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血管瘤(hepatic hemangioma,HH)是最常见的肝脏良性肿瘤,多数患者无需干预
[1-2]。当病灶直径≥10 cm,或出现压迫症状、快速生长,甚至合并Kasabach - Merritt综合征时,往往需要积极治疗
[3-4]。目前,外科手术仍是此类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开腹肝切除术(open hepatectomy,OH)及腹腔镜肝切除术(laparoscopic hepatectomy,LH)等
[5-8]。尽管手术疗效确切,但其创伤较大、术中出血风险高且恢复周期较长,尤其在巨大肝血管瘤(giant hepatic hemangioma,GHH)中,上述问题更为突出
[9-11]。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热消融逐渐应用于肝血管瘤的治疗,并在直径<10 cm的大型肝血管瘤(large hepatic hemangioma,LHH)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12-20]。然而,对于GHH,现有指南及研究仍不推荐将热消融作为一线治疗手段,主要原因在于消融过程中可能诱发严重溶血反应,导致血红蛋白尿(hemoglobinuria,HbU),甚至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
[21-24]。其发生机制与瘤体内大量红细胞在高温作用下迅速破裂有关,且随着瘤体体积增大及消融时间延长,相关风险显著增加
[25-27]。
为降低消融相关风险,近年来有研究提出在热消融前联合经导管动脉栓塞术(trans-arterial embolization,TAE),以减少瘤体血供、降低热沉效应(heat-sink effect,HSE)并提高消融效率
[21,28-33]。在此基础上,TAE联合腹腔镜辅助微波消融(laparoscopic microwave ablation,LMWA)的“序贯治疗”策略逐渐应用于GHH,并显示出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不同治疗方式之间的比较,如消融与手术切除的疗效差异,而在统一治疗策略下影响疗效与安全性的关键因素仍缺乏深入探讨。
从理论上看,病灶的解剖位置可能是影响消融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肝包膜下(liver subcapsular,LS)病变位置相对表浅,可能更易散热并形成有效减压通道;而肝实质内(liver parenchyma,LP)病变周围组织包绕较多,局部热量更易积聚,可能增加热损伤及溶血反应风险。此外,不同位置病灶在热传导路径、局部压力变化及周围组织缓冲能力方面亦存在差异,理论上可能影响消融范围的可控性及术后恢复情况。目前针对上述问题的临床研究仍十分有限,相关证据缺乏。基于此,本研究在回顾分析不同解剖位置GHH患者标准化TAE+LMWA治疗的结局及术后疗效,旨在评估病灶位置对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影响,从而为GHH微创治疗策略的优化提供临床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21年11月至2024年8月于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接受治疗的GHH患者。纳入标准:(1)经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明确诊断为GHH;(2)年龄≥18岁;(3)肿瘤最大径≥10 cm;(4)接受完整的TAE+LMWA序贯治疗;(5)临床资料及影像学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良性或恶性肝脏肿瘤;(2)合并严重心、肺、肾等系统性疾病,无法耐受手术;(3)既往有肝脏手术史;(4)妊娠期患者;(5)围术期数据资料缺失;(6)采用非TAE+LMWA的其他治疗方式。本研究已经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编号:S2025-024-01)。
1.2 暴露因素
根据上腹部增强CT或MRI显示的病灶在肝脏内的解剖位置,将患者分为两组:LS组,病灶邻近或突破肝包膜;LP组,病灶位于肝实质深部,影像学显示瘤体未与肝包膜接触。病灶位置的判定由两名具有丰富经验的放射科医师根据术前影像资料独立评估,若存在分歧,则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所有手术均由同一名具有丰富经验的肝胆外科医师完成,以减少操作者差异带来的偏倚。
1.3 结局指标
主要结局指标为随访期间的疗效评价(完全治愈、临床治愈、未完全治愈)与消融区最大径变化;次要结局指标包括围术期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住院费用)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术后并发症的评估参考Clavien-Dindo分级体系
[34],并结合FIBIB并发症评价标准
[35],同时依据KDIGO标准对AKI进行诊断
[36]。鉴于热消融治疗的特点,本研究重点关注可能由热效应直接或间接引起且可能影响患者恢复及预后的并发症,包括:发热(体温>37.5℃)、贫血、胆漏、针道出血、胸腔积液、HbU及AKI
[37]。
1.4 协变量
其他指标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等);实验室指标(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凝血功能变化);瘤体特征。
1.5 手术方式
1.5.1 TAE
所有患者均于消融术前约3 d接受TAE治疗。经股动脉置入5F导管(Terumo Corporation,Tokyo,Japan),行选择性肝动脉造影以明确HH的供血动脉。随后使用微导管(ASAHI Corporation,Tokyo,Japan)对供血动脉进行超选择性插管,缓慢注入碘油(Guerbet Corporation,Paris,France)联合明胶海绵(祥恩泰,中国,杭州)作为栓塞材料,瘤体主要供血动脉血流信号明显减弱或消失,瘤体染色显著减退。术后行上腹部CT以评估栓塞效果。
1.5.2 LMWA
在全身麻醉下建立气腹,经腹腔镜充分暴露病灶,评估最佳穿刺路径。采用2 450 MHz双源微波消融系统(KY-2000双源落地式,康友医疗,中国),施源器配备内部冷却装置。消融功率及持续时间根据瘤体大小及术中反应进行个体化调整。为降低热消融相关溶血反应,在正式消融前,于预消融区域建立“气血流出孔”。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将一根微波消融针浅表插入瘤体,为高温气泡及无细胞性血红蛋白(hemoglobin,Hb)的排出提供通道,随后拔除该消融针,并在其邻近区域重新置入消融针开始正式消融。消融过程中,高温气泡及溶血产物可经减压通道逸出,从而减少其进入体循环的风险。在腹腔镜直视及术中超声引导下,根据瘤体的三维形态进行多平面、多角度重叠消融,类似球形消融区的连续叠加,以实现对整个瘤体的三维覆盖。为降低残留病灶风险,在完成主体消融后,对GHH与周围正常肝组织的交界区域进行锁边消融。术中以瘤体质地均匀变硬及超声下高回声改变作为即时判定依据。消融结束后,对消融区域及穿刺通道进行充分冲洗和检查,确认止血满意且无胆汁渗漏。术后通过增强CT或MRI确认消融区内无强化残留。
1.6 围术期管理
为降低热消融相关严重溶血反应及AKI的发生风险,所有患者在TAE+LMWA治疗过程中均接受标准化围术期水化管理,包括术前、术中及术后3个阶段。术前:TAE术后、LMWA术前12 h开始,给予等渗晶体液扩容,并联合5%碳酸氢钠溶液碱化尿液,维持充分尿量,使患者处于轻度水化状态。术中:在全身麻醉下持续静脉补液,根据血流动力学参数及尿液状态(尿液颜色及尿量)调整输液策略。术后:持续水化24 ~ 72 h,根据尿量及肾功能变化调整补液方案,并监测电解质水平以避免水、电解质紊乱。
1.7 疗效评价标准
完全治愈:复查影像学显示消融区内未见明显强化灶;临床治愈:存在残留病灶但随访期间体积稳定、无明显增长,且无相关临床症状;未完全治愈:随访期间残留病灶持续增大,需考虑再次干预。有效治愈率=(完全治愈例数+临床治愈例数)/接受TAE+LMWA治疗的患者总数×100%。
1.8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M()]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基线特征
2021年11月— 2024年8月共202例GHH患者在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住院接受治疗,排除126例(接受其他治疗方案117例,术后检验数据丢失6例,术后影像资料丢失3例),最终本研究共纳入患者76例,男24例(31.5%),女52例(68.4%)。
LS组59例,男17例,女42例,平均年龄(48.4±9.3)岁;LP组17例,男7例,女10例,平均年龄(47.1±7.5)岁。两组在年龄、性别及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血管瘤数量、最大径及位置等方面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P>0.05)。此外,两组术前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及凝血功能指标比较均未见显著差异(
P>0.05)。见
表1。
2.2 患者围术期情况
术中两组失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时间LS组略长于LP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恢复方面,两组在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2。
2.3 术后实验室指标变化与并发症发生情况
与术前相比,两组术后均出现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转氨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及D-二聚体水平升高,以及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白蛋白水平下降,但所有这些指标的变化幅度在LS组与LP组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见
表3。
总体并发症发生率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而言,LP组术后低热(体温≤38℃)发生率(47.0%)高于LS组(27.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19)。两组在贫血、低白蛋白血症、尿血红蛋白、急性肾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4。
2.4 术后随访与疗效评价
所有患者均完成术后12个月随访,疗效评价结果见
表4。术后1、6、12个月,两组术后消融区域最大径均较术前显著缩小,且各时间点瘤体缩小程度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典型病例影像学对比结果见
图1。至术后12个月,LS组所有患者(59/59,100%)均达到影像学完全治愈;LP组有1例患者因残留病灶进展接受再次消融,其余16例(16/17,94.1%)达到完全治愈。两组“有效治愈率”(完全治愈+临床治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24)。
3 讨论
随着微创治疗理念在肝胆外科领域的不断发展,如何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扩大消融技术在GHH中的应用范围,逐渐成为当前研究关注的重点。本研究基于标准化TAE+LMWA的“序贯治疗”策略,并结合“气血流出孔”技术,重点探讨了不同解剖位置GHH在该治疗模式下的临床结局差异。结果显示,在统一治疗策略及规范化围术期管理条件下,LS组与LP组在术后疗效、围术期恢复及总体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提示病灶位置对TAE+LMWA治疗的短期安全性与疗效无显著影响。
本研究结果与近年来GHH微创治疗的发展趋势一致。Qu等
[17]提出的“三步法”射频消融通过消融供血动脉并联合瘤内抽血,有效降低瘤体血容量及热负荷,从而减少溶血相关并发症,其完全消融率达86.5%。尽管其采用经皮RFA而非LMWA,但其通过降低瘤内压力与血供以提高安全性的核心理念,与本课题组所采用的减压通道策略具有一致性。Gao等
[21]专家共识系统总结了HH消融治疗的适应证、技术要点及并发症防控策略,并对大体积及巨大病灶进行了专门讨论。尽管GHH较LHH风险更高,但在血供控制与能量传递等方面具有相似机制,可为TAE+LMWA的“序贯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Hu等
[7]证实了微创手术在GHH治疗中的优势,而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微创理念拓展至消融领域。基于不同解剖位置患者在治愈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方面结果一致,为序贯治疗在GHH中的可行性与安全性提供了初步临床证据。
本研究按照病灶解剖位置将GHH患者分为LS组与LP组,对比分析显示,两组在围术期恢复情况、实验室指标变化及总体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该结果提示,在标准化TAE+LMWA的治疗策略下,GHH的解剖位置并未对短期疗效及安全性产生显著影响。从理论上讲,病灶位置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消融效果。肝包膜下病变位置相对表浅,可能更易散热并获得有效减压;而肝实质内病变周围组织包绕程度更高,局部热量更易积聚,理论上可能诱发更强烈的炎症反应或溶血反应,然而并未观察到上述差异在临床结局层面产生显著影响,提示相关风险可能已被“序贯治疗”及技术改进所抵消。
本研究采用TAE+LMWA序贯治疗策略结合“气血流出孔”技术对消融过程进行了进一步优化。HH本质上是一种由畸形扩张血管构成、内部充满血细胞的病变。在HH的热消融过程中,高温作用于富含红细胞的异常血管腔结构,可导致大量红细胞瞬时破坏并释放游离Hb。当其生成量超过机体清除能力时,可引发HbU并进一步导致AKI。TAE通过减少瘤体血流负荷,为后续消融提供低灌注环境,从源头降低溶血产物的生成。而“气血流出孔”技术在消融过程中为高温气泡及无细胞性Hb提供低阻力释放通道,减少其进入体循环的机会,从而在多个环节降低溶血反应及AKI的发生风险。这不仅有助于控制术中出血,还可能降低HSE,从而提高LMWA的有效性和可控性
[18,38]。
尽管LP组发热发生率略高于LS组,但两组在溶血相关并发症及AKI发生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支持了该技术在降低热相关并发症方面的潜在价值。尽管整体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仍观察到2例术后AKI病例,提示该并发症在GHH消融治疗中仍需高度警惕。既往研究表明,高温热效应可导致大量红细胞被破坏,释放无细胞性Hb。当其生成量超过肾脏清除能力时,可在肾小管内沉积,诱发HbU并进一步发展为AKI
[39]。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AKI患者在及时给予充分补液、碱化尿液及必要的血液净化治疗后,肾功能均逐渐恢复,随访1年未见持续性肾功能损害。这一结果提示,在严格管理和早期干预条件下,TAE+LMWA相关AKI具有一定的可逆性,风险总体处于可控范围内。
研究结果提示术后短期内部分肝功能指标(如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γ-谷氨酰转移酶及胆红素)出现一过性升高。该现象并不等同于实质性肝功能损伤,更可能与局部热效应及组织凝固变性有关
[40]。一方面,微波消融过程中可出现类似“河流效应”(river-flow effect,RFE),即多余热量沿门静脉系统传导至周围肝组织,造成局灶性肝细胞损伤
[41];另一方面,消融区内肝细胞坏死后释放的胞内酶进入血液循环,也可导致血清生化指标暂时升高。结合既往研究及本研究随访结果,上述变化多在术后7~10 d内逐渐恢复至基线水平,未对长期肝功能造成不良影响
[42-43]。因此,TAE+LMWA术后短期肝功能指标异常更应被视为一种可预期的生理反应,而非治疗失败或严重并发症的标志。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回顾性、单中心研究设计可能存在选择偏倚,限制了结果的外推性。其次,未设置传统消融方式或未采用减压通道技术的对照组,尚难以量化评估各项技术改进在安全性提升中的独立贡献。第三,LP组病例数量相对较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组间比较的统计效能。
综上所述,本研究系统评估了GHH病灶位置对TAE+LMWA的序贯治疗安全性及疗效的影响,并为消融相关并发症的防控提供了新的技术思路。未来仍需开展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以进一步验证该治疗策略的长期疗效及安全性,并明确其在GHH治疗体系中的适用范围。TAE+LMWA术式在严格管理和技术优化条件下,可作为GHH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治疗选择,其适用性不应仅依据瘤体大小,而应结合综合评估加以审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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