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我在开始创办西安交通大学传播学专业时，就想着要出一套丛书来打造专业基础。专业发展没有一套体系性学术支撑的书籍如何证明专业实力、说明专业的系统性呢？于是我和参与专业建设的老师们交流，研究了一个系列，定下了各册书名，明确了负责人，甚至连序言也起草了初稿。可是一晃几十年过去，这套书的计划只实现了两本：《传播学引论》和《导向论》。
《传播学引论》全面回望和解读了传播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面貌，推出了不同版本，成为每年考取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生的一本必读书。《导向论》却反响平平，这本书有点机械堆砌，与实际结合得不够，阐述的观点不深刻，发挥的作用不大。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价值，因为这本书填补了一个多维度观照、交叉视角研究“导向”的空白，它力图用不同领域的理论来分析导向，在探讨舆论导向的基础上，对组织行为、文学艺术、科学价值、情感心态等领域的导向行为进行分析，蕴含着比较和交叉的态度，体现了对社会情绪要主动作为的期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脑部的生理进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活动半径加大，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性越来越强，随之而来的是对社会生活中的认知和情绪如何管理，这个课题虽然在不同学科都有经典、深刻的阐述，但在实践中却各执一理，很难形成共识与合力。即便在一个族群的共同体中，也有不同的认识，而认识的不同又会带来社会矛盾、冲突，由此引发社会品质的损伤。因此，社会治理者应该主动分析社会情绪、引导社会情绪，以尽量减少社会成本，形成治理者需要的氛围。
这里说这两本书不是夸耀所做的工作，而是想对没有做完的工作表示遗憾。计划中其他的书别说出版，就是书名后来都风流云散了，虽说中间也组织过座谈、策划，然因大家实在太过繁忙，丛书一直未能取得进展，但这个结一直在心里系着。
所有的理论产生都和实践需要分不开，进而在实践的基础上理所当然地应该进行理论归纳与理论引导，做到理论自觉甚至超前。也就是说，因为人们系统的知识训练和综合思考，思维是可以超前的，特别是在大学，甚至应该引领实践的道路或方向。
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党委研究，决定成立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学院的名称体现了“追踪实践，前瞻未来，交叉拓展，形成特色”的意思。学校提出，新成立的学院要体现内容研究和技术研究的结合，这是基于当下社会飞速发展，传统的新闻专业已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对新闻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当前人们的阅读习惯大为改变，甚至可以说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支撑这个变革的技术条件也在不断变化、更新。信息技术领域的手段已不由分说地改变着人们对信息的使用，并由此影响着价值立场。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成立之初就面临着这种飞速变化的形势，不结合、不交叉、不拓展肯定是死路一条。强调这个定位，考虑的不仅是技术变化的客观现实以及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变化，更是学校有条件为这种需求提供支撑。这是因为西安交大有强大的工科力量，仅和电子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有关的学院就有8个，具备支撑新媒体学院学科交叉的条件。新学院从一开始就要着力利用好这些资源，借助工科力量发展文科，走一条传播学科发展的捷径、新径。这就是创院伊始，学校提出要打好“工字牌”的缘由。新闻传播学科利用西安交大计算机、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管理学等学科优势，创新性地走上了“文工交叉”的跨学科发展之路。
在西安交大这样一个偏重理工科的百年老校，借助各学科力量，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学科发展、专业建设、科研成果以及学界影响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先后获批省、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学科排名也一跃进入全国前列，成为进步最明显的学院，得到学界同行的高度认可。
而这一切与李明德教授作为创始院长的默默付出、辛勤奉献以及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的超前谋划密不可分。实事求是地讲，正是因为李明德教授的新闻情怀和努力奋斗，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在西安交大从无到有，生机盎然！
西安交大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的这些成绩令人自豪，也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坚实基础。尽管如此，学院的发展也有短板。短板之一就是缺少理论总结，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系列丛书。这从一个维度上说明学院老师的学术实力还有待提升。
在这个认识下，新任院长马忠提出续写前弦，出一套传播学丛书的建议，这既是对过去设想的实现，也是对学院成立以来的学术总结，还是对老师学术水平的检验、学术理念的梳理、学术追求的督促。
宕开来说一句，西安交大以追求实现世界一流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为什么要实现世界一流以及用什么标志证明是世界一流，应该是全校教工，特别是学校领导班子经常思考、经常实践的问题。
从内容上来说，世界一流的学校必须关注世界问题、世界热点，主动追求“从0到1”的突破，科学未知的问题应该是世界一流大学关注的重点。甚至再说得畅想一点，哪怕是和学科不相关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只要有兴趣，就应该将此纳入研究领域。因为世界一流大学本身起着引领世界学科发展的责任，自然界产生了新的现象，世界关心什么问题，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们就应该关心这些现象和问题，这不是追时髦，也不是赶潮流，更不是浮在表面，弄几个名词概念就转移阵地，而是要在机理上揭示、在技术上解读。
从定位上来说，世界一流学校要成为同行的前瞻，进入无人区，在研究和管理上贡献最领先的成果；要为人们提供高等教育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理念，要成为社会的前哨，引领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
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就要了解世界一流高校的现状和未来，聚焦当下人们最关心甚至最焦虑的问题。追求世界一流的学校，就要明确自身的学术层高在什么刻度上，哪些是领先的，哪些还有差距，还有多大差距，如何实现对差距的缩小，何时赶上目标以及用什么手段、条件来实现这个目标。
明确了现状和未来，还要有世界一流的目光和胸怀。对学科建设来说，轻视社会科学的发展，以至于耽误文科发展，忽视文科对思想的引领作用，对学校发展来说势必产生不利影响。在这个方面，西安交大是有自己的教训的，不认同这个作用，没有悟出文理交叉、文工交叉的力量和空间，很少从经费、条件、政策、改革等方面入手进行应有的投入，结果学校发展被耽误就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这在今天必须明确提出，并投入实在力量进行建设，惟此，才会形成西安交大世界级大学的发展动力、基础平台和学人形象。
当然，文科也必须立志把自己做强大，这就得勤奋地从课程到教学体系、从科研到成果提交、从文工交叉到特色独显、从教材产出到形成规模上下功夫。这套系列丛书，或许可以说是一个起始，是一个为世界一流目标的实现而强身壮躯的表现。
当初决定创办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学校里还是有一些疑虑和观望的，记得明德当了院长，我找他谈话，曾说了这么一句：“你当了院长，如果干不好，我会一脚把你踹下去”。明德果然不负期待，坚定地领着大家往前干，一路上无怨无悔且硕果累累。
2020年11月，我卸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职务，退出岗位，虽然还有其他工作可做，但相比大学党委书记的工作量，毕竟宽松了很多。有了可支配的时间，于是编辑这套新闻传播学丛书的念头又浮现脑海，旧事重提，一下子获得了李明德、马忠两位院长的回应。如今，经过多方努力，二十多年的心愿终于得偿完成，这套丛书点点滴滴地见证、凝结了撰者们一路走来的历程。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偏偏咬定这座“青山”不放松？原因很简单：既然有了认识，就把它由无形转为有形，其中更有意思的是对还不是很清楚的东西，通过深入思考，寻求更多的材料，阅读更多的书籍，调研更多的实践，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加深化、升华，有了更多传播学上称之为“共同经验范围”的载体并广泛发挥作用，岂不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
这套丛书的特色与这个学院发展形成的特色一脉相承。这个学院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为实践服务，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需要服务。建院的这几年里，他们以“四个面向”为落脚点，坚持“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这套丛书涉及领域较为广泛，13本图书覆盖了诸如“数字媒体赋能乡村振兴”“青少年手机依赖与媒介素养”“中国青年志愿者国际传播实践”“意识形态话语权”“企业文化”“乡村治理”等，这些研究其实都属于老话题，但无一例外又都是新视角，还有其他几本，聚焦当下热点，无论是新视角下的问题意识及其论证，还是热点话题牵引出的理论和实践思考，都需要我们花费精力，认真求索。
理论自然是重要的。理论之功效，在于知识和逻辑论证，跳出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而抵达事物的本质规律。没有理论思维和系统知识，则无以准确把握事物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事物和环境的认识尚不清楚，借助事物以谋取目标、改造世界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所以，缺乏理论的人和民族，是注定没有创新力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也一定会捉襟见肘。
阅读这些书籍，可以看到撰写者追求深度的本质和敏锐，看到学者的责任与情怀。而且，这一轮作者的年龄、勤奋，会使他们在这一批书出版后又走上一个新的起点。
定位“实用”并不是意味着轻视理论思考，而是在理论思考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面向实践的指导意义。现实的需要、使用者的需要、文本的需要，都使得丛书的编撰思路从一开始即强调从实践上手、为实践服务。这一套丛书在聚焦“实用”的同时，借助了经典的理论原著，检验了以往的理论描述，所蕴含的理论经络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对以往理论的评价也就隐含其中了。
丛书把目标定位在“实用”上，也并非纯粹总结过往经验，筹划未来始终是题中之义。正是基于此，丛书把思考和讨论的方向反复铺展在如下若干问题上：新闻传播学怎么更好地面向实践，新闻传播研究怎样打破边界、努力推进文工交叉，新闻传播学在研究具体工具的同时怎样更好地突出人文精神，实践导向的新闻传播怎样自觉总结蕴含其中的理论，等等。
一种学科的属性偏好，不是由盘桓其中的研究者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新闻传播学之所以要面向实践，是因为无论是新闻还是信息及至其后的媒介，都存在脱胎于人与世界的交往之中，无此交往，则无有信息，交往生出信息，信息映射交往。与哲学和历史学不同，新闻传播学在学科属性上更贴近社会学和法学。抽离感性实践，在形而上学空间腾挪迁转，作抽象玄思，不是新闻传播学的根本追求。扎根实践、服务实践，才是这个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新闻传播学的本质规定性，即在于不厌其烦地“照面”实践。
学院特别重视学生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行业的实习锻炼，并把这作为一项制度贯彻落实。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纸上得来的东西终还悬在空中。所以，托底于实践，才能获得最深刻的抽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就本套丛书来讲，这种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为大学生成长服务、为中国话语“出海”服务、为大学管理者服务、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
这套丛书要为大学生成长服务。今天是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加先进，学习能力飞速提升，这些都是过往时代无法比拟的，但大学生言说和写作能力的退化也越发成为普遍现象。这种口头、笔头“两头差”的情况，会大大降低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创造，因为不会表达导致机会的流失。在这种情况下，从传播和表达的视角出发，为高校学子提供一套带有“实战”性质的书籍，以帮助他们掌握说话和写作之法，乃是必要之举。
这套丛书要为中国话语“出海”服务。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和“西强我弱”仍为主要趋势的国际传播秩序中，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乃是当务之急。而丛书的目标之一，即在于借助传播学博采众长、交叉研究之优势，揭示国际传播的运行规律，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这套丛书要为大学管理者服务。时下，现代媒介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线下线上社会的边界日渐消融，万物相联，互联网重构了社会要素的连接和再连接，也让网络舆情和公共风险与人们不期而遇。问题倒逼改革，媒介素养和危机沟通已成为网络化社会大学管理者的必修课。有鉴于此，丛书通过系统讲解网络传播、风险沟通、形象管理、舆论引导等，期待为大学管理队伍提供有效知识和方法参考。
这套丛书要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从“实用”视角切入，把脉传播现象，所思所述对接实践，但这仍然铺设于一定的认知框架，并未抛却传播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换言之，丛书旨在经世致用，但其中思考对丰富传播学研究以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亦多有裨益。
在今天，新闻传播学要特别强调打破边界、实行文工交叉。追求“学科交叉”是这套丛书的目标之一，譬如上面提及的相关书目，若研究“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研究者只懂新闻传播是断不可完成的，还必须具备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知识积淀，方可厘清媒介与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之复杂关系；研究青少年手机依赖与媒介素养亦是如此，此话题本身就深度关涉群体心理、社会规范等若干层面，不惟传播媒介一家之事。落入媒介中心主义，论证很难给予纵深观照。从媒介出发，或可辟出新视野、新知识，却也有片面冒进的学术局限。所以这一类研究欲推向深入，必须打破学科边界，走跨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其实，放大视野，互联网语境下社会要素的无限连接和深度嵌入，只是倒逼学科破除壁垒的外在驱动，交叉研究乃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本有之义。新闻与信息没有独立的内涵与空间延展，一切赖于它所在的场域，场域是一种什么样态，则新闻与信息就如何展现、传播。如果非说此间有某种“独立”存在，必然是横亘于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种场域之间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不具有实在性，但却为诸内容所共有。譬如政治传播异于科技传播，但“谁在传播”“对谁传播”“以何种渠道传播”等作为一种规律是互通于政治传播和科技传播的。立足于这些形式逻辑，新闻传播学科由此创设了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然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新闻传播学必须敞开胸怀，拥抱来自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智慧，借助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工具的威力，以图更周全地考察新闻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生活世界的快速整合以及社会问题的错综复杂，更是挑战了传统学科“偏安一隅”和“单打独斗”的发展路径，只有融合多领域的知识与方法，方可培养出更为综合和深刻的洞察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算法、算力构筑起日常生活的基底，与技术理性一体相连的计算传播呼之而出。作为一种范式，计算传播并非传播学与计算机的简单相加，而是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思维模态。但不管是横向放射还是纵向绵延，一切状态都会生出万般信息来，而信息天然连带着数量关系，所以运用数据科学与计算方法来捕捉状态进而把握存在，具有合理性。这就是强调文工结合、打“工字牌”的道理。
新闻传播学是文科专业，必须突出人文精神的气质。人文精神或思想文化是交叉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底线。交叉，是为了突破自己，不落入窠臼；可若丧失了思想和情怀，理工科或技术优势一枝独秀，则无疑陷入了另一种窠臼。
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有思想，有情感。与物质性存在相比，情感和思想不能带来利益，至少短期内很难看到回报。所以，情感和思想多被视为无用之物，甚至成了前进道路上的“累赘”，可人终究是会思考的芦苇，人不会也无法做到只与某种环境或工具打交道而舍弃追问意义，正是在事物之外的“灵魂”而非从事物之中获得满足生存的养料以及能力，才成就了人，人与物的交往才会走向可持续、创新发展。简单机械地“照面”事物，人迟早会相看两厌。
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学问场不能脱离情感和思想，也决定了人才培养决不能漠视人文精神。必须承认，经由理工科知识和方法的系统性训练，人可习得缜密的逻辑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只有理性分析能力，缺乏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人依然难有作为。想象力滋养着人的理性而不至枯竭，批判性思维则关乎行为方向，这两样东西不在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范畴之内，并非习而得之，需要透过思想、文化和艺术的熏陶、交流与碰撞，循序渐进地获得，而这正是人文学科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人文学科的最大“产出”和“实用”。一个学校如果只重视理工知识的培养，缺乏人文气息，再激进一步说，为了学科评估甚至取消文科专业，这种导向是极为偏颇且带有风险的。方法永远不能独存，只有托底于人之思想和思想之人，方法之娴熟才有灵性，而一味输出知识和技术，只算“物”和经济的账，不算“人”的账，终将引致人从目的沦为手段，出发太久却不知为何出发。再精致的技术和外表，也难抚慰精神世界的贫瘠和冰凉，广博的人文素养和宽广的视野更重要。
与拥有几百年发展史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新闻传播学放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学科版图里看不过百年的短暂历程，知识积淀和理论思考确显“年轻”和“单薄”。况且，新闻传播学从诞生之时，就将自己的生命安放于实践而不像其他学科深耕精作于形而上学空间，在理论的草原“跑马圈地”固非新闻传播学科之所长。这一切引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阵中，新闻传播学总是背负着“无学”的尴尬身份蹒跚前行。
对于无处不在的信息和意见流动，新闻传播学者却要“解剖”现象，从中寻觅到共性的生产和传播规律，为更好认识事物，也为推动人和社会的发展。“学”之本义，乃是“学问”。而学问之有无，不依循知识之深浅，不赖于学科史之短长，只要肯下功夫，目遇之可成色，耳得之可为声，身体相接世界，化作于心，处处都是取之不尽的学问。
新闻传播学科面向实践，走交叉融合路线，注重在经验事实中提炼和完善理论。此特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独树一帜。新闻传播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座连接各种知识体系的桥梁。与实践对接，就能找到问题，汲取充分养料；与其他学科互动，就能获得新的视野和方法，更好地解决问题；进入理论空间，把经验和知识固定下来，实践才会依傍扎实的指导行稳致远。当前，社会向“液态”极速迈进，技术迭代升级持续推进，新闻传播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找准定位、果断出击，对于学科未来至关重要。
《新闻传播学·学以实用》系列丛书就要独立成书了，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还需要新的理论滋养，那就可能有第二辑，甚至第三辑的接踵而至。这样，就把本来只有一个窗口变成一个窗口系列，成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西交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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