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与建设：新时代口语传播学研究面向

Traceability and Construction： Research Aspect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传媒变革提供了新机遇。学科发展面临转型升级，中国与世界关系开创新局面，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亟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为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通过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口语传播学的研究面向，发现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媒体发生重大变革，播音主持学科面临转型升级，呈现出口语传播化研究趋势；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传播学版图上除了透过媒介研究内容与效果的大众传播外，还有透过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进行互动研究的口语传播这一重要支流，并且口语传播才是传播学研究的起源；通过搭建海峡两岸学术共同体，协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华夏口语传播体系；口语传播研究除了指向媒体实务，还应予以日常生活应用场景更多观照；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造就了口语的“复兴”，也显露出回归口语人格化传播的取向。

Abstract

In order to grasp the research dynamics and trends in speech communication，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opics related to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key academic journals in 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mploying the thematic clustering method to integrate the selected literature into different research aspects for analysis.The study finds that，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major changes occured in the media，and the discipline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is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showing a shift toward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theory system，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media， speech communication has evolved into “digital speaking”，with its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volving complex mechanisms， such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time dimension in receiver identification. The rich practice and though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have provided theoretical confidence and innovative impetus for the constructing an speech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conferences have also provided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discipline’s development，though the methods of preserving these practices remain to be explored. By establishing an academic commun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it reflects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and is grounded in the reality of China，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vergence of cross-strait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y suggests that excavating the history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can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Greece，where speech communication preceded mass communication，establishing the core value of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The primitiv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lso accumulate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China’s rich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offer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peech communic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the iterative advancement of media empow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practices，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dio industry and barrier-free film technologies reflect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personification communication，e-commerce live broadcasts and New Year’s messages from national leaders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and politics. Additionally， research into the pragmatic aspect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reveals a trend toward diversifi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sparked a “renaissance”of spoken language，though challenges such as “pseudo-socialization”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remain.This paper innovatively approached speech communicati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including the reform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cross-strait exchanges，historical theory，the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media practice and personalized communication. Its policy implication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i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discourse. The value of academic exchange is reflected in the promotion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n the field of speech communication，and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is fiel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and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关键词

口语传播 / 播音主持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 / 华夏口语 / 媒介变革

Key words

speech communication / announcers and hosts /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Chinese colloquialism / the media revolution

一 从人文学科走向社会科学，播音主持的口语传播化转向

屏幕化、社群化、快捷化、浅阅读的用户信息接收与互动模式，使得全媒体时代更迁为一个“重文”也不“轻语”的时代。播音主持的既定内涵与外延面临着适用性危机，其内涵无法指代广播电视媒介以外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行为，其外延也未包含新媒体等其他媒介中的播音主持，大众智能传播场景中的播音主持教育更应坚定“口语传播”理念，从培养程式化的语言“表述”能力转向培养作为言语生成主体的“人”的语言生产、传播与修正能力，适配数智时代对会交流、善沟通的口语传播人才的需求，以提升专业适用性和包容度^［1］。在具体播音实践层面，也要把“处理稿件”的能力转换到“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引导学生成为以语言参与、建设、治理社会生活的“有力推动者”^［2］。中国传媒大学与浙江传媒学院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第一梯队高校，其学科发展指向为兄弟院校教学改革树起了新航标，丁龙江和朱永祥分别在两所高校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创办口语传播系和口语传播与数字媒体教学部，为新型主流媒体平台、企事业单位和内容机构、众多视频聚合平台以及社会培养输送复合型口语传播人才。

播音主持专业作为艺术学学科门类下属专业，具有浓厚的人文学科基本属性，但在学科发展成熟的进程中，始终以新闻性作为专业的根本属性，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还讲究多学科交叉融合。本就作为交叉学科存在的播音主持艺术学，更是在多方吸纳中外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艺术学、法学、经济学、医学、体育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目前兼具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取向。

播音与主持作为典型的口语传播形态，是语音面貌显性特征和语言思维隐性特征的完美结合，在播音主持专业教育改革中增设“口语传播概论”作为专业核心基础课程，与原有的“播音主持概论”课程相结合作为专业入门的基础理论课，将口语传播理论和有声语言表达基本功训练并重，成为塑造学生口语传播能力的两翼。希腊古典时期后期，教授与培养公民修辞术智慧和雄辩艺术素养的智者“不再为真理而求真理，而是为着要说服大众，相信他们所要使之相信的东西”，无视是非观，弱化伦理价值，使其“智慧”堕落为诡辩术，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今天的传播者被赋予传播与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传统文化必须承载社会主流价值观、公民基本道德和伦理规范^［3］，突出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才能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舍我先生“我要说话”这一四字箴言作为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念，旨在树立学生运用口语传播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以“以言立信”“以言立诚”“言行一致”作为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职业伦理观念，目的在于将口语传播能力与西方文化背景中对“诡辩”的偏见相剥离，与中国社会传统“重文轻语”的诟病相剥离，培养一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中国气派的口语传播人才。

二 有声的中国——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口语传播学科理论体系建构

近年来，媒介环境学派学者、麦克卢汉嫡传弟子沃尔特·翁及其专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成为国内口语传播学术研究新的理论源泉，他将口语文化划分为文字出现之前的原生口语文化以及文字技术出现之后的次生口语文化。罗伯特·洛根又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将人类的口语一分为三，即原生口语、次生口语和数字口语^［4］。数字化媒介情境下，口语传播本质上演变为“数字口语”，听觉的内化力量、听觉的虚拟化、声像文字的整合传播、听觉空间的“重新部落化”、口语的数字化与产品化重塑了兼具互动与协商属性的数字口语文化^［5］。在口语传播过程中，不同的接收者往往会针对传播者相同的表述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说明接收者辨听的过程产生了不同时间维度的延伸效果，它又直接作用于辨听的结果。放置于三维空间的辨听对象在思维层面、心理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存在的差异会激活其个性化的能动特征，接收者需要通过识别辨听对象传播的有效信息、整体成像辨听对象呈现的适时状态以及考虑辨听对象身处的内外环境来弥合辨听过程中时空维度的元素并置^［6］。欣慰的是，人耳天然具有某种过滤功能，能够自觉排除干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对于其他“噪声”则能够做到“充耳不闻”。主持人口语看上去冗余、缺乏缜密逻辑，但恰恰是这一特点适配人耳的“适听性”诉求，而主持人充满活力与智趣的如珠妙语也形成了特有的“口语修辞”结构，让人听来入耳入脑入心^［7］。

施氏传播学的引入，似乎使得国内学界早已将大众传播与传播学画上了约等号，但大众传播并不是传播学的全部，也无法涵括人类传播现象的整体。中国古代先哲们有着丰富的口语传播实践，同时创造出了极具东方智慧的口语传播思想，为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口语传播学科、完善中国传播学研究版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自信与创新动力^［8］。现代社会中传媒艺术学在口语传播艺术表达的广场上，创制出更多经典的有声语言艺术作品，使其既能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进行课程思政的重要平台，让“好声音”在美育建设上具有“声育力”，陶冶人们的听觉审美情操，在文化建设上具有“声引力”，关系到新时代民族文化的认同、传承与创新^［9］。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传媒学院在“传承经典，诵响陕西民俗”专场朗诵会上，通过《秦颂》《社火，社火》《信天游，飘过我生命的歌》等多部朗诵作品，赓续“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等区域民俗文化，在实践层面为口语传播理论建设提供注脚。

学术会议旨在打破不同院校壁垒、促进跨学科交流，开阔学术研究视角，让同一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围绕同一主题展开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交流和探讨，是一种重要的学术交流方式，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华东师范大学连续举办九届的口语传播学术论坛与中国人民大学高贵武教授牵头联合其他高校主办八届的中国主持传播论坛，为数智时代口语传播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多角度的分析和思考。但有趣的是，探讨口语未来发展的内容却需要借助文字等其他媒介形式来留存，否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荡然无存，这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三 凝心聚力、共话蓝图，推动搭建两岸对话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的确立有助于共建共享海峡两岸学术研究成果，在彼此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学科发展建设与促进学术繁荣。中国台湾地区的口语传播研究传统秉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脉络，进而影响海峡对岸的厦门大学率先开办以口语传播为特色的传播学专业。

2012年12月23日，由厦门大学传播学系和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研究者就口语传播的学科源流发展、数字时代公共话语的特性、数字时代人际传播的口语与非口语因素、构建话语研究的中国范式展开研讨，由李展主编的论文集《数字化时代的口语传播：理论、方法与实践》出版。2015年12月12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传媒学院举办，与会学者从数字媒体时代的口语传播与文化、口语传播与网络、口语传播与表达等专题进行深入研讨，由罗幸主编的论文集《微时代的口语传播：第二届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2017年12月8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召开，学者聚焦“社群媒体与口语传播”相关议题，由游梓翔、温伟群主编的论文集《社群媒体与口语传播》出版。2024年6月29日，以“AI时代的口语传播”为主题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研讨会围绕口语传播本土化与全球化视野、媒介技术与口语传播、区域文化与口语传播、海峡两岸口语传播人才培养与媒介实践等议题，共思共论AI时代口语传播的新趋势、新挑战和新机遇。就口语传播领域研究总体来看，大陆与台湾学术交流活动频率较低，内地与港澳之间学术互动相对贫乏，东南地区高校进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区域优势明显。可喜的是，除台湾世新大学开设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台湾东华大学开设语言与传播学系，台湾政治大学、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开设口语传播相关课程外，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也纷纷设立口语传播系，海峡两岸高校院系的建立与发展情况相似，反映出建制化学科发展的趋势。同时，与美国的研究传统不同，突出口语传播学的独特地位是海峡两岸社会生活的发展所需，是培养公共传播人才和具备优秀舆论素养的负责任公民所必需的^［10］1-14。

四 人类因传播而存在：口语传播史论研究

理论、史论、业务作为新闻传播学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对于口语传播学研究来说也不例外，对口语传播史的挖掘可以厚植该学问的学科底蕴。

人类好奇、求知的天性或是劳动等社会实践的需要，催生了新闻纸出现之前人类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形成了某种程度上新闻史等同于人类史的结果。但是，目前对于新闻史的研究仅局限于“新闻媒介史”或“近现代新闻史”，而新闻纸产生之前的以口语传播和文献传播为主要承载方式的“前新闻时代”的“前新闻现象”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1］。过往以大众传播来构思传播概念的整体内涵被视为一种较为局限的发展方式，人类传播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 500年前的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所反对的那些“（辩论）有将真理置于一种不确定的风险之虞”的智辩士们，对于辩论技巧的钻研和教学，开启了古典传播学的滥觞。而亚里士多德集大成式的著作《语艺学》的诞生，形塑了系统性传播研究的基石。传播学经由“修辞”（rhetoric）研究发展至“语艺”（rhetoric）研究又到“口语”（speech）研究，其中，先于大众传播而起的口语传播是传播学科最宝贵的价值所在，即传播研究的是社会是如何存于传播之上的。在具体的理论脉络中，关注口语传播的思路被总结为传播学科中的人文主义学派，孕育于大众传播脉络下的发展则被视为科学主义取径^［12］。

当然，也不可忽视“人猿相揖别”之前的原始传播形态，来源于人类身体结构的声音、姿势以及原始的视觉符号，产生了口语出现之前的身体语言传播^［13］和以洞穴壁画为代表的图像传播，而这共同构建了“前口语传播”时代的原始传播形态，也为之后人们非说不可、不得不说积聚了条件。另外，在学科发展史方面，通过考证，徐生权认为，第一位传播学博士应该是192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口语传播学博士考德威尔，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一项基于350名口吃者的口吃研究》^［14］。这一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也与患有口吃的施拉姆选择在衣阿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便于他在此接受口吃治疗”发生了某种勾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口语传播学学科发展。

五 借重传统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华夏口语传播体系

中国的演说实践由来已久，早在孔门设立言语为四科之一之前的殷商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演说活动便已见诸记载。《尚书》中即保留了大量的演说辞，其中记载的商王盘庚为了实现自己的迁都主张，对贵族平民发表的演说辞《甘誓》为中国第一篇演讲辞。同样，“演说”二字在中国较早记载于《南北史》，是唐朝以前就出现的常用语。清朝沿袭明代的乡约宣讲制度，在清朝统治的200多年里，宣讲圣谕已经普遍推广到乡镇村里，寓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于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之中，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巧妙地转化为民众的生活常识，通过直观、感性的口耳相传方式教化民众，使其思想行为自觉归附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清末的阅讲报活动也是这一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延伸。清朝言语宣教活动的传播体系，培养了官绅士庶共同的接受习惯，也为新式讲演孕育了庞大的听众群体^［15］。

华夏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口语传播时代，诗歌谣谚、游士游说、百家争鸣、街头巷议、民间说书、地方曲艺等都是重要的口语传播形式。先秦诸子主张“慎言”“少言”，崇尚“信言”，与西方文明强调修辞说服艺术的传统不同，华夏文明倾向于批判“华而不实，过分雕饰”的修辞，“仁义礼仪”“诚信朴实”“固国利民”的价值取向贯穿华夏媒介批评的始终^［16］。道家希言自然的“不言”之言，墨家崇实务行、“言必立仪”的“说”，法家察言观色的“说”，纵横家顺时应势的“说”，先秦诸子的口语传播实践与理念，构筑了中国古代口语传播理论的雏形^［17］，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口语文化的文化自信。

以《荷马史诗》为表征的游吟诗人高超的口语传播能力，也在用以口传史诗的方式延续文脉。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格萨尔》史诗是藏族口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讲述了格萨尔王带领岭国的大队人马，在刀光剑影、硝烟四起的青藏高原上，为藏族的大一统而出生入死的故事，要正视媒介变迁与民族地区文化观念及传播行为的冲突与调试，才能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18］。作为映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史诗《江格尔》讲述了以江格尔汗为首的六千多位勇士，为保卫以阿尔泰为中心的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同来犯的敌人进行英勇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和对外文化交流具有独特意义^［19］。遗憾的是，同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玛纳斯》还缺乏对其口语传播视角的研究成果。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在“和合共生”中创生出多元文化景观。黄河民间故事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作并传承的与黄河有关的口头文学作品，是黄河流域民众社会生活与理想愿望的艺术反映。互联网时代，黄河民间故事被接受的共通文化空间进一步扩大。因个体差异和文学想象的不同，黄河民间故事讲述的自由度较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媒体时代的口语传播既是对黄河民间故事的再创作，也是对黄河文化精神内核进行的更大范围的传播^［20］。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鱼歌起源于佛教的“俗讲”，萌芽于明朝末期，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同时在海外华人区盛行，重视其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双向互动，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永续发展的社会价值^［21］。

六 传播媒介迭代升级，赋能媒体实务变革“想象力”

在众声喧哗的复杂舆论场^［22］，主流媒体的新闻宣传工作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密切相关，新闻传播的效果实际上是新闻话语建构的产物，新闻宣传效果的评价标准也应考虑隐藏在复杂社会表象之后的民意反映。主流媒体在保持传统舆论话语体系严谨、理智、客观、权威等的同时，也要注重吸引网络舆论话语体系中的积极因素，创新话语陈述方式，改善话语传播策略，转变原有话语风格^［23］，构建民心相通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如在网络脱口秀节目中，突破“面子文化”的话语表达，在话语对抗中产生“复调”的审美效果，这种违反面子规则的话语表达形式，是一种基于交际安全的冒犯^［24］。

精粹口语抑或游梓翔教授所言“媒介的言谈”研究成果集中于人才培养方面。“只进行声音创作，不参与内容构思”“只参与内容生产，不介入产品经营”，都会让播音主持人才在媒介融合进程中被边缘化。为此，应着力培养学生互联网思维，使其掌握立体化的信息资源整合能力，精准、极致的“碎片化”叙事能力；完善学生“作业作品化”和“作业公开化”机制，及时检验和反馈作品的市场接受程度^［25］。“综艺节目三分靠录制，七分靠剪辑”，因此，不能片面地认为节目中某位言说者的灵活表现是其真实的口语表达水平，事实上，精彩的口语呈现一部分来源于个人的能力，一部分则来自于后期的剪辑。媒体融合的当下，音频行业仍以其单一“声音”形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声音元素作为有机组成部分构建起新型主流媒体音频生态版图；另一方面，音频数字科技造就了口语的“文艺复兴”，解放了用户的双手和双眼，使得“听”新闻再度成为可能。

如果说书籍可以作为传统纸质媒体存在，市场上口才类书籍的畅销带来的这种“红火却业余”的口语传播教育现象同样值得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语似乎在“复兴”之路上又“复活”了诸如报刊、广播、电视甚至是电影、电话等传统媒体。信息是实现视障者平等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电视媒体已经超越传统的广播媒体成为视障者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方式，电影也以其独特的视听艺术形式和娱乐氛围，成为最吸引视障群体的大众媒介之一”，为视障者提供电影公益口述服务的无障碍电影技术是实现信息无障碍传播最重要的动力来源^［26］。对此，闵惠泉认为，“历史上的三次说话的冲动与革命分别是基于口语、电话和数字网络的即时交流”^［27］。

七 作为媒介的“人”：人格化传播能力的现实应用

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都偏向声觉，因为电子媒介跟声音一样都无处不在。莱文森的媒介发展“人性化趋势”的观点解释了为何有声电影取代了无声电影，但没有画面的广播依然存在，因为“看得见而听不见的人，比起听得见而看不见的人，要烦躁不安得多”，电商直播同样发挥了听觉的陪伴功能^［28］。具有文化与经济双元属性的“网红”建立在“好物连接”基础上的公益直播带货，以多模态语艺与多元符号汇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传播中的购买行为，助力“精准扶贫”，推动乡村振兴，营造民族共同体^［29］。

国家主席新年贺词亲民化的口语传播形态，实现了大众传播的人际化与人际传播的大众化，由信息“传递”到“同一”说服的话语范式转变，创造了中国政府与海内外民众更多的有效认同^［30］。凝心聚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有效的沟通交流。无论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建立党委发言人制度”，推进党务公开，还是全国两会期间的总理答记者问、政府官员受访等，都表明提高口语传播能力是政治文明建设对政府官员提出的基本要求。将政府官员的言语作为塑造政府公权力的重要渠道，官员在口语传播中以自己对民众的体谅赢得民众对自己的理解，能够有效防控“现实社会中的强势与网络复杂舆论空间中的弱势”信任缺失、沟通失效的风险^［31］。如浙江省工商管理局局长郑宇民语言幽默生动、表现力强，善于讲故事，其在民企峰会上“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走红，符合当下公众渴望公权力公开透明的社会心态。

新时代的口语传播语用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既往对于谎言的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领域，但说谎作为重要的有声语言表达内容，具有放置于口语传播研究框架的探讨价值。基于心理学对谎言的研究，结合传播过程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可知对谎言界定的范围必然包括有意表达的传播者、与记忆不符的传播内容以及未授权允许的受传者三方面^［32］。谎言的口语传播必定是伴随着传播者有意识地选择发生的言论，是一种倾向性的口语表达，谎言传播内容的表达范围呈现在射线状分布中从最小值为零再到某个最大值的一段区间。传播者表达的言论因与其记忆不符合不能称为实话，受传者接收的言论因其授权允许传播者如此表达也不能称为谎言，在实话与谎言之间一定还存在着第三种性质的言论^［33］。不容忽视的是，谎言不仅能够通过张口说话的方式进行传播，也能通过闭口方式达到传播目的，明知真相却沉默不语也是一种有意的谎言传播方式^［32］。

慕课时代的学生获得了“用鼠标投票”授课教师与选择课程的权利，教师需要更加出色的口语传播素养与能力，才能胜任镜头前的教学需要。与西方社会注重公民表达素养的培养传统不同，中国基础教育中的汉语言教学更偏重于以遣词造句为主的文学修辞，对个人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相对缺失，也从侧面催生了课外少儿口才培训机构的泛滥，在实践中暴露出师资力量良莠不齐、课程体系不健全、以播音基础“套瓷”口才教学等现实问题。

新媒体令人振奋的原因在于它的交互性。在通俗口语或者说交际口语研究方面，集娱乐、民意和舆情于一体的网络词媒体引发了一场全民造词的狂欢^{［34］41-44}，但在“万物皆可‘绝绝子’”的网络语言生态系统中，也出现了语词表达扁平化、贫瘠化的“文字失语”症状，口语表达能力逐渐让渡于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现状堪忧。

八 声声不息：新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造就了口语的“文艺复兴”

媒介不仅是用户的“舆论领袖”，更是“信息管家”和“贴身顾问”。媒介深度融合的现实，为播音员、主持人等口语传播者提出了基础业务状态下多种适应性变化的需求，以期打造不同传播类型与方式交叉配合、灵活转化、综合应用的口语传播生态格局，实现媒介口语传播的优化和增效。

20世纪90年代，网络存在文化展露头角，为口语传播带来“复兴”的先机。作为刺激听觉与认知神经的直接有效工具的原始口语和网络口语构成现代关系载体语言，与网络音视频存在文化共构网络分众舆情场域，可以说现如今Web 3.0时代是原始口语传播与智能化沉浸“携手合作”的共享文化时代^［35］。对口语沟通的回归贯穿人类信息技术革新的始终，未来人工智能主播将有望实现从单向传播到拟人化社交、从虚拟互动到拟态陪伴、从虚拟界面到拟态外观、从拟态平等到拟态反向交流的人机传播模式转变^［36］。不过，在人机对话的具体实践中需要明确口语传播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不仅与当次交流的情境相关，也与二人既往的交流经验密不可分，人际交流也鲜有止于一问一答的情况，互动是信息反复往来的常态，因此也有学者用“伪社交”来命名人机互动。令人担忧的是，已有研究发现，7~10岁的儿童会有意识地将语音的韵律特征与他们所交互的语音输出系统的特征相适应，而这可能造成人类固有的“语言”能力“机器化”，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置于危险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投入使用的智能语音助手默认性别多为女性，因为男声会让人在潜意识里产生一种被命令的不适感，而女声与母亲这一角色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给人以温柔抚慰与安全感，将“忠诚执行任务的助手”或“永不下线的陪伴者”设计为女性角色，无形之中将劳动性别化和阶层化，轻视了女性在科技等领域的能力^［37］。

当前，专业用户制作的视频（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video，PUGV）模式成为视频聚合平台内容创制的核心。全媒体时代，《奇葩说》《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等视听文本生产为听觉文化的复兴打开了一条通路。数字媒介的发展突破了以身体为媒介的口语传播的时空限制，解决了语言符号的易失性、不易存储性等难题。人们在适应新媒介虚拟口语交流的新奇感之后，初步呈现出媒介焦虑的疲怠状态，以自我为媒介的口语传播依旧是传播沟通的主流^［38］。

思想栖居在言语里，而不是书面文本里。文本之所以能够获得意义，是因为视觉符号指向了语词的有声世界。“有声出版”为文字出版提供由“通读”转向“解读”的知识与思想传播。也可以说，新型口语传播本身就建立在文字传播的基础上，这也相应提高了听觉传播的知识传播水平^［39］。文字书写的艺术随着印刷术的诞生和工业化生产逐渐脱离日常生活、走向小众，声音生产的工业化时代（AI生产）已拉开序幕，在对艺术性的冲击上，AI语音与印刷术将在传播史上扮演相同的角色。而基于声音所展开的各项社交功能更要摆脱文字的束缚，以AI语音和真人语音分别对应的“AI语音—文字有声化”“真人语音—口语传播”两种有声书的表达形态，开拓新型有声书产业的“2.0时代”^［40］。

综上，应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历史悠久的华夏口语传播体系，建构起涵括自我传播、人际沟通、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交流、网络传播与智能传播等传播形态的口语传播系统教学与研究体系，以弥合台湾地区口语传播与大众传播两大传播学科支流之间的研究分野，同时弥补大陆以播音主持填充口语传播研究的不足。在国家话语国际口语表达方面，国内相关领域学者应加强中外口语传播思想、传播秩序的比较研究，做到既熟悉西方修辞规律，又能让西方社会真实了解中国话语的内在逻辑，切实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口语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在语用学研究方面，以江苏师范大学为代表的手语播音主持以及神经语言学方向聚焦手语、口吃、阅读障碍以及失语症等语言障碍的神经机制，让口语传播成果适配多元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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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05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