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这一表述创新性地阐释了创新主导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命题，引发科技界、产业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强调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双重目标，其核心在于将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内在驱动力，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根植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
[2-3]；其二，注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互融互促
[4]，需以高质量科技供给为基础，同时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5]；其三，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打通融合过程中的关键路径，通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将科技创新切实落实到产业创新中
[6]，从而推动具体产业创新发展
[7-8]。
这些讨论着重强调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及产业创新作为其现实载体，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一新命题背后仍有许多问题亟待探讨。特别是：工程创新在二者融合中扮演何种角色？笔者认为，工程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唯有通过工程创新，科技供给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成果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科技成果从样品变为产品、形成产业，最终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必须经过工程创新这一中间环节。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质上就是要实现科技-工程-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由此，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便成为一个关键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能够从科技创新史中获得哪些启示？现实中，中国又应遵循哪些规律来推动三者的深度融合？在此过程中，如何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土壤？
本文拟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高质量发展优势塑造和创新奋斗精神传承三个维度，深化对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律的认识。
1 从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看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条件和要求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到21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衡量科技强国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必须“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1]。世界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的桂冠，始终属于那些实现科技、工程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国家。纵观近代科学史，可归纳出这样一条规律：每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以科技-工程-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驱动力，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浪潮，而后这一中心又会转移至其他国家。学界普遍认为，近代以来的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五次转移，涉及五个国家（见
表1）。在世界科学中心的五次转移过程中，相继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9]（见
表2）。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不妨回溯历史，通过分析历次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及世界科学中心转移，总结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所需的条件与要求。
第一，厚植创新文化土壤，促进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意大利成为首个世界科学中心，得益于其繁荣的城市商贸、地中海航线枢纽地位及深厚的古典文化传统，这些因素共同孕育了欧洲文艺复兴，为创新融合提供了沃土。例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不仅是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还是卓越的工程设计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作为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开创了实验科学新纪元，其发明的天文望远镜极大推动了科学发展。同样，法国成为第三个世界科学中心，源于启蒙运动营造的创新文化氛 围——政府任命众多科学家担任要职，改革巴黎科学院等皇家机构，创办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新型院校，使科技创新从宫廷走向工程、产业和社会，实现了科技-工程-产业的有机融合。
第二，以最优的教育制度和科研环境培育科技-工程-产业创新融合型人才。德国成为第四个世界科学中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体制机制创新：一是推动大学体制改革，创立导师制，促使研究型大学兴起，实现大学教育与科技创新的紧密结合；二是创建产业实验室，将大学与产业界联系起来，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德国这种以人才为核心的科研教育体制，有效推动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催生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美国之所以崛起为世界科学中心，主要得益于其构建的高效创新生态体系，该体系实现了从科技创新、工程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全链条衔接。美国将德国模式的研究型大学升级为更具活力的创业型大学，并将产业实验室发展为集科研、孵化、产业化于一体的科技园区。此外，美国独特的金融体系催生的风险投资机制，有力加速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进程。可以说，美国科技发展既继承了英国实验科学传统，又吸收了德国科技教育体系精华。在此基础上，美国打造的优越科研环境，不仅培养还吸引了全球顶尖人才，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了沃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
第三，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推动科技成果向工程创新和产业创新转化应用。17世纪初，受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科学思想影响，英国成为第三个世界科学中心。从政府到公众普遍重视知识价值，倡导科学实验，1662年成立的皇家学会有力推动了自然科学发展。此后，牛顿力学、电磁场理论、进化论等重大科学理论相继问世，科学成就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瓦特（James Watt）在前人基础上改良蒸汽机，使其效率显著提升。蒸汽机技术与纺织机械技术的结合，引发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彻底改变了全球生产与社会生活面貌，推动人类从农业时代迈入工业时代。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美国通过建立完善的科技教育体制和创新体系，大力支持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培养创新人才，运用科学管理方法推进科研教育发展，并促进文化繁荣与文化产业兴起，始终引领着科技-工程-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
第四，以独创的科技发展战略和鼓励原始创新的政策为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支撑。美国自建国之初便推行鼓励移民的政策，首任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信函中，明确支持鼓励“有用的技术工人和一些特定种类或有特定职业的人”移民的公共政策。联邦政府通过人才引进政策，为自由开放的原始创新提供资金保障。19世纪美国人才匮乏，曾被欧洲视为文化荒漠；但至20世纪初情况显著改观——1890至1900年间，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并涌现出一批杰出人才。两次世界大战更创造了吸纳全球顶尖人才的契机。战后，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费米（Enrico Fermi）为代表的德国科学家群体移居美国，在特色科技发展战略和创新激励政策的双重推动下投身科研。从原子能、计算机到空间技术，从微电子到互联网、人工智能及生物科技等领域，美国始终保持着世界科学中心的领先地位。
2 着眼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探索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路径
根据日本学者汤浅光朝
[10]与中国学者赵红州
[11]的统计分析，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呈现周期性规律。1540—1610年的意大利、1660—1730年的英国、1770—1830年的法国、1810—1920年的德国以及1920年至今的美国，这些国家的科学兴盛期均持续约80年。基于此研究，汤浅光朝曾预测美国将在2000年前后退出科学中心地位。该预测虽引发当时全球政界、经济界与科技界的高度关注，但也启示中国需以历史自觉与自信推动科技、工程与创新的深度融合，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力争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五次转移，自1540年至今不足五百年，其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若追溯1540年前的世界历史，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每个朝代均存在约百年的稳定发展期，并创造了辉煌的古代科技成就。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重大发明，不仅为意大利成为欧洲首个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科学中心奠定了技术基础，更预示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来临，成为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最有力的推动杠杆。随着近代科学中心向欧美转移，中国逐渐从世界科技强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949年以后，新中国科技发展，特别是“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见证了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辩证历史过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成为关键变量。世界科学中心既是科技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科技、工程与创新创业的融合枢纽。科学中心的转移不仅反映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格局变化，更彰显其综合国力的消长。历史表明，科学中心的转移始终伴随着工程制高点与产业竞争力的迁移，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的崛起莫不如此，当今美国亦然，未来中国必将循此轨迹。作为曾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文明古国，中国理应具备成为全球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历史自信。
20世纪以来，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日益深度融合，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仍然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但呈现出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势。随着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科技迅速发展，世界科学中心正在呈现多中心局面。特别是中国的科技研发支出快速增长，技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已经成为科技-工程-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高度活跃地区。近10多年来，中国研发经费实现了300%增长。2023年，美国科研经费总投入6075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全球比达到35.6%；中国科研经费总投入4680亿美元，占全球比达到27.5%。中美两国科研总投入占比超过全球一半，达到53.1%。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总量，中国从2013年至今稳居世界第一。新时代以来，中国基础前沿研究实现新突破，战略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见
表3）
[1,12-15]。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有其历史必然，要增强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历史自觉。
过去40余年，中国以高速增长弥补了错失前两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缺憾，成功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契机，从追赶到逆袭，成为世界科技-工程-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佼佼者。纵观前三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其演进路径基本遵循“科技突破→工程创新→产业变革”的范式。进入21世纪，全球正处于第三次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科技-工程-产业创新融合呈现新特征：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领域纵深推进，持续突破认知疆界；技术创新进入空前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突破，催生链式变革效应
[1,15]。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国竞争更加激烈：“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1,15]中国必须要抓住这次历史机遇，把握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律，拥有人类最强的科技、最优的工程和最好的产业，进而在未来世界多极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要将科技力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这种深度融合是生产力跃迁的必然选择，关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动能和优势。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为工程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内生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工程则是直接生产力。工程创新将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应用于生产，推动生产力和产业变革：“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
[15-16]任何工程项目实践都具有“首创性”，其本身就是科技创新的体现。在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与工程创新已密不可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高铁建设等工程创新既源于科技创新，又引发广泛而深刻的产业创新。产业创新往往依托关键工程创新对产业进行变革改造。科技创新作为源头活水，通过基础研究在科研链条起始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全面提升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技术水平，为产业创新奠定基础；通过工程应用研究创新，将特定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核心技术突破相衔接，直接推动产业升级乃至变革，使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由此，通过科技-工程-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可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重塑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新格局。
产业创新作为科技创新与工程创新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对二者具有显著的价值牵引作用：“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17]这为通过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明确指引（见
表4）。其中，未来产业不仅代表着三链融合的发展方向，更是大国竞争的战略焦点、重塑全球格局的关键力量，以及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生产力基础。发展未来产业必须夯实基础科学研究根基，通用基础技术的更新迭代将赋能全产业链，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提供技术支撑。随着量子信息、深海空天开发、生命科学、元宇宙、人形机器人等前沿产业的科技创新研发，将有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形成新优势。要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互促，夯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基础；推动科技创新与市场应用衔接互动，搭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工程创新舞台。只有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正相关的良性循环系统，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必由之路，要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是大国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18]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对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态势的积极回应，更是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只有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提高中国应对外部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筑牢民族复兴之基。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是搞封闭型创新系统，不是唱“独角戏”，而是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其根本目的，是形成有活力的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氛围。既要通过自主创新，占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和制高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拥有强大的科技原创能力，打破外部技术封锁束缚，又要以包容并蓄的胸怀学习世界先进创新成果，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汇聚全球优质创新资源，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科技问题，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
表4）。
第三，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把教育制度优势转换为筑牢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根基的新动力。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都要落脚到强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上。“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15]只有人才强盛，才能实现科技强、工程强、产业强、国家强。当前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仍处于较低水平，人口红利持续存在，但这种红利已从廉价劳动力转向工程师红利，人才价值正日益凸显。数据显示：复兴号高铁设计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8岁，北斗卫星核心团队平均年龄36岁，中国天眼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0岁，“墨子号”量子卫星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天宫载人航天团队的平均年龄和“蛟龙”号潜水器团队平均年龄为32岁，长三甲系列火箭总体设计团队平均年龄不足30岁。唯有人才辈出、后继有人，才能持续提供科技发展动力。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2023年中国在校大学生总数达4763.19万人，规模居世界首位，是美国的两倍多。随着教育科研投入持续加大，中国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当前正着力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促进科技与产业人才交流，培育复合型人才梯队，同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为科技-工程-产业深度融合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3 以赓续创新奋斗血脉滋养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所需文化土壤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以助力新质生产力为目标的物质文明发展动力，创新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则是为这一物质文明发展动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人才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创新文化土壤的滋养。”
[1]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包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1]“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8]这意味着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方面，考虑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化土壤厚植问题。
第一，根植5000年中华文明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14]从创新文化视角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与革故鼎新的生生不息两大维度。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守科技向善理念。科技向善，是要贯彻“人民至上”原则，促进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地增进全体人民和人类福祉。这种创新价值观，深扎于中华5000年文明沃土。汉代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
[19]中的“实事求是”，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些哲学思想或理论是在创新融合中追求真理和注重实践的指导原则。《礼记·大学》
[20]中的“修齐治平”，明末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21]中的“兴亡有责”，这种家国情怀为我们提供了创新融合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持。《尚书·五子之歌》
[22]中的“民惟邦本”，《论语·为政》
[23]中的“为政以德”，这些治国理政思想为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面向国家需要和民生福祉的根本要求。《管子·治国》
[24]和《论语·子张》
[25]中的“富民”，《尚书·大禹谟》
[26]中的“厚生”，《荀子·大略》
[27]中的“义利两有”（义利兼顾），这些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平衡的经济伦理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融合创新发展的价值观念和实践策略。《礼记·礼运》
[28]中的“讲信修睦”，《左传·隐公六年》
[29]中的“亲仁善邻”，这种交往之道引导我们在创新融合中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礼记·礼运》
[28]中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这种理想社会设想为创新融合提供了人类道义境界和世界胸怀格局。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可以丰富科技-工程-产业深度融合的精神内涵。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文明，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周易》
[30]中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礼记·大学》
[20]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内含着创新精神。公元554年成书的《魏书》
[31]中记载说“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这是汉语“创新”一词的最早出处。缺乏现代科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没有通过系统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中华民族能够在科技创新上作出杰出的历史成就，就在于她自身拥有注重适用的、直觉的、意向的思维方法。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创新思维方法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力量。我们仍然要把注重适用看作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强调直觉对颠覆性创新的决定性作用，以意向思维与科学思维互补转换出新的创新思维方法，唤起和开发出中国人固有的创新创造潜力。要遵循科技创新发展规律，鼓励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处理好“无用”与“有用”的辩证关系，把中国独特的“求诸己”的内向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世界”的外向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第二，立足100多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创新奋斗精神养分。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见
表5）。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始终视科学为“历史有力的杠杆”和“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既重视科学作为先进生产力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基础性物质力量，又重视发挥科学在思想解放、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方面先导性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借助科学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1923—1924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其中，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宣传唯物史观，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中的新文化”。延安时期，坚持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倡导“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反对“反科学的”“形式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和态度。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尽管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用“科学”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前进方向，把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发展到新的高度，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民性、真理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初步的文化自信。
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蕴含的价值理念表达，以求实和创新为核心诉求，倡导追求真理的理性信念、符合事实的实证方法、明辨是非的批判态度、鼓励探索和宽容失败的试错模式。“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创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的遵义会议精神，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所有这些精神谱系都体现了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精神实质，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推动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固的创新奋斗精神基础。
第三，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把创新文化作为先进文化加以培育。“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33]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可以看到与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相关的精神品格：一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等，它们代表的是科技攻关、重大工程实施全过程的精神象征，集科技创新、工程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精神品格于一体；二是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它们在一般意义上代表着科技创新、工程创新和产业创新各领域的带有职业性的精神象征。这两种类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髓，渗透于科技-工程-产业创新发展各个领域，有利于为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创新文化氛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引领创新融合发展的价值方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创新创业的价值规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参与创造合作的价值要求。广大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教育家、企业家和劳动者，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弘扬并拓展创新创业的精神品格，在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基础上，立足工匠精神，在科学家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之间拓展出工程师精神，在弘扬科学精神基础上培育工程精神，为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灌注强大的精神动力。
4 结论
本文引入工程创新，把它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中间环节，旨在深化对以科技创新和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有利于在理解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这一命题时，避免在强调产业创新时忽略科技创新和在强调科技创新时忽略产业创新，意在突出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是一个创新复合体。在实践上，也有利于通过工程创新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各种复杂机制，在科学与技术、技术与工程、工程与产业以及科学家与工程师、工程师与企业家之间架起桥梁，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相互嵌入和互为渗透。以创新主导新质生产力发展，突出的是以工程创新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相贯通。
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科技强国，无论是以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还是以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以强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强大的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都要集中到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命题上。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高质量发展优势塑造和赓续创新奋斗血脉三个层面，初步得出一些结论。凡世界科学中心，必定是科技-工程-产业创新融合之国度。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表明，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并引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厚植创新文化土壤、培养吸引人才力量和推动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实现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透过人类创新历史可认识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成为科技强国并以科技强国支撑经济实力、国防实力乃至综合国力，必须要强化从教育强到人才强再到科技强和国家强的基本逻辑，这一基本逻辑的背后是厚重的创新文化培育。借鉴历史经验，中国要着眼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塑造，强化科技成果应用转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顶尖人才培养和赓续创新奋斗精神血脉，以科技-工程-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和未来产业新领域培育。古代中国曾经取得过辉煌的科技文明成就，中国要以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探索从科技创新到工程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新路，取得人类最强的科技、最优的工程和最好的产业，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习近平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体系研究(2024-HZ-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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