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伤控制(damage control，DC)理念，国内亦有文献译为“损害控制”，其核心原则为“控制损伤—复苏优先—分期修复”，依托损伤控制急救、损伤控制手术、损伤控制复苏等技术
[1-2]，通过尽快止血、控制污染、改善低体温、纠正凝血功能障碍和酸中毒等生理失衡状态，为后续治疗赢得时间窗口
[3-4]。这种理念在应对现代战争、恐怖袭击及突发公共事件中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然而，要将这一理念真正落实在作战现场，需要一支具有高度战术适应性、精湛技术能力和系统思维的医学人才队伍作为支撑。从全球视野来看，损伤控制医学人才培养面临标准缺乏统一性、人才技能难以有效维持等共性挑战
[5-6]。目前我国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学科整合不足、战术适应性欠缺、训练模式传统等短板，亟须提出创新性思路和全面系统的战略部署。深入思考并系统推进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建设，不仅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更是实现军队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的战略需要。
1 战略意义与紧迫需求
智能化条件下，作战形态样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多域火力协同等使前沿部队始终暴露在高烈度打击威胁之下；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远程医疗与大数据技术的军事应用，正重塑战伤救治的时空逻辑与技术范式
[7-9]。俄乌冲突中，固定医疗设施成为重点打击目标，逼迫战场救治前移，部分损伤控制手术在一线简陋掩体或伤员集中点完成，对现行救治模式、救治人员的能力素质及梯次配置提出了全新挑战
[10-12]。Eastridge等
[13]对美军2001 — 2011年4 596例战伤死亡病例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表明，约24%的可预防性死亡案例发生于战场一线或转运途中，凸显了战场一线医务人员在黄金救治时间内迅速处置伤员的重要意义。
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作为实施损伤控制急救、复苏与手术的核心载体，不仅是未来战场一线救治的中坚力量，更是推动军事医学发展完善的核心力量和体系化救治链条的节点枢纽，肩负着促进战伤救治模式创新发展、凝聚形成新质保障力的使命任务。建设高水平的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是塑造未来战争卫勤保障优势、提升整体作战效能的必然选择。同时，鉴于损伤控制医学在战场救治与临床创伤救治中具备高度的理念相容性与技术相通性，其人才队伍建设天然具有平战两用属性与军民融合式发展优势，可在服务部队战斗力的同时，辐射带动民用创伤救治体系的整体能力提升
[14-15]。
当前，我军损伤控制医学人才培养初步形成差异化训练基础，针对不同层级人员探索开展了“阶梯式战救训练”等实践。例如，部分战区探索开展“阶梯式战救训练”，基层卫生员重点掌握止血、气道开放等单兵急救技能，野战外科医师则可在模拟战场环境下进行损伤控制手术的团队协作演练
[16]。然而，损伤控制所倡导的分期救治、生理优先等核心理念尚未系统融入各级卫勤力量的实战化训练，专项培训体系与模块化课程建设仍显不足，距离未来大规模对称性作战下的批量伤员救治需求仍有显著差距。现有体系存在3个突出短板：一是学科整合不足，培训内容呈“孤岛化”。全军尚未建立统一的损伤控制医学培训标准与考核认证体系，各层级培训内容纵向衔接不畅、横向协同不足
[17]。创伤外科、重症医学、麻醉、输血等关联学科之间缺乏系统性整合，难以形成覆盖救治全链条的综合救治能力。二是战术适应性欠缺，战场融合度低。现有训练以理论授课和模型操作为主，虽注重气管插管、静脉穿刺等技能训练与战术背景初步结合，但缺乏高仿真战术背景下的综合救治演练
[18]。医务人员在敌火威胁、资源受限、信息中断等极端条件下的应急决策与战术协同能力尚未得到有效锤炼。三是训练模式传统，模拟化水平不高。沉浸式、交互式的高仿真模拟训练应用不足，具备实战经验的教官队伍薄弱，高端模拟训练器材配备不均，制约了训练质效的整体提升。
构建系统化、标准化、实战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提升战场救治能力、降低伤亡率的战略支撑。这既是适应现代战争形态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学科整合不足、战术适应性欠缺、训练模式传统、科研转化率低等短板的迫切需要，更是抢占卫勤保障战略制高点、掌握战场医疗主动权的关键举措。应充分依托国家优质医疗资源，建立军地协同培训机制，推动资源共享与能力共建，最终建成与我军使命任务相适应、与世界军事医学发展相同步的现代化人才培养体系。
2 损伤控制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思路
面向未来大规模对称性作战对批量伤员救治的迫切需求，针对当前人才队伍建设的结构性短板，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应坚持“体系化设计、实战化导向、智能化赋能、国际化对标”四大原则，构建覆盖选拔、培养、使用、评价全周期，贯通军地、链接中外的现代化人才培养格局。
2.1 坚持体系化设计，构建全链条培养格局
针对当前培训内容“孤岛化”、学科整合不足的问题，必须坚持体系化设计思维，打破创伤外科、重症医学、麻醉、输血等学科壁垒，建立覆盖“损伤控制急救—损伤控制复苏—损伤控制手术—确定性治疗”全链条的整合式培养体系。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以战伤救治流程为主线重构知识模块，以岗位胜任能力为核心界定培养标准，形成纵向衔接(卫生员—军医—专科医师—学科带头人)顺畅、横向协同(多学科团队协作)高效的人才培养生态。通过建立全军统一的损伤控制医学培训标准与考核认证体系，推动分散在各学科中的损伤控制理念、技术与流程实现标准化整合，确保不同层级、不同专业背景的医务人员能够在统一的技术话语体系和操作规范下形成综合救治合力。
2.2 坚持实战化导向，重塑战场救治能力生成模式
针对当前训练战场融合度低、战术适应性欠缺的问题，必须将实战化作为人才能力生成的根本导向。这一原则要求：所有培养活动必须以未来战场真实需求为逻辑起点，以高烈度、非线性、复杂环境下的批量伤员救治为场景想定，将战术背景、敌火威胁、资源受限、信息中断等战场要素深度嵌入训练全过程。核心在于实现“三个转变”：从单一技能训练向战术背景下的综合救治转变，从实验室环境下的标准操作向极端条件下的应急决策转变，从个体技能精进向多学科团队协同配合转变。通过构建“教、学、练、战”一体化的培养模式，确保人才队伍在脱离和平环境舒适区后，仍能在黄金救治窗口内完成损伤控制的核心任务。
2.3 坚持智能化赋能，革新人才培养技术范式
针对当前训练模式传统、模拟化与智慧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必须将智能化作为提升人才培养质效的核心驱动力。这一原则强调：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等前沿技术，重塑人才选拔、训练、评估与使用的全周期流程
[7,19]。通过构建高仿真、沉浸式、交互式的智慧化训练环境，突破传统训练在时间、空间、场景上的限制，实现复杂战伤处置的反复模拟与精准评估；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的嵌入，培养医务人员在人机协同环境下的临床决策能力；通过可穿戴设备与生物传感技术的应用，实现训练过程中生理指标与心理状态的实时监测与个性化反馈
[20-21]。智能化不仅是技术手段的升级，更是人才培养范式的根本变革，旨在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人才成长效率与救治能力生成时效的倍增。
2.4 坚持国际化对标，提升全球竞争与协同能力
针对当前视野局限于国内、缺乏全球比较的短板，必须将国际化对标作为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水平的重要路径。这一原则要求主动融入全球军事医学发展前沿，建立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对标衔接机制。充分汲取美军特种作战复苏小组(Surgical Team Organization and Response，SORT)模式、以色列连续整合护理单元模式、德军跨学科研修与轮训机制等成熟经验，在人才选拔标准、课程体系设计、实战化训练方法、能力认证体系等方面实现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有效对接
[10-12]。通过建立国际交流机制、联合演练平台与标准互认通道，培养具备跨文化协同能力、熟悉国际人道主义法与战场救治规则的复合型医学人才，确保在未来联合行动或高强度对抗中，我军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胜任力。
3 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建设的体系化路径
基于上述总体思路，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应重点构建五大实施体系，形成从组织架构到技术支撑的全方位保障格局，确保战略目标落地见效。
3.1 在组织架构上，构建多层次、全链条人才梯队
针对体系化设计要求，建立职责清晰、梯次衔接、覆盖救治全链条的五级人才梯队。
一线急救梯队以卫生士官、基层军医及院前急救人员为主体，是损伤控制实施的起始力量。其核心任务是在战现场快速判别伤情、早期控制致命性损伤、实施基础生命支持，并具备战术协同与安全转运能力，突出操作的时效性与准确性，确保伤员在“白金十分钟”内获得有效干预
[22]。
紧急救治梯队由机动卫勤分队、野战医疗单元组成，承担伤员接续救治、损伤控制复苏等任务。该梯队重点强化批量伤员分类处置、多专业协同配合、机动环境下紧急救治与快速转运衔接能力，发挥前线与后方救治之间的桥梁作用，为后方确定性治疗赢得时间窗口
[22-23]。
专科救治梯队以三级医院、区域创伤中心及后方救治机构的外科、重症医学及辅助科室人员为核心，组建多学科协作团队。其主要职责是接收危重伤员，开展系统性损伤控制手术与确定性治疗，实施器官功能支持与综合救治，重点提升复杂多发伤、严重战创伤的专科救治水平与全流程管理能力
[1-2]。
学科领军梯队由战创伤领域学科带头人及高级专家组成，聚焦损伤控制医学前沿进展与战场极端条件下的复杂疑难伤情处置。该梯队具备高水平临床救治能力、学科统筹规划能力与技术引领能力，牵头制定救治标准与技术规范，指导高难度手术与复苏策略实施，在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管理与保障梯队由卫勤指挥人员、医疗管理骨干及护理、医技、信息物资保障人员组成，负责卫勤指挥调度、救治质量管控、医技检查、血液保障、信息协同与转运保障等工作。其核心任务是提升体系化协同能力、平战结合保障能力及全流程运行支撑能力，为损伤控制医学的高效实施提供组织基础与运行保障。
通过建立全军损伤控制跨学科联盟，区分地域和军事斗争准备方向设立区域化损伤控制培训基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与基层能力建设，形成“基地化集训—模拟化演练—实战化检验”的分级培养网络。
3.2 在训练实施上，建立模块化、实战化课程矩阵
针对实战化导向要求，构建“基础共通、专业分训、集成合练”的模块化训练体系：
分层分类模块依据不同梯队的岗位胜任能力要求，设计差异化课程包。基层人员重点训练止血、气道开放、战伤急救等基础技能；野战外科医师强化损伤控制复苏、紧急手术干预及资源受限条件下的决策能力，并具备一定指挥协调能力；专科医师则聚焦损伤控制手术、损伤控制复苏及确定性治疗，强调技术深度与系统整合能力。各模块独立评估、动态更新，确保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
高仿真模拟模块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及混合现实技术，模拟敌袭、烟雾、黑暗、噪声干扰等复杂战场环境，开展多伤员、多任务背景下的全流程救治演练
[24-25]。通过生理驱动型模拟人、战术模拟舱及战场声光电环境系统，复现真实战伤的生理紊乱与心理应激，训练人员在持续压力下完成复杂创伤处置。
战术融合模块将战术推演与救治训练深度耦合，利用兵棋推演系统与指挥沙盘，在战术背景想定下开展救治指挥链条演练，培养人员在信息中断、通信受阻、敌火威胁下的自主决策与临机处置能力，实现战术素养与救治技能的同步生成。
3.3 在能力认证上，建立标准化、动态化评价机制
针对人才培养质量管控需求，构建覆盖全职业生涯的动态评价与资格认证体系：
建立全军统一的损伤控制医学岗位胜任力标准，区分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人员的核心能力模块，制定可量化、可观察的能力指标体系
[26]。实施“训—评—补—升”闭环管理，通过理论考核、技能操作、模拟场景处置及实战演练等多维度评价手段，建立个人训练档案与能力数据库，依据考核结果制定进阶培训计划，实现培训效果的精准评估与个性化反馈。
推行军地互认的资格认证机制，依托国家优质医疗资源与地方创伤救治体系，建立通用性强、可联网查询的能力认证标准，实现军事医学人才与民用创伤救治体系的能力对接与资质互认
[14-15]。引入第三方评估与国际对标评估，定期组织与友好国家军队的联合演练与能力比武，检验人才队伍的真实救治水平。
3.4 在技术支撑上，构建智慧化、前沿化赋能平台
针对智能化赋能要求，将前沿技术深度嵌入人才培养全周期：
智慧化训练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化导学系统与虚拟教官，根据受训人员的知识结构与技能短板自动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训练中的常见错误与能力薄弱环节，实现精准化教学干预
[20]。建设分布式模拟训练网络，通过5G/卫星通信技术实现异地同步协同演练，突破地域限制开展大规模联合救治训练
[27]。
前沿技术嵌入机制建立“技术研发—场景验证—教学转化”的快速通道，将战场急救机器人、远程超声、可穿戴生命监测设备等最新装备及时纳入训练内容
[20-21]。开展医工交叉联合培养，选派医学人才赴军工企业、科研院所进修，同时引入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战伤救治技术研发，培养“医学+工程”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3.5 在综合保障上，完善多维度、全周期支撑机制
针对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需求，构建涵盖心理、资源、政策的全方位支撑体系。
心理应激防护机制引入高仿真战场压力模拟训练，通过声光电、震动模拟、突发敌情等要素复现战场心理压力，开展认知—行为适应性训练，结合正念专注、应激脱敏等方法增强心理稳定性
[28]。建立心理韧性量化评估体系，采用标准化心理量表(如创伤后应激症状预测量表、心理弹性量表)进行训前训后测评，实行“技能+心理”双合格机制。配套结构化战后心理支持流程，包括任务后心理简报、同伴支持小组、阶段性心理状态追踪及专业心理咨询介入，形成“训—战—归—复”全周期心理防护闭环。
资源下沉与军地协同机制依托国家优质医疗资源，建立军地协同培训机制，推动三甲医院、地方创伤中心与军队医疗机构在师资、设备、病例资源上的共享共建
[16,29]。建立跨军种、跨战区的人才交流机制，定期组织医务人员赴国际维和、护航任务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轮训，强化复杂环境下的多场景适应能力与实战经验储备。
政策激励与职业发展机制建立损伤控制医学专业岗位序列，完善专业技术等级评定与职业发展通道，在职称评审、职务晋升、学术任职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设立损伤控制医学专项奖励基金，吸引并保留高素质专业人才长期从事战创伤救治事业。
4 未来展望
面向未来，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应立足于战术主导、科技支撑、体系联动、持续演进的总体思路，形成军地融合、平战结合、全链条覆盖的战略体系。建议国家和军队层面加快出台战创医学人才发展专项规划，依托军队院校、国家创伤中心及大型三甲医院，组建损伤控制医学实训基地和应急救援队伍，推动跨区域、跨军兵种、跨任务联合训练，完善人才流动与补位机制，确保在突发情况及高强度作战环境中能迅速调配优质医疗力量和过硬救治队伍。同时，完善损伤控制救治标准化流程和岗位胜任能力评估体系，加强科研转化与技术更新，积极参与国际军事医学规则制定与标准输出，通过联合演练、学术交流与援助任务，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际通用救治规范、能在多国联合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损伤控制医学领军人才，逐步建立中国军事医学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损伤控制医学人才队伍建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未来战争生命保障体系的战略工程。唯有坚持体系化设计、实战化导向、智能化赋能、国际化对标的创新路径，打造一支能打胜仗、能救危难、能持续创新的损伤控制医学精英团队，才能在未来高强度对抗中筑牢战场生命防线，掌握卫勤保障主动权，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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