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诊治成为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挑战
[1]。老年患者通常伴随更多的合并症,免疫功能逐渐衰退,治疗耐受性较差
[2-3],尤其是≥75岁的高龄患者,由于其生理功能衰退及多种慢性疾病的存在,使得治疗决策更加复杂,且无法耐受传统的积极抗肿瘤治疗
[4]。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作为晚期NSCLC治疗的重要手段,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结局,并逐步成为传统化疗的有效替代方案
[5-8]。现有研究显示,免疫治疗在老年群体中整体有效,老年患者接受ICIs治疗的无进展生存率与年轻患者队列相当,展现出改善该人群预后的潜在价值
[9-11]。然而,老年患者在大多数临床试验中的代表性较少,尤其是≥75岁人群,导致该群体在免疫治疗效果与安全性方面的数据较为匮乏
[12-14],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与疗效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旨在评估免疫治疗在≥75岁晚期NSCLC患者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填补该人群在真实世界中的免疫治疗数据空白,为≥75岁老年NSCLC患者的个体化免疫治疗策略提供更全面的临床证据,最终帮助改善其临床管理和生活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24年10月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75岁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活检或手术病理类型为NSCLC;(2)根据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八版肺癌分期标准,临床分期为Ⅲ ~ Ⅳ期;(3)年龄≥75岁;(4)在一线或后续治疗中接受过免疫治疗;(5)免疫治疗周期数≥2;(6)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1.1),至少存在一个可测量病灶。排除标准:(1)多原发肿瘤;(2)严重心、脑、肾疾病或精神障碍;(3)临床资料不完整。本研究已经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编号:S2021-462-02),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本研究中使用的ICIs单药为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信迪利单抗和度伐利尤单抗,均为每3周注射1次。在联合方案中,晚期非鳞NSCLC患者的化疗方案为培美曲塞单药或联合卡铂/顺铂,晚期肺鳞癌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紫杉醇/白蛋白紫杉醇联合或不联合卡铂/顺铂;联合靶向方案为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贝伐珠单抗或安罗替尼;联合放疗方案为均联合局部根治性放疗。
1.3 研究终点及疗效评估
疗效评估依据RECIST 1.1标准,分为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和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主要研究终点为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定义为从开始免疫治疗至任何原因导致死亡的时间。次要终点包括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即从免疫治疗开始至疾病复发、进展或死亡的时间;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为达到CR或PR的患者比例。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指经治疗后获得缓解(PR+CR)和病变稳定(SD)的病例数占可评价例数的百分比。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发生终点事件的数据按截尾数据处理。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s,AEs)依据CTCAE 5.0标准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R 4.3.3、SPSS 26.0和OriginPro 2025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根据分布情况采用t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以例数(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OS和PFS生存曲线,组间比较使用log-rank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OS和PFS的关联因素,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基于临床意义及单因素结果构建多因素模型,以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对多因素模型中的关键变量采用Bootstrap重抽样(1 000次)计算稳健的风险比(HR)及95%置信区间(95% CI)。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减少不同治疗方式间基线差异带来的混杂偏倚,采用基于倾向评分(propensity score,PS)的逆概率治疗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IPTW)方法。通过标准化差异(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MD)评价加权前后协变量平衡性,SMD<0.1认为平衡良好。加权后采用Cox回归模型并结合稳健方差估计分析治疗方式与OS、PFS的关系。
为减少不朽时间偏倚,采用3个月landmark分析评估早期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与生存结局的关系:OS分析仅纳入随访≥3个月且在3个月时仍存活的患者,PFS分析仅纳入随访≥3个月且在3个月时未发生进展或死亡的患者,并自landmark时间点起计算后续生存时间。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及临床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102例患者。年龄中位数为78.0(
IQR:76.0 ~ 80.0)岁,其中≥80岁患者占27.5%。男性81例(79.4%),女性21例(20.6%)。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ECOG-PS)评分0 ~ 1分者占86.3%;临床分期为Ⅲ期的患者31例(30.4%)、Ⅳ期的患者71例(69.6%);PD-L1表达阴性8例(7.8%),低表达32例(31.4%),高表达23例(22.6%),未知39例(38.2%)。18例(17.6%)患者接受免疫单药治疗,84例(82.4%)患者接受免疫联合治疗,其中联合化疗者58例(69.0%),联合靶向治疗者18例(21.4%),联合放疗者8例(9.5%)。见
表1。
2.2 免疫治疗疗效及生存结局
截至2025年9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1.1(
IQR:10.7 ~ 37.2)个月。疗效达到CR的患者1例(1.0%)、达到PR的42例(41.2%)、达到SD的52例(51.0%)和达到PD的7例(6.9%)。ORR和DCR分别为42.2%和93.1%(
表2)。
生存分析显示,总人群的中位OS(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为27.9个月(95%
CI:21.0 ~ 34.9),中位PFS(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mPFS)为11.1个月(95%
CI:8.3 ~ 20.1)。见
图2。
2.3 生存结局的关联因素分析
为探讨不同临床因素对老年晚期NSCLC患者生存结局的影响,采用单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各变量与OS及PFS的关系。结果显示,年龄与OS显著相关(
HR=1.77,95%
CI:1.08 ~ 2.90,
P=0.023),提示80岁以上患者死亡风险明显增加。ECOG PS对PFS具有显著影响(
HR=1.90,95%
CI:1.04 ~ 3.44,
P=0.036),体力状态较差的患者更易发生疾病进展;其对OS的影响呈边缘统计学意义(
P=0.054)。性别、临床分期、吸烟史、家族史及合并症等均未显示与OS或PFS存在显著相关性(
P均>0.05)。见
表3。
为进一步明确影响老年晚期NSCLC患者生存结局的独立关联因素,构建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对OS和PFS进行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稳健性验证。在OS模型中,年龄≥80岁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HR=2.56,95%
CI:1.33 ~ 3.83,
P=0.003),经Bootstrap验证结果稳定(
HR_boot=2.34,95%
CI:1.38 ~ 4.27)。ECOG PS≥2分同样显著增加死亡风险(
HR=2.22,95%
CI:1.16 ~ 4.28,
P=0.017;
HR_boot=2.25,95%
CI:1.15 ~ 4.78)。与PD-L1阴性相比,PD-L1低表达与更好的OS显著相关(
HR=0.34,95%
CI:0.13 ~ 0.84,
P=0.019;
HR_boot=0.32,95%
CI:0.12 ~ 0.73)。在PFS模型中,ECOG PS≥2分为独立不良因素(
HR=2.09,95%
CI:1.14 ~ 4.78,
P=0.017;
HR_boot=2.14,95%
CI:1.11 ~ 4.74)。此外,二线及以上治疗患者PFS显著缩短(
HR=1.84,95%
CI:1.03 ~ 3.28,
P=0.038;
HR_boot=1.87,95%
CI:1.09 ~ 3.35)。见
表4。
2.4 免疫单药与免疫联合化疗的治疗效应
免疫单药组与免疫联合化疗组在多项基线特征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经IPTW加权后,两组有效样本量(effective sample size,ESS)均为9例。各基线变量的
P值均为1.000,且
SMD均<0.001,显示免疫单药组与免疫联合化疗组在年龄、性别、ECOG PS、临床分期、吸烟史、合并症、PD-L1表达及治疗线数等方面已实现良好平衡。见
表5。
在IPTW加权基础上,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不同治疗方式对PFS与OS的影响。主模型仅纳入治疗方式,双重稳健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校正年龄、ECOG PS、临床分期及治疗线数。结果显示,在PFS方面,主模型
HR为0.92(95%
CI:0.45 ~ 1.88,
P=0.812),双重稳健模型
HR为0.70(95%
CI:0.35 ~ 1.42,
P=0.328),均无统计学意义。在OS方面,主模型
HR为0.83(95%
CI:0.38 ~ 1.81,
P=0.633),双重稳健模型
HR为0.56(95%
CI:0.26 ~ 1.18,
P=0.128),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6。
2.5 不良反应及风险评估
102例老年晚期NSCLC患者中有88例(86.3%)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其中≥3级不良反应23例(22.6%)。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共47例(46.1%),其中≥3级13例(12.8%)。其次为肝功能异常29例(28.4%)、胃肠道反应18例(17.7%)、甲状腺功能减退或亢进17例(16.7%)以及肾功能异常13例(12.8%)。肺炎发生11例(10.8%),其中≥3级5例(4.9%)。少见但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心肌炎1例(1.0%,均为≥3级)和神经系统紊乱3例(3.0%),其中2例≥3级。皮疹发生11例(10.8%),≥3级1例(1.0%)。详见
表8。将患者按年龄分为75 ~ 80岁组与≥80岁组,比较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显示,在任意等级和≥3级不良反应方面,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8。
在102例患者中,共41例(40.2%)发生irAEs,首次发生时间的中位数为3.0个月(IQR:1.2 ~ 7.4个月)。分级方面,以1 ~ 2级为主,共31例(75.6%),3 ~ 4级共10例(24.4%)。在处理方式上,大多数患者无需调整原治疗方案,共65例(63.7%);37例(36.3%)因irAEs需要减量或停药处理。疗效结局显示,发生irAEs患者中,CR 1例(1.0%),PR 42例(41.2%),SD 52例(51.0%),PD 7例(6.9%)。见表10。
本研究通过3个月landmark分析评估了早期(≤3个月)irAEs与预后的关系。结果显示,早期irAEs的发生与患者的生存结果并无显著相关性,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31);在PFS方面,两组的表现高度趋同(P=0.955),表明在免疫治疗初期(3个月内)是否出现irAEs,并不能作为预测患者OS或PFS的临床指标。
3 讨论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102例年龄≥75岁的晚期NSCLC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临床资料,结果显示,人群的mOS达到27.9个月(95%
CI:21.0 ~ 34.9),mPFS为11.1个月(95%
CI:8.3 ~ 20.1),ORR与DCR分别为42.2%和93.1%。值得注意的是,mOS超过了中位随访时间(21.1个月),这表明部分患者能够从免疫治疗中获得持久临床获益。上述结果与多中心临床试验中整体人群的生存结局相当(mOS约20 ~ 30个月)基本一致
[15-16],验证了ICIs在老年群体中的有效性。在一项涵盖了来自14个国家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中
[17],接受免疫单药治疗患者的mOS为27.5个月(95%
CI:22.8 ~ 31.3);在卯云烨等
[18]的研究中,≥75岁患者在接受了免疫联合化疗后的生存期可达27.9个月。本研究结局展现出相似的临床获益,mOS同样可近28个月,提示在严格筛选体能状态良好、合并症可控的高龄患者中,ICIs可实现持久的生存获益,为≥75岁晚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提供了关键的真实世界证据。
进一步分析显示,患者预后存在显著异质性。年龄≥80岁患者的OS明显缩短,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证实其为独立关联因素(
HR=2.56,95%
CI:1.33 ~ 3.83),经Bootstrap验证后结果稳定,与Lee等
[19]研究中提示80岁以上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未观察到生存获益结果相似。同时,ECOG PS≥2分亦与OS和PFS不良结局显著相关,提示功能状态在≥75岁患者预后评估中的核心地位。一项基于真实世界研究的Meta分析也提示ECOG PS≥2分可作为ICIs治疗晚期NSCLC患者的预后关联因素
[20]。本研究还发现,年龄≥80岁患者对OS的风险增幅明显高于其对PFS的影响,可能与超高龄患者疾病进展后体能快速衰退、合并症加重及后续治疗耐受性不足有关,初始疾病控制未能充分转化为长期生存获益,临床需加强该亚组的全程管理
[21-22]。
在治疗策略方面,经ATO-IPTW加权后,免疫联合化疗在OS和PFS方面均未显示出较免疫单药显著的生存获益。在日本的一项纳入了1 245例NSCLC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
[23],ICIs与化疗联合治疗在75岁及以上患者中未改善生存率。国际专家小组会议在意大利胸部肿瘤协会(the Italian Association of Thoracic Oncology,AIOT)上指出老年NSCLC患者中免疫联合方案与单药的OS无显著差异,但联合方案的安全性要重点防控
[24]。联合方案在提高抗肿瘤强度的同时,亦可能增加治疗复杂性及管理难度
[25]。本研究应用了ATO-IPTW加权,结果进一步支持,在高龄患者中强化治疗未必能转化为长期生存优势,临床决策需优先平衡疗效与安全性,对ECOG PS≥2分或合并症较多的患者可优先考虑免疫单药治疗。
本研究的AEs谱分析提示,≥75岁患者接受ICIs治疗仍需高度关注安全性问题。≥75岁患者任何级别AEs发生率为86.3%,高于部分临床试验数据(67.2% ~ 79.0%)
[8,26-28],这可能反映了临床试验严格筛选标准与真实世界患者群体的差异。不同年龄亚组间任何级别及≥3级AEs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严格评估下更高年龄并非必然面临更高AEs风险。irAEs总体发生率为40.2%,以1 ~ 2级为主(75.6%),3 ~ 4级占24.4%,与既往报道基本一致
[29-31],首次发生时间中位数为3.0个月,多集中于治疗早期。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了436名接受ICIs治疗的NSCLC患者,任意级别irAEs及≥3级irAEs的发生率在<75岁和≥75岁年龄组之间相似
[32]。本研究采用了3个月landmark分析,显示早期irAEs与OS或PFS无显著相关性,进一步指出irAEs尚不能作为稳定的生存预测指标
[33],临床需结合患者耐受性综合评估。建议治疗前完善基线评估,并在治疗初期提前进行疗效及安全性影像学复查
[34],以早期发现隐匿性毒性,平衡疗效与安全性。
本研究作为单中心回顾性分析,可能存在选择偏倚,样本量相对有限;PD-L1表达数据缺失率较高(38.2%),可能影响亚组分析效力;治疗方案异质性及回顾性AEs记录可能导致结论偏倚。尽管采用IPTW方法平衡了基线差异,但回顾性研究仍难以完全消除未测量混杂因素的影响,上述结论仍需在更大规模、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综上,本研究基于真实世界数据证实ICIs在≥75岁晚期NSCLC患者中总体安全有效,可实现较持久的临床获益。患者预后存在显著异质性,年龄≥80岁及ECOG PS≥2分是总生存期缩短的关联因素;经ATO-IPTW加权分析,免疫联合化疗未较单药显示出明确的生存优势。安全性方面,≥75岁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但整体可控,早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尚不能作为稳定的生存预测指标。临床实践中需充分评估患者功能状态与个体耐受性,制定个体化免疫治疗策略,以最大化患者获益并降低治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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