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是常见的关节慢性退行性疾病,是导致慢性疼痛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
[1]。主要表现为关节软骨损伤、骨赘形成、软骨下骨硬化等
[2]。目前,全球范围内约6亿人患有OA,女性多于男性,且随着年龄患病率逐渐增高
[3]。OA与年龄、性别、遗传、外伤、肥胖等危险因素相关,还与职业、生活行为、肠道菌群、营养物质、细胞因子等多种因素相关
[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炎症在OA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 beta,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在OA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并有望成为缓解OA疼痛的治疗靶点
[5-8]。尽管这些观察性研究探讨了炎症因子在诊断和治疗OA方面的作用,但其结果可能会受到混杂变量或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从而存在一定争议。因此,OA与炎症因子间的关系需进一步阐明。
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是通过分析数据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来探索疾病与危险因素之间因果关联的新方法
[9]。这种分析方法利用SNP的随机分配特点,将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可有效减少混杂因素、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关系,从而大大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基于此,本研究通过评估炎症因子与OA之间的因果关系,为OA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MR方法,选择91个炎症因子作为暴露,与这91个炎症因子显著相关的SNPs作为工具变量,OA作为结局变量。为了筛选出可靠的工具变量,得到可靠的结果,本研究进行的MR分析需要满足以下3个关键假设:(1)作为Ⅳ选择的遗传变异与暴露因素强相关(关联性假设);(2)遗传变异不得与任何混杂因素有关(独立性假设);(3)遗传变异仅通过暴露因素影响结局(排他性假设)
[10]。见
图1。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了从GWAS数据库中提取的两个数据集。91种循环炎症因子的GWAS数据集来自Olink Target平台对14 824例欧洲血统参与者的91种炎症相关血浆因子的全基因组蛋白数量性状位点研究(GWAS编号为GCST90038686)
[11]。OA的GWAS数据可在FinnGen数据库(
https://gwas. mrcieu.ac.uk)中公开获取,数据ID号为finngen
-R11
-M13
-OSTEOARTHRITIS。该OA数据集涵盖了约9 587 836个SNP和484 598例个体,其中包括疾病组(n=39 515)和健康对照组(n=445 083)
[12]。
1.3 强IVs的筛选
本研究中,鉴于与炎症因子相关SNP位点难以满足传统的统计显著性阈值
P<5×10
-8,将其放宽至
P<5×10
-5。为确保筛选出的遗传变异具有独立性,引入了连锁不平衡的标准,设定参数为
r²=0.001和窗口长度kb=10 000。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利用
F=R2 (N-k-1)/K (1-R2)计算每个SNP的
F值,
R2表示所选SNP的累积解释方差,计算公式如下:
R2=(2×EAF× (1-EAF) ×β
2)/[(2×EAF× (1-EAF) ×β
2) + (2×EAF× (1-EAF) ×N× SE2)],其中
N表示暴露样本数量,
EAF表示效应等位基因频率,
β表示效应值,
SE表示标准误差
[13]。
F统计量值小于10的工具变量被认为是弱工具,从MR分析中排除。
1.4 敏感性分析
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采用了多种检验方法。(1)使用Cochran's Q检验进行异质性评估,若
P>0.05,表明不存在显著异质性。(2)采用MR-Egger截距检验来评估基因水平的多效性;当截距值接近0且
P>0.05时,认为水平多效性不存在,从而支持排他性假设的成立。(3)采用MR-PRESSO全局检验检测潜在的离群值
[14],而留一法则通过逐一剔除Ⅳ并重新计算剩余Ⅳ的MR结果,以评估特定Ⅳ对整体MR结果的敏感性。如果剔除某个Ⅳ后其余Ⅳ的MR估计值与总体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则提示MR结果对该Ⅳ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IVW方法来探讨炎症因子与OA之间的因果关系,即通过计算每个SNP的Wald比率来评估每个SNP对RA的因果效应。此外,为了增强分析的稳健性,我们还运用了多种MR分析方法,包括MR-Egger、WME、VW以及SM法,以全面评估炎症因子与OA之间的潜在关联。MR-Egger法虽然在统计学上可能不如其他方法强大,但它在识别潜在的方向偏差和效应大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15-16]。结果以优势比(
OR)及95%可信区间(
CI)表示。
OR>1表示暴露与结局呈正相关,
OR<1表示暴露与结局呈负相关,
P<0.05则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强IVs
最终纳入152个SNP用于双样本MR分析,其中,CCL4有34个SNP,CCL23有35个SNP,TRAIL有37个SNP,CCL11属26个SNP,IL-20Rα20个SNP。F值均>10,符合MR的关联性假设。
2.2 炎症因子与OA的因果效应
正向MR结果以IVW为主的分析提示:CCL4与OA呈正相关(
OR=1.002 6,95%
CI:1.000 8 ~ 1.004 5);CCL23(
OR=0.997 7,95%
CI:0.995 5 ~ 0.999 8)、TRAIL(
OR=0.996 9,95%
CI:0.9944 ~ 0.999 3)、CCL11(
OR=0.996 9,95%
CI:0.993 9 ~ 0.999 9)、IL-20Rα(
OR=0.995 8,95%
CI:0.9918 ~ 0.999 8)均与OA呈负相关。见
表1。反向MR结果未发现OA与CCL4、CCL23、TRAIL、CCL11、IL-20Rα存在因果关系(均
P>0.05)。
此外,本研究还使用了IVW、加权中位数法、加权模式法、简单中位数法、MR Egger回归法对结果进行补充验证,5种方法的结果一致(
OR均<1或
OR均>1),且5种方法的回归线方向基本一致,证明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见
图2。
2.3 敏感性分析
异质性检验:Cochran Q检验结果显示,所纳入SNP之间无异质性(CCL4:
P=0.646 4;CCL23:
P=0.595 9;TRAIL:
P=0.037 9;CCL11:
P=0.581 6;IL-20Rα:
P=0.256 7)。水平多效性:MR-Egger回归截距的结果显示,炎症因子和OA之间的相关性无水平多效性(CCL4:截距=0.000 1,
P=0.428 3;CCL23:截距=0.000 3,
P=0.187 3;TRAIL:截距=0.000 1,
P=0.606 6;CCL11:截距=-0.000 1,
P=0.577 4;IL-20Rα:截距=4.749 9,
P=0.930 1)。可认为排他性假设成立,证明因果关系稳健。MR-PRESSO全局检验没有发现离群值。此外,漏斗图中各个SNP所代表的点大致呈对称分布,表明受潜在偏倚影响的可能性小,见
图3。
MR-PRESSO分析及留一法结果显示,单个SNP剔除前和剔除后的效应量没有较大的差异,提示不存在对MR估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的单个SNP,表明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见
图4。
3 讨论
OA是常见退行性疾病,我国患者超1.3亿
[17]。OA典型症状为关节疼痛、肿胀及活动能力下降,均与炎症相关
[18-19]。因发病机制不明,治疗和预后存在挑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近年研究多聚焦于炎性细胞因子在OA中的作用。炎症是OA滑膜炎及软骨、骨破坏的关键
[20]。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可引发关节炎症与免疫反应,推动OA发展,其中TNF-α、IL-1β和IL-6尤为突出
[21]。但观察性研究受混杂因素影响,难证二者直接因果关联。本研究采用能规避混杂因素的MR,分析91种循环炎性细胞因子与OA的因果关系,发现5种相关因子:CCL4为危险因素,CCL23、TRAIL、CCL11、IL-20Rα为保护因素。
CCL4(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β,MIP-1β)可直接作用于软骨细胞,促使其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进而推动软骨基质降解,导致软骨破坏,助力OA的病理进程
[22]。在OA患者的滑膜组织中,CCL4表达水平升高,通过与其受体CCR5结合,激活NF-κB等信号通路,激发炎症反应,促使软骨细胞凋亡以及活性氧水平上升,进一步加速软骨损伤和退化
[23]。CCL4还能通过调节骨重塑过程中的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活性,加重OA的骨病变。此外,CCL4可激活NLRP3炎症小体,促使促炎细胞因子成熟释放,强化炎症反应,加重OA病理损伤。在去卵巢骨质疏松合并OA小鼠模型中,阻断CCL4信号通路可减轻滑膜炎症,缓解软骨破坏,改善骨密度和骨小梁结构。对老年OA患者血液检测发现,其血清CCL4水平较健康人群明显升高
[24]。诸多证据显示CCL4及其相关信号通路是OA的关键致病因素和潜在干预靶点,但具体作用机制仍需深入探究。
CCL23(骨髓造血祖细胞抑制因子,MPIF-1),转录组分析显示,CCL23 是OA和类风湿关节炎的共同保护性细胞因子
[25]。它可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和释放。CCL23还能通过激活免疫细胞中的AK/STAT通路,发挥抗炎作用,减轻关节炎症,此外CCL23与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也有助于维持关节内环境的稳定。在OA患者血液中CCL23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这表明其在OA的免疫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具体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TRAIL(凋亡素2配体,APO2L)共有6种受体,其中受体DcR1可作为竞争性抑制剂阻止DR4和(或)DR5与TRAIL的结合,抑制凋亡信号
[26]。骨保护素受体作为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的新成员,是一种分泌型糖蛋白,与TRAIL结合后不传递凋亡信号,可防止或减缓软骨和骨破坏
[27]。滑膜炎在OA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是软骨退化的原因之一。关节软骨和骨组织的损害与滑膜细胞过度增生活化及凋亡不足有关。因此,延缓甚至抑制滑膜细胞异常增殖,诱导其凋亡是治疗OA的重要策略。研究显示,在实验动物模型中,注射TRAIL可缓解关节炎进展
[29]。进一步研究发现,TRAIL通过抑制T细胞活化,延缓关节炎进展
[29]。
CCL1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1,Eotaxin-1)其可能具有潜在的骨保护作用
[30]。近年研究表明CCL11是衰老相关疾病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31-32]。它主要通过与白细胞表面的CCR3受体结合,参与调节炎症反应,在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Th2 细胞等免疫细胞募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CCR3作为跨膜G蛋白偶联受体,可激活影响细胞骨架重排的信号通路,驱动细胞迁移
[33]。此外,在OA软骨组织中,CCR3表达上调,CCL11/CCR3 信号通路激活会加剧软骨破坏,且RANKL刺激破骨细胞前体细胞中 CCR3表达,使破骨细胞迁移增强,骨吸收增加。这表明CCL11在OA进程中具有一定保护作用,但具体机制仍需深入探究。
IL-20R(白细胞介素20受体1,IL-20R1)可能具有潜在的骨保护作用。IL-20是促炎因子,可诱导滑膜成纤维细胞和软骨细胞产生活性氧、促炎因子及基质金属蛋白酶,导致软骨基质降解,但IL-20R在OA中也具有保护作用,可减轻炎症反应,保护关节组织。靶向IL-20及其受体的治疗策略有望缓解OA进展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34]。相关研究如下:在OA患者的滑膜组织和软骨中,IL-20及其受体的表达显著增加,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34]。动物实验显示,使用抗IL-20单克隆抗体可减轻手术诱导的骨关节炎模型小鼠的炎症和软骨破坏
[35]。此外,IL-20Rα基因多态性与OA的易感性相关,进一步支持了IL-20R在OA发展中的重要作用。IL-20作为一种多效性促炎细胞因子,可增强炎症、趋化性和血管生成,可能通过调节RANKL/RANK轴在破骨细胞生成中起关键作用,由此推测靶向IL-20可能显著缓解关节炎的严重程度。同时,IL-20是TNF-α、IL-1和IL-6的上游调节因子,抗IL-20抗体不仅能中和IL-20,还能中和TNF-α、IL-1和IL-6,从而降低关节炎严重程度,防止骨破坏及骨丢失
[36]。综上所述,IL-20及其受体在OA的发病机制中具有双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保护作用,具有成为治疗靶点的潜力,但具体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本研究使用MR分析暴露与结局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能够有效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但本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1)本研究依赖于公开的遗传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在样本量、群体多样性及与炎性细胞因子和OA相关的遗传变异覆盖率方面受到限制。(2)本研究使用的GWAS数据集主要来自芬兰居民,缺乏其他种族群体的数据,这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差,并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3)OA在一定程度上受性别的影响,女性多发,本研究没有区分男性和女性,需要在分析单性别人群时予以考虑。(4)本研究无法全面评估独立性和排他性假说,这有可能导致偏差。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可重复独立队列研究的方法,以便在复杂的基因-疾病相互作用中更深入地了解OA的发病机制。
综上,本研究通过对91种炎性细胞因子与OA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炎症因子和OA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其中CCL4是OA的危险因素,而CCL23、TRAIL、CCL11、IL-20Rα则为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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