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
11 国内哲学界学者也将ANT翻译为“操作子网络”。
源自科学技术哲学中巴黎学派的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将ANT划入因批判技术决定论而兴起的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纲领的新技术社会学
［1］，并认为它是社会技术整体论的代表
［2］。ANT虽然源自STS，但它既突破了STS以自然为中心的观点，也突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以社会为中心的观点。ANT认为，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或行动元是平等的，这就是广义对称性原则，再也没有人和非人、事实和价值、科学和政治、自然和社会等二元划分
［3］；同理，技术与社会是一个整体。ANT强调的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的技术、人工物、动物、伦理、法律等异质行动者处于同一个动态网络之中，并提出了一套追随异质行动者的方法来阐释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和活动本质，指出人和非人的行动者都以各自的存在和活动参与到社会建构过程中来。
行动者网络主要从认识论角度解构社会现象，并不追究一种需要参数的网络计算，与社会网络分析相比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ANT中的网络概念与社会网络中的网络概念也不相同，在拉图尔看来，“network”应该是“work net”，即工作中的网，如此才能更加准确地表达ANT中的网络含义，因为行动者网络是动态的，为“工作”而存在。ANT的意义不是获得一个静态网络作为分析结果，而是在追随行动者的过程中发现网络的动态演变。ANT方法较少绘制具体网络图形，仅绘制示意图，因为ANT是抽象的，很难具体化，它是一套物质符号学工具，不是理论体系，而是思维方式和案例描述工具。因而，ANT研究走的是案例路线，通过对个案中具体行动者的追随揭示行动者如何形成网络。此外，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是“联系”，而社会网络分析中的行动者之间是“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可以是意义和符号上的（可由研究者赋予其关联），而后者的关联是实际存在的。
因为与STS的渊源，ANT的三个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独立贡献的奠基人卡隆、劳和拉图尔关于该理论的阐述都源自对不同案例的描述和分析。早期分析的案例都带有实验室色彩，如卡隆对圣布里厄湾扇贝养殖实验的分析、劳对瑞典和尼加拉瓜造煤机器的分析以及拉图尔对巴氏杀菌实验室的分析，虽然具体结论有差异，但都揭示了非人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如何构建网络，并且都成功展示了在分析中如何打破自然和社会的界限。通过这些案例，三位奠基人成功发展出了ANT的系列概念，如“行动者（actor）”“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行动元（actant）”“转译（translation）”“问题化（problematisation）”“广义对称性（generalized symmetry）”“聚簇（assemblages）”“不可变移动物（immutable mobile）”“铭刻设备（inscription device）”“旨趣化（interessement）”“强制通过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等。
一 媒体融合研究引入ANT的意义
由于ANT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聚簇，并且是一种对案例的描述方法，因此运用ANT分析在方法上可能显得比较简单，但这也恰恰是ANT的优势，即更加灵活、解释力强。ANT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套分析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在实践中如何联系的方法，并且通过行动者自身视角把社会理解为不断重新联系和重新形成聚簇的活动，非人的物质或元素可以成为连接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的行动者，非人行动者能够提供观察人和非人行动者之间的新视角。ANT在当代的局限在于对历史、记忆和路径的考虑不足，行动者之间存在不平等，未解决身体和具身问题等
［4］。此外，ANT也招致了其他批评，如女性主义者批评其方法没有考虑性别因素。
（一） ANT在新闻业及媒体融合研究中的意义
一方面，ANT在对批评的回应中得到新的发展；另一方面，ANT这一全新的看待技术等非人元素的视角契合了当今世界数字化的特点，它在批评中逐步扩大了应用范围，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各学科通用的分析工具。此外，互联网和相关技术的发展给ANT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互联网对新闻业的影响同样进入ANT视野，如Plesner
［5］分析了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如何在新闻工作中成为行动者网络的元素并无缝嵌入新闻工作中。
拉图尔
［6］27认为，任何情形都可通过掌握在连续和非连续之间有特殊联系的“网状物”而被界定，他甚至把网络作为事物存在的十五种方式之一。因此，不能把科学与其他学科分开。在分析社会科学问题时，通常不同学科或领域会预设一个立场，放大某个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ANT则把多种因素考虑进来，打破上述单一思维模式。因而，科学不再是独立于政治、哲学、宗教的一个领域。当前，国内外对媒体融合研究的局限性是把人类行动者视为唯一主体，以这一主体的实践为中心来分析具体的融合策略，这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忽视了技术对新闻工作者等人类主体的作用以及对融合新闻生产过程的建构作用；二是除了少量文献，不少研究停留于把各种媒体视为“黑箱”并对其具体融合实践及效果进行描述，忽视了媒体内部各种主体或元素之间的互动以及媒体与外部各种主体及元素之间的互动；三是缺乏理论分析，相关文献大多把融合视为一种实践性的经验总结和反思，其原因是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往往以内容为核心，而融合意味着突破原有边界，传统理论中很难找到应用于分析媒体融合的工具和方法。为突破上述局限，ANT走进西方新闻传播学者的视野。在中西方语境下，“融合”本身就带有行动者网络中观察各个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意蕴，要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合而为一”，说到底就是让其他行动者按照自己的新闻生产目标“行动”，从而组成一个动态的媒体融合之网。媒体融合使得传统媒体科层制“黑箱”得以打开，而ANT正是一种打开“黑箱”的分析方法。
与科学领域相比，媒体融合本身属于混杂的领域，更适合使用ANT。Alex
［7］应用ANT分析媒体融合时指出，媒体融合意味着更多引入新技术，只有使用ANT才能从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重新界定新闻业。新闻业不仅是新闻工作者的活动，也包括技术作为行动者的参与。很多应用ANT分析新闻业的研究，落脚点正是把技术作为数字环境中的重要行动者。ANT来源于对科学实践的研究，这与新闻业中新技术的实践（很多时候可等同于媒体融合）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与科学实践不同的是，新闻实践的社会性本身就是得到承认的。Anderson
［8］把劳对科学的研究借用到新闻业研究中，并指出，“所以，这是对新闻业的行动者网络诊断：它是一个社会的点和面、技术、概念、文本被组装在一起的‘异质工程’，并且因此被转化（转译）成一系列平等的混杂异质新闻产品”。用ANT分析媒体融合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海明威2008年利用ANT理论对英国广播公司（BBC）地方电视新闻部门采用媒体中心、个人数字生产系统、卫星直播车三种新技术的应用
［9］，其主要方法是访谈并与ANT中的“转译”等概念结合发展出技术关系图、社会关系图、时间关系图三个轴线，用以分析媒体融合实践。这一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访谈资料和ANT经典理论原文的引用冲淡了ANT的分析，访谈方法过度关注人类行动者而忽视了非人行动者。正是因为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本身不需要与ANT结合便能揭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事实，所以在此之后，较少有篇幅较大的专著运用ANT分析新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运用。
近年来，ANT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新闻业及媒体融合的研究中。如David等
［10］认为ANT能够通过将新闻实践从具体理论分类中分离、克服分析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之间的学科界限、把标准新闻业原理问题化三种方法来克服已有研究范式的缺陷。他还认为新闻（行动者）网络由人（新闻工作者、经理、活动家、公关从业者、公民）来生产、传播和使用新闻（思想、事实和引用关于社会中共同关注的诸如报道、论文、评论、图片等事实的集合），同时考虑职业理想（自主性、品质、透明、民主、公共领域等）、表征建构（新闻价值、共享、等级）和物质性的人造物（技术、推文、报纸、编辑室等）。Lewis
［11］运用ANT把跨媒介的新闻工作梳理为“4A模式”的矩阵，即人类行动者（actors）、非人的技术行动元（actants）、分化的受众（audiences）在新闻生产、传播和解释活动（activities）中的相互联系，并指出当前对新闻业的研究有两个缺点：一是忽视了人类和技术或者说人工取向和操作与计算取向和操作间的相互作用；二是忽视了新闻组织中编辑、商业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其他学者则用ANT分析新闻业在数字环境中的创新，如Weiss等
［12］将在线新闻编辑部中的创新过程视为行动者网络，Mico等
［13］揭示了新闻业中的创新扩散具有不可预测性，新闻工作者对融合是否有利的评估与他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有关。
总的来说，从ANT视角观察新闻业与网络化新闻业具有相似性，但网络化新闻业的局限在于仅仅观察人类行动者构成的网络；ANT则把非人的技术等因素也作为网络中的行动者，从技术和社会整体视角描述新闻业案例，这种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新闻业的研究习惯，从社会学视角将一个行业或机构视为整体，忽视微观层面的单位内部及其与外部因素互动细节的缺点，把宏观和微观相统一。
（二） ANT用于分析中国媒体融合实践的优势与可行性
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也有少量文献使用ANT分析新闻传播中的现象
［14-16］，但总的来说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围绕新闻业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还缺少案例分析，对于有着技术色彩的媒体融合实践还缺乏研究。随着行动者网络概念被更多学者接受，有文献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中国的媒体融合，但是并未把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核心分析范式，而是用了部分理念或概念，整体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或访谈方法
［17-18］。
在中国，媒体融合既是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多领域的混合，也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媒介管理体制对新技术的回应。中国的媒体融合正是通过政策，让新闻机构更快地采用新技术并激发组织等其他方面的变革以适应数字新媒体环境。因而，媒体融合让传统新闻业的“黑箱”被打开，新闻业与包括用户、技术公司、资本公司、政府等社会上的各种主体发生了紧密联系，这些主体与新闻机构之间、各种主体之间是异质的，媒体融合就是多种异质主体共同的“新闻实践”。起源于分析单一新闻机构主体的传统新闻业研究范式无法有效分析媒体融合，而ANT提供的新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就是基于异质主体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因此，使用ANT分析中国的媒体融合既是必要的，也是适合的。ANT分析能够克服上述媒体融合研究的局限性。
中国媒体融合研究和实践中，研究者们总是试图找到或者选择一个主要元素而忽视其他元素，甚至还会陷于技术、体制或内容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之中。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角度来看，它们都是网络中平等的行动者。仿照拉图尔的ANT，把一家新闻机构的负责人作为行动者来观察，会发现他日常的工作就是与下属、宣传部门工作人员、技术公司和兄弟单位负责人甚至负责上市业务的专业会计师或律师会面，从而获取各种内部和外部信息。他会参观评估集团的技术和制作力量，会思考自己的职业前途（年龄、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这有可能决定采取改革还是保守的态度），会通过智能手机评估本集团和其他兄弟单位的客户端和公众号等的实践情况，会通过观察周围亲友或阅读报告感知受众偏好的变化，会参与本单位采用哪种“中央厨房”的招投标过程甚至决策，会通过自己和周围人群以及参加国内媒体融合会议获得的信息对技术和政策状况开展评估，等等。简言之，新闻机构负责人就是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他对本单位媒体融合行动决策的制定由行动者网络而不是某一单一主导因素决定。在这个行动者网络中，技术、政策以及受众等因素也成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如负责人所处的城市、其他集团领导等，均会在一定条件下进入行动者网络。
上述ANT示例如
图1所示，其中仅列出了部分联系，负责人虽然处于科层结构中，但从行动者网络视角来看，科层制的权力结构来源于行动者网络以及该负责人在行动者网络中的具体位置，而不是科层制权力结构决定网络。
从上述案例能够看出，该行动者被各种行动者牵制、与各种行动者互动，其行动可以从如何“转译”其他行动者得到解释。这正是拉图尔指出的行动者就是网络，网络就是行动者。该案例展示了用ANT分析中国媒体融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学术研究范式。本文将使用ANT方法，结合笔者参与新闻单位融合实践中的招投标、系统评估以及内容生产活动，融合新闻类评奖、对事业单位报告和相关文献中呈现的具体媒体融合实践和其他经营实践的观察，分析追随中国媒体融合聚簇中（即各种异质元素组合在一起实现媒体融合）的各种行动者，以全新的视角来揭示新闻业内外各种行动者在参与媒体融合时的具体互动过程。
二 中国媒体融合的实验与知识生产逻辑
（一） 媒体融合作为实验与实践
在进行行动者网络分析之前，有必要先使用ANT简要分析中国媒体融合实践中隐含的知识生产逻辑，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各类行动者的行动。
当前，中国的媒体融合形成了另一个被忽视的隐藏逻辑——知识生产逻辑，即中国的媒体融合目标之一是在实现新闻生产的舆论导向之外，担负“媒体融合知识生产”的任务。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进行实验性的实践，如《纽约时报》推出的虚拟现实（VR）应用程序就是新闻实验。如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国内外新闻业大行其道，很多是实验和探索性的。在中国，这种“知识生产”的特点是媒体融合中的首要行动者——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在“转译”其他行动者过程中反被其他行动者“转译”的结果——即本来设定的新闻生产和舆论导向目标被“转译”为各类实验性探索。相对于新闻生产追求的舆论导向效果，这种媒体融合知识生产追求的形式或手段上的创新更容易达到，因为这种创新不需要完全把“受众”或其他行动者“转译”到行动者网络内部，也不需要外部行动者的深度参与。或者说，由于无法将受众和其他外部行动者成功“转译”到行动者网络内部，所以媒体融合的终极目标——舆论导向任务在短期内较难实现，不得不转向知识生产逻辑。退一步讲，中国的新闻媒体至少需要先为媒体融合进行实验性探索，从而试图获得媒体融合的普遍规律，再指导下一步实践。因而，是否实施“实验性融合”也是一种政治表态。
中国媒体融合的“实验”特性首先体现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如《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都把打造示范性质的融合实践龙头媒体单位作为目标。与媒体融合相关的文件或表述常常会出现“探索”“突破”“创新”等字眼。2020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依然延续了上述逻辑。《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评选办法》也把“创新”作为评奖标准，并规定“融合创新要求作品在报道内容、报道形式、传播渠道等方面有所突破或创新，传播效果好，社会影响大，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有积极引领和示范效应；鼓励内容呈现方式创新和技术应用创新的作品”。这些表述清晰界定了中国媒体融合探索的“实验”属性。
从这一逻辑来看，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媒体融合实践的不同媒体（宣传部门）可以视为实验室，这些媒体融合实验室相比科学实验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它不仅有技术性实验，也有社会性实验。这一隐含逻辑与ANT的科学实验研究颇为相似，如果不理解这一隐含逻辑，就无法解释中国很多新闻媒体在媒体融合中的一些“不合理”行为。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央厨房”过于看重技术在传媒转型中的作用，而忽视内容质量的提升，容易陷入“炫耀锄头而忘记种地”的境地。然而，从ANT角度来看，在行动者网络中“炫耀锄头”本身就是“种地”，因为这是一种知识生产。一些虚拟现实新闻的浏览量并不高，人工智能写出来的稿子并不好，算法推荐也存在问题，体制的改革也许并不成功……从新闻生产逻辑来看，这些实践的确收效甚微。但是，这些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实验，没有效果也能够为媒体融合积累“知识”或者能够展示行动者在积极融合的姿态。此外，这些没有直接效果的媒体融合实践对新闻生产还能产生间接影响。
（二） 媒体融合“知识生产”与新闻生产
各级媒体事实上都有自己的“知识生产”任务。作为事业单位的媒体每年都会提交一份公开在民政部门网站的年度报告，汇报其媒体融合进展。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门要求主管的媒体定期提交媒体融合报告，这个报告即带有“实验报告”的性质；中共中央宣传部也会出版媒体融合实践经验文集；人民日报社每年都会出版一部媒体融合报告，并举办一次媒体融合全国性会议；国家相关机构和媒体也会组织高校学者研究媒体融合相关项目。上述行动都是一种知识生产。ANT中的概念“铭刻设备”指的是一些产生数据、图表的实验设备，这些数据图表等最终生成“不可变移动物”，通常由文字和图表等构成并最终转化为流通于公共领域的科研论文等出版物。中国媒体融合中生产出来的图书、研究报告、论文、工作报告、新闻等都可以视为“不可变移动物”的载体，这些载体记录了媒体融合实践及产生的知识。相对于媒体融合实践本身，这些“不可变移动物”意义更明确，其在ANT中的作用就是解决争议，在传播过程中，“不可变移动物”能够获得权力，这种权力是话语的权力。因为其“不可变性”，所以必须接受检验，此外也可能被误读。正是经过复杂的检验、质疑、争议过程之后，科学界才达成了共识，从而形成一些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具有共识性的概念。
从这一视角分析，中国很多新闻媒体采用的技术、开发的产品，甚至机构改革都带有生产“不可变移动物”的目的。以“中央厨房”为例，笔者在参观重庆市某区正在建设的“中央厨房”时发现，其在空间上为“中央厨房”的运行提供了一间大办公室并配备了大屏幕。虽然从新闻生产流程的角度看，这一举动没有必要，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做到让报纸、网站和新闻工作者从空间上“融合”到一起。此外，离开大屏幕，也无法向外界展示其融合的行动。事实上，很多国内新闻媒体都习惯为“中央厨房”或其他系统配备一个大屏幕，它们在融合新闻生产中的意义尚不明确。但是，从生产“不可变移动物”的角度看，这样做却是必须的，因为有了大屏幕就能够以新闻或其他形式产生直观的图片，大屏幕既能成为一种生产“不可变移动物”的“铭刻设备”，也能够让“融合”的效果清晰展示出来。
“中央厨房”生产出媒体融合知识之后，在讨论“中央厨房”时会从具体系统变为经过转化的“不可变移动物”。正如ANT调查科学知识的生产，当图表被生产出来之后进入论文，后面讨论的就是论文而非科学实践本身。由于缺乏调查条件，很多情况下人们对媒体融合的调查也是从公开的新闻、图书等“不可变移动物”中了解。现有的媒体融合知识生产中也有与上述科学研究类似的现象，如一些研究报告或发表的论文，很多时候都是融合成果的体现，即检查的是媒体融合报告或类似大屏幕的其他“不可变移动物”，而不是媒体融合实践。
媒体融合的知识生产与新闻生产并非独立的过程，而是互相联系的过程，媒体融合知识生产反过来也会影响新闻生产。由于中国媒体融合实践产生的媒体融合知识目前还没有形成上述由复杂知识在流通并接受检验质疑之后聚集成的简单知识，也即并未对媒体融合中的很多知识达成共识，为了彰显各自的创新性，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包括新闻机构在内的各种主体倾向于使用一些独特的话语来描述各自的实践。行动者也会积极向中国新闻业中的其他行动者传播自己生产出来的知识，其目标是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够成为业界“共识”。因为无论是从媒体融合的新闻生产角度还是知识生产角度看，当知识成为“共识”，这些“共识”的提供者就能够在行动者网络中处于能够“转译”其他行动者的有利位置。如2017年人民日报社指出融合平台是媒体融合发展的基石
［19］；2018年，人民日报客户端和百度合作推出了与百家号同步的“人民号”这一媒体内容聚合平台，前面的知识生产可以说是后面实践的“铺垫”。若其他媒体和机构认同其新闻融合平台的理念，会更容易被“转译”，从而进入围绕“人民号”这一平台形成的行动者网络。
从当前态势来看，中国媒体融合实践形成的共识性知识只是媒体融合实践和创新的必要性，但对于什么是融合、怎么融合并无统一认识，导致即使有统一的规划，对规划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与科学论文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不同，媒体融合的知识生产缺少一个学术共同体把关的过程；另一方面，媒体融合是一个短期内难以达成统一认识的新事物。正因如此，笔者接触到的新闻业界人士存在诸多困惑，他们通过参观或培训了解到媒体融合实践先进地区的经验却无法用于自身实践。这一方面是因为围绕每个媒体的行动者网络完全不同，经验不可复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体融合面临技术、管理、人才、资本、监管等各种复杂因素，很难形成一套跨越多学科和多种因素的共识。
因缺乏共识，各个媒体按照自己的理解、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媒体融合实践，其结果是中国的媒体融合彻底打破了新闻生产实践与其他实践之间的界限。对21家媒体年度报告的调查发现
22 调查资料从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布的安徽、湖南、上海、浙江、广东、重庆、贵州、陕西、吉林、山东等省份包括湖南广电、浙江日报、上海报业、南方报业等21家省级媒体2014—2017年的事业单位年度报告中获得。
，除了在融合中建设“中央厨房”系统和“两微一端”等各种新闻生产发布渠道外，不少媒体把舆情服务、电子商务、品牌开发、资本运营、文化地产、动漫产业、旅游项目甚至养老服务等也视为“融合”成果，因为这些活动能够改善经济困境，从而有更多资金投入融合新闻生产之中。有学者认为，通过“不务正业”的跨界不仅可以支持新闻主业，也可以聚集用户，从而为舆论导向打下基础
［20-21］。
正是因为可以对媒体融合政策和实践进行不同的解读，媒体融合实践大大拓展到各个领域，只要能够改善传统媒体某一方面的境遇或者能够彰显传统媒体融合的姿态都被视为“成功”的融合，这就使得中国媒体融合的参与主体远比国外单纯的新闻生产场域复杂，进一步彰显了ANT分析的必要性。
三 中国媒体融合聚簇中的主要人类行动者
（一） 首要人类行动者及其“转译”
ANT常常与聚簇理论（assemblage theory）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因为ANT借用了德勒兹和加德利提出的聚簇概念。从物质符号学角度来看，ANT探索的是意义和物质被嵌入人、物、思想构成的复杂社会—物质装配之中
［22］。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受到德勒兹和加德利提出的“根茎”概念的影响，他曾称ANT也可以被称为“行动者根茎理论”。行动者网络也被视为聚簇，是指一系列连接的排列，并且其中包含了所有形式的异质元素，这些排列既可以被边界化为结构化的模式，也可以被去边界化为杂乱和流动的模式
［23］，这些异质元素在行动者网络中则成为异质行动者。为了更好地把非人行动者纳入概念体系之中，拉图尔又提出了行动元的概念，这一概念和行动者通用，只是因为行动者容易被误解为人类行动者而创设的一个概念。由于学界习惯使用行动者，虽然它更容易引起误解，但也更容易引起关注，故包括本文在内的大多数研究依然使用行动者概念。
在经典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有一个首要行动者，即实验或科学研究的发起者，如卡隆对圣布里厄湾扇贝养殖实验分析案例中的三位研究者。为了应对数字化挑战，中国媒体自1997年接入互联网后就一直实施媒体融合，2014年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媒体融合元年，是因为2014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文件出台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随后出台了与之配套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媒体主管部门也纷纷发布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文件。从ANT视角看，党和政府相关部门无疑是中国媒体融合形成的各类行动者网络中的首要行动者，各级宣传部门是各地媒体融合的首要行动者，原因有两个：一是推动媒体融合是地方宣传部门从中央接下来的任务；二是只有宣传部门才有可能调动原本各自独立的媒体进行融合。
根据经典的ANT范式，首要行动者要使其他行动者按照其界定的角色进入到行动者网络之中，就要“转译”其他行动者。所谓“转译”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文本的、社会的、强制的）让其他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兴趣、身份发生改变，产生新的含义。“转译”意味着新的连接产生或新的行动者被招募进“转译”者的行动者网络
［23］，成功的“转译”能够加强网络，失败的“转译”则削弱网络。
卡隆把“转译”分解为四个步骤
［24］。第一步：问题化，通过定义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并且建议其他行动者如果克服了设置的强制通过点，其问题就能解决，以让自己对其他行动者而言在这个项目中必不可少；第二步：旨趣化，通过一系列过程把其他行动者锁定在首要行动者在这个项目中给予他们的角色中，这个过程包括利益给予等手段；第三步：注册，首要行动者使用一系列策略定义和关联他们分配给其他行动者的不同角色；第四步：动员，为了让其他行动者，特别是成为其所代表领域发言人即代表一个群体的行动者不被其代言的群体所背叛，首要行动者必须采取的措施。由于第四步是针对特定案例而言的，有学者把“动员”修改为“驱逐”，是指首要行动者作为项目发起者必须调动其他行动者被“转译”的兴趣。如科学家必须从信息、人、物质、资源等方面指导参与实验的其他行动者，还需要组织关键社区的会议，进行公共的实验展示，建立和加强与核心行动者的联系，等等。这与中国宣传部门推动媒体融合战略的各种活动类似，都是为了让行动者在网络中的注册维持下去并让网络持久。简言之，“转译”就是行动者重新定义其他行动者并且能够让其他行动者处于“转译者”给予的定义之下。
由于媒体融合的范围更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实验，因此本文也并非具体个案分析，而是使用ANT重新解析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最新的ANT分析早已不再局限于套用传统ANT分析方法，而是转变为一种更为灵活的分析方法。因此，本文不再套用上述经典的四步法分析具体个案。
分析发现，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作为首要行动者，的确采用上述部分策略成功“转译”了部分人类行动者，其中最成功的就是中国各类新闻媒体。这是因为2014年正是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新闻媒体都受到数字化的强烈冲击，随着社交媒体等其他平台的崛起，新闻媒体失去了对传播渠道的垄断，进而影响到经营和对舆论的引导力。中国此时提出的媒体融合战略成功介入媒体的经营困境及其对改变困境的预期，从而实现“转译”。
如果媒体经营没有面临困境，就可能导致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作为首要行动者无法有效地引发其被“转译”进自己的行动者网络——积极实施媒体融合战略。在2016年的一次媒体融合会议上，一家报业集团管理者在提到报业集团在媒体融合方面的困境时说到，“一是速度慢，为什么慢？报业集团的经营、广告收入今年反而开始增长，发行收入也增长，这让我们又有一点忧虑，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劲头可能就不足，我们的平面媒体下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是我们慢的原因之一”。笔者在与某广电集团新闻工作者接触时，部分人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报业比广电受到的冲击更大，它们更急于通过媒体融合扭转困境，而广电集团由于经营受到的影响小，故融合的步伐更慢，这种现象在全国不在少数。
由于“转译”是过程而非结果，其中的行动者随时可能因情势或自身的改变而“逃逸”。为了维持网络的稳定，首要行动者必须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动员”这些行动者留在网络之中。在中国，首要行动者——党和政府相关部门能够提供的资源包括政治和经济资源。政治资源表现在，媒体融合是党中央提出来的发展战略，是否实施或配合实施这一战略成为一项政治任务。经济资源表现在，除了直接对新闻媒体以项目或其他形式予以资助，还可能由政府作为“中间人”间接促进其他资本投资新闻媒体。此外，新闻媒体与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之间还有一套正式的（如会议、政策文件、报告等）和非正式的（如人际接触、信息交流等）交流体系，以此促进各级媒体作为媒体融合的积极实践者留在网络中。
（二） 其他人类行动者及其“转译”
然而，“转译”是相互的，各级媒体同样重新定义着首要行动者的身份和含义。如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促进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首要目标无疑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然而，传统媒体的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必须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或者说“合而为一”才能让主流媒体重新焕发活力。但从中央到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出台的媒体融合文件都是引导性的，而非具体的实施路线图，相关文件提到的领域过于丰富庞杂，给原本为“被转译者”的媒体提供了“转译”的机会。
如果把各级媒体看作行动者追随它们形成的行动者网络，会发现不同媒体会依据自己在网络中的位置制定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一定对它们是最有利的，但却未必满足首要行动者的设定。如《北京青年报》虽然地处北京，但在对主流舆论的引导力方面显然不及中央媒体甚至北京地区的其他媒体。在此情况下，它们选择的战略是做社区传播，进而通过社区传播聚集用户，开展电商服务获得现金流，再引入社会资本，这一做法受到管理者的肯定。从ANT角度思考，《北京青年报》无疑已经重新定义了自身和媒体融合的角色，把媒体融合的政治目标成功“转译”为自己作为“创业者”经营的经济目标。中国各地政府都投入大量资金扶持本地报业和广电两大集团，进行媒体融合，然而，这些资金往往最终形成了投资或技术开发等看得见的项目，对于媒体融合的终极目标——舆论导向则不一定有直接效果。其原因在于，在这个行动者网络中，媒体作为行动者在被其他行动者“转译”的同时也会“转译”其他行动者。上文所述媒体进行的多种非新闻生产性质的活动其实也是各级媒体作为行动者对中央媒体融合政策的“转译”，将短期内难以实现的舆论导向提升目标转变为其他经营目标，并将其定义为融合行为。
上述分析只是把媒体视为一个整体行动者，如果继续研究媒体内部——用ANT分析具体新闻工作，会发现不同媒体也是千差万别的。同样是新技术，对于媒体的管理层和员工而言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媒体管理层而言，这些新技术是实现变革的工具；但对于基层新闻工作者来说，“中央厨房”、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增加了工作时间，其获得的报酬可能并未相应增加。同时，新技术的采用还意味着基层新闻工作者要适应新的工作流程或学习新的技术。无论是采取管理手段还是其他手段，如果管理层不能有效动员其员工保留在新技术应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一项新技术在新闻媒体中的应用就有可能遭到抵抗，即“转译”失败，这说明新技术或设备是嵌入新闻工作者构成的“社会”之中的。
正如拉图尔所说，如果一个人用枪杀了另一个人，说“人杀人”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观点，说“枪杀人”则是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而ANT把“人”和“枪”视为一体，在不同的情境下，“枪”似乎会“说话”，例如，枪是放在枪套中还是被拔出，意味着它是否能够威慑罪犯。同理，可从“新闻工作者+新技术”角度观察媒体融合中的技术应用，以及技术作为行动者是如何“转译”或连接人类行动者的。不能抛开技术单独分析新闻工作者的社会性，也不能抛开社会性单独分析技术的作用，要把技术设备和新闻工作者放在一个聚簇中思考。ANT就是要探索社会和物质的聚簇是如何变得稳定或失去稳定性的。如果不能成功地把新闻工作者“转译”到媒体融合的网络中，他们不仅会做出一些姿态性的融合
［25］，还可能会抵触融合。
除了新闻媒体，提供媒体融合相关技术的公司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被“转译”的行动者，因为媒体融合战略给它们提供了盈利机会。所以，技术公司——特别是那些直接以媒体为客户群体的技术公司是媒体融合的重要行动者之一。它们也会从自己的视角解读媒体融合，并试图“转译”其他行动者，让其他行动者觉得技术公司就是“强制通过点”。据某次媒体融合会议上一家技术公司人员介绍，其技术系统的逻辑就是把公司业务嵌入到媒体融合需求之中，并且试图“问题化”，以激发其他行动者加入网络的兴趣。而从事资本投资的专家则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实质上代表资本公司试图“转译”其他行动者。
有时，新闻媒体的工作流程也是媒体和技术公司共同决定的。2017年，笔者在参加重庆市某媒体的“中央厨房”系统招标时发现
3，这家规模较小的媒体对于技术系统的发言权并不大。虽然是招投标，但是从系统功能和成本考虑，市场上每个投标项目能够选择的技术公司实质上仅有一家。因为大的技术公司已经形成了网络效应，它们的技术已经在很多媒体上推广，大量用户分摊了开发成本，让技术更加成熟。虽然招标的媒体提出了一些单独定制功能，但该媒体却无法负担上涨的成本，最终只能接受技术公司的通用方案。同时，由于系统操作的复杂性，媒体缺少技术人员，该媒体在招标时提出中标公司派一名技术人员常驻该媒体办公地点3~5年，以便随时解决系统问题和培养技术人才。通过一次技术系统交易，该技术公司人员的身份也从技术公司人员转变为媒体“中央厨房”等系统的维护人员。毫无疑问，技术公司对小型新闻机构媒体融合的影响不仅仅是提供了一套系统，而是影响新闻机构的工作流程甚至人员配备。为了适应这套系统，该机构同时招聘了懂技术又有新闻机构工作背景的人员。
以上案例说明，技术公司已经通过媒体融合深度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在这个行动者网络中，技术系统和媒体组织发生了互嵌，媒体的生产流程与技术公司的系统开发相互影响。财力雄厚的媒体可以让技术公司的开发适应其流程，而投入不足的区县媒体融合只能减少定制模块，让新闻工作者适应技术系统。
（三） 对行动者的分类
运用行动者网络研究的难点之一就在于确定网络中的行动者。由于媒体融合的行动者网络较为复杂，而且是动态的，随时会有新的行动者加入，所以行动者只有在追随具体行动者网络时才有意义。因而，划分行动者的意义仅仅在于提示行动者的种类和可能性，并非指中国媒体融合行动者网络中有或只有这些行动者，或者只有这些类别。此外，行动者网络一般应用于个案分析，故不同个案中行动者及其网络也是不同的。
中国媒体融合行动网络中的（潜在）行动者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人类行动者。管理与决策者：党的宣传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媒体的高层管理者；实施与实践者：传统及新兴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影响与引导者：各类网络平台经营者、技术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广告主、资本持有者、高校专家、其他相关行业及人员。第二，技术。媒体内：采编系统、“中央厨房”、软件系统等；媒体外：平台、通用媒体编辑工具、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网盘、软件系统等。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越来越深地涉入个体生活，一些复杂技术的开发者也无法预测技术产生的后果，导致一些技术成为“黑箱”，也有了自主性。例如，若使用ANT分析，算法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就具备很强的能动性。第三，其他非人因素。包括合同、制度、政策、伦理、地理位置、上述人员的社会网络等因素。第四，人和非人混合的行动者——媒体无法掌握的用户（受众）。
本文之所以把受众划归为人与非人的混合种类，再激进一点甚至可将受众划归为非人因素，原因有两点。首先，作为集体和抽象的概念，用户群体无法像其他人类行动者一样有“意识”地行动；同时，当前的受众是“分众”化的。其次，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行动者网络往往没有考虑“身体”的问题。当前的用户不仅仅是用户本身，而是“用户+设备（手机等）”。硬件和软件设备已经深深嵌入用户的日常生活，未来智能设备普及后，用户的这种自我网络会更复杂。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很难区分是向用户传播新闻，还是向用户的设备传播内容。使用大数据给用户画像，其实也很难区分是给设备还是给人画像。因而，“用户+设备”不能简单地归类为人类行动者，也不能简单划归为非人行动者。个体甚至被视为跨越不同空间相关联的事物组成的网络，他（她）是多模态、多空间的。当去掉与个体相联系的其他物体时，也许个体什么都不是
［26］。
而“非人化”的个体更难把握，这正是当前全世界包括新闻机构在内的内容生产者经营困难的原因之一。中国媒体融合的目标是让用户成为主流新闻媒体内容的消费者，然而，媒体很难让自己的媒体融合实践成为用户的“强制通过点”。因为它们都没有很好的手段让“用户+设备”消费主流新闻媒体内容。当前的媒体生态是，新闻内容不仅要和娱乐及社交内容竞争，甚至要和非内容应用竞争，在同一部手机里，所有App都要平等地竞争用户注意力。同时，时空的压缩也让本地新闻媒体需要和全国的新闻媒体竞争。政府和企业不再依赖新闻媒体发布内容，并逐渐脱离了新闻媒体设定的新闻生产网络，有了自己的生产和传播渠道。用户新闻消费可以有多个通过点，而不是只能从主流媒体获得。虽然当前某些新闻机构运营的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也开展一些深入社区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效果是短暂的，原因在于不能长久、稳定地让受众扮演他们的角色——本机构新媒体的用户。更为复杂的是，成为新媒体的用户与成为本机构新闻内容的消费者还不完全相同。可以说，短暂“转译”的用户也很容易“逃逸”。
（四） 中国媒体融合行动者网络的复杂性与虚弱性
对于人类行动者中新闻媒体以外的行动者，中国媒体融合中的首要行动者也很难把自己或自己的媒体融合计划设定为“强制通过点”。例如，一些技术公司的客户不仅包括新闻媒体，也包括其他广告公司或非新闻内容生产者、政府部门。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与主流新闻媒体合作可能仅仅是政治上的考量，在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庞大的业务版图中，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并非其核心业务需求。如顺应用户生产内容（UGC）的发展趋势，不少新媒体新闻App与国内各大高校的新闻院系均有合作，其目的就在于利用高校师生的专业内容生产能力来填补其专业团队无法满足的App内容需求。对于App来说，其新闻机构品牌和无限的容量并无成本，但对高校新闻院系来说，组织这样的团队既需要教师带队，也需要经费投入，往往在“合作基地”授牌后并无具体的后续活动。最终，部分新闻App“转译”新闻院系的尝试并未成功，根源就在于对其他行动者的“动员”不足。相反，另外一些短视频和新闻App生产平台由于给予办公空间以及优厚的稿酬，吸引了一大批新闻院系的学生进入其生产链条，成功“转译”其他行动者。笔者对某宣传部门领导下的媒体融合项目进行观察时发现，由于宣传部门管理下的报纸、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各自的采编系统不同，而电视台的采编人员对当前使用的系统依赖程度非常高，不愿转到新的“中央厨房”系统，为了“转译”电视台，宣传部选择具体系统时把能否兼容或是否能实现电视台采编系统原有功能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这其实就是激发电视台被“转译”的兴趣。
因为不能像经典ANT案例中让首要行动者成为“强制通过点”，也没有足够资源成功“转译”部分行动者，所以，中国媒体融合形成的行动者网络是一个没有全局中心节点的网络。党和政府相关部门是首要行动者，但是由于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政治和经济等资源只能对人类行动者中的部分行动者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但无法调动资源让所有行动者都承认其在行动者网络中的支配地位，因为部分行动者有多重选择，既可以选择通过，也可以选择不通过“强制通过点”——媒体融合。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源调动非人的技术行动者和受众通过它们设置的“强制通过点”，中国媒体融合中围绕首要行动者产生的行动者网络缺少“强制通过点”，这就带来了网络的不稳定，也使对部分行动者的“转译”效果不佳而导致其“逃逸”。这样的行动者网络与有一个强有力中心节点的网络相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如
图2所示，媒体融合的行动者网络中其他行动者都有其他路径达到自己的目标，参与媒体融合只是选择之一。如上文所述，部分新闻媒体虽然没有“逃逸”，但它们会通过让自己“不务正业”来“转译”首要行动者设定的核心目标，如把舆论导向任务转变为经营机会。
此外，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各种新闻媒体也可以不进行媒体融合而达到引导正确舆论导向的目标，这种目标常常被转化为上级或行业的认可。对21家媒体事业单位年度报告调查后发现，中国的地方主流媒体常常将领导批示、上级部门表扬、中央媒体上稿、重大选题（突发事件）报道、作品（单位或个人）获奖等作为自己的业绩，而上述业绩通常不需要融合就能实现。因而，对新闻媒体而言，融合并非唯一的路径。其政治表现越好，被“转译”的动力可能越低，从而导致“强制通过点”的强制性不足，这与经营越好越不愿融合的道理相同。
根据ANT理论，最强壮的行动者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黑箱”系统，能够吸引更多行动者进入这个网络。而且，由于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紧密，这个网络可以视为一个行动者。就像一个个零件组成了发动机，人们只关注发动机，而不再关注组成发动机的气缸、齿轮、皮带、喷油嘴等。笔者对比了理想行动者网络与中国媒体融合形成的行动者网络，如
图3所示，中国媒体融合的行动者网络相对于理想的行动者网络可以用“虚弱”来形容，即这个网络有可能对外部行动者吸引力不足，还有可能让内部行动者“逃逸”。在理想的行动者网络中，整个网络最后“黑箱化”成一个类似的行动者，吸引外部行动者加入；在“虚弱”的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不稳定且无法统一行动，面临着复杂动态的局面。
四 沉默者如何言说：媒体融合聚簇中的非人行动者
（一） 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
因为非人行动者是沉默的，ANT运用的难点是对非人行动者的研究，这也是ANT容易招致批评之处。不少运用ANT对新闻业的分析采用的是传统的民族志调查方法，以对人类行动者的调查为主。然而，这样的研究仍然是较为传统的，没有汲取ANT的精髓。ANT方法是“追随行动者，并不一定要调查行动者，而是从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体验’行动者”，即“ANT追随客体而不是观察客体，实践者的双手已经代替观察者的眼睛成为理论化的焦点”
［27］152。调查行动者只是追随的方法之一，ANT方法与其他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拉近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距离，需要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角度思考。
因而，调查方法在取得更可靠数据的同时也带来了局限性。因为非人的行动者本身就是沉默的，而人类行动者也不是所有的都能“调查”，有些样本不可能访谈，并且访谈也不一定能够获得理想的结果。而当过度依赖访谈、参与式观察调查行动者时，往往会回到传统社会科学强调人类主体性的社会建构老路。现有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新闻生产或媒体融合的部分文献的局限性就在于以传统采集访谈数据的方法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对非人行动者的“追随”远远不够，所以这些研究看上去都过于单薄。
ANT研究非人行动者的另一个难点是非人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相比并无意图，其能动性很难被理解。对此，拉图尔认为意图和有意图的活动是人和非人集合在一起的属性，即能动性与物、身体以及其他实体的意义和物质性如何呈现有关。他以电话机为例，当电话机铃声响起时，这时它似乎具备了能动性，因为它向人类行动者传达了需要接听的意义。这时电话机的能动性在于其意义及其呈现方式，而不是电话是否具备意图。从行动者网络角度来看，人类是包括人和非人在内的关系产生的结果；反之，物的网络也包含人类
［28］147。也就是说，人和非人都是一种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组成的行动者网络，因此，人和非人的行动者就没有了区别。中国媒体融合实践中的各种系统或技术和上述电话机案例有相似性，当“中央厨房”对记者发出各种指令时，这个系统也就有了能动性。部分“中央厨房”中的算法在网络中找到热点话题提供给记者做选题，很难区分这与主编或制片人给予记者选题有何区别。同样，若在融合新闻生产时编辑部的规范能够有效约束记者，规范等非人行动者也就具备了能动性。
（二） 作为行动者的技术
非人行动者中的首要行动者是技术。党和政府相关部门把技术当作媒体融合的手段，如果从行动者网络角度看，这是想通过技术建构一种新的新闻生产传播机制，让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被技术这个行动者“转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中央及各地媒体融合政策性文件中大多把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视为媒体融合的重要推动因素。不少新闻媒体集团的内部报告或媒体融合规划中都有相应表述。从ANT角度看，虽然技术不能发言，但技术这个行动者不仅能在事实上让其他人类行动者代替它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甚至可能在行动者网络中作为核心的行动者而成为媒体融合的“发言人”，如上述重庆市某小型媒体招标案例中的技术就是强势行动者。
具体到新闻实践，技术同样能“转译”其他行动者。在技术行动者加入后，技术本身要改造人类行动者，人类行动者也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发生“转译”。例如，BBC早期使用“media hub”（类似中国的“中央厨房”）时，就发生过媒体中心技术能动性和人类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矛盾。因为媒体中心增加了很多把关环节，没有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灵活，其结果就是技术行动者在行动者网络中找不到足够的同盟，使得很多技术设施在使用中被闲置
［9］。中国也有学者在调查后发现，“如实将从业者提供的信息都发到‘中央厨房’，则意味着会更加缺少吸引受众的独家新闻；但如果不提供这些信息，则可能导致‘中央厨房’的运作名存实亡，并最终影响到本媒体的信息来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扁平式的‘中央厨房’无法建立在科层制的现有媒体组织结构之上。”
［29］从ANT视角看，这是因为“中央厨房”这个技术在中国的部分新闻机构中找不到同盟，无法成功嵌入新闻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中。正如海明威所言，如果一个行动者找到一个内部系统的联盟在某一点上比网络更顽固的位置，它们可能会获得对网络的“转译”。如果一个行动者不能够迫使网络“转译”，那么它们就会被网络“转译”。因而，对于技术而言，如果不能顽强到足以“转译”人类行动者的网络——产生新的新闻生产方式，那么就会被人类行动者的固有网络“转译”——技术只是加入到旧的新闻生产方式之中或者被完全抛弃。中国媒体的“中央厨房”探索自2007年开始，但2010年前后的“中央厨房”探索都没有取得成功
［30］，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央厨房”并未成功地把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转译”，最终导致其被新闻工作者抛弃。随着媒体融合政策加入网络，对媒体管理层而言，“中央厨房”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此前的“中央厨房”是单纯从技术角度改造新闻生产，2014年以后，“中央厨房”作为媒体融合政策推进，对于媒体而言，是否使用“中央厨房”体现了政策执行力度，政策这一新行动者的加入不仅对“中央厨房”形成了“转译”，也对人类行动者形成了“转译”。
专门用于新闻生产的技术系统或者通用技术系统，只有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笔者在与某新媒体内容生产者接触时发现，该工作人员使用幻灯片演示软件PowerPoint作为图形处理工具，因为它简单好用、效率高；与重庆某媒体新闻中心新媒体运营人员接触时也发现，他们会使用诸如美图秀秀、暴风影音一类的图像或视频工具处理图像或音视频；在参与重庆新闻奖媒体融合类奖项评选时还发现，不少作品使用了新闻单位外部的H5工具和发布平台。其原因在于，网络平台的传播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文化上已经对素材精度的要求大大降低。这时，专业图形和视频工具操作的复杂性使得人类行动者“背叛”了它们，而一些面对普通用户的通用工具因为易用性成功“转译”了人类行动者。有些新闻传播学教师在教授专业视频编辑软件时发现，经常有学生询问他们能否使用手机上运行的App代替复杂的电脑软件编辑作业。这些工具从普通用户的娱乐工具被赋予“简单易用的新闻生产工具”这一新的含义。
图4展示了通过记者的“转译”，与新闻生产无关的通用技术也会进入新闻生产的行动者网络。
（三） 其他隐藏行动者与事实
非人行动者中常常被忽视的行动者是行动者的地理位置和社会位置。对中国而言，一个媒体所处的位置及其“级别”深刻影响着其定位。如某媒体管理层的会议发言就表达出本市媒体融合与本市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称的观点：“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在这次媒体融合的工作中，深圳并没有走到前沿，甚至可以说整个广东都没有走到前沿，今年上半年，深圳媒体包括宣传部门一起开了一个头脑风暴的会，在会上反省深圳媒体融合工作。”同样，笔者在给重庆市委宣传部门撰写媒体融合对策建议的过程中，与宣传部门有关人员谈到目标定位时，他们会强调“西部领先”，这实质上是重庆市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在媒体融合上的反映。因此，中国媒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级别也影响其决策，这时地理位置成为一个能够“转译”相关行动者的行动者。
此外，社会位置也能够影响“转译”能否成功。中国媒体甚至国外媒体中“中央厨房”或其他技术的应用能否成功实施，与项目实施者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层级高者实施就可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如被视为县域媒体融合样本的长兴县媒体融合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把媒体融合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这是因为层级高者在网络中的位置更为核心，能够调动更多资源支持技术的运用。层级低的新闻工作者往往难以实施的原因在于层级过低很难让其他行动者的“转译”发生。这再次说明了技术与社会的互嵌性，即技术和社会都不是独立起作用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
还有很多时候，行动者之间并非直接发生联系，而是间接发生联系或者形成更复杂的网络，有时其他行动者还通过发言人代表其“发声”。新闻工作者及其身处的技术和社会环境都是在被其身处的行动者网络不断“转译”的过程中。以受众喜好对中国融合新闻生产的影响为例，受众或者业余用户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新闻生态。笔者在2016年开始与某直辖市大型传统新闻机构新媒体工作部门接触时发现，该部门曾经改革过一些考核方式，除了传统的领导打分，计算微博、短视频等稿酬收入外，还把短视频的传播指标作为额外奖励——浏览量超过1万次直接给予100元奖励。这一措施成功把受众偏好转变为计量指标，又把计量指标转变为考核指标，从而重新定义了网络中的部分行动者。为了完成指标，一旦视频浏览量过千，记者们就会发动亲朋好友转发视频，以“冲万”拿到奖励。在这个案例中，如果视频的观看次数不发生“转译”，那么其仅仅是一个普通计量指标，与融合新闻实践没有联系。在它被用作新闻工作的考核指标后，“转译”就发生了，视频计量指标转变成了工作绩效，从而进入新闻生产场域并发挥作用。新闻工作者的行为也随之改变，他们的目标从融合新闻实践即把传统视频制作成短视频，转变为制作能够吸引点击量的短视频。同时，对那些有希望获得奖励的视频，新闻工作者还要发动熟人大量转发，以提升视频浏览量。从ANT视角看，当视频浏览指标达到一定数量时，记者便有了能动性。
由于浏览量是一个确定的指标，因此与传统由制片人打分相比更为直接。当传统的制片人给记者打分时，一般会适当照顾记者情绪，但计量指标是数字说话，毫无回旋余地。新闻工作者一方面在内心可能并不认同这样做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围着流量指标转。这个案例其实是中国媒体融合新闻生产实践的一个缩影，说明通过一项小的改革，外部的媒介环境便进入到内部的新闻生产之中。当然这种转变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后果，比如会让记者过度追求、争抢那些能够引发用户浏览和转发兴趣的内容，在内容编辑上也会更加追求娱乐化，等等。
而在新的视频App上线后，该机构又进行了改革，将值班主编打分作为每月基数。对于传播效果好的稿件有一定的额外奖励，但这个奖励也是以稿件具有新闻价值为前提。对于宣传类的稿件，即使浏览量非常高也不给予奖励。调查还发现，由于2018年5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出台了《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评选办法》，该机构也相应更改了好稿件的评选办法。这就使一种规范性文件通过基层新闻生产部门的“转译”成为融合新闻生产中新的行动者，由新闻评奖办法转变为新闻生产标准。《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评选办法》中对好作品的定义也包括传播效果好，若部分单位把传播效果好理解为受众喜好，进而以传播流量指标作为考核标准，这时受众喜好同样与记者的内容生产发生联系，多重“转译”就会发生，如
图5所示。行动者网络的复杂之处正是在于通过多重“转译”，让本来没有联系的两个行动者发生联系，从而让网络更复杂。
正如拉图尔所言，行动者网络理论告诫人们要追随行动者，存在模式探究则告诫人们“一步步追随不同类型的体验，追踪每一种模式里的真实和虚假”。从行动者网络角度来看，中国媒体融合中的事实与单纯从新闻生产角度观察的事实有所不同。例如，2016年底，某报业集团花大力气打造了一款App，但笔者通过持续观察发现，该App开始运营后其阅读量一直非常低。App运营者为此采取的策略或者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是运营其在腾讯上的自媒体平台，最终其自媒体账户获得的流量排在该平台前列。虽然该App现在隐藏了流量数据，但观察到的评论数量非常低，显示活跃用户不足。单纯从新闻生产和传播角度来看，由于没有吸引到足够的活跃用户，投入巨资打造的App显然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从ANT角度来看，没有该App，该报业集团的团队是否也能够做出自媒体平台呢？答案是不一定。技术的嵌入有时候是“黑箱”的，正如减速带，它客观促成了司机减速，司机可能是担心车辆受到损害，也可能是担心行人安全。但客观上，减速带这一技术物与汽车及其驾驶者形成了网络，最终改变了司机的行为
［31］。上述App给了团队生产内容的动力，引进了各类人才，也改变了原有的管理体制，最终App本身虽然不够成功，但是却成功地通过“App+新闻工作者”模式生产出了新的内容。因而，在观察中国媒体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僵尸”App、闲置的“中央厨房”时，不能仅仅考察其在新闻生产中的作用，也需要从ANT视角观察它们在整个媒体融合行动者网络中所起的作用。它们作为新闻生产技术或设备可能效果不明显，但作为行动者网络中的“转译者”，改变其他行动者的含义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业界有人称“中央厨房”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一个系统或技术，从行动者网络角度来看，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
此外，在中国媒体融合聚簇中，一些隐藏的行动者也需要仔细检视。笔者在观察某地宣传部门“中央厨房”建设时发现，除了宣传部门领导、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技术公司这些主要参与者，媒体与技术公司之间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也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者。有时对合同中约定的系统功能和服务，媒体与技术公司在理解上存在分歧，技术公司是从软件开发视角看待相关功能，而媒体工作人员是从自己工作流程和方便性视角出发。双方都试图“转译”对方，争议过大时，外部的媒体融合或技术专家，甚至司法系统就会作为新的行动者介入。而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技术支持方式等都决定着后续技术公司的开发进度和服务水平，进而影响系统的使用。
调查还发现，虽然部分“中央厨房”系统中开发了一键发布功能，对于微信、微博这样开放了接口的平台可以无障碍实现，但要实现一键发布到新闻机构网站或App，若网站和App开发单位与“中央厨房”开发单位不是同一家公司，就存在让对方开放接口的问题。这时“中央厨房”使用单位领导与其App和网站开发单位的合同、私人关系等便会影响“中央厨房”的功能，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或社会资源把其他开发单位“转译”进来，让它们开放接口，“中央厨房”的功能才能全部实现。此时，新媒体技术和新闻工作者所在的社会就发生了互嵌。
在媒体融合中需要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时，领导岗位这一隐蔽因素同样会影响具体行动者决策。若不能妥善安排好领导岗位，“转译”极有可能失败。笔者观察发现，当某媒体集团合并旗下多个媒体时，某团队表现突出的记者因合并晋升无望，便辞职到其他行业发展，这就是从行动者网络“逃逸”。
再如，新闻单位外部平台的审查技术和制度也可能是一个行动者。为了避免审查，当大家都不发敏感内容的时候，敏感内容成为稀缺资源成功获得关注。由于体量小、更灵活，部分自媒体喜欢发布敏感内容，甚至有时候传统媒体也会打“擦边球”。从这个角度看，网络平台的审查技术和制度也作为行动者参与到网络环境新闻的生产之中。此外，中国的新闻管理体制如何让其他行动者发生“转译”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对部分内容生产者的调查发现，一些体制内的App更愿意触碰敏感选题，因为它们被关停的风险较小，而一些体制外的内容生产者反而在选题上更保守，因为一旦某一敏感选题触到监管底线，他们无法承担因此被关停的损失，这说明监管制度作为一个行动者，同样“转译”了其他行动者。
五 结论与启示
当前，国内外学界或业界把媒体融合作为一种知识讨论时，有一种把经济、政治、技术、受众、政策制度、职业实践、体制等因素分割讨论的现象，忽视了这些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本文给中国媒体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ANT视角，促使人们思考在中国媒体融合场域中技术和社会、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嵌关系时，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为分析中国媒体融合和新闻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媒体融合探索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同案例的分析发现，有一些隐藏的行动者也在网络中占据位置。从理论角度看，中国媒体融合这一本应在新闻实践框架下分析的领域因为大量新闻业外行动者的进入而远远超出新闻实践之外，这是未来新闻业研究的难点，需要运用ANT这样的全新视角重新审视媒体融合等数字环境下的新闻实践。
本文的观察并非纯粹的理论探索，对中国媒体融合的具体实践也有一定指导意义。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融合整体和各地、各媒体具体的媒体融合是一个有着多种新闻业内部与外部的人类和非人行动者参与的复杂行动者网络，媒体融合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各种行动者网络是否健壮，即各个行动者是否被成功“转译”进来并且不再“逃逸”。对于首要行动者而言，需要把当前尚未达成共识的媒体融合知识通过诸如设定评价标准等手段简化，并利用政治、经济等资源让设定的政策目标成为其他行动者的“强制通过点”。对于具体媒体融合实践而言，采用何种技术、系统或制度，具体方案的好坏并不在于表面上的先进与否，而在于能否成功“转译”内部和外部的主要行动者。本文分析还表明，在分析媒体融合问题时若单纯从新闻生产角度出发，可能无法理解一些行动者的真正位置。此外，从政策视角来看，未来中国的媒体融合政策应在如何调动新闻媒体之外的主体参与上着力。
与其他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单纯把ANT作为分析范式，而不是简单使用一些概念或理念和其他方法结合。当然，这也使得本文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ANT分析固有的缺点：一是篇幅所限难以照顾所有的行动者；二是带有ANT分析本身较为简单的风格。
此外，ANT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后ANT学者们提出了“认识论上的多重性”概念，就是为了突破单一认识论分析相关问题的局限，其特点是认为对事物的认知有“溢出”，即超出一个领域，而成为多个领域的事物。因此，同一事物所在的行动者网络可以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也就是可以从多学科角度同时构建行动者网络并观察网络之间的矛盾或一致性。有学者运用这一理论解析了瓶装水的商业逻辑和环境逻辑两个行动者网络之间的冲突，并指出冲突带来稳定的网络，成功解释了围绕瓶装水的博弈
［32］。后ANT学者从多个角度构建行动者网络，其本质是把激进的、不区分学科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拉回到多学科领域的视角，从而更容易被其他学科的学者接受。中国的媒体融合同样可以从“认识论的多重性”角度予以分析，因为其中有传播、政治、经济等不同的认识论，追随其中的行动者从多个角度观察不同的行动者网络及网络间的冲突和联系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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