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宗谿”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关联机制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Association Mechanisms of the Zongxi Toponymic Cultural Landscape in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摘要

“宗谿”是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历史上的一种基层行政单元体系，其命名蕴含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观与多民族交流交融的文化内核，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对西藏自治区163个典型历史宗谿的藏语原始地名进行系统校勘与语义分析，基于命名逻辑划分为自然观察、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自然崇拜4大类。运用核密度估计、LISA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刻画空间分异特征，并借助XGBoost模型与SHAP解释框架探讨各类地名与自然、社会及文化要素的空间关联机制。结果显示：（1）不同类型的宗谿地名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整体呈现以自然崇拜与民族文化类地名为核心，向经济社会类地名过渡的“中心-边缘”结构，拉萨为主要核心，日喀则与山南为次级集聚区，并沿河谷与交通廊道向外扩散；（2）各类宗谿地名与自然环境要素存在显著空间关联，自然观察类偏向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区，经济社会与民族文化类集中于生态适宜性较高区域，自然崇拜类与高海拔及具有强象征意义的自然景观高度关联；（3）“宗谿”地名文化景观具有较强的空间延续性，高语义密度的历史地名仍与现代重要城镇保持稳定的空间协同性。文章系统揭示了西藏宗谿历史地名的类型结构、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机制，拓展了民族地区历史地名研究的空间分析路径，为边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实证依据。

Abstract

Zongxi was a historical system of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unit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ts name embodies an ecological philosophy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as well as a cultural essence rooted in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collation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Tibetan place names of 163 typical historical Zongxi in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Based on their naming logic, these place name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major categories: natural observation, socio-economic, ethnic culture, and nature worship. Us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LIS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XGBoost modeling, and SHAP analysis methods, we characterized thei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and explored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each category of place names and the natural,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centered on place names related to nature worship and ethnic culture around Lhasa, transitioning toward those related to socio-economic factors along river valleys and transport corridors. Different name types show distinct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s, and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place names with high semantic density maintain stable spatial coherence with modern urban center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typological structur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historical place names in Xizang Zongxi place, expands the spatial analytical approaches for historical place name research in ethnic region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place-name cultural heritage in frontier area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宗谿”地名文化景观 / 空间分异 / 空间关联机制 / XGBoost / 西藏

Key words

Zongxi toponymic cultural landscape /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 spatial association mechanisms / XGBoost / Xizang

引 言

地名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基本标识，也是记录人地关系、社会组织与文化认知的重要文化符号^[1]，构成区域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有稳定空间指向的“活态遗产”，地名在长期历史演化中不断叠加自然环境约束、人类活动选择与文化象征意义，其空间分布格局及类型结构能够从侧面反映区域文化系统的形成逻辑与演化特征。自联合国地名专家组（UNGEGN）成立以来，地名在文化认同、社会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2]。在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规范化管理持续推进，尤其在民族地区，地名已成为理解多元文化格局与区域历史的重要切入点，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团结，有效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3]。

西藏自治区的自然环境类型多样、地理条件独特，人地关系长期呈现出显著的适应性特征。藏语地名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并延续，不仅具有明确的空间指位功能，也蕴含着对自然环境、社会组织形态与民族文化体系的认知方式。其中“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念^[4]，既维系着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也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许多历史地名亦印证了我国各民族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映照。“宗谿”作为西藏传统聚落与地域中重要的历史空间单元^[5]，其地名空间指向相对稳定，语义上兼具自然描述、社会功能与文化象征等多重内涵，为整体尺度探讨西藏历史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结构提供了理想研究对象。

近年来，地名研究逐渐从以语源考释和文化阐释为主的定性分析，转向空间可视化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现有研究多以特定历史时期、族群聚居区或典型地理单元为研究对象，围绕地名的文化表征、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展开^[6-9]，已形成“语义解析-空间格局识别-影响因素分析-遗产保护启示”的基本路径。然而，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分类体系相对粗略，传统的“自然-人文”二元分类框架难以有效刻画地名语义中所蕴含的文化层级差异；第二，空间关联关系的定量刻画仍显不足，对“自然-社会-文化”之间的复合约束关系的系统建模较少；第三，缺乏从完整文化单元尺度对区域历史地名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现有研究呈现片段化、斑块化特点，难以有效揭示不同类型地名的协同结构与分异规律。

因此，本研究以西藏自治区163个具有明确空间指向的历史“宗谿”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藏语原始地名的校勘与语义分析，构建涵盖自然观察、经济社会、民族文化与自然崇拜4大类的宗谿地名分类体系，运用核密度估计、LISA空间自相关与标准差椭圆方法，刻画空间集聚与扩散特征，并引入XGBoost模型与SHAP框架评估“自然-社会-文化”要素对不同类型地名分布格局的约束作用，旨在丰富民族地区历史地名的空间研究视角，为西藏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空间分析层面的实证依据。

1 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宗谿”是元末帕木竹巴在万户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管理体系，“宗”与“谿”类似于县级与乡镇级管理等级^[5,10]。既有研究对宗谿的界定及统计略有差别：《西藏百科全书》总结了124个宗谿单元^[11]；吴会蓉等^[12]总结了158个宗谿单元，其中142个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内，其余分布于四川、青海等地；邓真^[13]总结了123个宗谿单元；孙宏年^[14]总结了124个宗谿单元。本研究结合上述文献资料，从地名视角出发，在深入分析《西藏地名》^[15]及相关文献基础上，厘定163个具有明确空间指向、文献互证清晰的宗谿研究对象（图1）。

1.2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1.2.1 地名类型判读及空间单元划定

本研究将地名分析作为“小切口、大纵深”的文化地理研究路径核心环节，依托语义还原挖掘地名命名动因与类型内涵。通过构建“地名翻译-特征分类-空间单元”方法体系，全面厘清宗谿地名的文化逻辑、认知结构与空间格局特征。

地名翻译方面，组织50名藏族母语志愿者逐词翻译，并由2位藏语专家进行术语校对，构建规范化的语义数据库。翻译过程同步开展词组直译，对藏语复合词结构进行要素分离，提取核心语素与象征词根。

分类方面，藏语地名语义结构复杂，融合了自然形态、文化隐喻与宗教意涵。加之在藏族传统中，许多自然地貌被人格化、神圣化，若仅凭地貌语素划分地名类型，极易误判其核心命名动机。为避免机械分类导致的误读，本研究采用“地名整理（语义拆解）-词组直译（文化语境判读）-译名优化（命名动机识别）”3步法（图2），将宗谿地名划分为4大类和12个亚类：①自然观察类：直观描述山地、水系、生态资源等自然要素；②经济社会类：体现民族交流、聚落、经济与防御等社会活动特征；③民族文化类：蕴含宗教建筑、文化符号等文化象征要素；④自然崇拜类：源于对山川湖泊等自然实体的神圣化命名，反映人与自然互动的原初生态伦理观。

空间单元构建方面，在语义、行政区划名称^[15]及地图资料^[16]的对比复核基础上完成163个宗谿的空间定位。针对长期演化中地名失用、仅以文化标识存在的个别宗谿，结合历史文献、地方志、民间诗歌与经文等进行多源判定。依据西藏传统空间格局与宗谿聚落形态^[17]，典型聚落选取“宗堡”或“谿卡”等核心建筑为中心^[18]，一般聚落则选取县、乡以及镇政府为中心，设定25 km缓冲区作为分析单元边界，建立包含语义、空间、属性3维要素的宗谿GIS数据库。

1.2.2 关联因子体系构建

研究从“自然-社会-文化”多维度选取关联因子（见表1），综合反映自然基底、人地关系与文化活动对地名的影响。

受限于历史时期自然生态类因子和社会经济类因子获取难度极大，本研究使用2024年的上述两类因子对历史地名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尽管影响因素数据通过划定的空间单元进行获取，并不直接依赖现代行政区划，相关空间分异特征的解读仍不可避免地基于现行行政区划所呈现的整体空间格局。为保证分析结果的解释有效性，本研究在仅采用单一年份数据的前提下，基于以下逻辑开展研究：其一，自然因子在数十年至百年尺度上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其格局能够较为可靠地反映历史时期的环境基底；其二，社会经济因子的核心空间分布模式（如牧区范围、聚落密集区等）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具有显著延续性，现代因子在此并非用于直接解释历史成因，而是作为空间代理指标，用以检验历史宗谿地名的聚集区是否与当代社会经济活动格局之间存在空间延续性。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以每个点状要素为中心，在指定带宽范围内叠加要素密度值，形成全域连续密度曲面，其估计函数公式如下：

f\left(x\right)=\frac{\mathrm{1}}{nh}{\sum }_{i=\mathrm{1}}^{n}k\left(\frac{x-x_i}{h}\right)（1）

式中，f(x)为x处的地名核密度值；n表示研究对象总数；x_i表示第i个地名的空间坐标点；h表示带宽；K()表示核函数。

1.3.2 莫兰指数

全局莫兰指数通过比较空间单元自身与邻接单元属性值的相关性，判断地名的整体空间关联模式，计算公式如下：

I=\frac{n{\sum }_{i=\mathrm{1}}^n{\sum }_{j=\mathrm{1}}^n{W}_{ij}(x_i-\overline{x})(x_j-\overline{x})}{({\sum }_{i=\mathrm{1}}^n{\sum }_{j=\mathrm{1}}^n{W}_{ij})\times {\sum }_{i=\mathrm{1}}^n(x_i{-\overline{x})}^{\mathrm{2}}}（2）

式中，I表示全局莫兰指数；n=163；x_i、x_j分别为第i个、第j个地名的属性值；\overline{x}表示所有研究单元属性值的平均值；W_{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在全局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局部莫兰指数（LISA）对每个空间单元单独计算其与邻域的关联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I_i=\frac{\left(x_i-\overline{x}\right)}{S^{\mathrm{2}}}{\sum }_{j=\mathrm{1}}^n{W}_{ij}\left(x_j-\overline{x}\right)（3）

式中，I_i为第i个地名的局部莫兰指数；S^{\mathrm{2}}为所有研究单元属性值的方差，其余符号含义与全局莫兰指数完全一致。

1.3.3 XGBoost模型与SHAP解释框架

XGBoost模型相比传统统计方法能够有效捕捉非线性关系与高阶特征交互^[19]，处理数值型与离散型变量^[20]。为应对数据类别不平衡，采用SMOTE过采样技术^[21]，公式如下：

x_{new}=x_i+\lambda \bullet \left(x_j-x_i\right),\lambda ~U\left(\mathrm{0,1}\right)（4）

式中，x_i为少数类地名，x_j为其k近邻地名，\lambda为区间(0,1)的随机数。目标函数由损失函数与正则项组成，公式如下：

L\left(\theta \righ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l\left(y_i,{\widehat{y}}_i\right)+{\displaystyle \sum _{k=\mathrm{1}}^K}\Omega \left(f_k\right)（5）

式中，l\left(y_i,{\widehat{y}}_i\right)表示预测地名分类值{\widehat{y}}_i与真实分类值y_i的损失函数，其中正则项\mathrm{\Omega }\left(f_k\right)=\gamma T+\frac{\mathrm{1}}{\mathrm{2}}\lambda |\mathrm{w}{|}^{\mathrm{2}}，控制模型复杂度。样本随机划分为训练集（80%）与测试集（20%），并通过交叉验证评估模型表现。引入SHAP方法解释各因子贡献，公式如下：

{\varphi }_j=\sum _{S\subseteq F\setminus \{\mathrm{j}\}}\frac{\left|S\right|!\left(\left|F\right|-\left|S\right|-\mathrm{1}\right)!}{\left|F\right|!}\left[f\left(S\bigcup \{\mathrm{j}\}\right)-f\left(S\right)\right]（6）

式中，F为全部关联因子集合，S为关联因子子集。最终预测可以分解为各特征SHAP值之和，公式如下：

f\left(x\right)={\mathrm{\varphi }}_{\mathrm{0}}+{\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M}{\mathrm{\varphi }}_j（7）

通过计算SHAP summary plot与关联因子交互强度，能够识别不同类别地名最重要的关联因子及其耦合作用机制，从而实现从预测结果到解释性分析的转化。

2 结果与分析

2.1 宗谿地名分类结果

基于藏语原始地名的系统校勘与语义解析，并结合地名命名逻辑与文化内涵特征，本研究将163个西藏宗谿历史地名划分为自然观察、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自然崇拜4大类。该分类体系突破了传统“自然-人文”二元划分模式，从自然认知、社会组织、文化象征与信仰体系等多个层面，系统刻画了宗谿地名所承载的复合文化信息。

从数量结构与亚类构成看（图3），4类地名呈现出由“自然描述”向“社会-文化表达”逐级递减的阶梯型格局。自然观察类地名源自藏族人民对生活环境的直观感知，直接呈现了当地的自然环境特征。自然观察类地名共有71个，占总数的43.5%，其中，山岳地形类、水系河流类、生态资源类、矿产资源类分别占54.9%、18.3%、22.5%和4.2%。①山岳地形类地名，其含义多与“山、沟、峰、谷、崖、穴、洞”等山地自然要素相关，反映当地山体形态特征，表明自然山体对藏族居民生活选址具有一定影响，同时涵盖“平原、草地、坪、坝、洼地”等表示地形地貌的词汇。②水系河流类地名，包含“河、湖、流、水、沼泽、绿洲、畔、海”等直接表征水系特点的词汇^[22]。③生态资源类地名，排除藏族人民主要饮食结构中的牛羊猪与常见农作物之外，其余涉及动植物等生态意象的地名均归入此类。④矿产资源类地名与传统五金概念（金、银、铜、铁、锡）及玉石密切相关，折射出矿业活动、民族生活与文化认知的历史互动。

经济社会类地名是藏族人民基于自身生活需求与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命名，完整展现了藏族社会的价值理念与世俗生活，反映了文化景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深层联系。经济社会类地名共54个，占总数的33.1%，其中祈福愿景类、民族交流类、经济产业类、历史聚落类、城堡要塞类分别占18.9%、20.5%、20.5%、13.1%和27.0%。①祈福愿景类地名，蕴含藏族人民对家园的美好祝愿与世俗生活的印记，常以“安乐、繁荣、吉祥、昌盛”等词汇为核心含义，体现了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②民族交流类地名，体现了我国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深度融合，此类地名通常包含汉族、蒙古族等民族称谓，同时也包含“部落、姓氏（如卫藏地区古老家族姓氏：娘、穹波等^[22-24]）、血脉关系、家族”等宗族因素。③经济产业类地名，描述经济产业类型划分的三产，与之相匹配的地名含义常包括“作物、牲畜、手工业制品”等满足人类自身生活需求的当地特色原材料或第一第二产业产品。④历史聚落类地名，此类地名是藏族人民长期定居生活组织演进的产物，是在特定物质生产基础上，对区域治理体系^[23]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具象表达。⑤城堡要塞类地名，凸显出军事防御与社会治理在藏族传统社会中的历史印记。

民族文化类地名是藏族社会在地方风俗、精神寄托与文化传承的长期积淀中形成的文化映射。民族文化类地名共26个，占比为15.9%，其可进一步划分为寺庙建筑类与文化符号类，分别占19.2%与80.8%。①寺庙建筑类地名，此类地名直接关联宗教设施，体现了寺院作为宗教中心与社区核心的文化地位，突出西藏地区传统文化活动的兴盛与历史建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功能性建筑在村落社会组织与精神寄托中的关键角色。②文化符号类地名，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常与佛教经典、仪轨法器或吉祥意象密切相关，突出抽象文化意涵与神圣象征，通过符号化的表述将传统文化的影响内化于地名之中。

自然崇拜类地名是藏族人民对于大自然样貌的最原始的精神崇拜与生态敬畏的体现，是对山川河湖以及自然现象的神圣化命名，此类地名共计12个。从语义构成方面来看，大致是用带有崇拜、敬仰性质的词语来修饰所崇拜之物，常见用词有“神、伟大、圣地”等，所形容的地名与自然生态高度相关。总而言之，藏族人民将自然景观视为有灵的生命体，是高原生态观、原始信仰与生存智慧的文化结晶。

2.2 宗谿地名空间分布特征

核密度估计（图4A）显示，宗谿地名空间分布总体格局呈“东密西疏”特征，中部雅鲁藏布江流域形成高密度核心区，以拉萨为最主要集聚中心，日喀则与山南构成次级集聚区；藏西阿里地区分布极为稀疏；藏东昌都及东南林芝一带呈点状分布。LISA分析（图4B）进一步表明，以拉萨及山南为核心的“高-高”热点集聚格局与藏西、藏北大部分地区的“低-低”冷点格局形成鲜明对比，与西藏自然生态条件空间分异格局高度吻合。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总体地名莫兰指数高达0.956（P0.01），空间集聚性极强。分类类型来看，自然观察（I=0.7+）、经济社会（I=0.7+）、民族文化（I=0.7+）等主要类型的莫兰指数均在0.7以上且显著，普遍呈同类聚集特征；仅城堡要塞、经济产业两类指数为负且不显著，呈随机分散分布。

为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型地名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背后的文化地理逻辑，开展各类别地名核密度估计与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分析（图5）。

自然观察类宗谿地名以对自然形态与生态要素的直接指认作为主要命名依据，其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分散化特征。自然观察类地名总体上呈现“局部聚集、大范围分散”的分布特征（图5A、5B），主要集中于喜马拉雅山脉北部至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的雅鲁藏布河谷区域，其中，分布在海拔2 000~4 500 m之间的地名有34个，占比47.89%，分布在海拔4 500~5 500 m之间的有37个，占比52.11%。自然观察类地名的空间分布差异，不仅反映了藏族人民不同的居住模式，也深刻揭示了人们对高海拔边缘河谷地带资源利用方式与风险认知的不同。具体而言，山岳地形类地名和生态资源类地名主要聚集在拉萨东南部和山南西北部交接地带，该区域地形破碎度较高，地形落差较大，雅鲁藏布江蜿蜒流淌其中；水系类地名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矿产资源类地名主要分布在拉萨-日喀则一带，作为西藏的经济文化中心，该区域铜、铅、锌、金等矿产资源丰富，传统的五金概念（金、银、铜、铁、锡等）在此广泛应用。

经济社会类宗谿地名以社会组织、生产活动与族群交流等人文要素作为主要命名依据，其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核心集聚与沿线扩散特征。经济社会类地名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核心集聚、沿线扩散”特征（图5C、5D），集中分布在拉萨-日喀则-山南走廊地带，并向林芝、昌都等地扩展。祈福愿景类地名主要沿雅鲁藏布江西段分布，该区域水、生态资源丰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在地名中也体现出强烈的美好愿景的情感。民族交流类地名多见于拉萨-山南走廊，在那曲、昌都、林芝也有零星分布。拉萨-山南地带民族分布主要以藏族为主，因此该区域的民族交流体现在部落时期延续的不同部族之间；而在那曲，14世纪藏北牧区曾存在39个蒙古部落，史称“霍尔三十九族”，该地区出现的相关民族交流类地名，也体现了藏族人民与蒙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昌都是西藏自治区与西南地区交流的门户城市，该地区的民族交流类地名主要体现了汉族与藏族之间自古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这与历史上多民族杂居和族群互动频繁的格局相吻合。经济产业类地名分布较为广泛，在拉萨、那曲、昌都形成显著高值区，在相关地名中也体现了历史聚落类地名沿雅鲁藏布江分布，这些区域是藏族历史上重要的聚居区和治理中心，长期沉淀的聚落格局在地名体系中留下了清晰的空间印记。城堡要塞类地名的分布相对零散，但在拉萨-山南以及部分边境地区形成局部集聚，其分布多与地形险要区结合，表现出军事防御与自然屏障的紧密关联。

民族文化类宗谿地名以地方风俗与文化象征要素作为主要命名依据，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区域文化核心为支点的轴带型扩散特征。民族文化类地名在空间上呈现“两极核心、沿线扩散”的格局（图5E、5F），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沿线区域。寺庙建筑类地名零星分布在拉萨、山南、林芝与昌都，该类地名的分布形式体现了在后藏区域寺庙建筑参与群众日常生活的强度较其他区域高。文化符号类地名的空间分布相比寺庙类较为聚集，表明文化符号类地名并非仅依赖于大型寺庙，而是与民众日常生活与实践相关，具有较强的区域扩散性。

自然崇拜类宗谿地名以具有强象征意义的自然景观作为主要命名对象，其空间分布呈现出点状集聚与多核心并存的特征。自然崇拜类地名呈现“多点聚集、沿线分布”的特点（见图5G、5H），此类地名的高值区明显集中在山南市与拉萨市交界地区，这一带不仅是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核心区域，也是藏族历史上自然神山与圣湖信仰最为密集的地带，形成了最突出的空间集聚现象。其次，在日喀则市及其东部区域也分布有较明显的次级核心，显示出民间习俗与自然景观结合的多点格局。此外，林芝一带虽整体密度较低，但仍存在若干点状分布，反映出生态环境优越地区对于自然崇拜的持续承载作用。这种格局不仅体现了自然信仰在藏族精神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也反映了人地关系与生态敬畏的文化逻辑。

综上，不同类型宗谿地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分异特征，自然观察类主要分布于自然环境主导区域，构成地名文化景观的环境背景层；经济社会类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核心区，体现宗谿体系的社会组织基础；民族文化类沿民族文化轴线分布，连接自然环境与社会空间；自然崇拜类则依附于具有强象征意义的自然空间，强化宗谿地名的精神与象征层面。

2.3 宗谿地名与“自然-人文”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机制

XGBoost分类器模型的整体准确率达81%。其中，民族文化类与自然崇拜类地名的判别效果最佳，说明文化、神山圣湖等相关因子解释力较强。自然观察类与经济社会类地名的识别相对困难，与其内部语义多样、多因素交织有关。

2.3.1 全局空间关联性分析与各类别特征贡献机制

全局SHAP特征重要性结果（图6A）显示，最高海拔、到重要自然与文化景观的距离、交通可达性相关因子表现出较高的解释力，表明地形条件、自然象征要素及人类活动可达性是影响宗谿地名空间格局的关键约束因素。总体而言，自然因子发挥基础性作用，人文社会因子在不同类型地名之间发挥明显的调节效应。

4类地名关键因子依赖图（图6B）显示：①在自然观察类中，当最高海拔在5 500 m左右或高于6 200 m时，且植被覆盖度高于94%时，SHAP值为正，表明地势高且险峻或植被资源丰富，地名的形成更多依赖于对自然现象的直接观察。②在经济社会类中，若最低海拔在4 000 m以上，且最大放牧强度在1.2以上时，SHAP值为正，表明在高海拔地区，人类生产活动（放牧）与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塑造了地名的人文内涵。③在民族文化类中，当满足到地级市的距离大于50 km，且到寺庙的距离介于20 ~80 km这两个关键的区位条件时，SHAP值明显为正。作为区域发展的历史性中心节点，西藏各地市驻地通常与重要宗教场所保持约10 km的地理关联。④在自然崇拜类中，若距冰川的距离大于1.5 km，且区域的最高海拔约为5 600 m到6 200 m时，SHAP值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高海拔自然景观对西藏地名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图6展示了单因子的非线性作用模式，为后续交互效应的分析提供了实证依据。

综合各类别地名的主导因子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可知，自然观察类与自然崇拜类地名主要受海拔、植被、冰川及交通可达性等自然环境因子影响，整体表现为典型的自然驱动机制；经济社会类地名则同时受海拔条件、放牧活动与交通区位等自然与社会因子的共同作用，呈现明显的自然-社会耦合驱动特征；民族文化类地名更多与寺庙分布、区域中心可达性及传统人类活动空间相关，体现出显著的社会-文化驱动机制。

2.3.2 因子交互作用机制

SHAP交互值（图7）显示，不同特征通过耦合与叠加共同塑造命名格局：①自然观察类中，到公路的距离分别与到地级市、自然景观的距离交互作用最强。公路是历史时期人流、物流与信息流主要通道的延续；地级市作为历史文化与经济中心的存续，其周边往往是人口聚集、地名生成与制度性命名最为活跃的区域。②经济社会类中，最低海拔与到公路的距离、地形起伏度与到地级市的距离交互作用最强，表明地形平缓、交通便利且靠近历史中心区域，经济社会类地名密度高、类型多且易沿用。③民族文化类中，到自然保护区的距离与到公路的距离、平均海拔与到寺庙的距离交互作用最强。靠近自然保护区、交通闭塞但宗教文化深厚的区域，传统文化类地名多，有较高的文化价值。④自然崇拜类中，到公路的距离与到冰川的距离、最大放牧强度与植被覆盖度交互作用最强，交通闭塞但自然崇拜资源丰富区域，保留有独特文化价值的历史地名。

3 结 论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西藏自治区163个宗谿历史地名数据集并完成空间定位，建立4大类12亚类分类体系。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LISA空间自相关与XGBoost-SHAP框架，揭示了宗谿地名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在文化景观类型结构上，4类宗谿地名呈现由自然感知向社会表达再向精神信仰逐级收敛的阶梯型演进。自然环境的直观感知构成地名体系的基础底色，世俗生活活动形成中间层，宗教建筑与文化符号承载精神与文明的双重意涵，对山川湖泊的神圣化命名则作为精神信仰的高度凝练。

（2）在空间分异格局上，4类地名形成层级嵌套的分异结构，整体呈东密西疏格局，雅鲁藏布江流域为共同聚集轴线，拉萨-日喀则-山南走廊承载最高密度的文化景观积累。自然观察类与高海拔山地生态带高度耦合；经济社会类与民族文化类沿历史行政中心与交通廊道分布；自然崇拜类高度集中于圣境节点，空间分布最为收敛。4类地名共同构成从自然底色到人文积层再到精神锚点的多维空间建构逻辑。

（3）在形成机制上，结合XGBoost与SHAP方法，宗谿地名的空间分异可归纳为以下3种驱动机制：①自然驱动机制：自然观察类与自然崇拜类地名的形成主要受海拔、植被覆盖度及交通区位约束，高峻地势与生态丰富区是两类地名集聚的核心空间条件。②自然-社会驱动机制：经济社会类地名的分布同时受自然基底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耦合约束，在地形宜居且交通便利的区域呈现最高密度。③社会-文化驱动机制：民族文化类地名的形成受到地级市区位、寺庙分布及文化圈层的复合影响。3种机制随地名类型呈现主导因子迁移与驱动权重转换的规律性特征。

结 语

本文以机器学习方法引入地名文化景观研究，实现了从定性描述到定量解释的转变，构建了突破“自然-人文”二元框架的4类地名分类体系，刻画了民族地区地名语义的文化层级差异，并从完整文化单元尺度系统揭示了不同类型地名的协同结构与分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文化和自然崇拜类地名的分类精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别，表明宗教、文化符号以及圣山圣湖等自然-文化复合因子的特征边界较为清晰。而自然观察类和经济社会类地名精度相对较低，反映地名是多维度因素共同驱动的复合产物，类别内部语义多样性是制约精度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历史上的宗谿并不都具备清晰的行政管理边界且历史资料不足，研究采用的规模依据西藏聚落研究进行确定，存在一定误差；其次，尽管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揭示地名形成的主要因子及其贡献，但由于历史数据的缺失，以及文化语义的复杂性，模型的解释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3个方向深化：一是结合历史地理资料与口述材料，对宗谿地名进行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复原；二是开展跨语种、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探讨不同民族地区地名形成机制的共性与差异；三是引入语义网络方法，深入挖掘地名文化的多层次内涵，弥补机器学习在文化解释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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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