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芍与赤芍区分依据的历史演变与当代思考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on the criteria for distinguishing Paeoniae Radix Alba and Paeoniae Radix Rubra

摘要

本文系统梳理白芍与赤芍从先秦至今的历史演变脉络，聚焦药材分化、功效认知、药典标准及资源变迁四个维度。芍药入药之初并无赤白之分，自南北朝始现分化萌芽，至宋代形成以“栽培品、水煮去皮”与“野生品、直接干燥”为核心的区分标准。历代本草对二者功效的认知同步深化，确立“白补赤泻、白收赤散”的理论体系。近现代以来，药典标准历经修订逐渐定型。然21世纪以来，野生资源日渐枯竭、栽培品大量涌现，传统区分格局正面临严峻挑战，由此引发对区分依据的重新审视。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aeoniae Radix Alba (Baishao) and Paeoniae Radix Rubra (Chishao)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present, focusing on four key dimensions of medicinal material differentiation, recognition of medicinal effects, pharmacopoeial standards, and resource changes. Initially, the root of Paeonia was used medicinally withou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forms. The differentiation began to emerge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by the Song Dynasty, a distinction standard centered on "cultivated roots processed by boiling and peeling for Baishao" versus "wild roots directly dried for Chishao" had formed. Concurrently, understanding of their therapeutic actions in successive materia medica texts has deepened, 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Baishao tonifies and astringes, while Chishao purges and disperses." In modern times, pharmacopoeial standards have undergone several revisions and gradually become standardized. However,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depletion of wild resource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cultivated alternatives have posed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is traditional differentiation framework, prompting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basis for differentiation.

关键词

白芍 / 赤芍 / 本草沿革 / 药材变迁

Key words

Paeoniae Radix Alba / Paeoniae Radix Rubra / materia medica evolution / changes in medicinal materials

在中医药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如同诸多药材一样，人们对白芍与赤芍的认识和使用经历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动态演化过程。芍药入药之初尚无赤白之分，经由历代医家不断积累与总结，逐渐分化为功效各异的白芍与赤芍，并沿用至今。2020年版《中国药典》载：白芍为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去皮后水煮或水煮后去皮的干燥根，赤芍为芍药或川赤芍（Paeonia veitchii Lynch）的干燥根^[1]。由此可见，当二者植物来源相同时，白芍与赤芍的区别仅在于是否经水煮去皮，即以加工方式的不同实现同基原药材的区分^[2]。此外，历代医家还曾依据产地、栽培与野生、原植物种质等差异来辨别白芍与赤芍^[3]，但这些标准往往相互交织，难以清晰界定。

芍药以根入药，宋代以前临床应用中并未区分赤白，但自梁代陶弘景开始，历代医家逐步关注到二者在性状与功效方面的差异^[4]。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与理论认识的深化，芍药最终被划分为白芍与赤芍两种独立药材。纵观其演变历程，从产地、颜色到加工方式、来源属性，二者的区分依据经历了多重转变；审视当下现实，野生资源日渐枯竭、栽培品大量涌现，传统以“野生vs栽培”为核心的区分格局正受到严峻挑战^[4-5]。本文系统梳理从先秦至当代白芍与赤芍的历史演变脉络，重点围绕药材分化、功效认知、药典标准及资源变迁四个维度展开考察，厘清二者区分依据的演变规律，揭示传统认知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张力，以期为深入理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及其在当代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1 从“芍药不分”到“赤白分化”的历史脉络

芍药入药的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已有芍药用于治疗乌喙中毒和疽病的记载^[6]。及至汉代，《神农本草经》将芍药列为中品，记载其“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7]此时芍药尚未有赤白之分，是一个功效较为宽泛的药物。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芍药的使用频率极高，仅次于甘草、桂枝、生姜、大枣，全书涉及芍药的方剂多达56首^[8]。桂枝汤、芍药甘草汤、小建中汤等方中，均只书“芍药”，未指明赤白^[9]。这一时期的芍药，既能敛阴和营，又能缓急止痛，其功效涵盖了后世赤芍与白芍的多个方面，与今之赤芍的药用特点更为接近^[10]。汉代以前芍药的使用，可能是根据不同产地、采收品的实际情况或偏于补、或偏于泻，但尚未形成独立的药物概念^[11]。

南北朝时期，芍药开始出现赤白分化的萌芽。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首次提出芍药有“赤白”之分：“今出白山、蒋山、茅山最好，白而长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12]这是“赤”“白”二字首次与芍药联系在一起，标志着分化的开端。陶弘景以产地和药材性状作为区分依据，指出“白而长大”者品质更优，而“赤者小利”已初步认识到二者在功效上存在差异^[13]。但此时的区分标准尚不明确，且未与临床功效形成系统对应，赤芍的药用地位也未得到充分承认^[14]。

隋唐时期，“白补赤泻”的观点逐步确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明确提出：“凡茯苓、芍药，补药须白者，泻药唯赤者。”^[15]这是对赤、白芍功效差异最早的明确概括。然而，考察唐代方书可知，虽然“白补赤泻”的观点已经提出，但临床实践中仍以“芍药”统称为主。《备急千金要方》收载芍药的方剂有400余首，其中标明“白芍”者仅10余首，标明“赤芍”者仅2首；《外台秘要》收载芍药方剂400余首，其中标明“白芍”者4首，“赤芍”者3首^[16-17]。这表明唐代虽已认识到二者的功效差异，但临床应用尚未形成严格区分。

宋代是赤、白芍分化的关键转折期。《太平圣惠方》作为北宋初年的首部官修大型方书，首次将芍药独立为白芍和赤芍两种药物分别收录，这是二者正式分化的标志性文献^[18]。该书总论部分统称芍药，但具体方剂中已明确分用赤芍药和白芍药，其中赤芍药出现1 634处、白芍药出现288处，表明宋初赤芍药的使用更为普遍^[14]。同时，对加工方法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太平圣惠方》记载了白芍“去皮，微炒”的炮制方法，《博济方》则有“水煮去皮”的记载^[19]。以是否“水煮去皮”为核心的加工方法差异，逐渐成为区分白芍与赤芍的关键标志。至此，白芍特指经过去皮、水煮（或蒸、烫）后干燥的栽培芍药根，而赤芍则指直接干燥入药的芍药根，来源多为野生^[20]。二者正式作为两种独立的药物进入方剂学体系^[21]。历代本草关于白芍、赤芍的记载不断丰富，见表1。

2 历代本草对二者功效差异的认知演变

随着白芍与赤芍在药材形态和加工方法上的分化，历代医家对其功效的认知也逐渐深化。宋代以前，本草对芍药功效的记载多为综合论述。《神农本草经》奠定了芍药“止痛”“益气”的基础^[22]，《名医别录》增补了“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23]等功效，这些描述与后世赤芍的功效更为接近。至金元时期，对赤、白芍功效差异的认识日益明晰。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指出芍药“性寒，味酸，气厚味薄，……能补血，泻肝。”^[24]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明确提出“芍药，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也。”^[25]这一论述高度概括了二者的功效差异，成为后世区分应用的核心理论依据。李东垣则进一步阐释白芍“安脾经，……收敛肝气”，强调其“酸收”之性^[26]。

明代对赤、白芍功效的认知更加完善。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论述：“赤芍药色应南方，能泻能散，生用正宜；白芍药色应西方，能补能收，酒炒才妙。”^[27]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集大成地总结：“白芍药益脾，能于土中泻木；赤芍药散邪，能行血中之滞。”^[28]缪希雍在《神农本草经疏》中将白芍定位为“手足太阴、厥阴经药”，认为其能“养血、补中、缓痛。”^[29]至此，白芍“养血敛阴、柔肝止痛”的核心功效定位基本确立。进入清代以后，对赤、白芍功效的论述更加精细。汪昂在《本草备要》中分条阐述：“白芍补血泻肝涩敛阴，……入肝脾血分，为手、足太阴行经药”“赤芍主治略同，尤能泻肝火，散恶血，治腹痛坚积。”^[30]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中亦指出：“赤芍与白芍主治略同，但白则有敛阴益营之力，赤则止有散邪行血之意。”^[31]张秉成在《本草便读》中概括：“白芍，补血敛阴，能泻肝火；赤芍，活血散瘀，能清血热。”^[32]这些论述使“白补赤泻”“白收赤散”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富。

从这一认知演变过程可以看出，白芍与赤芍的功效分异与药材分化同步发展。医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经过不同加工处理的芍药根产生了不同的治疗效果，并逐步用中医药理论进行归纳总结，最终形成了“白补赤泻”“白收赤散”的经典论述。白芍的核心功效被定位为“补血、敛阴、柔肝”，而赤芍则被定位为“凉血、活血、散瘀”，这一认知体系历经千年传承，沿用至今^[33-34]。

3 历版药典对白芍、赤芍的收载演变

这一历经千年形成的认知体系，在现代官方药品标准中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与固化。进入近现代，随着官方药品标准的建立，白芍与赤芍的界定进一步规范化。据各版《中国药典》的收录情况与记载内容，白芍与赤芍的相关规定经历了多次修订，在不断的调整与完善中，形成了现行药典的收载标准。除1953年版《中国药典》未收载白芍与赤芍外，其余各版均予以收录。1963年版《中国药典》规定，白芍来源于芍药经去泥土、去头尾及须根、去栓皮、沸水中略煮、晒干所得的干燥根，主产地为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均为栽培品；赤芍则来源于芍药或草芍药（Paeonia obovata Maxim.）经去根头及须根、去泥土、晒干所得的干燥根，多产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以野生品为主。1977年版《中国药典》较之前版，删除了主产地及栽培与野生的相关记载，白芍的初加工方式增加为“沸水煮后去外皮”与“去皮后再煮”两种；赤芍的植物来源则增加了川赤芍。1985年版《中国药典》中，白芍与赤芍的加工处理方式与前版基本一致，但在来源方面，赤芍减少了草芍药这一来源。自1985年版起，至2020年版《中国药典》，白芍与赤芍在植物来源与加工处理两个方面未再发生变动。

4 近现代药材资源的变迁及其引发的思考

上述历史梳理表明，至宋代以后，白芍与赤芍已形成以“栽培品、水煮去皮”与“野生品、直接干燥”为核心的界定标准，这一传统认知延续千年，并为历代本草及药典所采纳。随着近现代植物学和药材商品学的引入，对二者的界定又增添了“来源”这一维度。权威工具书如《中药大辞典》和《中华本草》基本延续了这一认知，将白芍定义为栽培品的加工根，赤芍定义为野生品的干燥根。这一界定在很长时期内与市场流通的实际情况相符，也从源头解释了二者的差异，即栽培驯化与野生环境的差异。然而，21世纪以来，这一传统格局正受到严峻挑战。一方面，由于长期过度采挖，传统赤芍的道地产区如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的野生芍药资源已濒临枯竭^[35]，野生芍药的蕴藏量较数十年前已大幅下降，部分产区甚至难觅野生植株的踪迹。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栽培赤芍”的兴起^[36]，药农将野生芍药种源进行人工栽培，或直接将栽培的白芍品种不经煮制去皮、直接干燥后作为赤芍销售，这种“栽培赤芍”已在市场上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其来源可能是传统的野生种质，也可能是白芍的栽培种质。

这一资源变迁并非简单的“野生变家种”，而是涉及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现象。从种质来源看，当前市场上的栽培赤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传统野生赤芍种源进行人工抚育或驯化栽培，其遗传背景与野生赤芍较为接近^[36]；另一类则直接来源于白芍的栽培品种，仅通过改变加工方式，不经煮制去皮，而充当赤芍使用^[37]。前者尚可视为野生资源的替代性补充，后者则实质上模糊了白芍与赤芍的种质界限。从产区分布看，传统赤芍主产区多位于北方高寒地带，而白芍主产区集中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随着栽培赤芍的兴起，这种地域性差异也在逐渐消解^[38]。这一资源变迁引发了深刻思考：历史上赤芍的“活血”药性，究竟是源于其“野生”的生长环境，还是其“不加工”的炮制方式，抑或是其独特的“野生种质”。当“野生”属性消失，栽培赤芍能否完全替代野生赤芍发挥传统功效？同样，白芍的“补血”特性，是“栽培”的结果，还是“煮制去皮”工艺的贡献？

从现代药理学^[39]角度看，芍药的主要活性成分包括芍药苷、芍药内酯苷、没食子酸等。已有研究^[40]表明，加工方式对芍药根中化学成分的组成与含量具有显著影响，水煮去皮过程可能导致某些热敏性成分的降解或转化，同时也可能促进某些成分的溶出与富集。然而，目前关于加工工艺与药效关联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有限，尚不足以完全解释白芍与赤芍功效差异的物质基础。更为关键的是，种质、产地、采收、加工等多环节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药材的最终品质与药效^[41]。当其中一个或几个环节发生改变时，传统的药性认知是否仍然适用，以及栽培赤芍能否完全替代野生赤芍。这些问题的解答，既需要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支持，也有赖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深入。资源来源的变迁动摇了以往基于“野生与栽培”解释赤、白差异的简单观念，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种质、产地、采收、加工等每一个环节在药效分异中的真正角色。从长远来看，建立以“药效为导向”的质量评价体系，而非单纯依赖来源或加工方式的定性标准，或许是应对资源变迁挑战的根本出路。

5 小结

综合前文对白芍与赤芍历史源流、功效认识、药典沿革及资源现状的梳理，可得知白芍长于“补”“收”，赤芍偏于“泻”“散”，二者并非功效截然对立，而是在临床运用中呈现出的作用倾向之别。伴随野生药材资源日趋紧张，赤芍人工栽培渐成常态，部分白芍主产区亦出现将栽培芍药根直接晒干充当赤芍流通的情形。此类做法虽未与现行《中国药典》的规定相抵触，但因来源不同、种质各异、加工有别，其功效是否稳定，目前尚难得出统一结论。历来以花色、根色、产地及野生与栽培等作为白芍、赤芍的区分依据，或存争议，或已难以适应当前资源动态变化的现实，且缺乏明确统一的执行标准。即便遵循药典规定的加工方式，所得药材能否在功效与物质基础上满足临床需求，仍需进一步探索。综上，如何在兼顾市场供给与临床疗效的前提下，实现对白芍与赤芍的精准界定，已非单纯的鉴别问题，而是涉及种质资源、产地环境、采收加工等多重要素的系统性课题，有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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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课题(2021131305015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U20A2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