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先秦时期海岱地区人居聚落选址营建的影响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sit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settlements of Haidai Region in Pre-Qin Period

摘要

以海岱地区为研究区域，广泛收集区域内先秦时期的人居聚落遗址点并建立数据库，结合SRTM DEM数据，利用ArcGIS 10.7软件对先秦时期（600~2.1 ka BP）9448处人居聚落遗址的高程、坡度、坡向、河流水系等地理因素进行分析，探索该区域内遗址点时空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1）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人居聚落发展经历了一个高程上由高到低、地形上由山地至平地、空间分布上由少到多短期回落后再次增长的历史过程。2）各时期遗址点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主要分布于海拔0~150 m的高程区间，以0~50 m区间最为集中，并且均倾向于2°~15°的起伏坡度，以15°以内的平地至斜坡最为集中，且遗址点集中分布于平地（-1°）和东南至西南（112.5°~247.5°）的坡向区间。3）先秦时期海岱地区日常人居活动半径约为3~4 km，人居聚落选址与河流紧密相连。综合来看，地理环境对各时期遗址点的分布变化影响密切，也反映出先秦时期海岱先民对地理环境的空间认知与利用已具有较高水平。

Abstract

Taking Haidai region as the study ar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levation， slope， slope direction， river system， and other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9 448 residential settlement sites in Pre-Qin Period （600-2.1 ka BP），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site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y collecting the residential settlement sites of Pre-Qin Period extensively and establishing a database of the region， combining with SRTM DEM data， and using ArcGIS 10.7.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Haidai Region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went through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elevation from high to low， terrain from mountainous to flat， spatial distribution from small to large， then decreasing and continuing to increase.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levation range of 0-150 m above sea level， with the range of 0-50 m being the most concentrated and inclined towards undulating slopes of 2°-15°. The range from flat land to slopes within 15°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slope direction range of flat land （-1°） and southeast to southwest （112.5°-247.5°）. 3）The daily human activity radius of Haidai Region in Pre-Qin Period is about 3-4 km， and the residential settlement sit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iver. Overall，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as a close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of site loc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also reflecting that the spatial cogni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y the predecessors in the Haidai Region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were already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先秦时期 / 海岱地区 / 遗址点 / 地理环境 / 人居聚落

Key words

Pre-Qin Period / Haidai Region / archaeological sites /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 residential settlements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因素，社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人地的互动关联，而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人类的日常生产生活和居住。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变化的响应，是当下人地关系的研究热点。重新回顾早期人类聚落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内在联系，追本溯源地探寻古代聚落的时空分布及历史演变规律，对更好地理解与认知古代人地关系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海岱地区人居聚落遗址的研究，目前学界以考古学为主，重点关注这一地区在传统考古学视角下的古遗址研究^［1-3］，或针对中国早期文明构建过程中的历史文化交流状况进行研究^［4-6］。关于这一地区早期人居聚落营建的研究，主要以具体的代表性典型遗址为解析对象^［7-9］。总体来看，前人的研究成果丰硕，基本聚焦于具体的遗址点进行深入的专业解析，但对区域人居整体发展演变以及人居营建与地理环境的关联性研究相对不足。近年来，相关学科通过量化分析研究古代遗址的空间选址、分布状况等^［10-11］，同时针对古遗址在区域空间中的演化分布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影响因子之间的关联影响进行深入研究^［12-13］，为本文提供了扎实的研究前导和量化方法参考。

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先秦时期¹这一历史时段，借助Arc GIS10.7对海岱地区开展人居聚落发展演变研究，探讨各时期人居聚落遗址的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空间关联。以期能够基于宏观视角，通过对先秦时期海岱地区人居聚落发展演变特征的系统梳理，厘清这一地区人居聚落的历史演变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研究基础。

1 研究区域、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文讨论一个在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界中不常被关注的区域空间单元——海岱地区（图1）。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是黄河下游的重要区域，对中国国家地理空间格局、中国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影响深远。该地区具有独立连贯的人居发展序列，自史前至今人类文化活动繁盛。海岱地区城市（聚落）营建历史实践漫长，聚落遗存丰厚，为探索区域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优良的历史条件与研究基础。本文所讨论的“海岱地区”在地理空间范围上与考古学提出的“海岱文化区”略有不同，范围不涉及渤海以北的辽宁半岛和河南中、南部区域。总体以山东省为主，包含河南省东部、安徽和江苏两省的北部部分地区（33°14′09″~38°32′39″N，114°49′27″~122°42′39″E），全域东西长约753 km，南北长约580 km。该区域以黄淮海平原和山东低山丘陵为主要构成，全区北、西、南地势平坦，以平原为主，中、东部以鲁中南和山东半岛的低山丘陵为主。其中，北部是以黄河为主的相关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方注入渤海时所形成的鲁北平原及三角洲；西部基本为黄河下游冲积扇平原，从北到南大致以山东阳谷、菏泽东部的鲁西湖洼低地至江苏徐州为界^［14］；南部以黄淮平原为主，以古淮河为界，主要包含徐州、宿迁和连云港等地，是淮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部的低山丘陵区，属扭动构造体系所形成的北北东走向的新华夏构造带^［15］，向北基本以小清河为界；向西大致以京杭大运河及其串联的河湖东岸为界；南界则是微微向南倾斜的剥蚀平原，最后没入黄淮冲积平原；东部以半岛形式突出于渤海和黄海之间。海岱地区基本位于各主要流域水系的下游，受温带季风气候影响，全区降水较为充沛，区域河流与湖泊较密集，水系相对发达。除黄河、淮河等一级河流以外，还有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中小河流遍布境内，基本以鲁中南和半岛低山丘陵区为源头，向外辐射流出，或汇入主河道或直接注海。相关学者曾以山东省省域范围进行过历史时期上的湖泊数量统计，可查的大中型湖泊至少有78处^［16］。目前较大的湖泊有山东济宁的南四湖²、山东泰安的东平湖、山东滨州的麻大湖、江苏宿迁的骆马湖和洪泽湖（部分）等。

1.2 研究数据

海岱地区的人居历史源远流长，远古时期便有人类在此活动的遗迹，距今约60万年的骑子鞍山遗址（山东沂源）是海岱地区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考古实证，被学界确认为“沂源猿人”^［17］。其后的新石器时代，从距今约8 500年的后李文化时期开始，经北辛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岳石文化时期→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进入秦汉时期至今，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连贯的发展序列。因此，研究以这种连贯序列对其进行划分归类。

本文以“人居聚落”为主体研究对象，不包含同时期所发掘的古墓葬、手工业作坊、人工构筑物等遗址类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18］江苏^［19］河南^［20］安徽^［21］4个分册的人居聚落遗址点（下文均简称“遗址点”），在此基础上通过检索相关文献资料、考古报告以及实地调研等，进一步增补扩充了诸多新发现、新公布的遗址点。截至目前，综合统计所得先秦时期具有海岱考古学文化特征的遗址点为9 693处（表1），其中包含至少30处新石器时期内尚不能确定具体年代的遗址点。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得遗址点并不完全在本次研究的海岱地区范围内，部分遗址点作为区域一段时期内影响力与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存在于海岱地区以外，如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发展势头强盛，向外不断扩张输出并直接影响了其他邻近区域古遗址的文化特征，如河南省的驻马店唐岗遗址和姜黄庄遗址、信阳周庄遗址等作为湖北屈家岭文化古遗址，却含有浓厚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

同样，在辽东半岛也存在此类情况，如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和吴家村遗址、大连双坨子遗址、郭家村遗址等。由于此类遗址点不在本次研究范围内，不能被计入有效的研究样本中。因此，最终实际有效的遗址点研究样本为9 448处（图2）。

由表1和图2可知，先秦时期海岱地区遗址点数量变化整体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大汶口文化时期（6.5~4.5 ka BP），遗址点数量第一次明显增多，直至龙山文化时期（4.5~4.0 ka BP）数量达到第一次峰值。其后的岳石文化时期（3.9~3.6 ka BP）数量却急剧下降，这可能与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气候变化关联密切^［22-23］。殷商时期（3.6~3.0 ka BP）进入著名的青铜时代，社会的进步和自然环境的稳定带动了人口的增长，聚落数量再次呈现飞速增长趋势，这一趋势自殷商开始直至战国时期（2.4~2.1 ka BP）的1 000多年间基本稳定，变化不大。虽然在春秋时期（2.7~2.4 ka BP）略有下降趋势，这可能与东周以来的大小诸侯国相互兼并、战乱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有关。总体来看，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人居聚落遗址数量是不断增长的，这为后续的相关空间与环境分析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样本量。

1.3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的生成环境是先秦时期以前存在于这一区域内的古环境，结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看，沿海低山丘陵地貌在全新世变化不大，但黄淮海平原地区的河流湖泊变迁地貌变化十分显著^［24］。因此，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地理环境与现代环境相比，地形地貌关系基本清晰可辨，但部分地表水系变化较大，如黄河的历史性变迁、古代雷泽、巨野泽的干涸消失，以及小清河流域在晚全新世以来的湖泊衰退与消亡等^［25］。因此，针对水系主要提取自DEM数据的水文分析，结合现代河流位置与区域历史地图等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互证，综合校准河网水道的提取阈值，使之最大接近符合先秦时期主要水系的分布状况。

本文基于已获取的9 448处遗址点，探究影响先秦时期聚落选址的地理环境因素。基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数据类型（高程、坡度、坡向、亲水度等），运用GIS分析方法，精准定位并量化遗址点和地理环境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具体研究步骤如下：首先，对海岱地区12.5 m空间分辨率的SRTM DEM数据、地形地貌及水系分布在ArcGIS10.7下进行可视化展现；其次，依据DEM12.5 m等高线高程数据信息，按照考古文化序列分时段绘制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遗址点的分布图；最后基于人居环境视角，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遗址点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根据海岱地区实际地貌类型和海拔特点将研究区域高程划分为0 m、［0，50） m、［50，100） m、［100，150） m、［150，200） m、［200，300） m、［300，500） m和≥500 m这8个级别，统计先秦时期遗址点在不同高程分级中的数量与状态分布。依据国际地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地貌调查与地貌制图委员会关于地貌详图应用的坡地分类来划分坡度等级，规定：［0°，0.5°）为平地；［0.5°，2°）为微斜坡；［2°，5°）为缓斜坡；［5°，15°）为斜坡；［15°，35°）为陡坡；［35°，55°）为峭坡；［55°，90°）为垂直壁这7种类型，利用ArcGIS10.7对各时期遗址点的选址坡度与坡向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利用ArcGIS10.7在10 km区间的河流水系范围内，按间隔1 km的距离建立缓冲区，对各时期遗址点距河流远近及其在缓冲区内的分布状况进行分析总结。

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1）遗址点的时间发展变化特征，分析遗址点在时间轴线上的分布状况与数量变化态势；2）遗址点的横向空间发展变化特征，分析在地形地貌与水文条件等实际自然环境影响下遗址点的分布特点；3）遗址点的竖向空间发展变化特征，主要分析遗址点在地形影响下的高程、坡度、坡向等分布状况。最后，通过总结研究区地形与水文特征结合文献资料，探讨先秦时期遗址点的空间分布与选址的定量规律，同时尝试探究地理环境对遗址点的选址与分布影响以及潜蕴于早期地理空间中的认知状况和人居环境营建逻辑。

2 结果分析

2.1 地形高程影响下的遗址点分布特征

海岱地区的地貌类型相对简单，主要为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域内的平原海拔高程起伏相对缓和，低山丘陵海拔高程起伏相对较大（图3）。

总体来看，各时期遗址点在高程区间的分布上保持统一趋势，即86%的遗址点主要集中于0~150 m的高程区间。其中，0~100 m的高程区间最为集中，占整个区域总遗址点的71%，海拔越高，遗址点相对时代越早，数量越少。结合空间分布来看，遗址点整体上集中于鲁中南低山丘陵区北部、东部和南部，基本上为海拔0~100 m的山前平原地带，且受季风影响，降水量最为充沛。此外，在西南部的平原区域也出现了相对集中的遗址点聚居区，其具体地域范围是以现今山东省菏泽市为主的鲁西南地区，推测这一区域虽为平原，但相对周边地势较高，又接近大河湖泊，有利于开展渔猎等生产生活。从图3可以看出，海岱地区遗址点分布数量与海拔高度总体呈负相关，即随着海拔高度的增长，遗址点数量逐渐下降。遗址点在海拔［0，50）m的高程区间最集中，分布数量为4 289，占总数（9 448）的45%；其次为海拔［50，100）m与［100，150）m的高程区间，分布数量分别为2 461和1 425，各占总数的26%和15%；海拔［150，200） m与［200，300） m的高程区间，分布数量分别为698和440，各占总数的7.4%和4.7%；海拔［300，500）m的高程区间，分布数量为156，占总数的1.7%；而海拔低于0 m和高于500 m的高程范围中，分布数量分别为20和5，占比分别为0.2%和0.05%，遗址分布数量极少。

由图4可知，海岱地区各时期遗址点在空间分布上主要聚集于鲁中南和山东半岛的低山丘陵区。随着历史的发展，遗址点沿其山麓外缘逐步向周边地势低缓的平原地带辐射分散。其中，旧石器时期至后李文化时期，由于遗址点数量较少，总体分布趋势和发展规律不明显，但其依托自然地形的人居选址意图依稀可见。北辛文化时期，遗址点数量增多，开始呈现出向外辐射分散的发展趋势。其后自大汶口至战国时期，虽然在局部时段存在数量回落现象，但总体保持了增长趋势。

2.2 坡度、坡向影响下的遗址点分布特征

海岱地区的地貌构成主要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平原地区地势平坦，起伏变化较小，但鲁中南和半岛丘陵区的坡度存在较大差值变化。总体来看，遗址点的主要分布区间为［2°，5°）的缓斜坡，其次为［0.5°，2°）的微斜坡，［0°，0.5°）的平地和［5°，15°）的斜坡在数量上基本相等，差别不大。遗址点数量在［15°，35°）的陡坡区间呈急剧下降趋势，而当坡度大于35°时，遗址点数量仅为7（图5）。此外，在遗址点选址的坡向影响因素上来看，海岱地区遗址点并未出现明显的坡向倾向，总体相对均衡，遗址点选址基本集中在坡度小于15°，处于最有利于采光的东南至西南坡向区间。

由图5可知，遗址点分布于［2°，5°）的缓斜坡共计5 044处，所占比例达53%，这一坡度上的遗址点分布数量最多。［0°，0.5°）的平原共计1 206处，所占比例为13%；［0.5°，2°）的微斜坡共计1 628处，所占比例为17%；［5°，15°）的斜坡共计1 328处，所占比例为14%；［15°，35°）的陡坡共计241处，所占比例为3%；而坡度大于35°的遗址点为7处，分别为大汶口时期1、殷商时期1、西周时期2、春秋时期1、战国时期2；55°~90°的垂直壁因不存在样本，可忽略不计。

各时期遗址点分布的坡向相对平均，并未出现集中于某一坡向的分布倾向（图6）。结合总体遗址点的坡度规律来看，遗址点的选址主要存在于小于15°的“斜坡”以下。这类地形起伏较为平缓，总体难以出现因地势抬升而导致的采光障碍，因此遗址点的坡向选址基本符合北半球坐北朝南的采光范围与习惯。

由图7可知，正北坡向［337.5°，22.5°）最不利于采光保暖，因此选址相对最少。相反，由东南［112.5°，157.5°）至西南［202.5°，247.5°）的最佳采光范围成为遗址点的主要集中区间。

2.3 水文条件影响下的遗址点分布特征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的生产生活自始至终离不开对于水源的需求。在人类发展早期阶段对自然河流等水系的依赖尤为凸显。人类遗址与河流的距离是人地关系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26］，海岱地区河流水网密集，遗址点与河流水系的距离关联密切。各时期遗址点的分布趋势总体上呈现出离河流水系越远则数量越少，遗址点基本保持了“下降→平稳/回升→再次下降”的变化总趋势，波动范围以距河流水源3~4 km为空间约束半径。

由图8可知，自北辛文化时期开始，遗址点与河流水系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趋势变化，即遗址点数量由距河1 km开始逐步减少，至距河3 km降至第一低值后至4 km保持数量稳定，自6 km时降至第二低值，然后又出现数量反弹，至7 km达到一次顶峰后再次回落。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点整体数量增多，遗址点数量由1 km下降至3 km，随后又回升至4 km，其后数量保持平稳，至5 km又开始下降，下降至7 km后又逐步升高至9 km，其后再次下降。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人居遗址点数量达到第一次顶峰，这一时期延续了北辛至大汶口时期的变化趋势，先由1 km下降至4 km，其后平稳至5 km再次下降至7 km后数量又回升，至8 km处再次下降。岳石文化时期，虽然遗址点数量骤减，但总体趋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依旧是由1 km下降至4 km处结束，其后遗址点数量上升至5 km达到顶峰，然后再次下降。进入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遗址点变化趋势趋同，基本均由1 km下降至3 km后再次回升，至4 km时开始下降，至6~7 km处再次发生变化。

由图9可知，各时期遗址点的总体分布，主要依托鲁中南和半岛丘陵的前山平原地带，这一区域水源充沛，土地肥沃且地势相对较高，非常利于早期人类依托自然环境的聚居生存的需求。同时，这也印证了相关学者认为在尚未形成发达交通系统的社会中，人类居住地通常尽可能靠近它最需要的资源空间^［27］，河流无疑成为一种最为便捷的交通干线。此外，这一区域内除大量遗址点是依托淡水河流进行选址营建之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沿海岸线进行选址营建的聚落遗址点。在这些遗址点中，相对稳定的基本处于山东半岛南、北、东部的海岸地带，而渤海湾西南岸由于在各个历史时期受海侵与海退影响，海岸线变化较大，加之黄河等河流的泛滥、改道、淤积等因素，使得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因此人居遗址点数量较少且相对分散。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研究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先秦时期海岱地区遗址点精准定位并量化，解析其影响人居聚落选址营建的地理环境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性，从而探究以该区域为具体代表的华夏先民在早期萌芽至发轫阶段对人地空间关系的认知、理解与利用状况。

综合来看，古代地理环境对各时期遗址点的分布变化影响密切。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人居聚落发展经历了一个高程上由高到低、地形上由山地至平地的历史演变过程。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实践中逐步适应环境、认知环境并思考利用环境。聚落选址综合利用地理环境的构成要素，充分考量高程、坡度、坡向以及河流水系的最优邻近距离，高效发挥了天然的地形排灌优势，聚落的群体性与聚居性更加明显。这种自旧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近乎以万年计的聚落选址营建经验，在成书于这一时期最后阶段战国时期的《管子》中有所总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凡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28］。依托雄厚的历史营建经验，成为后世中国城乡建设的圭臬并影响至今，也彰显出先秦时期海岱先民对地理环境的空间认知与利用已具有极高的领先水平与影响力。

3.2 讨论

3.2.1 遗址点与地理环境要素的关系

1）研究发现时代越早，聚落选址高度越高，坡度越大，如旧石器时代偏早期的骑子鞍山遗址、跋山遗址、上崖洞遗址、扁扁洞遗址、桃花涧遗址等均位于［15°，35°）的陡坡；时代越晚，聚落选址高度越靠近山麓及平原区域，如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汶上辛庄遗址、西岗遗址、何官庄遗址等。纵观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天然的洞穴最利于栖居和庇护，低下的生产方式使其对高程较高的地理环境产生安全依赖。但地势较为平坦的平原台地，更加有利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初步推测倾向于山前较为开阔且具有一定起伏度的平原地带，既有利于接近水源发展农业，又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河流季节性泛滥的影响。至新石器时代的后李文化时期，从有限的21处后李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来看，选址以［0，50） m的高程区间占据17处的绝对数量。值得一提的是，从总体分布上看，除与后李文化同时期的泗洪县顺山集遗址、韩井遗址外，基本均集中分布在泰沂山系北麓山前平原地带的高岗区域，是何原因使它们大多集中于这一带？目前尚未明了。北辛文化时期，遗址点数量虽有一定的扩增，总体上规模不大。直至大汶口文化时期，气候更加稳定^［29］，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进入蓬勃发展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遗址点开始在平原地区增多，整体人居聚落选址的地理空间格局开始形成，并为其后续的龙山至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发展基础。从北半球的地理区位来看，能够最大利用日照条件的基本都是坐北朝南的布局倾向，这种选址朝向是出于人类宜居的需求本能，古今恒定，区别不大。

2）先秦时期的海岱地区人居生活半径基本以河流为中心向外不超过3~4 km，当超出这个范围后，人居聚落便会寻求该流域其他支流水系作为聚居点。同时关注到，遗址点虽然具有明显的亲水特征，但也与河流保持了一定距离，尤其是位于现今泰山北麓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区。推测这一区域因整体地势沿泰沂山系北麓向渤海湾倾斜，且平原地势平坦多低洼滩涂，境内河网众多，加之泛滥改道频繁，沿海时常发生海侵海退事件等多方因素，导致在这一区域的遗址点分布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加零散，难以出现大的集中聚居群落。这从当下山东省鲁北地区（大致以德州、滨州、东营等辖区范围为主体）的城乡建设发展状况上亦能窥见一二。

3.2.2 对当下城乡规划与建设的启示

先秦时期海岱地区漫长的人居营建历史实践，无疑积蕴了丰厚的智慧与经验，本文聚焦人地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运用GIS分析方法，通过对遗址点与地理环境要素之间关联性的量化分析，初步分析这一地区早期先民在应对自然环境时所做出的回应与策略。如在选址上，普遍倾向居住于海拔［0，100） m的山前平原地带，且以［2°，5°）的缓斜坡最为适宜，这种选择在处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无疑是最有利安全且生产高效的地形条件，而对于河流水系既保持了密切的亲水性，又与主河干道形成一定距离。这既是人类生存本能的抉择，也得益于此地长此以往在不间断的人居发展中所形成的基本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远古朴素的经验，在当今的城乡规划建设中依旧具备指导意义，如在城乡建设过程中是否首先充分考量了具体的人地关系？对于地形的起伏变化，是否有必要绝对地求平求整？对于河流水系等能否把控建设的临河尺度，是否一味地讲求傍水而居，抑或是避而远之？总之，规划建设大到城乡区镇，小到村户住宅，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最核心的人地关系。

当今中国城乡规划建设已进入提质阶段，海岱地区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及黄河下游的重要区域，始终处于发展的前沿阵地，城乡一体化、都市圈规划、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蓬勃发展。在当今海岱地区更为复杂的发展环境下，研究尝试追本溯源，探究涵育于本土的人居营建机制，找寻最朴素的人地关系演变动因，为当下海岱区域的城乡建设发展厘清源头脉络，以期为新时期城乡规划建设中人地关系的统一性与协调性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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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22YFC38035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21YJC76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