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得怎么样？最近笔者认真阅读了《2023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2023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202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报告》《202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涌现的问题域：智能时代的新话题与旧议题的新意涵——2023年新媒体研究述评》等综述性研究论文，再结合其他相关研究，可以窥见中国新闻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的基本走向。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构想，并试图找出中国新闻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的新路标。
一 2023年传播学和新闻学研究了什么？
《2023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文共梳理了11个研究领域：疫情与健康传播、人机关系审思、技术的社会意义（对人工智能、算法的理解、感知与“使用”）、数字连接与交往、隐私关注与隐私表露、平台的变迁、劳动与治理、媒介物质性（流动、基础设施与身体器官）、经典理论重访与媒介的再认识、媒介文化的纵深与延展、媒介与家庭的交互、媒介化政治（社会沟通、政治参与和政府治理）。
健康传播是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传播学与医学两个学科的交叉与对话。然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播学研究如何在与其他学科展开深入知识协作的同时，突出传播、媒介的敏感性，而非沦为背景装饰与经验注脚，仍需学者的自觉意识和实践探索”
［1］。
“人机关系审思”与“技术的社会意义”两个领域实际上是一个领域，即研究技术与传播的关系。随着元宇宙、人工智能、ChatGPT等新技术的涌现，这一领域一直属于研究热点。由于这些新技术仍处于不断研发阶段，所以大多研究亦处在一种学术想象，即技术之于传播的初步认识阶段，对技术进入传播之后形成的新问题、新冲突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现象描述。比如算法背后权力与资本的博弈，学界对其成因、变量与机制还缺乏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和理论融合。
“数字连接与交往”“隐私关注与隐私表露”两个领域可以并为一个领域，即数字交往中连接与反连接。对此，有学者梳理出两条理论线索：一是源于人际传播研究传统的“交往范式”，认为可见性能够调节（强化或疏离）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二是源于大众传播研究传统的“展演范式”，宏观地审视可见性资源竞争背后的权力关系。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都属于经典传播学视域，对于新媒体所形成的新传播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数字连接与交往属于社会化传播范畴，对此笔者曾提出构建社会化传播理论的构想，即“当下应该从社会化传播的界定、理论的构建和范式的创新入手，希望就此引起传播学界的关注、思考和讨论”
［2］。
平台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多数学者都从数字劳动切入探讨平台治理，采用“控制—抵抗”的二元分析框架。笔者认为这种用户与平台的微观研究视角很难给平台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还需要从数字资本切入，从中观层面探索平台基于商业与文化的二元生存法则。比如平台商业化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要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数字资本研究或许比数字劳动研究对于平台治理研究更有效。
“媒介物质性”与“媒介的再认识”两个领域实为一个领域的不同面向，互联网时代大众需要重新认识媒介，认识的维度也多种多样，有学者从基础设施视角探讨人们对媒介的使用，有学者从具身传播视角探讨媒介使用行为，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描述人的媒介生存境况，进而推断和预测其发展趋势。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人—技术”转向“人—机”，理解媒介首先要认识机器（人工智能），超越传统媒介观。此外，还要研究媒介的空间和时间，进而建立新的时空观，而这其中理论的可供性日益重要。
“媒介文化”“媒介与家庭”两个领域都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传播的，近年来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成果，从粉丝文化到家庭关系，既是传播学研究也是社会学研究，可以说传播学从社会学中来又到社会学中去。最后一个研究领域——社会沟通、政治参与和政府治理，则从政治学视角来研究传播，属于政治传播，这一研究领域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但也涉及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可以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更需要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
《2023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一文梳理了10个研究领域：新闻理论研究（知识体系、关系空间与隐喻构造）、新闻文本研究、新闻常规重构、新闻接受研究（偶遇、回避与分享）、新闻创新与事实核查、新闻时间性、新闻从业者研究、新闻制度与政策研究、人—技互动下的新闻生产、新闻史研究。
新闻理论研究是新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当代中国为新闻实践提供了最具活力的现实场景，涌现了很多时代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既有新闻学知识体系的解释边界，亟需知识创新和理论突破予以回应，这是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必要性与驱动力。”
［3］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新闻学界的共同努力，这是新闻学走出困境的长征之路。在新传播、新技术的语境下，需要重新定义新闻，从内涵到外延，从问题到隐喻。有学者提出新闻正从“知晓类知识”转向“理解类知识”，有学者提出要认识新闻关系价值，这些研究都是理论的突破。
新闻文本研究过去主要从叙事学、修辞学来研究，即讲好故事，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新闻生产研究要围绕文本来探讨新闻生成、互动以及消费。一方面，以“界面连接”取代“文本构造”构成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再造新闻叙事结构；另一方面，连接广泛资源，实现内容与运营有机结合，促进了智能生态体和泛内容生产平台构建。所以说，新闻文本已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与文本外诸多因素关联和影响的内容主体。
新闻常规重构就是业界所说的“流程再造”，“在人机共生、流量逻辑、技术嵌入性、用户参与等实践要素的持续介入下，传统新闻常规或许已完成重构的复杂进程，并发展出再职业化的内在逻辑”
［3］。在此现实驱动下，要对新闻产品、多种价值、选择标准等进行更多的解构和建构。
新闻接受研究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和算法让“人找新闻”变成“新闻找人”，然而看到不等于接受，收到不等于相信，从接收到接受是一个信任过程，从共情到共鸣是一个认知过程，还需要从认知心理学、影响力、公信力等多维度进行综合研究。
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新闻生产？新闻创新与事实核查都十分重要，当下国内的新闻创新大多停留在“炫技”层面，如何由“新”到“心”，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研究。相比形式上的创新，事实核查显得更为重要。面对海量信息和真假难辨的新闻，笔者曾经提出通过智能把关来实现事实核查的观点，希望能将深度学习的大模型更好应用于事实核查。
新闻时间性研究让人们重新认识新闻时效性。在互联网的极速传播中，是抢占新闻第一落点的提速，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减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人们对新闻的接受既有即时性也有延时性，还有过去时的历史视角。
新闻从业者研究也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在互联网这个“人人时代”，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出现，使得新闻从业的界限变得模糊，也让传统新闻从业者产生职业危机。从知晓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规制新闻发布；但从理解的角度来看，人们无法遏制网络评论。因此，新闻从业者研究可能需要从界定新闻从业者开始。
新闻制度与政策研究理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它决定新闻行业的发展走向，而且这一领域的研究偏弱。当然这其中有系统复杂、非学术因素影响等原因，研究者相对较少是一方面，研究取向偏差是另一方面，如县级融媒体建设研究，更多还停留在技术赋能而非制度创新。因此，“亦可关注新闻行业的体制创新，大至国家的相关宏观政策，小到媒体内部的具体规章，从中发掘新闻业获得生机的根本路径”
［3］。总之，这类研究不能只是解读和解构，还需反思和建构。
人—技互动下的新闻生产是新闻业务研究范畴，“过去一年，相关实证研究聚焦于受众、媒体从业者对技术的合法性和应用效果的评价。与此同时，思辨研究持续探讨人该如何在强势的技术力量下维护多元主体的和谐及自身的主体性”
［3］。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前者有滞后性，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步伐；后者较空泛，满足于反思的泛泛而谈。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等技术的发展，如何找到更合适的新闻生产模式和应用场景，还需要学界与业界的联合攻关。
新闻史研究曾经是新闻学中的“大户”，但呈现逐年减弱的趋势。目前，新闻史研究更多是以新的研究视角对经典议题的重访，除此之外更应该有新的拓展。例如，2024年是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30周年，这30年间中国新闻的发展非常值得回顾、梳理和反思。此外，还可以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新闻史研究赋能。
二 新闻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比较
仅以两篇研究综述难以窥斑见豹，《202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报告》
11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报告[EB/OL].（2024-01-15）[2024-02-13].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1/t20240115_5728276.shtml.
一文则是把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分为四个部分来审视。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二是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三是人工智能重塑的新闻传播新格局；四是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与媒介化治理。
第一部分分别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的学科反思和原创概念与理论创新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是宏观层面的学科反思，提出基于国情和现代化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后者是微观层面的理论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呼吁构建中层理论。中层理论亦称中观理论，是西方政治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有关政治研究层次的理论，主张政治研究应着重发展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理论。多年前传播学前辈吴文虎教授就提出要重视中观研究，中层理论和中观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弱项，理应加强。
第二部分是基于国家战略迫切需求的国际传播，学者们分别从传播效能、研究范式、学术视野、技术应用等方面展开研究，但也应该看到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欠缺，使得国际传播研究形式大于内容。
第三部分是人工智能重塑的新闻传播新格局，基本上还是技术赋能的老生常谈，或许因ChatGPT刚问世，或许是缺乏对技术的深入理解，这些研究大多是空泛的议论，对传媒业的影响十分有限。
第四部分是新闻创新与媒介化治理，媒体融合和新闻创新属于新闻传播实务研究，学界虽然提出了一些观点，但面对业界期望还有一种无力感；社会治理和算法治理都属于政策对策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应该拿出解决方案。
文章在结语的反思中指出：“综观2023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学术界呈现出的众多新问题、新经验和新概念之外，较少看到具有影响力的新理论，尤其是关系学科发展活力和生命力的中层理论。许多研究或停留于宏大命题的抽象思辨，或聚焦于方法驱动的量化经验，缺乏两者的结合。这也许与研究者未能把理论构建放置于研究的优先位置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少了些理论的自觉。”笔者认为这一批判性反思是客观、清醒和中肯的。
《202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
22 参见微信公众号“明德新声”2024年1月15日的发文《202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
一文从五个方面进行盘点和分析：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华夏传播、“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媒介时间、少数群体的研究。笔者认为研究热点恐怕不止于此，该文由于篇幅所限分析有些蜻蜓点水，但有些见解还是能够引发思考，如有的热点是不是“虚热”，热点对研究的意义何在，等等。笔者十分认同文章最后提出的观点：“热不应该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不是一哄而上的研究就更有价值。在所谓的热点面前，也需要保持自己的清醒，用心思考热点的可用之处，探索真正值得研究的选题，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学术羽毛，不让热点‘灼伤’自己。”这与祝建华教授的观点“追逐热点是学术研究的陷阱”不谋而合。
以上两篇文章从不同视角给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特别提出的存在问题值得新闻传播学界反思和反省。笔者认为，在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相比新闻学研究更为活跃，但新闻学多了一个史学研究，传播学研究则缺少历史观照。此外，这两个学科均缺少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以及对整个学科研究的宏观分析和整体评价。
笔者对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分别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从横向看，在阅读量方面，截至2024年3月，《2023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阅读量是《2023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的近3倍
3。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传播学”和“新闻学”为主题检索到的篇数分别为885篇和336篇，传播学文章篇数是新闻学两倍之多。此外，传播学文章的下载量和引用量也高于新闻学文章。由此可见，传播学研究要比新闻学研究更多，关注度也更高。
从纵向看，纵观CNKI近10年的发文情况，传播学从2014年的1 374篇减少到2023年的867篇，新闻学从2014年的535篇减少到2023年的333篇。减少的原因可能是学术治理的结果，但传播学减少幅度比新闻学更大，是否说明传播学研究虽然比新闻学火热，但也存在较多泡沫。此外，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还要与国外或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进行横向比较，这一议题目前还没有太多研究。
以上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的对比似乎印证了李良荣教授多年前做出的“小新闻、大传播”的基本判断。有人说传播学是“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相比研究领域十分宽广的传播学，新闻学的研究范畴显得狭窄多了。其实新闻研究的范畴并不小，所谓“小”其实是源自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框架，无法涵盖更丰富的研究内容。传统媒体起源于纸媒，新闻学源于新闻纸，因此人们往往把报纸称为新闻媒体。然而，随着媒体的发展及其提供的功能和服务的增加，新闻只是传媒内容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新闻学研究的视野就十分有限了。尤其当传媒业进入全媒体、融媒体乃至智能媒体后，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框架便成了拓展研究疆域的最大制约。
尽管传播学研究领域大于新闻学研究，但都未能满足新闻传播发展的需求。传播学研究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维度和增长点，但在结构或方向上仍有欠缺，而新闻学研究恐怕需要在路径依赖上有所改变。从研究比例来看，应用研究远多于理论研究，为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理论构建。从研究取向来看，要加强中观研究、构建中层理论，研究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
诚然，新闻传播学研究还是有不少发展的。然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在专业排名、量化评估和研究者现实利益的驱使下，人们追求的可能并非真正的研究成果，加之当前的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让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追赶变得步履维艰。或许新闻学研究的孱弱和传播学研究的无力能让新闻传播学人清醒过来，以此唤起新闻传播学界知耻而后勇的励精图治。不过，新闻传播学研究要迈入新时代，还需新思维新范式新力军。值得庆幸的是，新媒体研究的高歌猛进，一方面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学科重建；另一方面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赋予其更多活力和想象力。因此，笔者认为要以新媒体新文科新思维来激活和驱动新闻传播学研究。
三 2023年新媒体研究综述及问题域
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学诸多研究领域中，新媒体研究无疑是最活跃、最受关注的一个领域。《涌现的问题域：智能时代的新话题与旧议题的新意涵——2023年新媒体研究述评》一文从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点评。一是ChatGPT视域下的人机新关系和新交往；二是人工智能催化的知识生产新机制；三是作为新主体、新媒介与新武器的智能机器；四是物质向度：智能时代的媒介物（技术物、虚拟物）研究；五是纽带、陪伴与重塑：乡村新媒介的新意涵；六是追捧与争议：“短视频+直播”的新应用与新议题
［4］。相比新闻传播学其他研究领域，新媒体研究呈现更多的新视角新方法新思维，体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力和生命力。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打破了传统新闻传播学框架，扩充了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既为新闻传播学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维度，也使新媒体研究呈现出新的问题域。
“ChatGPT视域下的人机新关系和新交往”重点讨论新技术背景下的人机关系和数字交往，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有很多热议，既有轮回也有创新，如数字交往2.0、准社会交往、第三交流等研究。笔者认为，在数字时代诸物种之间的关系包括交流、交往和交易，前两个研究得比较多，交易研究比较少。交易不只是经济学研究，也是传播学研究，因为交易和资本深刻地影响着交流和交往。
“人工智能催化的知识生产新机制”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研究领域，其研究重点在于机器如何生成知识和影响传播以及知识新媒介。“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知识新媒介，其对社会知识生产机制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权力实践过程值得学者们予以持续关注。”
［4］“作为新主体、新媒介与新武器的智能机器”研究超出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视域而进入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智能机器人和社会机器人不仅是新的传播主体，而且成为人类社会的新物种，对其研究需要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交往理性。
在“物质向度即智能时代的媒介物（技术物、虚拟物）”研究中，把智能传播研究从工具论上升到物质论，也从现实空间进入到虚拟空间。物质是一个哲学概念，媒介物质性研究可能需要更多的哲学思考，从技术应用到物化影响，“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则使得媒介物质性等问题在新技术现实和社会语境中衍生出更多的研究新视点和新论域”
［4］。
“纽带、陪伴与重塑”研究是乡村新媒介的新意涵，把新媒体研究锁定在乡村这一应用场景，是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响应。这一领域既是新媒体研究也是乡村研究，既是传播学研究也是社会学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仍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追捧与争议”中的“短视频+直播”等新应用与新议题，聚焦短视频和直播等研究热点，相比关注新应用新议题，更要关注研究价值和理论创新。需要思考的是，当短视频和直播开始重构媒介生态，其对新媒体研究乃至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何在？
文章在结语中提出新媒体研究的问题域。面对未来人类社会巨大的不确定性，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
［4］。人在机器思维主导下将走向何方？人被机器增强的限度何在？机器“拟人化”发展的限度何在？人将如何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地位？当然，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宏观的问题，针对新技术的出现还会形成具体的问题。
此外，2023年5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国际新闻界》协办的“ChatGPT启示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围绕“大语言模型下信息生产与流通领域的问题”“大语言模型下伦理法规领域的问题”“大语言模型下文化领域的问题”三个议题展开研讨并提出了66个传播学研究新问题
［5］。以下是学者评分最高的7个问题：（1）大语言模型的内容生产是否存在偏见；（2）大语言模型创作侵权问题；（3）大语言模型下信息生产的隐私保护问题；（4）如何提升中国在AIGC伦理法规制定中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5）大语言模型训练中数据质量和数字版权问题；（6）大语言模型的反垄断问题；（7）ChatGPT类产品普及后知识生产的鸿沟是被弥合还是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信息的生产、侵权、隐私、伦理法规、知识鸿沟等问题仍然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很重要，但采取什么理论、什么方法去研究并取得理论突破更重要，而依靠单一学科和传统思维去取得突破是难以想象的。
笔者在CNKI检索发现，最近10年中国新媒体研究每年都有一到两万篇论文发表，从2014年的1.42万篇到2019年达到最高的2.98万篇，再到2023年的1.51万篇，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在提高。“透过数据也发现了新媒体研究的一些不足，如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重点院校；同时，关于新媒体研究的团队合作也暂时呈现出较为封闭的样态，跨地区、跨机构合作较少等。”
［6］正如高奇琦所说：“在智能传播时代，新媒体研究不仅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如机器行为范式），也需要打破文理思维的壁垒，实现真正意义的学科交叉，以及形成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交叉效应。”
［4］跨学科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易，这里有一个“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比如追求价值理性的人文学者往往对讲究工具理性的自然科学研究不屑一顾。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普遍对科技的了解和理解不够不深，有的甚至有惧怕和抗拒心理，如从ChatGPT到Sora，其技术逻辑有何变化，许多新闻传播学者是不清楚的。笔者认为，面对未来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新闻传播学人需要勇敢地走进自然科学的大讲堂和实验室进行跨学科思想碰撞，如此可能会有新的灵感和意想不到的收获。
四 学科重建构想与创建传媒学
从这些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逐渐可以看出原有学科设置的落后与局限性。对此，笔者认为，新闻传播学需要一场打破传统的革命，需要颠覆式创新，包括学科的重新设置。2015年，笔者在《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到“传播学与传媒学”》一文中提出学科重建的构想，即把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改为“传播学与传媒学”。表面上看，新闻学没有出现在一级学科名称里，似乎是弱化了新闻学，其实不然，新闻学是内嵌于传媒学中。新闻学是传媒学的重要部分，而传媒学则是新闻学的扩容。“传媒学的研究范畴无疑要比新闻学宽广得多。传媒学研究不仅超越新闻，而且超越内容生产，进入到传播和运营。”
［7］传统新闻学主要是研究新闻生产，而传媒学不仅研究新闻生产，还要研究新闻和非新闻内容的传播、消费、经营、监管等更多领域，而新闻生产也拓展到泛新闻和非新闻的内容生产，如此涉及的关联交叉学科更多，研究的空间大大扩展了，而研究的内容也更丰富了。
最近30年，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疆域的扩大，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发展成新的学科。继原有的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后，出现了传媒经济学这样的交叉学科。近年来，新闻传播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认知传播学、计算传播学，这些交叉学科整合了相关学科的研究，为新闻传播学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目前这些新的交叉学科已从相加到相融，下一步是要融好，产生化学反应，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进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异军突起，新媒体研究迅速成为热点和热门研究领域。然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当前新媒体的研究杂乱无章、不成体系。新媒体研究该置于哪个学科视域呢？放在传播学框架内显然是不够的，放在媒介学中研究又难以服务传媒业，因为更需要研究媒体而非媒介。由于新媒体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将其置于的学科要满足目的性、独立性、体系化三个条件。首先要明确新媒体研究的服务对象是传媒业，这是其主要目的和功能；其次要与其他学科区隔开来，有其专属的研究任务和研究范式；最后要形成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从宏观整体上观照。那么，新媒体研究放在哪个学科更合适呢？这就是前面谈到的新闻传播学科重建中的传媒学。长期以来，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学界与业界往往存在“两张皮”，究其原因就是学界对传媒和媒体缺少足够的关注、了解和研究，更多研究新闻生产和媒介变迁，较少关注传媒的业态变化以及相关问题，比如新兴媒体的平台研究、新型媒体的运营问题、媒体融合与传媒市场等。因此，建立和发展传媒学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研究应服务于传媒业，传媒学研究就是最重要的应用场域。
笔者有一个比喻，传播学如同文科中的理科，新闻学如同文科中的工科。随着报刊的出现有了报刊学，那么当更多的媒体形态出现后，为什么不能有传媒学？把新闻学研究拓展到传媒学研究，其研究空间也从人文社会科学延伸至自然科学，不仅形成“新文科”的研究取向，还可以进入更多的应用研究场域，毕竟传媒学研究主要还是应用型研究。可以说，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的时代潮流中，传媒学研究是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必然归宿。
传媒学不仅研究传播形态，还要研究传媒业态和媒介生态。当今媒体的定义、形态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传媒业态而言，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再到新型媒体，出现了新的媒介组织形态——平台，而基于算法的平台改变了信息的传受关系，从“人找信息”变为“信息找人”。此外，还有基于UGC的自媒体和基于社会化传播的社交媒体，基于人工智能生成视频（AIGV）和智能传播的智媒体，等等；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从原来的新闻传播拓展到社会治理，媒体提供的服务也从内容产品到服务产品到关系产品再到解决方案。与之相应的媒体融合、运营模式、制度创新、政策研究、科技赋能、传媒智库等均构成传媒学的研究热点和学术增长点。与此同时，传播学也整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传媒学为学界和业界搭建起一座桥梁，为传媒业的高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能够让新闻传播学研究更接地气、更有活力。
2020年，广州华商学院率先践行笔者提出的学科重建构想，在传媒系的基础上成立传播与传媒学院，这是国内首个传播与传媒学院。然而，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对学科重建尚未形成共识，对建立传媒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笔者在此呼唤，希望引起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重视和支持，希望新闻传播学界把创建传媒学提上议事日程。
五 寻找新闻传播学研究新路标
2024年，一些学者提出建立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设想。有学者认为科学、问题、价值是走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困局的核心要义；有学者提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10个基本问题；有学者认为“求似析异，文明互鉴”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还有学者指出“辨方位”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或基础，新闻传播学要展现学科的自主性或民族性，改变以“中国经验”注解西方新闻传播学概念与理论的被动局面。这些设想高屋建瓴地锚定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参考路标。
第十一届（2022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的遴选结果于2023年12月揭晓，选出的以下20篇论文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术标杆：《公正传播论（1）：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使于四方：先秦“行人”的媒介属性及传播功能》《中国离职媒体人职业转型话语研究》《人脸分析算法审美观的规训与偏向：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智能价值观实证研究》《算法实践的社会建构——以某信息分发平台为例》《近代新闻界的“事实”概念及其话语变迁——从徐宝璜的“新闻”定义谈起》《流量指标意味着什么？——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的劳动控制与自主性研究》《足不出户做新闻：远程报道的常规与新闻业的地方性困境——基于对S报的田野调查》《谶谣是如何自我实现的？——以民国〈金陵塔碑文〉的源起与流变为中心》《近代女性科普中的“卫生”叙述——以〈女子世界〉和〈妇女杂志〉为例》《定义“群众”：〈乌合之众〉在中国传播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不确定性传播的新闻表征、“传播之痛”与知识再生产》《网络媒介“茧房效应”的类型化、机制及其影响——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中介分析》《事实构建、公共理性与媒介偏向：法国第一起被平反冤案“卡拉斯案”的舆论反转》《基于意识形态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构建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平台规训、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基于“送外卖”的田野调查》《转译延乔路：一个“无”中生“有”的传播实践》《当代乡村女性的网络空间生产与角色困境——以豫中乡村为例》《基于观察数据的传播学研究设计》《参与模式下的争议性科学纪实影像创作——以纪录片〈食物的演化〉为例》。这些论文部分属于传统新闻传播学视域下的学术研究，部分属于新领域新范式跨学科的理论探索。其中涉及算法研究的论文有三篇，且两篇为社会学学者撰写，《算法实践的社会建构——以某信息分发平台为例》一文更是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可见新闻传播研究不限于新闻传播学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产生于其他学科，这些研究为新闻传播学研究补充了新鲜血液，能够改变其内卷化的研究局面。此外，在研究中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不是用了研究方法就是好的研究，还是要把各种分析工具用好，《基于观察数据的传播学研究设计》一文就给定量研究提出了更好的设计思路。关于研究方法，笔者的观点是，方法论的创新要比方法更重要。
此前，有学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举办的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全过程为观照，对全国197种重点期刊2021—2022年度发表的4 751篇新闻传播学论文进行切片分析发现，“受学科发展的单向知识积累及其所依附的社会场域变动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所遵循的原有核心议题和研究范式正经历重塑”
［8］。
总之，新闻传播学科的重建和新闻传播研究的重构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从学科架构设置到分支学科发展，从研究成果评优到跨学科协同创新，而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洞察和把控。基于前文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找出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六个新坐标。
第一，研究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要研究有生命力的数学，新闻传播学也要重点研究那些有生命力的领域和课题。什么是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笔者认为要做到“三个把握”，即把握人类社会的时代脉搏、把握科技发展的未来趋势、把握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创新。如“乌合之众”常用于解释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等问题，“但会忽视群体心理形成的制度、文化等原因，缺乏对于制度和权力问题的关注，导致对于‘群众’现象的分析窄化”
［9］，因此，深入分析群体心理形成的制度和文化，进而研究制度与权力问题，才是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研究。
第二，加强基础研究与理论创新。这些年新闻传播与新媒体研究成果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应用研究，由于基础理论研究薄弱，致使理论创新乏力，因此要大力加强。对此，既需要像麦克卢汉那样的先导者，以超前的眼光大胆提出新的理论设想；也需要像施拉姆那样的整合者，通过多学科整合，不断完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传媒学的构建和研究也是一大理论创新，新媒体研究服务传媒业，而业界实践又反噬新媒体研究，此为这种双向互动的构建和前沿理论的探索。
第三，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尽管目前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但许多研究还沿用传统范式，严重制约着新领域新问题的展开，给人一种“老瓶装新酒”的感觉。有学者针对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的传播学研究范式提出机器行为范式，也有学者指出，“物质性转向”看似泛化的研究内容或将启迪人们，该领域的贯通与联结正是破解既往非此即彼观念的一种可能。从海德格尔到德勒兹，从科学和技术研究（STS）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物为基础的哲学研究走向存在、走向身体、走向中心……这启迪人们物质性研究及其进路或将成为引领下一次媒介研究浪潮的第一滴水，要从具身性、经验性与互动性出发，探讨一种可供性的未来
［10］。
第四，跨学科研究的协同创新。在互联网时代和智能传播语境下，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必然。跨学科研究不仅要常态化，还要从体制机制上提供组织保障，要从单兵作战转向多学科跨界合作和协同创新。这一转变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不仅需要转变观念，还要从制度创新、行政手段、激励机制、合作方式和技术支持等多方面去推动，要让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协同创新常态化。
第五，研究方式拓展与研究成果评鉴。近几年，学界在注重研究方法与现行科研评价机制的导向下发文量迅猛增长，看似一片欣欣向荣，实际上真正具有理论创新的成果屈指可数。从研究成果评定上看，不少学校对成果的认定存在只看期刊不看文章的错误导向，严重影响新闻传播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形式还是以论文、专著为主，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业界，未来还要像理工科那样提供研究报告和解决方案。
第六，科研赋能新闻传播学研究。除了浅层次的论文写作外，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学研究可以有更好的应用场景，如用人工智能对研究选题和走向进行分析，还可以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对传播环境和舆情事件进行模拟，基于大数据的定量研究，可以建立和优化数学模型和开发相关软件。随着更多计算机科学背景的人才进入新闻传播学科，新技术造就“新文科”，人工智能赋能新研究，给新闻传播学研究插上科技的翅膀，学科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未来的人类社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以上路标也并非一成不变，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方向。例如在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一般新闻理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和学科建设的困难，新闻传播学出现了“学科焦虑”，“学科边界的急遽拓展引发了学界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元问题焦虑。加强‘科学性规范’、提升‘问题化能力’、突出‘价值性贡献’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出知识生产困局的核心要义”
［8］。展望未来，一方面要研究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在把握时代脉搏、科技潮流和国家战略的前提下找到更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把本土特殊现象变为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对象，不要让“学科焦虑”乱了阵脚，或许有些新闻传播研究成果会出现在其他学科领域。
莎士比亚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屈原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东西方两位伟大诗人描绘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未来——任重而道远，目前要做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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