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对工匠精神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即“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1]。中国特色工匠精神随着制造强国、经济强国的实践推进，现代科技的创新发展，“互联网+产业”时代的开启，中国特色工匠精神的内涵也由此不断演进、丰富和拓展，在赓续传统工匠精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价值底蕴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精神特质和追求
[2]。在此背景下，“大国工匠”不仅承载着技艺传承的重任，更扮演着创新引领的角色，其精神实质体现了对造物本质与极致境界的不懈追求。《考工记》中对工艺技术利用、精益求精的造物原则可以看出，传统造物社会重视对物性的利用，“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辩民器，谓之百工。”
[3]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以“道器并存”为核心，注重“物”的物化功用、礼法规约、文化表征等多维属性。然而，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设计造物领域面临挑战，不仅出现设计造物失度、忽视物的本质特性、技术工艺与设计理念难以匹配、技术瓶颈受困等现象，而且出现了数字化模糊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等问题
[4]，导致陷入数字化时代下，人、传统造物技术与文化内涵关系难以对齐的困境。
本文将通过对传统造物文化在数字时代的转型困境进行剖析，结合“文化基因解码-技术伦理重构-数字媒介转译”的创新路径，提出“自然伦理-工艺智慧-数字生态”的三维协同认知框架，探讨如何在技术赋能中守护文化主体性，推动造物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本文将结合田野实证与文本诠释，揭示智能时代造物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传统造物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跨学科的实践方案。
1 面向物的本身：物的功用属性与文化表征
在《庄子》中，“造物”一词最早见于《大宗师》篇，“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这里的“造物者”指的是“道”，即万物之源，因此“物”包括着自然生灵的万物
[5]。道家思想强调“道法自然”，认为万物皆由道生，自然之物是道的具体体现。《周易》中也有类似观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形而上”是指形质之外、超出有形之物的“道”，“形而下”则是形质之内、囿于有形之物的“器”
[6]。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开始通过劳动创造各种物品以满足生活需求。在中国古代设计经典中，“物”常指人造之物，《考工记》中详细记载了各种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工艺规范，这里的“物”多指人造的器具和用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借对用具之本性的阐释对物论进行自我批判，认为“物”之物性的解释最终是建立在物对于大地的归属的基础之上，“物”的属性是通过艺术作品的生产而制造出来的，大地的自我锁闭特征保护“物”的同时抵抗人对于“物”的任意操控与计算
[7]。当代技术背景下人们对物性感知逐渐被外在的涂层、装饰及数字化表现所割裂，器物材质本身沦为色彩技艺、装饰造型及虚拟表现的奴隶，已逐渐失去与“物”对话的能力。
1.1 “物”的物理特性是物质存在功用的基础
“物”的物理特性既是“物”本质本性的展现，更是人类认知与实践能力的社会日常及技术语境的表达依据。“物”作为客观物质存在有其本身所固有的、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属性特性，具有物理形态与功能特性。物的物理形态和尺寸是其最基本的属性，决定了物的空间占用、视觉效果以及使用方式，并表现出特定的形态和颜色、纹理等外观特征。上述物理特性是物质存在的基础，也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基础。从石器时代对于石器硬度的利用，到青铜时代金属延展性的开发，陶瓷耐高温特性以制作炊具，再到钢铁强度支撑工业革命，物理特性始终是人类依托“物本身”进行技术革命的物质支点。《天工开物》中“顺木理而斫”的原则，汉代漆器恪守“坚牢于质，朴素于文”的准则
[8]，是古代匠人对物性本质的极致尊重，使器物超越实用范畴，成为材料与匠人的共谋之作。当代工业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人类膨胀的物欲却将造物推向了功能异化的深渊。材料的堆砌、过度的装饰等设计失衡现象，不仅加剧了地球资源的消耗与浪费，更使人在欲望中逐渐迷失自我。设计回归物性本身，理解万物皆有不可逾越的“物格”，让功能、审美展现于物性之上，才能重建真正的造物智慧。
1.2 传统“物”的价值对齐受礼法系统规约
“物”在社会环境中被赋予与人的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的社会价值。“以器涵礼，以法造物”，物按照物质特性、生产技术及文化表征被约定为不同社会语境以实现社会价值对齐，体现日常生活审美与礼法秩序系统。《天工开物》中的物品往往具有明确的经济价值，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媒介，它们不仅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还承载着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价值分配。《长物志》中的器物就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并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财富分配和阶层差异，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五彩装饰（间用金同），青绿碾玉，右为上等。青绿棱间，解绿赤白及结华（画松文同），柱头脚及抟画東锦，右为中等。丹粉赤白（刷土黄同），刷门窗（版壁、义子、勾栏之类同），右为下等。”
[9]《营造法式》则通过区别色彩将各类器物分为上、中、下三等，是宋代社会对理学纲常的具体实践，更是社会等级秩序在“器物”的具象化表征
[9]。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物通过纹饰、色彩、形状等元素，用以体现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传达出对自然、祖先、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以及对社会规约秩序的价值对齐。这种象征与寓意使得设计之物超越了物质层面，成为社会礼法价值的载体。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我国自古具有崇礼观念，如孔子所言：“为国以礼。”
[10]《礼记·礼器》:“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可以说“天时”暗示的是和“礼”的沟通。“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11]在《考工记》“为良”四因之中，“时”之所以列第一位，也正是历法制度“时为大”的表现，礼制也必须合此顺序
[12]。作为一部记录古代工艺制度、适用规范等设计智慧的典籍，《考工记》基本上涵盖了礼、乐、射、御、书、数、术、方、卜、筮等全部礼法类目
[13]。玉作为“礼”的物质表征载体，因其晶莹剔透、温韵雅之物理特性，被赋予宗法礼教、君子人格等物的知性特征，在中国古代礼法社会得到广泛运用。“《周礼》更是将用玉纳入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之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璧、琮、圭、璋、琥、璜作为祭祀所用的六瑞玉，其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14]。上述论证可知，器物不仅展示了古代造物技术的高超水平，更以器涵礼、礼在器中，反映了礼器在维护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澄明、阐释礼法文化的重要载体。
与“礼”的柔性规范不同，“法”更注重刚性约束，“法”的设计范式推动了古代手工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向发展，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工艺流程和技术规范，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如《考工记》中对车轮、车盖等部件的尺寸、重量、强度等均有详细规定，为古代车辆制造业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了依据
[15]。通过师徒相授、工艺交流等方式，古代工匠们不断积累经验、改进技术，使得传统工艺得以传承与发展。同时，“法”的刚性约束也促使工匠们不断探索新的材料、工艺和设计理念，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在造物设计范式中“礼”与“法”相互依存促进，使器物中蕴藏礼法，“礼”为造物提供了文化价值和社会礼制，使得设计之物具有实用价值及社会属性；“法”则为造物实践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制度支持，确保设计理念落地。
1.3 “物”承载着文化精神与艺术审美等非物表征
“物”往往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在古代造物文化中，器物大都寄托了文人的情感和理想，被赋予文化精神与艺术审美，追求其形式美和精神内涵。如耕犁象征着勤劳和耕耘、时钟象征着时间的流转与珍贵、风筝寓意青云直上追求人生高远，顽石表征历史沧桑与艰辛历程。这些器物均体现了文人精神世界的寄托和表达，反映了历史文化语境、艺术审美情趣与当时社会对物的认知和评价。《系辞传》提出了“圣人四道”的命题中的造物活动（“制器”），这不局限于器物制造本身，而是将造物与伦理实践、政治实践等共同作为文明创建的最重要方式，它直接将造物与“道”联系起来，赋予了造物更加深刻的意义
[16]。宗白华先生曾断言：“象即中国形而上之道也。象具丰富之内涵意义（立象以尽意），于是所制之器，亦能尽意，意义丰富，价值多方”
[17]，通过阐述“象”与“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体现了“器以载道”的思想在中国古代造物文化中的应用。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连接天地的符码系统
[18]。工匠们用云雷纹构筑星辰轨迹，以兽面纹勾勒自然神力，在器物的有限空间中构建起完整的宇宙图式。这种“器以载道”的造物理念，使每件器物都成为天地人三者的具象化存在。武冈市双牌乡浪石村古民居建筑群内现保留有较多完整的石质门楣、门柱、门槛与石缸，通过系统选材、立意与设计，体现修身、齐家、养生、励志等系列具有文化精神的石刻对联、动物花鸟雕刻及诗文戏曲故事，来表达诗意栖居、耕读、家国情怀等系列造物主题
[19]。
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来分析“物”，可以将此造物活动视为物与物性表达、物与人性表征的创造活动。《经上》句“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给出了七种认知，并构成一个工程认知序列，即墨子七知，墨子七知提供了工程认知是一种过程化的系统认知的观念
[20]。工程设计活动承载着设计者的意图、理念以及使用者的需求和体验，工程认知需要伴随着工程创新过程，分阶段递进获取，从局部到整体，逐步形成详尽的全面认识
[21]。在这个过程中，工程设计根据“物”的物理特性、社会价值、精神文化及审美表征等多重维度，通过概念方案、设计调研、设计建模、模型优化、设计生产实践最终共同构成了“物”的完整面貌。有价值的“物”是造物活动的终极追求，这里的“价值”既包含满足人类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的实用价值，也涵盖人类精神追求与文明成果，这些非物层面的信息通过器物的形态、结构、装饰等手段得以传递和表达，使得器物成为了文化传承和艺术审美的重要载体，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图1）。造物者通过精湛的工艺、独特的创意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物”以生命与灵魂，使其超越简单的物质存在，成为传承文化、表达情感、启迪智慧的重要媒介。
2 造物之道：造物实践活动的基本哲学逻辑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长河中，造物活动始终是连接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文的核心纽带，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以“道器并存”的造物主体间性哲学逻辑为根基，构建起一套跨越时空的实践智慧体系。从先秦诸子“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到宋明理学“体用一源”的认知范式，从原始社会石器的创造使用到工业化时代的数字技术革新，造物实践始终在“形而上”的价值追问与“形而下”的经验实践之间建构着辩证统一的哲学逻辑。这种哲学逻辑延伸至当代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设计实践中，当数字化技术赋予历史残片新的美学叙事，传统造物思想正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中重塑着“旧物救物”的现代性保护路径。
2.1 “道器并存”的造物主体间性关系
在中国传统造物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道”与“器”的关系是亘古不变之话题。《易传·系辞上》中曾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6]。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形而上”与“形而下”构成二元辩证范畴，前者指向超越物质形态的本体论维度，后者则定位于具体器物存在的现象界层面。作为中国古代造物思想的核心命题，“道器相生”理论肇端于先秦诸子学说，尤其在老庄道法自然的宇宙观与孔门“器以载道”的实践论中形成系统化阐释。这种哲学认知突破主客二分的单向度思维，构建起造物活动中的双重确证机制。即本体之道通过器物形制实现具象化呈现，而器物系统又借由功能秩序映射道的运行法则，最终形成动态互构的阐释循环。例如在湖湘村落营造活动中，前期环境适应、选址堪舆、方案优化、功能布局与材质选用，中期形制结构、技术工艺、施工管理、安全生产，后期文法装饰、运营管理，包括楹联诗画、窗棂纹饰、宗礼释法等造物思维、审美、诗意表达，均有“阴阳相生”“道法自然”“存厚率真”“否极泰来”等造物哲学观的表达。因此，我国传统造物观上自春秋战国，下自当代，民间就有从万物演化哲理“道”的高度，一直承袭着“道器并存”的造物思想。
中国造物思想史呈现出从“价值阶序倾斜”到“二元辩证统一”的认知范式转型，这一过程以造物实践为中介机制，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建构起本体论与实践论的双向对话场域，构成东方设计哲学的价值根基。考诸三代至春秋的造物遗存，早期华夏文明虽在观念层面承认“道器共存”，实则通过礼制化造物体系形塑出“本体论优先”的伦理化造物观，这种思维范式在《考工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的工艺等级叙事中可见其端倪。《孙子兵法》中将“道、天、地、将、法”列作为战争五大要素
[22]，认为“道”具有决定性位置。同样，老子崇尚“道”，对依赖创造发明的先进器具均持保留态度，从“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中便可略知一二
[23]。孔颖达等
[24]也在《周易正义》中也提出了“道先器后”的观点，即“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湖湘学派在宋明新儒学演进中具有范式建构意义，周敦颐《太极图说》确立的宇宙生成论不仅重塑了理学本体论框架
[25]，其“太极-阴阳”的动态化理路更为传统造物思想提供了哲学认知原型。朱熹基于湖湘学脉构建的理气二元论架构，通过《近思录》“体用一源”命题发展出理器相即的造物认知体系，将“理”诠释为器物存在的先验根据与秩序本源
[25]。近代工业化进程中，技术哲学层面的“价值论困境”开始显现，西方机械论范式冲击与传统工艺认知滞后的双重作用下，造物思维经历了从“本体论承诺”向“工具理性崇拜”的极端化偏转
[26]。这种道器关系的辩证运动史表明，设计实践本质上构成连接形上之维与经验世界的本体论中介机制，其通过跨时空的符号编码与物质解码，在文化基因存续与技术范式革新之间建构起双向互馈的意义生成网络。这种动态平衡机制正是东方设计哲学实现古今对话的元理论基点。
2.2 从自然物到人造物的造物实践活动
造物活动是人类以自然物为客观基础，通过造物实践介入审美意识、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实现自然物向人工物的创造性跃迁的实践活动，是“道器并存”哲学逻辑在造物过程中的具象化呈现。自然物是指未经人工加工、改造而自然存在的物体，如石头、木头、泥土等，它们具有天然的形态、纹理和属性，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的造物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通过智慧、技术和劳动，对自然物进行加工、改造，创造出人造物，如陶瓷、家具、电子产品等。当下，人造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从简单的工具到复杂的机械，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产品，人造物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造物现象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绚烂多彩的篇章，其本质深植于人类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本能与智慧之中。这是一场人与“物”之间深刻而持久的对话，是人类依据自身需求与理想，将自然界中的原材料赋予新形态、新功能与新意义的创造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人不仅是自然的观察者、理解者，更是造物文化智慧的守护者、传承者与创造者，而“物”则成了这一设计目标得以实现的实践物、媒介物与精神标识物。人类的造物活动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应与生产行为的反思，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劳动，与造物文化相伴而生的是精神文化。
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制作，到农业社会的陶器、青铜器，再到工业社会的机器生产，每一次造物技术的飞跃都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造物活动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促进了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全面发展，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造物活动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造物思想。如《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庄子》中的“道器观”则强调“道”与“器”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统一性。这些思想不仅指导了古代的造物活动，还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和艺术发展，是连接过去与未来、本土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便是造物文化跨文化传播的生动例证。中华文化以“物”为载体，跨越千山万水，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产生了历时几个世纪的重要影响
[27]。与此同时，造物文化的繁荣又孕育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如诗词歌赋、书画艺术、哲学思想等，它们与造物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多元而丰富的面貌。
2.3 旧物救物：文化遗产现代活态保护的造物设计实践
早期中国的造物设计思想历经无意识、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模式。物质、文化、制度、意识、社会构成等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造物活动的进一步丰富，中国造物设计水平呈现阶梯式上升发展
[28]。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创造了无数珍贵的器物，它们见证了文明的进步与变迁，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和审美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旧物被遗弃或遗忘，成为历史的尘埃。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这些旧物，将其视为文化遗产并加以保护，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和用途。这不仅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能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旧物无论是建造长城的砖块，还是古代宫廷的瓦片，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价值。它们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民族的记忆。通过深入挖掘这些旧物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文化遗产，让后人能够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旧物往往具有独特的造型、纹饰和材质，这些元素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通过现代艺术手法和审美观念的融入，可以将旧物转化为艺术品，利用数字化成像、3D打印技术复制，将破碎部分的形状和纹理重新组合，演变成独特的装饰艺术品。日本民艺运动倡导者柳宗悦在《工艺之道》中揭示：真正的美诞生于用与美的完美统一
[29]。在景德镇陶溪川，年轻匠人们正在复兴“素坯入窑”的古法，让陶土在自然窑变中呈现本色之美，让造物回归“用”的本质，迸发出超越时空的美学力量。在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旧物的再利用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实践。通过深入挖掘旧物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结合现代工艺的创新融合，可以赋予旧物新的生命和用途，让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历史文化遗产（如
图2）。
3 现代造物实践：万物互联下的造物转化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战略要求，为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指明方向
[30]。作为中华文明重要造物文化的设计智慧，当代设计造物文化既是民族基因的物化呈现，也是技术演进的历史见证。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下，传统造物技艺正面临工业化进程缺失，本土文脉与现代需求的断裂性矛盾，而数字革命浪潮为重构传统与现代关系提供了技术赋能新契机。当代设计造物既需守护传统工艺“器以载道”的精神内核，亦要回应智能时代“人-物-数据”协同互联的制造范式。在超越简单的“传统保护”“技术替代”思维基础上，探索融合历史连续性与技术突破性的转化创新机制。
3.1 传统造物技艺观念的现代调适
造物学范畴下对传统造物思想的当代诠释，以器物制造场域为原点，通过解构“物-象-道”的生成逻辑，揭示传统造物观中“物理相合”的深层智慧。这种以器具为载体的设计造物体系，不仅构建了古代设计伦理的原型范式，更为现代设计学研究提供了“形而上-形而下”互文转译的理论框架。中国传统“道器合一”层面的认知，与西方海德格尔“物性本质即作品存在之真”
[31]的论断形成跨时空呼应，折射出中国古代造物传统中礼仪功能的神圣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特质。
相较而言，西方工业文明催生的技术理性导致了物的异化轨迹。设计史呈现为技术功能增殖的线性叙事，形式革新与功能迭代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单一尺度。这种技术本位的物性认知，在追求器物表象的过程中陷入双向遮蔽局面。一方面割裂了人与物的本真联系，另一方面消解了器物作为意义载体的本质属性，最终导致器物沦为技术规训下的沉默客体。
结合传统造物思想和现代设计造物困境可知，“现代设计造物的研究应突破以物的形式、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局限，赋予物以更多的文化特质。”
[32]现代造物文化的发展就与传统造物智慧形成关联呼应，其传统造物技艺观念需进行现代适应性调适。在器物价值重构层面，西方哲学对物性的当代阐释与中国传统“道器观”形成跨时空对话。马克思突破商品拜物教框架，揭示物的社会关系本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临在感”理论印证器物作为道德秩序载体的可能，其《物体系》揭示现代物品通过空间叙事建构人际关系的深层机制
[33]；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物论与杜威（John Dewey）的动态关系说，共同指向器物意义生成的文化场域
[34]。这种将物的认知从物理实体拓展至社会文化网络的转变，恰与《周易》“制器尚象”的造物智慧形成精神共振。上述中西方造物文化观念共同构建了物的双重属性，既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又具有符号象征功能。这种理论转向为传统造物技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哲学支撑。
在文化实践层面，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阐释理论为传统技艺的现代转译提供方法论启示。本土化设计不应止于符号挪用的表层复古，而需深入传统造物的“意义之网”。从明清家具榫卯结构的伦理隐喻，到陶瓷烧制中的天人哲学，器物本质是特定文化语境中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的物质凝结。当代设计创新需建立“器物-生活-文化”的三维认知框架，在智能科技与生态危机并存的当下，传统造物“器以载道”的智慧正为现代技术物体系提供价值校准。即通过将工匠精神转化为设计伦理，使器物回归“人-物-境”和谐共生的本真状态，这正是传统造物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根本路径。
在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多重时代现象的影响下，当代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文化也在当代社会中经历了重要的转型。传统造物研究常陷于历史维度考据，却忽视当代文化生态的剧变。当器物生产从服务贵族阶层的精工范式转向满足大众需求的民主化设计时，设计创新必须突破器物表层形式，深度介入当代生活方式重构。这要求设计师既需解构传统造物中的等级秩序，又需在智能穿戴、共享产品等新载体中植入“器以载道”的哲学基因，实现传统造物智慧与平民美学的创造性融合。这种调适既非简单的传统符号拼贴，亦非被动文化妥协，而是通过设计转译实现传统基因的当代表达
[35]。设计师需在材料革命中保留手工的温度记忆，在交互设计中激活仪式感的现代转化。使器物成为流动的文化界面，既能承载集体文化记忆，又可生成新的意义网络，最终形成传统与现代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上述造物观念的动态调适机制，正是中国造物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根本动能。
3.2 万物互联下民族造物方式的创造转译
纵览华夏造物文明演进历程，其创制实践始终受制于四维变量的交互作用：“环境规制力、技术实现力、文化塑造力及需求驱动力。”
[36]在当代技术文明迭代语境下，除地理生态维度保持相对稳态外，其余要素均发生结构性嬗变。工艺维度呈现工业制造范式更迭，数控技术与合成材料的突破重构了造物本体论路径；文化维度完成从礼制规约到大众美学的民主化转向，造物实践从权力表征载体转型为日常审美媒介；需求维度则经历功能诉求向文化价值探索的范式迁移，物质丰裕催生的精神消费升级推动造物内涵从器物层面向意义层面演进。造物活动不再囿于器物实用价值的实现，转而成为文化资本积累和精神叙事建构的重要载体。这种需求嬗变推动设计思维从“形式追随功能”向“叙事驱动体验”的范式跃迁，要求造物创新必须解码当代生活的文化密码。
造物设计的物质基质建构包含材料遴选、结构拓扑、工艺实现与功能表达的系统整合。产品功能在物联网生态中升维为连接用户与智能终端的交互界面，其迭代升级始终依托物质载体的创新突破。当前物质创新呈现双重演进路径：一方面，物性形态向意义系统的拓扑转译。传统造物要素突破物理边界，通过语义编码转化为承载美学范式、文化基因与情感共鸣的符号系统，在虚实交互中构建具有文化认同的价值链节点；新邵县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白水洞廉政文化公园通过玉璧符号的空间重构，将“玉德”哲学转化为廉政教育的视觉隐喻（
图3）。在数字媒介赋能下，传统器物美学突破物理空间限制，转化为可共享的文化基因库
[37]。新邵党史廉政展厅融合红色文化符号与智能技术，构建“实景还原-文化解码-情感共鸣”的沉浸式场域
[38]，这种设计创新印证了体验范式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激活集体记忆，使设计成为文化认同的媒介（
图4）。
另一方面，技术生态驱动的设计范式跃迁。智能材料与增材制造等技术集群重构创新边界，实现性能优化与体验升维的协同演进。这种双向赋能机制催生造物方式的代际跨越，要求本土创新有机整合传统工艺智慧与前沿技术，在万物互联生态中构建兼具文化根性与技术前瞻性的设计范式。株洲供销汇民电商服务中心以流动美学融合数字展销系统（
图5），创造农业服务新生态，其设计实践揭示：传统造物智慧需通过“原型提取-语义重构-媒介适配”实现当代转译，设计师需兼具文化解读与技术整合能力。
在物质技术迭代加速的当下，中华传统哲学仍深刻形塑着国人的精神图谱。设计领域的精神诉求呈现审美、情感与文化认同的多维交织，需从传统智慧中寻找创新基因，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设计范式。
4 物欲的批判与反思：重拾物的灵魂与当代价值彰显
在当下消费社会中，资本逻辑正在消解物的本质，审美异化逐渐成为符号游戏。数字技术加速了上述进程，艺术深度被符号标签取代，物的历史与情感价值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面对审美趣味异化、消费主义陷阱等问题，遗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通过技术创新重连人与物之关系，将生态焦虑转为集体责任。试图在物质与记忆的对话中重拾物的灵魂，重塑造物活动的文明伦理。
4.1 消费主义文化：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审美异化
当代消费社会，审美活动正经历异化与重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将消费异化为资本增殖工具，导致审美领域被符号价值吞噬
[39]。这种异化通过符号标签、感官专制系统与数字技术合谋，以及社交媒体和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 NFT）技术等方式，消解了艺术的完整性和物的独特性，使审美体验降维为精神贫困。然而，遗产资源的可持续转化为重构审美主体性提供了可能。当代艺术造物需通过物质再造与共情机制，重新锚定人与物的关联，利用新技术如区块链和虚拟现实，突破机械复制时代的困境，将生态焦虑升华为集体责任的伦理觉醒。
在马克思揭示的生产与消费辩证图景中，审美能力的塑造本应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消费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媒介时，审美主体性便遭遇了深刻的二重背反
[40]。作为人“本质力量”新证明的审美建构，在商品逻辑支配下蜕变为符号价值的拓扑场域。传统造物实践中人与材料的对话性生成被异化为单向度的符号生产，审美活动堕入异化漩涡，本应满足真实需求的审美消费，被资本逻辑重构为符号价值的竞技场。
这种异化机制在当代已演化为更精密的感官专制系统。资本通过视觉奇观、听觉轰炸与触觉拟像编织出三维的欲望矩阵，将物的文化基因置换为可量化的符号标签
[41]。三星堆青铜器在短视频中被解构成表情包素材，《千里江山图》的审美体验被压缩成网红打卡背景。传统造物智慧中“物勒工名”
11 “物勒工名”是中国古代强制工匠在器物上刻名以追溯质量责任的制度，最早见于春秋战国，秦代广泛推行。它通过实名追责保障质量，体现古代工艺标准化和权责分明的管理智慧。
的伦理责任被解构为消费符号的瞬时狂欢，物的灵魂性存在便遭遇双重解构。商品化浪潮抹除其历史纵深感，泛娱乐化机制则瓦解大众的深度感知能力。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警示的“半教育”陷阱在此具象化，即看似丰裕的审美消费，实则是资本精心设计的精神贫困生产线。
资本操控的触角更进一步伸向认知领域的信息战场。社交媒体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将艺术创作肢解为认知碎片。历史记忆被改写成营销剧本，艺术表达沦为流量竞标中的价签
[42]。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预言的“机械复制时代”危机在数字技术催化下愈演愈烈
[43]。NFT艺术品的无限复制不仅消弭了艺术灵光，更通过区块链确权将审美体验异化为虚拟资产的投机游戏，消解了造物实践中“材美工巧”的价值准则。当观众对《星空》的震撼蜕变为社交平台的点赞数统计，手工造物特有的物质肌理与时空绵延被压缩为数据流的瞬时脉冲，艺术的情感震颤便被降维成资本增值的算力单元
[44]。
然而，更深层的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制造的虚假需求体系。网络平台将用户的每一次审美悸动转化为可交易的注意力商品，算法诱导的消费狂欢构筑起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笔下的“单向度”牢笼
[45]。这种操控已触及文化生产的根基：当经济基础直接篡夺审美生产的话语权，当集体记忆成为资本殖民的矿藏，传统工艺中“技进乎道”的超越性追求便被置换为符号增殖的代谢机制。艺术便彻底丧失其批判锋芒。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不过是资本完成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必然结果。在物欲横流的消费圣殿中，造物实践承载的代际传承与生态整体性被拆解为离散的资本元件，大众的超越性维度正被系统性地拆除，留下的唯有资本逻辑书写的消费福音书。
4.2 遗产资源可持续再造与未来共情之物
面对资本逻辑对物的符号化消解，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再造通过艺术共情重构了物与人的情感纽带。艺术作为“表现与保存人类生命情感的重要方式”
[46]，在此转化为生态意识的传递媒介。当景德镇古瓷残片与新生态材料结合时，断裂的釉面不仅是历史的伤痕，更是艺术化的情感容器。冷热交叠的触觉肌理承载着古代窑工的温度记忆与当代能源危机的灼痛，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共振，使观众在指尖触碰的瞬间完成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这种转化印证了艺术的本质功能，即当代造物实践应升华为集体情感的存储装置，在物的重生中保存人类对生态失衡的焦虑与反思。
遗产资源的符号转译构成对抗消费异化的认知策略。宋代《营造法式》中的木构比例被解构为模块化设计单元时，其几何关系从力学范式升维为代际伦理的视觉隐喻。8∶5∶3的材分比例在重组过程中，既保留传统营造对自然材料的敬畏，又通过构件互换性揭示资源循环的当代可能。上述转化模式打破了本雅明所批判的“机械复制”困境——区块链技术赋予每个再生模块数字指纹，使物的流转轨迹可追溯，将“用完即弃”的消费逻辑扭转为“生生不息”的伦理承诺。当年轻匠人在虚拟现实中体验榫卯结构的拆解重组时，触觉反馈与三维投影共同构建起跨时空的造物对话，传统技艺中的“物尽其用”原则由此转化为数字时代的生态语法。
在符号层面，遗产资源的艺术转译构建了对抗消费异化的认知界面。宋代《营造法式》的木构比例被解构为模块化设计单元时，其几何关系通过艺术夸张与重组，成为可视化的生态寓言。现代数字化生产背景下，8∶5∶3的材分比例在虚拟现实中可拆解为流动的光影粒子，观众通过手势操控目睹构件在数字空间的聚合离散，参与式体验将“节制”的抽象伦理转化为神经系统的记忆烙印。艺术共情在此呈现双重张力，一方面，区块链技术赋予再生模块不可篡改的数字指纹，使物的流转轨迹成为代际契约的实体化象征；另一方面，废旧金属重构的青铜器矩阵通过锈蚀与光泽的视觉对峙，将技术批判的理性思考包裹于艺术化的情绪感染中，实现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共情模型中“情感-认知”的闭环转化。
这种实践本质上重构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当岭南蚝壳墙的光影装置将贝壳纹路投射为数据流动的海洋，当敦煌矿物颜料的碳足迹转化为交互界面的色彩渐变，艺术不再局限于审美愉悦的供给，而是成为训练生态感知的认知工具。在社区再造工坊中，儿童捏塑回收塑料时的材料黏滞感、焊接电子元件时的温度变化，这些身体经验通过艺术化的情境设计，将“心手相应”的传统造物伦理编码为肌肉记忆。艺术共情由此突破个体情感共鸣的范畴，演进为集体生态意识的培育机制。光伏玻璃与古法砖雕的并置不仅是材料对话，更构成对资源掠夺史的诗意控诉，在物的转生中书写对抗异化的当代寓言。
最终，遗产资源的可持续转化揭示了艺术共情的救赎力量，即通过激活物的物质性与历史纵深感，艺术将消费社会中被肢解的情感重新锚定于生态共同体之中。在设计教育过程中，学生在虚拟现实中拆解榫卯结构时，触觉反馈与三维投影共同构建的不仅是技艺传承场景，更是对“物我共生”命题的身体化理解。这种教育模式使艺术回归其本质，即造物不仅是情感的表现载体，更是通过手的温度重塑被资本钝化的感知力，在物质循环中完成对消费主义的审美超越。
5 结语
在智能数字化时代，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边界日益模糊，技术语境呈现出失衡且复杂的态势，传统造物观念面临着思维认知与价值对齐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物”本身的设计及其多维属性特征，揭示造物活动的深层逻辑，探索智能时代中华造物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持续发展及价值对齐的有效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破解这一命题，需回溯传统造物 “道器并存” 的智性根基。从《考工记》对物性的精妙开发，到青铜礼器将材料特性与社会伦理完美融合，中华造物文明始终以器物为媒介，将自然物性升华成文化精神的载体，构建起“器以载道”的价值体系。然而，当前工业标准化和数字消费主义对物的本真性造成了双重异化，突破困境需要从三个维度进行重构：其一，通过“文化基因解码”抵御技术理性引发的价值漂移，利用区块链技术为文化遗产赋予独特标识，重塑文化遗产的身份认同；其二，以“技术伦理重构”应对人机共生带来的挑战，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重现传统工艺的精妙之处，弥补技艺传承中的认知断层；其三，借助“数字媒介转译”激活情感共鸣的潜能，在光影艺术与材料对话中，重构富有情感温度的造物伦理。
智能时代的造物转型离不开“自然伦理-工艺智慧-数字生态”框架的协同发展：在自然维度，应超越单纯的材料开发模式，构建遗产基因的数字图谱，实现对自然与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保护；在工艺维度，借助人机协同提升传统技艺的适应性和创新性，解决技术与设计理念不相适配的问题；在生态维度，依托情感计算和扩展现实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的文化体验空间，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创新的数字源泉。
当数字孪生逐渐模糊虚实界限，中华造物文化的活态传承更需以工匠精神的算法伦理抵制符号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文化遗产的共情转译重塑器物的情感记忆，凭借技术赋能中的伦理自觉坚守文化主体性。只有在“物质循环-情感共鸣-伦理重构”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器以载道”的当代转译，才能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浪潮中传承中华造物文明“道器相生”的基因，为人类文明的演进贡献东方智慧和创新范式。
中南大学“高端智库”项目(2022znzk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3FZWA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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