治理不完善的问题，为市场化运作奠定制度基础。

乡村振兴公司牢牢守住三条红线，即不与民争利、不涉足充分竞争的领域、不替政府举债，为乡村振兴公司的经营运行划定了安全边界。在经营过程中，乡村振兴公司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对乡村闲置资源资产进行统一规划、开发和运营，充分提高资源资产的盘活效率以及附加资产价值。与此同时，乡村振兴公司作为市场主体，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吸引社会资本合作，进而参与市场竞争，充分把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纳入现代市场体系进行配置。

4.4.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社会动员机制

基层党组织发挥社会动员作用，利用其组织网络和权威，通过宣传动员、党员带头、利益引导等方式，激发村干部、乡村经营者、乡贤、村民以及企业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热情。例如，动员村民同意流转闲置的资源资产，进行适度整合与开发；鼓励村级集体经济参与入股，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青年投身新业态就业或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乡村振兴公司作为关键平台，积极统一整合乡村内外部资源，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同时，有效对接市场需求，为乡村主体创造多样化的参与途径和获益渠道，降低了乡村主体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门槛和风险。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改善村容村貌、发展特色产业与弘扬地方文化，重塑乡村空间价值和发扬地方特色，增强乡村主体的自豪感、归属感以及认同感，促进更多的多元主体参与其中，不断发挥新乡贤、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精英群体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并通过他们链接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资源，促进新思想、新技术、新业态的引入，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活力。

4.4.4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利益联结机制

利益联结机制是确保发展成果共享，激发内生动力的黏合剂，其关键在于设计紧密、持续、公平的利益纽带。一是开展股权联结。乡村振兴公司在与企业开展订单式合作时，乡镇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按比例持股，共享乡村振兴公司的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二是开展就业联结，乡村振兴公司所开展的企业订单式合作与社会服务型项目，优先吸纳青壮年、妇女、老人等不同村民群体就业，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工资性收入。三是开展契约联结。乡村振兴公司对乡村的闲置资产进行统一流转，通过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签订租赁、股份合作等契约，保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四是开展创业联结。乡村振兴公司还聚焦民宿、手工艺等乡村新业态，为有意愿、有技能的村民提供创业孵化支持。

乡村振兴公司通过这四重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分散的富余劳动力对接市场需求，不仅大幅降低了分散的村民对接大市场的搜寻、谈判和监督等交易成本，还覆盖了不同能力和需求的村民，甚至包括妇女和老年群体。这可以保障村民能够直接从乡村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中获得收益，构建具有组织化与规模化的利益共同体，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

4.5 案例小结

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模式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这个路径有效实现党建引领机制、市场经营机制、社会动员机制以及利益联结机制的上下联动。在党建引领机制下，政和县成立乡村振兴公司，引导乡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产业发展，这一过程也同步体现了社会动员机制的作用。乡村振兴公司在市场经营机制的框架下实施公司化运作，并依托利益联结机制，持续保障多元主体获益，最终实现乡村主体与村财共同增收的双赢局面，有力壮大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这个路径还生动体现了新内生发展理论“资源、创新、参与、认同”四大耦合要素，实现内外共生。在此，将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的案例与前文所述的新内生发展理论四大要素进行小结。

一是在资源方面。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搭建了乡村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有效链接的平台。在内部，乡村振兴公司对闲置资源资产集中统一管理，通过“以修代租”方式进行改造；在承揽社会服务型与农村小微工程项目时，积极在内部寻找富余劳动力，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在外部，乡村振兴公司吸引外部企业与人才入驻乡村发展新业态；寻求企业发展订单式合作，共建工厂。乡村振兴公司充分发挥中介作用，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对其优化配置。

二是在创新方面。政和县政府充分发挥创新意识，创新组织形式，组建乡村振兴公司实行公司化运营；创新“整村振兴贷”与“乡村资源流转贷”等金融产品，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公司在乡村建设中，通过“以修代租”方式，创新打造符合当下流行的乡村新业态。

三是在参与方面。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和县政府始终作为引领者，带动镇政府、村集体参与其中，共同组建乡村振兴公司。乡村振兴公司积极与外部企业开展合作，吸引外部主体与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通过上下联动、层层辐射，最终惠及村民，真正实现政府、村集体、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的上下联动。

四是在认同方面。乡村振兴公司通过改造乡村发展新业态，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重塑乡村空间。乡村村貌的改变加强了村民间的价值共鸣，增强了他们对乡村的热爱与认同，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内在精神动力。

5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基于南平市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进行案例分析，发现乡村振兴公司模式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乡村振兴公司，有效发挥党建引领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市场经营机制、利益联结机制的多重运作机制，系统化落实新内生发展理念的“有效整合资源配置—强化创新意识动能—激活多元主体参与—凝聚地方价值认同”的逻辑闭环，呈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发展模式，有效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综合本研究内容，可具体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托党建引领机制，各乡镇依托党组织统筹成立乡村振兴公司，打破行政壁垒，解决资金问题，聚合内外资源，以乡村振兴公司为中介平台整合乡村的资源，破解传统农村集体经济“资源碎片化”难题，实现县域资源系统性激活与优化配置。二是乡村振兴公司发挥社会动员机制，有效激活企业、乡村精英、村民等内外部的多元主体，通过订单式生产、就业带动等利益联结机制吸引企业、乡村精英、村民等形成协作网络，提高乡村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重新构建乡村的社会环境、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进一步凝结地方价值认同，汇聚乡村产业振兴的共识力量。三是乡村振兴公司突破村集体产权限制，按照市场经营机制实行公司化运营，适度规避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经营风险，不断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但本文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一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长期、复杂的动态过程，需要持续关注南平市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模式的发展情况。应重点关注乡村振兴公司在运营过程中的落地细节和实施效果，定期进行评估分析并及时发现问题，进而优化相关政策措施。

二是本文仅以南平市政和县展开个案分析，个案本身并不排除特殊性，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差异性，在探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时还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实现因地制宜。例如，乡村振兴公司有别于苏南、珠三角等地区的乡镇企业。苏南、珠三角等地乡镇企业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早期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改制后实行民营化，与周围城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展合作，以工业制造业为核心，侧重经济增长。而乡村振兴公司主要围绕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三产融合，强调联农带农、强村富民。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政和县乡村振兴公司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在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认识，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提供更全面、更具体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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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福建农林大学政和乡村振兴研究院资助项目“探索‘乡村振兴公司’推动强村富民的路径研究”(KH2500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