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经在我国的记录、发现与保存

Record， discovery， and preservation of palm-leaf manuscripts in China

摘要

贝叶经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以加工后的贝多罗树叶为材料书写或刻写的经文。贝叶经起源于古印度，后于历史时期传入中国，并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我国先民对贝叶经的制作材料已有清晰的认识。经考证，传世古籍中的“多罗”树应为贝叶棕（Corypha umbraculifera），而“贝多”树应为糖棕（Borassus flabellifer）。我国古典诗词中多次出现的“贝多”，已成为佛教经典的代名词。我国西北地区多地曾出土古代贝叶经的实物证据。新疆库车出土的鲍威尔写本与斯必策手稿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后者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贝叶经实物。另外，敦煌莫高窟内也曾出土贝叶经。贝叶经传入我国后，主要保存于藏地和云南西双版纳，并已得到了很好的整理。比较而言，我国内地保存的贝叶经相对较少。西双版纳与藏地贝叶经上的文字分别为刻写与书写而成，应该是与其保存条件相适应的。

Abstract

The palm-leaf manuscript is a treas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scripture written or engraved on the processed leaves of palm trees. Originating in ancient India， it was gradual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and reached a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in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ancestors ha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s used to make the palm-leaf manuscript. According to our study， the “Doro” （多罗） tree in ancient books should be talipot （Corypha umbraculifera）， while the “Beiduo” （贝多） tree should be palmyra （Borassus flabellifer）. The word “Beiduo”， which appeared many times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has become a synonym of Buddhist classics. Material evidence of ancient palm-leaf manuscript has been unearthed in many places in Xinjiang， among which Powell’s manuscript as well as Spitzer’s manuscript unearthed in Kuqa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with the latter being considered to be the earliest physical evidence of palm-leaf manuscript all over the world. In addition， ancient palm-leaf manuscripts were also unearthed in the Mogao Caves in Dunhuang， which was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 To date， palm-leaf manuscripts are mainly preserved in Xizang， as well as Xishuangbanna in Yunnan Province， where they have been well organized and protected.​ The characters on the palm-leaf manuscripts were carved and written， respectively， which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ir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贝叶经 / 贝叶棕 / 糖棕 / 传统工艺

Key words

palm-leaf manuscripts / talipot / palmyra /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贝叶”是指贝多罗树叶。其中“贝”源自梵语单词 （英译为Pattra），意为“叶子”。《佛学大辞典》中的解释为：“‘贝’者，叶之义，多罗（Tāla）树之叶，谓之贝多罗，三藏之经典皆记之。”^［1］《佛教大辞典》亦称，贝叶经是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2］。调查发现，贝叶经既有书写的，也有刻写的；其内容也不仅限于佛经，而是包罗万象，为古代各类知识的总结。综上所述，贝叶经（palm leaf manuscripts）是在棕榈科植物贝多罗树（主要为糖棕和贝叶棕）叶片上刻写或书写的、以佛经为主的经文（图1）^［3］。亦有部分经文书写在纸张、棉布、桦树皮上，或刻写在金属箔等之上，且装帧形式与贝叶经十分相似而被称为贝叶经式文献。一般认为，贝叶经起源于古印度，后沿不同的路径进入中国，现主要保存于云南西双版纳与西藏地区，对研究佛教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4］。本文将对贝叶经在我国古文献中的记录、在考古中的发现、在我国的收藏，以及贝叶经制作的原材料进行阐述。

1 古代贝叶经制作原材料的考证

据《佛教大辞典》，“贝多罗叶”词条的解释为“贝多罗树（梵文Pattra，学名Laurus cassia）之叶” ^［2］。该说很可能是受了《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的影响。《梵和》作者认为贝叶为Laurus cassia之叶^［5］。Laurus cassia为樟科植物肉桂的拉丁学名，并非制作贝叶经的原材料。经调研，印度、泰国等地制作贝叶经的所谓“贝多罗树”叶片均来源于棕榈科植物，且主要为糖棕（Borassus flabellifer）与贝叶棕（Corypha umbraculifera）。另外，贝叶棕属的塔利拉棕（Corypha taliera）、高大贝叶棕（Corypha utan=C. elata）与莱康特贝叶棕（Corypha lecomtei）有时也用来制作贝叶经，但后二者仅限于泰国至越南一带^［6-8］。

多罗树是佛教的圣树。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多罗树的图像也传入古代中国。例如，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内，有僧人执贝叶经的画面^［9］。甘肃永靖炳灵寺的唐代洞窟中，主佛头顶绘华盖，背项光两侧各绘一株多罗树^［10］。在甘肃泾川县西王母宫石窟的壁画上，有释迦与众释种试斫多罗树的画像^［11］。上述多罗树从外观上看均为棕榈科植物。除图像外，传世典籍中也有对贝多罗树的记载。《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第二》中有“多罗树者，传云：形大叶狭长，即贝多罗叶，西国书此树叶。”^［12］《大唐西域记》卷一一《二十三国·恭建那补罗国》曾记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13］据传，古印度高僧常在多罗树下讲经说法。《法显传·贝多树》一节中记载狮子国中有“其国前王遣使中国，取贝多树子，于佛殿旁种之。高可二十丈……”^［14］。由此可见，先贤对贝多罗树有“多罗”与“贝多”之称。日本学者水谷真成^［15］将《大唐西域记》中的多罗树译为Tâla，并考证为糖棕。该说可能是受了法国学者儒莲（茹理安，Stanislas Julien）的影响^［16］，但多数学者将其考证为贝叶棕^［17-18］。那么，上述文献中的“贝多树”与“多罗树”是否为同一种植物？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力叉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贝多，三者部阇婆力叉贝多。多罗、多梨并书其叶，部阇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力叉者，汉言树叶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19］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任王护国陀罗尼经》中有“贝多，西国树名也，其叶可以裁为梵夹，书寓坟籍。此叶粗厚，硬而难用。若书多以刀画为文，然后置墨，为叶厚，故也。不如多罗树叶，薄耎（软）光滑，白净细好，全胜贝多。其多罗树最高，出众树表，若断其苗，决定不生，所以诸经多引为喻。此等形状叵似棕榈，五天皆有，不及南印度者为上。《西域记》中具说。其梵夹叶数种不同，随方国土。或用赤桦树皮，或以纸作，或以兽皮，或以金银铜叶，良为诸土无纸故也。”^［20］由此可见，尽管古人缺乏植物分类学知识，但是仍能将多罗树与贝多树分开。

如据《酉阳杂俎》，用树叶制备书写材料的仅为多罗、多梨2种，而第3种为某种树皮；如按《任王护国陀罗尼经》，制作贝叶经的树种也仅为多罗与贝多2种。其中多罗树叶光洁且柔韧性强，是制作贝叶经的首选；贝多树叶厚且粗糙，仅适合刻写。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描述。他们认为，贝叶棕叶片柔韧且质量高，可与纸张媲美，适于书写；糖棕叶片粗糙且厚度大，仅适于刻写且不利于远距离传输^［21-22］。古今文献异曲同工，彰显着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同类植物表征认识的一致性。如按此推定，古代文献中的多罗树应为贝叶棕。《一切经音义》之《玄应音义》卷第二十三对《广百论》中“多罗果”的解释为“其树形似棕榈，直而高耸，大者数围。花白而大，若捧两手。果熟即赤，状若石榴。生经百年，方有花果。旧言贝多，讹也。”^［20］据《中国植物志》记载，贝叶棕属植物的生命周期约为35~60年，花乳白色，仅开花结果一次后即死去^［23］。因此，贝叶棕属植物的花果并不常见。综上所述，古之多罗树，与今之贝叶棕属植物，尤其是贝叶棕更为接近。

依次类推，《酉阳杂俎》中“此叶粗厚，硬而难用”之“贝多”，与今之糖棕更为接近。但是，Hoernle^［24］对印度的多份贝叶经进行了调查，发现先期的原材料均为贝叶棕，且晚至16世纪末才出现糖棕叶片制品。因此，Hoernle认为利用糖棕制作贝叶经的历史相当短。有学者认为，糖棕在东南亚、南亚与非洲均有自然分布^［25］；亦有学者认为，糖棕属于外来植物，其祖本位于非洲^［26］。但是，考古学家曾在泰国南部宋卡省（Songkhla Province）的一个1500年前的遗址内发现过糖棕的花粉^［27］。对柬埔寨吴哥博瑞（Angkor Borei）的一个古代寺庙遗址中的水渠所进行的孢粉学分析结果表明，7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有糖棕分布^［28］。因此，糖棕自古以来在印度次大陆及东南亚都有分布，并不是近几百年来才出现的舶来品。

大约在1030年，波斯学者阿尔·比鲁尼（Albīrūnī）记录到“在（古）印度中部，有一种树既像棕榈树，又像椰子树。它的果实味道好；它的叶子约一肘长（本文作者注：肘也称为腕尺，cubit，约为45～55 cm），三手指宽。这些叶子被称为târy。人们在叶子上写字，然后在叶片中间打一个孔，并用绳子穿起来，一页页的捆扎在一起。”^{［21， 29］}从描述内容来看，用于贝叶经制作的树种无疑为糖棕或贝叶棕。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描述了果实的味道。民族植物学研究表明，贝叶棕的果实并不常见，且成熟种仁有毒不能食用^［23］，而糖棕的果实具有相当的食用价值^［30］。因此，Albīrūnī所描述的植物当为糖棕。

综上可知，《酉阳杂俎》中的贝多树可释为糖棕。有学者认为，塔利拉棕叶片厚度与贝叶棕相似^［6］；也有学者认为塔利拉棕叶片厚度大，硬度高，与糖棕相似^［5］。目前，塔利拉棕已经绝灭，且绝灭前也仅分布在孟加拉国一带，范围相当有限^［31］。研究表明，在印度及东南亚诸国，一般用糖棕、贝叶棕和塔利拉棕制作贝叶经，而在印度南部，仅用糖棕和贝叶棕制作贝叶经^［32］。正如Freeman^［7］所述，在鉴定贝叶经制作材料的种类时，贝叶经的来源也应考虑在内，毕竟用于制作贝叶经的一些树种的分布范围是有限的。综上分析，塔利拉棕既不应为古文献中的多罗树，也不应为贝多树。

2 历史文献中的贝叶经

据传世文献记载，早在东汉永平十年（67AD），已有域外高僧携带梵文贝叶经来到洛阳，开创了贝叶经进入我国的先河^［33］。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贝叶经辗转传入我国内地，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隋代杜宝《大业杂记》中，有朝廷组织高僧翻译贝叶经的记录。另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从古印度共带回佛经五百二十夹，共六百七十五部。另据该书第三卷和第六卷分别记载有“经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讫，书之贝叶，方遍流通”“丁卯，法师方操贝叶开演梵文……”^［34］。唐高宗李治撰《皇太子臣治述圣记》曰：“恩加朽骨，石室归贝叶之文。”^［35］因此，这些佛经均应为贝多罗叶梵文经典。为表达对唐太宗的感激之情，玄奘在《谢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中写道“遂使给园精舍，并入提封；贝叶灵文，咸归册府。”^［36］

至10世纪末，北宋佛教复兴，中印佛教交流活动频繁。官方派出使团或僧侣自发至古印度朝圣，求取贝叶真经。据《宋史·天竺传》记载“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37］同样，来自印度和中亚诸国的僧侣前赴后继，带来了包括贝叶经在内的数种佛教珍品，并引发了翻译佛经的热潮^［38］。

我国古典诗词中也常有贝叶经出现。唐李商隐于约大中元年写就的《题僧壁》中有“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中有“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诗人被贬永州后，抛却宦场沉浮，热心诵读佛经。由此可见，此处的“贝叶书”不似真正的贝多罗叶片制作的经书，而应为佛经的代称。孟郊《赠文应上人》中有“经文开贝叶，衣制垂莲秋。”上述古诗中，“贝叶”“贝多”等词汇已俨然成为佛经的代名词，显示出上层知识分子对贝叶经已熟稔于心。

3 考古调查或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贝叶经

除文献记录外，我国也曾出土古代贝叶经的实物证据。19世纪末，一些挖宝人在新疆库车某个遗址发现了一夹桦树皮写本的贝叶经式文献。该写本后来交到英国中尉鲍威尔（Hamilton Bower）手中，史称鲍威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该写本后来送到时任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总干事的德裔英籍梵文专家霍恩雷（August Friedrich Rudolf Hoernle）手中，成为霍恩雷藏品（Hoernle collection）的一部分^［39］。据解读，该写本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初^［40］。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曾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发现大量手稿、塑像及贝叶经残片^［41］。同样，斯坦因在新疆若羌米兰遗址也曾发现过贝叶经^［42］。不过，格伦威德尔和斯坦因发现的所谓“贝叶经”均为纸质，但其呈细长条形，且中央穿孔的形制与梵夹型较为一致^［43］。2003年，我国国家图书馆入藏了一批来自和田地区的非汉语类写本文书，多来自唐代或更早。这些文书均为纸质，梵夹装^［44］。

德国探险家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906年在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Kizil Ming-öi）发现一批写在贝叶（talipot-palme）上的梵文著作，即后来的斯必策手稿（Spitzer manuscript）。该手稿曾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吐鲁番出土^［45］。事实上其为勒柯克在第2次德国吐鲁番考察（the secon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时获得的，而其考察地点包括但并不仅限于吐鲁番。据清点，这批贝叶经达千余片，其中有编号的400片以上^［46］。德国梵文学家亨利希·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其中的144片进行了整理研究，发现其由3部佛教戏剧剧本残卷组成。之后，吕德斯出版了专著《佛教戏剧残本》（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基于书写特征，吕德斯认为这些贝叶经无疑源于古印度^［47］。综合¹⁴C年代学测定以及文稿内容分析，斯必策手稿的成书年代被认为是3世纪中叶^［48］。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贝叶经实物。大英图书馆内另藏有9小片可能购于新疆和田的贝叶经。这些贝叶经亦为霍恩雷收集品的一部分^［49］。除此之外，贝叶经在新疆尚有零星发现。20世纪3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若羌且尔乞都克古城西北隅，可能为某寺庙大殿靠近墙壁的堆积处，发现了写在贝叶及纸片上的梵文。经鉴定，这些梵文写于4世纪前后，可能为佛教经典^［50］。上述贝叶经的发现，反映了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的进程，映射出丝路上曾经孕育的绿洲文明。

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盗取过一些贝叶经，并附有部分照片。其中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计69页（编号Ch.0079a），均写在真正的贝叶（palm leaves）上。从字体来看，其应在古印度书写，并很可能经由西藏传入^［42］。敦煌研究院等多处机构藏有敦煌藏文文献，部分源于莫高窟藏经洞内的吐蕃文献，部分源于元、明、清三代的藏文文献，分别来自民间、寺庙或政府收藏。部分为卷轴装，部分为梵夹装。其中后者形制与贝叶经相同，亦为长条形，中间有两枚开孔，但其材质均为纸质而非贝多罗叶^［51］。

有学者报道，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中，曾获得100多页同一种文字的贝叶经^［52］。不过，伯希和《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所记载的是“100多页贝叶经形式的文书”^［53］。同样，伯希和曾提到其“遇到了一部婆罗谜文的贝叶经装式经文”，并且其遇到的部分藏文卷子“是用很厚的和不带光亮的纸制成的宽贝叶经式的纸页上”。另外，其还带走了40多页贝叶经式的回鹘文佛教文献^［53］。由此可见，伯希和带走的很可能不是写在贝叶上，而是写在纸张上的贝叶经形写本。

4 贝叶经在我国的传播与保存

中国南传佛教的抄本主要存在于傣族聚居区，其中贝叶抄本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最为集中^［54］。一般认为，贝叶经是于公元7世纪前后随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再经缅甸、泰国等传入我国云南西南边疆地区的^［55］。尽管将文字刻写在贝叶上不是傣族人的发明，但贝叶经却在傣族聚居区得到了发扬光大。据调查，西双版纳尚有大量保存完好的贝叶经。经遴选，其中的131部被编入《中国贝叶经全集》。自2003年起，《中国贝叶经全集》第1卷《佛祖巡游记》正式出版，至2010年4月共出版100卷。其内容包括佛教教规教义类、故事类、警示格言类、诗歌类、医药典籍类、理论著作类等共10大类^［56］。

西藏气候干燥、温湿适宜，是贝叶经的另一集中保藏区。另外，藏传佛教氛围虔诚，也为贝叶经保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调查发现，我国藏地现存梵文贝叶经写本（包括部分纸质梵文、藏文转写本）1 000多函，近6万叶（双面书写），近12万面^［57］。其中布达拉宫所藏最多，约465函3万叶^［3］。另外，西藏博物馆、哲蚌寺、萨迦寺、罗布林卡等地也保存一定数量的贝叶经^［58］。其内容包括佛教经典、文学、法典、辞典、戏剧、伦理学、哲学、逻辑学、医学和天文学等^［33］。与云南地区相似，藏地贝叶经的传入也肇始于7世纪，但主体集中于9—13世纪，尤以11—13世纪最为集中^［58］。科研工作者经过艰苦努力，已摸清了藏地贝叶经的家底。目前已形成《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简目》等一系列成果^［59］。

汉传佛教所藏贝叶经数量相当有限。尽管汉晋以来，不时有贝叶经传入中原，但因战乱频仍、朝代更迭，更可能是由于纸张的大量使用，我国内地珍藏的贝叶经已所剩无几。据报道，杭州灵隐寺有梵文写本。有学者曾进行过实地考察，共发现43叶（85面）贝叶经，梵夹装，于北宋咸平三年（1000 AD）传入中国^［60］。如前所述，西安大慈恩寺也藏有贝叶经，但数量不明。另据李学竹^［33］考证，我国尚有其他几处寺院也有少量贝叶经保存，但均未见过实物，而且这些贝叶经也未做过¹⁴C年代学测定。相对于卷帙浩繁的云南、藏地等所藏的贝叶经，汉地所藏贝叶经无异于沧海一粟。

5 西双版纳与藏地贝叶经制作工艺比较

随着当代书写媒体的发展，贝叶经制作传统工艺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即便是在今天的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老挝等地，通晓贝叶经制作工艺的人已是凤毛麟角。可喜的是，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仍然保留着贝叶经制作工艺，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并于2005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4］。

西双版纳地区的贝叶经制作共9道工序，分别为采贝叶棕叶片、煮贝叶、洗贝叶、剪裁、压平、弹线、刻字、抹墨和装订^［61］。上述过程在笔者前期发表的文章中已有介绍^［62］，本文不再赘述。如前所述，西双版纳的贝叶经制作工艺最初由古印度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再经缅甸、泰国等传入^［55］。如今上述地区在制作贝叶经过程中仍采用铁笔刻写文字，然后涂布植物油与炭黑混合制成的油墨用以显色^{［6， 63-64］}。此工艺与西双版纳地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藏地并未见制作贝叶经的报道，原因可能是藏地干燥，冬季严寒，并不具备喜热的贝叶棕生长的条件。因此，藏地并不具备贝叶经制作工艺保存与传播的土壤。笔者调查后发现，藏地收藏的梵文贝叶经文字并非刻写而是书写成的（图1）。如今，印度北部仍采用竹笔或毛笔蘸墨水书写的方法^［4］。不同地区分别选择了刻写或书写方式，可能与当地的保存条件有关。印度南部至西双版纳一带气候潮湿，用墨水书写的文字容易脱色，难于保存，而刻写则不受影响。印度北部及尼泊尔一带气候干燥温凉，利于书写而成的贝叶经的保存。此种方法毋须专门的刻写技术，又可避免繁琐的上色程序，便于常规操作。因此，其流行于印度北部、尼泊尔及我国西藏一带也就容易理解了。

6 结论

贝叶经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东汉以来，贝叶经已传播至中国，至唐代达到鼎盛时期。我国先民对贝叶经及其制作材料已有清晰的认识。其中，传世古籍中的“多罗”树应为贝叶棕，而“贝多”树应为糖棕。我国古典诗词中出现的“贝多”并非真正的贝叶经，而是佛教经典的代名词。我国新疆多地曾出土贝叶经实物证据。库车出土的鲍威尔写本，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出土的斯必策手稿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后者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贝叶经实物证据。另外，敦煌莫高窟内也曾出土贝叶经实物。贝叶经传入我国后，主要保存于藏地和云南西双版纳，而我国内地保存的贝叶经则相对较少。西双版纳与藏地所藏贝叶经分别为刻写和书写而成，这应该是与其保存条件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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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2022YFF0903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