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人化、智能化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现代战争形态，其引发的作战模式变革已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战略要素。未来大规模对称性作战呈现高强度、高消耗、高伤亡特性，伤员呈时空聚集性爆发态势，对传统“阶梯后送、逐级救治”模式形成颠覆性挑战[1]。俄乌冲突实战数据暴露了战场救治中存在止血带使用不当、抗生素应用缺乏规范及疼痛管理不足等系统性缺陷，同时验证了快速止血、体温管理和血液制品使用是挽救生命的关键[2]，进一步彰显了损伤控制学科发展对于战创伤救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损伤控制理念历经30余年发展[3]，已从最初针对濒危创伤患者的损伤控制外科(damage control surgery，DCS)技术策略，演进为包含损伤控制复苏(damage control resuscitation，DCR)的生理管理理念，并拓展至损伤控制急救(damage control emergency，DCE)等战场一线救治环节[1]。这一体系不断演进、拓展、完善，其理论内核从“解剖控制”向“生理调控”的深刻转变，其外延从单一外科技术向战伤救治全流程的全面扩展，将损伤控制医学作为一门学科系统化建设和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已充分体现。
当前我军在损伤控制领域发展尚处起步阶段，存在理论研究碎片化、实践应用场景局限、技术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创伤救治的资源配置分散且条块分割，专业人才队伍尚未形成集约效应，导致DCE、DCR和DCS等救治环节存在孤岛化、碎片化现象，全链路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本文基于现代战争形态变革背景，系统阐述损伤控制医学的发展背景、内涵架构、核心价值与建设路径，为推进我军战伤救治理论与能力建设提供支撑。
1 现代作战样式变革与卫勤保障挑战
1.1 大规模对称性作战的战场救治需求
未来大规模对称性作战作为主要战争形态，其高强度、高消耗、高伤亡的战场特性对传统战救体系形成巨大压力。交战双方在相近技术层级展开体系对抗时，往往呈现多波次饱和攻击、全纵深立体突防的作战特征，导致伤员呈时空聚集性爆发态势。数据表明，与以往相比，更多伤员需要处理2处以上伤口，对战场救治和损伤控制的需求增加。这种非线性战场环境迫使卫勤保障必须突破“阶梯后送、逐级救治”的传统模式，向“即时干预、动态调控”的新型损伤控制模式转变[4-5]。
1.2 联合多域作战的卫勤保障转型需求
联合多域作战是在大规模对称性作战基础上融合智能技术发展出的多维战争框架，代表未来作战样式发展方向。2019年美军公布“多域战伤救治创新研究计划”，提出极端环境条件下多域作战的卫勤保障新理念，通过程序优化与技术创新，加强战场救治能力建设，实现在极端环境下以有限资源挽救更多伤员生命的目标[6]。联合多域作战要求卫勤保障必须突破传统模式，向损伤控制医学聚焦。在陆、海、空、天、网络及电磁频谱全域联动的作战环境下，伤员分布呈现跨域离散化特征，且不同作战域的伤员生成速率差异显著。全域联合火力打击使传统后送通道存活率下降，迫使卫勤保障必须突破单一作战域的限制，秉承“控制损伤-复苏优先-分期修复”的分阶段救治核心理念，构建跨域协同救治能力。
1.3 现代战争战伤救治时效性要求
未来战争在形态上将是大规模对称性作战，特征上将是智能化条件下的分布式作战，尖端技术密集投用、大批量伤员产生、战场影响外溢等因素对伤员救治提出更高要求。俄乌冲突的野战救护呈现以下特征[1,7]：(1)战场前后方界线模糊，固定医疗机构成为重点打击目标，战场生存面临极大威胁；(2)大批量伤员瞬时产生，伤情复杂、伤势严重，传统的阶梯分级救治已无法适应未来战场需要；(3)制空权夺控困难，智能化手段加持下的精准制导弹药应用广泛，医疗后送高度受限；(4)察打一体作战手段日趋成熟，杀伤链闭合提速使救治时间窗缩窄。这就要求卫勤保障必须提高战场救治能力和效率，损伤控制的发展极具重要性和必要性。
2 损伤控制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2.1 损伤控制理论的内涵演进：从技术策略到医学范式
损伤控制理念的理论演进呈现出一个从具体技术到抽象范式的深化过程，其内涵经历了3次重大飞跃。这一演进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Rotondo和Schwab等学者通过对严重腹部穿透伤患者的临床观察，首次系统提出了“损伤控制外科”的概念。他们发现，对于生理状态濒临崩溃的创伤患者，立即进行确定性手术反而导致死亡率升高，而采用分期手术策略——先行简易手术控制出血和污染，待患者生理状态稳定后再行确定性手术——可显著提高生存率。这一发现标志着损伤控制理念的诞生，其最初内涵是一种针对特定患者群体的特殊手术策略[3]。
随着临床实践的积累与深化，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依赖外科手术干预已难以有效逆转严重创伤所引发的生理紊乱。21世纪初，美军军医Holcomb、Hess等在总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损伤控制复苏”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损伤控制理论内涵的第一次深化飞跃：从单纯关注解剖损伤的控制，扩展到关注患者内在生理状态的调控。对创伤患者病理生理认识的不断深化带动了DCR的技术进步，强调通过允许性低血压、止血性复苏、纠正酸中毒和低体温等一系列措施，主动干预并逆转“死亡三联征”(低体温、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的恶性循环。此时，损伤控制的内涵已从“控制解剖损伤”深化为“控制生理损伤”[8]。
近年来，损伤控制理论内涵仍在不断深化，逐渐发展成为损伤控制范式[9-10]。这一发展标志着损伤控制从一项技术理念升华为一种医学范式和系统方法论，催生了“损伤控制医学”(damage control medicine，DCM)的产生。我们认为，DCM是以致命性战伤救治为研究对象，以“控制损伤-复苏优先-分期修复”为核心，通过分阶段救治策略，阻断由“死亡三联征”形成的恶性循环，达到在资源与时间双重约束下，实现“挽救生命、降低伤残”的终极目标。DCM是对救治活动进行优先级排序和资源最优配置的决策哲学，其核心理论突破在于明确了DCM的终极干预目标并非解剖损伤本身，而是逆转濒临崩溃的机体生理状态[11]。
2.2 损伤控制理论的外延扩展：从单科技术到多维体系
随着理论内涵的不断深化，损伤控制理论的外延也经历了显著的扩展过程，呈现出从单一技术到多维体系的演进特征。这一扩展过程主要体现在6个维度：
在病理生理学基础上，损伤控制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局部损伤控制到全身生理调控的认知深化过程。其演进始于对“死亡三联征”恶性循环的认识，逐步拓展至对创伤性凝血病、内皮损伤、免疫紊乱及细胞代谢衰竭等全身性病理生理机制的深入理解。这一发展不仅推动了复苏策略从被动补液向主动生理支持转变，更将损伤控制的干预窗口前移至现场急救阶段，并催生了以目标导向、分子监测与个体化调控为特征的精准复苏新模式，为严重创伤救治提供了持续优化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框架[12-13]。
在专科维度上，损伤控制的外延从最初的普外科/创伤外科，迅速扩展至神经外科、骨科、胸外科、儿科、血管外科等多个专科，并与血管内技术、重症监护、麻醉学等领域深度融合，形成了包括损伤控制神经外科(damage control neurosurgery，DCNS)、损伤控制骨科(damage control orthopedics，DCO)、损伤控制血管外科(damage control vascular surgery，DCVS)等在内的多个分支。不同方向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严重创伤患者的生存率，并改善了其长期预后。在骨科领域，损伤控制骨科理论强调对于严重多发伤患者，初期应进行临时固定而非确定性重建，以避免二次打击[14]。在神经外科领域，损伤控制神经外科理论主张在急性期采取减压手术等简易措施控制颅内压，待患者整体状况稳定后再行确定性手术[15]。在胸外科领域，损伤控制胸腔手术理论提倡采用简易措施控制胸腔出血和肺损伤，避免复杂的解剖重建[16]。这种跨专科的扩展使得损伤控制成为一种跨专科的共同理念和治疗原则。
在时空维度上，损伤控制的外延从医院内的手术和复苏，向前延伸至战现场急救和后送途中的远程救治。在战场急救方面，损伤控制理念已融入战术战伤救护的各个环节，强调在战场环境下优先控制致命性大出血和气道损伤问题[17]。远程损伤控制复苏(remote DCR)理论的发展使得复苏措施得以尽早实施[18]。近年来，美军提出的“延长现场救护”(prolonged field care，PFC)概念，进一步扩展了损伤控制的外延，使其能够应对现代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后送延迟情况[19]。
在技术研发层面，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扩展了损伤控制的能力边界。REBOA(Resuscitative Endovascular Balloon Occlusion of the Aorta)的发展和应用，使临床上能够在微创条件下实施主动脉血流控制，为致命性躯干出血的损伤控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20]。便携式体外膜肺氧合(extra 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技术的发展，为损伤控制提供了新的生理支持手段[21]。无人装备(手术机器人、医疗无人机、智能担架车等)的应用，突破传统救治的时空与人力限制。它们能在高危环境下执行伤员搜索、紧急物资投送、远程手术辅助、安全后送等任务，实现人机深度协同，极大提升救治覆盖范围与响应速度。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损伤控制的技术手段，也推动了损伤控制理论的创新发展。
在决策支持层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损伤控制的决策模式。人工智能模型与算法可在伤情快速识别、分级分类、救治路径规划以及资源调度等关键环节提供实时、精准的决策支持，显著优化救治流程，压缩决策时间窗。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能够通过对大量临床数据的分析，预测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为临床决策提供支持[22]。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构建患者的虚拟模型，模拟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为损伤控制提供决策参考[23]。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使损伤控制从经验性决策向精准化决策转变。
在应用场景维度上，损伤控制的外延从战时战伤救治扩展到平时创伤救治和灾害救援等多个场景。在平时创伤救治方面，损伤控制理念已被广泛应用于民用创伤中心的严重创伤救治，显著提高了严重创伤患者的生存率[24]。在灾害救援方面，损伤控制原则指导了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中的医疗救援工作。在反恐和公共安全事件应对方面，损伤控制理论为恐怖袭击和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医疗救援提供了重要指导[25]。
2.3 损伤控制医学的核心理论框架
基于对损伤控制医学重要性的认识和内涵解析，把“白金十分钟”“黄金一小时”“关键三小时”时效救治作为损伤控制医学建设的核心法则；以战场救治需求为导向，以战现场伤员自救互救为起点，我们深入探究损伤控制在战场一线救治中的作用机制、技术要点与内在规律，构建“3D”理论框架，即损伤控制急救、损伤控制复苏和损伤控制手术。该框架基于时效法则划定救治窗口，阻断“死亡三联征”恶化链[18]。
在“白金十分钟”窗口期启动DCE阶段，核心目标是阻断即刻致死因素。损伤控制急救是指在战场一线，针对严重创伤伤员，以快速控制危及生命的损伤为首要目标，采取一系列标准化、限时性救治措施，确保救治链路的有效启动和延续，是实现从战场一线到后方医院全程损伤控制策略的起点和关键环节。通过止血带压迫或填塞式止血等方式控制大出血，同步建立高级气道通路保障氧合。关键决策指标包括收缩压骤降速率(＞20 mmHg/min)及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若干预后生命体征未达稳定阈值(收缩压持续＜90 mmHg或SpO2＜88%)，可跨阶段激活DCR与DCS协同处置。
转入“黄金一小时”后进入DCR阶段，聚焦逆转生理崩溃进程。DCR是指针对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伤员，在手术控制出血前及整个救治早期，强调通过允许性低血压、限制性液体复苏和输血治疗、目标体温管理和凝血功能支持等综合干预，以纠正生理功能紊乱为核心目标的系统性复苏策略。当检测到代谢性酸中毒或核心体温≤34℃时，立即启动DCR方案，并基于凝血检测情况动态调整凝血因子输注策略。此阶段须在45 min内将动脉血pH纠正至≥7.25，若乳酸清除率＜30%/h或体温回升速率＜0.5℃/10 min，则自动触发DCS提前介入。
“关键三小时”的损伤控制手术阶段，其核心要义在于摒弃追求一次性解剖重建的传统模式，转而依据生理储备状态实施损伤控制性手术，快速控制出血和污染，严控手术时长≤90 min规避二次打击。随即主动中止手术，将患者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系统性复苏，待生理状态稳定后再行确定性重建手术。若术中出血量≤400 mL且血流动力学稳定，可提前降级转入确定性修复流程。
与此同时，通过损伤控制培训(damage control training，DCT)模拟检验DCE、DCR和DCS阶段的干预阈值，强化一线人员对时间窗的精准把控，并根据战场实时反馈改进DCT模式，验证理论的实用性，推动理论与战场需求的动态适配。这种分阶段、多层次的干预策略体系，通过医疗救治前伸，实现了有效医疗资源下救治效能最大化，确保了损伤控制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都能有效实施。
3 损伤控制医学理论体系建设路径
3.1 以战场一线救治能力为核心标准
战场一线救治能力是衡量损伤控制医学体系建设的金标准。近期多地区发生局部冲突充分显示了提高战场一线救治能力的必要性。为满足联合全域作战对卫勤保障提出的瞬时、及时、全时伴随要求，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复杂多样、形势瞬息万变、要素多元分散的未来战场，损伤控制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必须加强建设，并应以战场一线救治能力为最终检验标准。
3.2 跨学科融合与技术集成创新
损伤控制医学体系的突破性发展正面临技术深度与应用广度的双重挑战。当前体系存在学科知识耦合度不足、装备研发与战场需求的结构性错位、跨域救治标准差异化、技术赋能潜力挖掘不充分等专而不通的瓶颈问题。
随着军事革命与科技革命交融互进的时代到来，各领域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包括损伤控制急救、损伤控制复苏与损伤控制手术等损伤控制医学体系发展依托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革新。损伤控制医学理念下的救治技术与救治装备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鲜明地体现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及轻量化的趋势。
装备设计应优先考虑便携性与易用性，确保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能够迅速部署并高效运作。通过模块化、标准化、体系化的装备配置，不仅能够快速响应各类救治需求，还能促进不同救治单元之间的协同作战，显著提升战伤救治的整体效能与灵活性。深度融合传统救治技能与现代技术赋能手段，如远程医疗、态势感知、智能决策辅助等，是突破瓶颈、实现跨学科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
3.3 动态模型构建与理论迭代优化
损伤控制医学理论体系需要建立动态时间窗模型和损伤级联效应预测模型，以实现理论的持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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