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1-2],脑膜瘤发病率居颅内肿瘤第2位,仅次于胶质瘤,且超过90%的脑膜瘤呈良性。脑膜瘤由脑膜上皮细胞发展而来,生长缓慢,好发于中老年人,发病高峰年龄在60~70岁
[3]。脑膜瘤病因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颅脑外伤、放射性照射等因素有关
[4]。目前,对于世界卫生组织(WHO)Ⅰ级脑膜瘤,临床常采用手术切除治疗,临床疗效显著。但相关研究表明
[5-8],脑膜瘤术后由于脑组织受损导致血液循环受影响或继发感染等原因,较易出现脑积水、脑水肿及神经功能障碍等疾病,其机制可能与手术致使血管通透性增加有关
[9-12]。其中脑水肿最为常见,可使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头痛、视力下降、嗜睡等症状;若脑水肿病情持续加重,导致脑细胞处于持续缺氧状态,可能出现反应迟缓、神经功能缺失、意识障碍等情况,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
[13]。因此,探讨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影响因素,找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并提前予以针对性干预,对改善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既往研究表明,预测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主要关注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但针对患者影像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构建临床-病理-影像联合模型,并探究其对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预测价值,为改善脑膜瘤患者预后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4年1月于开封市中心医院100例接受脑膜瘤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根据其术后脑水肿是否加重分为加重组(n=26)和未加重组(n=74)。纳入标准:①经影像学检查及病理确诊为脑膜瘤;②首次进行颅内手术;③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完整;④术后第1天进行头颅计算机体层成像(CT)检查;⑤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良、恶性肿瘤或多发性脑膜瘤;②合并严重头颅外伤史或颅内感染;③合并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系统疾病;④合并凝血功能障碍或自身免疫疾病。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批号:2025ks-lw015)。
1.2 方法
1.2.1 手术方法
术前常规禁饮禁食,并严格控制高血压等原发疾病。根据患者头颅影像结果制定手术切口及入路,于全身麻醉下进行开颅显微镜下脑膜瘤切除术,同时阻断其血供,切除脑膜瘤所附着部位的硬脑膜并进行修补,至关颅,术毕。术后第1天进行头颅CT检查,符合脑膜瘤术后脑水肿加重标准者则纳入加重组;反之,纳入未加重组。脑膜瘤术后脑水肿加重标准:①水肿范围扩大,CT显示,如果术后脑水肿的范围较术前明显扩大,表现为水肿带的宽度增加或水肿区域扩展到新的脑区,可以认为是脑水肿加重的表现;②水肿程度加重,CT显示,脑水肿的程度可以通过水肿带的密度变化来评估,如果水肿区域的密度进一步降低,提示水肿加重;③脑室受压或中线移位,严重的脑水肿可能导致脑室受压变形或中线结构移位,这也是脑水肿加重的重要影像学表现。
1.2.2 资料收集
由同一高年资医生整理入组患者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其中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术前是否有瘤周水肿、是否有癫痫或合并疾病、是否使用脱水剂或激素、术中是否产生皮层静脉损伤,病理资料包括肿瘤大小、部位、WHO分级、切除程度(Simpson分级),影像指标包括CT钙化征象、瘤周边界是否清楚及增强形态。其中脑膜瘤按WHO分级:WHO Ⅰ级为良性肿瘤,是脑膜瘤的主要类型;WHO Ⅱ级为非典型性脑膜瘤,介于良恶性之间;WHO Ⅲ级为恶性脑膜瘤。Simpson分级:Ⅰ级为完全切除脑膜瘤及其附着的异常脑组织,无任何残留;Ⅱ级为完全切除脑膜瘤,但脑组织中有部分残留物;Ⅲ级为切除部分脑膜瘤,保留大部分瘤体;Ⅳ级为切除了一小部分脑膜瘤组织或只进行了活检;Ⅴ级为只做减压术和(或)活检。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0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比较使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比较采用χ2 检验。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影响因素,筛选出鲁棒性最好的变量构建预测模型,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和校准曲线评价模型的预测效能和校准能力。Bootstrap法对其进行内部验证,绘制校正曲线,并用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模型一致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率
100例脑膜瘤患者中,有26.00%的患者出现术后脑水肿加重。
2.2 两组患者临床、病理、影像学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瘤周水肿、肿瘤大小、肿瘤部位及CT增强形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1。
2.3 典型病例分析
患者1,女,61岁,于就诊前活动时出现头晕、恶心伴呕吐、头晕呈天旋地转样、不能睁眼等,不伴有语言不清、四肢无力及吞咽困难,急至医院进行治疗。行脑部MRI(核磁共振成像)+MRA(磁共振血管成像)发现:①右侧额顶叶异常信号,考虑占位病灶建议进一步检查;②双侧基底节区、右侧丘脑陈旧性脑梗死;③老年脑改变;④脑MRA示动脉硬化改变。病理报告显示,脑膜瘤,伴广泛纤维化,WHO Ⅰ级。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EMA(+),Ki⁃67(1%+),PR(+),SSTR2(+),D2-40(局部+),3-cad(+),STAT6(-),H3K27me3(+),见
图1。
患者2,男,69岁,于10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耳鸣,耳部发胀伴听力下降,右耳为著,未进行相关治疗。半月余前出现双下肢无力,持续时间约15 min,无头晕、恶心、呕吐、肢体麻木或视物模糊等症状,MRI发现,右侧小脑天幕区考虑脑膜瘤。病理报告显示,梭形细胞肿瘤,WHO Ⅱ级,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Ki⁃67(10%+),PR(-),SSTR2(+),D2⁃40(+),E⁃cad(+),EMA(-),GFAP(-),H3K27me3(+),S⁃100(-),SOX⁃10(-),CD34(灶+),STAT6(-),Desmin(-);A2+A3+A4:Ki⁃67(10%+),见
图2。
2.4 影响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因素分析
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变量筛选使用逐步回归法(向前:LR),入选标准为0.05,剔除标准为0.10。结果显示,术前瘤周水肿(
OR=1.687,95%
CI:1.767~3.710)、肿瘤大小(
OR=1.790,95%
CI:1.784~4.084)、肿瘤部位(
OR=1.840,95%
CI:1.785~4.317)、CT增强形态(
OR=1.811,95%
CI:1.802~4.038)均为影响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影响因素(
P<0.05),见
表2。
2.5 模型构建
基于术前瘤周水肿、肿瘤大小、肿瘤部位及CT增强形态构建临床-病理-影像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Logistic(P)=-4.326+0.523(术前瘤周水肿)+0.582(肿瘤大小)+0.610(肿瘤部位)+0.594(CT增强形态)。P值越大,对术后患者脑水肿加重风险越高。
2.6 模型验证
风险预测模型预测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敏感度、特异度及AUC分别为81.21%、90.58%和0.914(
P<0.001),见
图3。Bootstrap法检测中AUC为0.831(
95%CI:0.784~0.915)。内部验证结果显示如
图4,预测值与实际预测值均在理想曲线附近,且
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曲线检验(df=8)
χ2 =2.156,
P=0.725。对模型鲁棒性进行检测,风险模型敏感度为81.21%、特异度为90.58%、阳性预测值为85.30%、阴性预测值为88.10%、准确率为87.50%、精准率为85.30%、召回率为81.21%、综合评价指标(F1⁃Score)为83.20%,F1⁃Score变异系数CV=5.2%(<10%)。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存在瘤周水肿的脑膜瘤患者,可降低术后脑水肿加重的发生风险。分析其原因可能源于瘤周水肿提示脑膜瘤患者瘤周血-脑屏障已被破坏,予手术切除时,并未进一步破坏瘤周血-脑屏障
[13-14];术后由于肿瘤占位效应被解除,瘤周水肿与正常脑组织的压力差也随之下降
[15-16]。肿瘤>5 cm的患者,在切除过程中不可避免对正常脑组织进行一些牵拉,术后会增加炎症反应和脑水肿加重的发生风险
[17-18]。脑膜瘤位于矢状窦镰旁时,由于该部位与硬脑膜粘连紧密,血供丰富,肿瘤可侵蚀周边颅骨,增加对静脉窦的压迫程度,使瘤周血-脑屏障易被损伤
[19-20];术后瘤腔周围脑组织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力增加,血管扩张,血管通透性增强,进而增加脑水肿的发生风险
[21]。本研究结果还揭示,加重组与未加重组的CT不均匀增强的发生率分别为73.08%、31.08%,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表明CT结果显示不均匀增强的患者,其术后脑水肿加重的发生风险较大,考虑可能与肿瘤有继发性恶变有关
[22]。后续可继续探讨CT不均匀强化与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关系。此外本研究查阅了大量近年来在脑膜瘤方面的文献,这些研究从基因表达、影像组学、分子病理等多个层面揭示了脑膜瘤的异质性及其与预后的关联,为本研究构建多维度预测模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学参考,见
表4[1-22]。
为了进一步明确临床-病理-影像联合模型对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的预测效能,本研究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预测模型并将其纳入ROC曲线。结果显示,该联合模型预测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敏感度、特异度及AUC分别为81.21%、90.58%和0.914,提示临床-病理-影像联合模型对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的预测效能好,具有一定临床指导意义。模型有助于将术前易于获取的指标转化为量化的风险评估工具,为实现围手术期精准管理提供了关键依据。对于术后脑水肿高发人群,术前可实施预防性干预,如激素处理、个性化手术规划等,基于肿瘤部位优化手术入路以减少脑组织损伤,并在术后开展动态监测,从而降低神经功能缺失风险。
然而,本研究纳入的病例数量有限(100例),这可能对研究结果的统计效能和普适性产生一定影响。其次,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未能在外部数据集中验证模型的性能。本研究在单因素分析中未发现其他指标有显著差异,但未来可扩大样本量或引入影像组学特征进行深入探索。此外,影像指标仅基于CT增强形态,未来可结合MRI多序列特征等临床资料,进一步评估和优化模型的预测能力。
综上所述,基于术前瘤周水肿、肿瘤大小、肿瘤部位、CT增强形态构建的临床-病理-影像联合模型对预测脑膜瘤患者术后脑水肿加重的敏感度、特异度及AUC水平均较高,预测效能好,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2023年度开封市科技发展计划(2303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