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技术赋能的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早已获得对自我分身在现实与虚拟之境自由出入的掌控权，他们由主体思维主导，利用不同分身展现不同面向，根据不同的情境需要，随时调整不同空间的自我呈现。从“器官投影说”到“媒介延伸论”，都离不开身体与技术的相互配合。技术对身体的加持，让身体打破空间与时间的界限，实现多态空间与多模时间的融合与交叠。身体作为自我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空间，人对于身体形象美感的认知都是相通的，塑造理想自我形象成为人的无限追求。
俗话说“人靠衣装”，理想自我形象与服饰穿搭密不可分，服饰与身体的结合形塑人的自我形象。服饰是人身份与品味的自我表征，让人在想象中建构自我形象
［1］。服饰的获取来源于消费，服饰消费既是物质消费、文化消费，也是符号消费。媒介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服饰作为商品的符号世界，通过媒介，服饰的符号价值不断凸显，现实世界的服饰被日益符号化
［2］120。因此，现实世界的身体成为虚拟世界的参照，虚拟世界的服饰成为现实世界的投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沉浸虚拟符号世界的消费，以此作用现实世界。为了建立现实身体与虚拟服饰的交融通路，基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依托3D虚拟仿真技术的虚拟试衣间（virtual fitting room，VFR）应运而生，为“在场”的虚拟试穿提供了可能。VFR能够帮助用户在试穿前缩小服饰选择范围，提升购买决策，进而提升网络购物体验
［3］。技术的进化是人与物耦合的结果
［4］126，在耦合的过程中催化出虚拟世界的符号资源配置，致使人能够跨越现实与虚拟空间的界面实现意识与行为的流动。VFR作为用户网上试衣的虚拟空间，是技术在进化过程中对人的身体这一器具的再认识。虚拟仿真技术能够使用户获得自我意识，实现虚拟空间中真实身体与虚拟产品的结合，容易触发用户的自我关注，从而驱动用户装扮虚拟自我
［5-6］。用户将真实自我置于虚拟空间，形成元宇宙的化身，在虚拟空间中形塑“理想自我”。多元视觉与功能性界面能够通过自我意识的建构引发用户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7］，在与界面的交互过程中，用户需要经历一个自我认知的形象建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决定用户“先试后买”能否成为可能。因此，用户形象作为媒介界面呈现的辨识主体，成为VFR仿真场景形成的关键因素。那么，用户从哪些面向实现了内在自我感知，其自我形象是如何一步步建构完成的？不可否认的是，虚拟仿真技术的“镜像”作用为用户不断调整自我形象提供反馈，并对用户的自我形象认知产生深层影响。
一 VFR在虚拟空间的用户自我形象感知
（一） 身体、界面与超现实仿真
无论是过去的大众传播时代还是如今的智能时代，所有媒介都离不开身体的参与。唐·伊徳的“三个身体”理论将身体分为物质身体、文化身体和技术身体，杨庆峰
［8］指出，这种区分“难以确立‘自身’”。从身体主体性的基本面出发，关于身体传播理论的研究多围绕身体的三大物质属性展开。一是生理属性，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连接人与世界的媒介，人通过身体器官、知觉和运动系统能够感知世界
［9］113。身体本身所固有的生理属性实现了人对于外部环境的认知。智能传播时代并非纯技术时代，技术仍然要与身体相互作用，因此，身体的生理属性并未消失，“虚拟现实可以借助镜像神经系统对动作观察—执行匹配的神经联结，形塑新的身份实践与直觉经验”
［10］，媒介技术物必须依附人体才能发挥其效力
［11］。二是实践属性，布迪厄将身体视为一种符号资本，用以体现社会不同阶层
［12］241-258。福柯则认为社会需要通过规训身体来达到权利控制的目的
［13］145。布迪厄和福柯更多从实践层面强调身体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虚拟空间中身体的主体性则更多通过与技术的耦合呈现。由于虚拟时空的人与技术存在交互性，元宇宙身体的主体性将通过身体实践在智能传播过程中被重新定义与建构
［14］。三是技术属性，唐·伊徳的“技术身体”既包含生理属性的身体，也包含实践属性的身体，他强调身体对世界的感知不仅通过器官，还需要通过技术物，甚至是人自身的观察和想象。虚拟现实技术所建构的身体存在造就了一种新型在场方式
［15］，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同时改变了身体参与传播的方式，塑造了沉浸式的新模式。以上身体的不同属性表明，智能传播中身体的主体性没有消失，此时的身体需要多元素的叠加与交互，其认知主体性才能得以确立。
马诺维奇用“文化交互界面”来描述计算机呈现文化数据的方式，他将这种媒介新文化形式的界面视为人类与数字形式编码的文化“交互”
［16］92。文化交互界面为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流提供了“在场”的可能，人机交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与技术的耦合，人的身体感知虚拟世界存在的前提建立在界面所拓展的空间范畴之上。对于身体与界面空间的关系，学者们意见不一。一种观点将身体与空间割裂，认为空间是身体的隶属物，如孙强
［17］将空间视为外在环境，认为身体是一种空间化的形式，由身体各种器官系统有机地组合而成。另一种观点将身体与空间融合为一，认为二者相互作用，如段鹏等
［18］提出，空间不再是客观存在的情境，而被建构成一种“身体”和“经验”寄托于技术之上、用户得以“存在”其中的隐喻。姬德强等
［19］也认为身体通过与所处的空间进行互动，从而确认自身的经验性存在。学者们无论持何种观点，都并未否认身体与界面空间的交互性。空间为身体的展演提供物化的场域，并与身体合二为一，二者的交互既外化人的行为，也使得人的客观形象与主观感知得以存在。虚拟空间中身体生理属性的自我形象需要通过计算机界面连接真实的自我形象和仿真的数字形式编码，从而形成交互界面的视觉表征。主体复杂体验和感知的形成受到内容、界面形态及其技术逻辑的影响
［20］。虚拟化身与真实自我形成一种无声的交互关系，真实自我的身体通过在界面外发送数字指令，与界面内的虚拟身体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数据交流，虚拟化身根据真实自我的命令不断呈现瞬间的即时形象效果，在不同的即时效果之间进行视觉的往复运动，直至最终呈现最符合真实空间需求的物质身体。
由符码组成的真实与虚拟融合的仿真空间跨越了“仿制”“批量生产”的等级，构成了一个比真实更加真实的时代——超真实，成为鲍德里亚所认为的“一个由没有本源或真实存在的真实作为模型的时代”
［21］98。超真实是存在于符码、超越物理的现实世界。元宇宙中的身体是人的自主选择，人根据自我认知将真实的自我、毫不相关的自我或者想要达成的理想自我通过符码组成虚拟化身，看似在真实场景下的设定其实超越了真实，在超现实中建构虚拟空间的仿象。鲍德里亚在其仿真理论中，对中介与技术并没有展开讨论，为此，海勒认为鲍德里亚否定了物质性的作用，低估了意识在人类身份形成过程中的角色。超真实仿真身体的物质性存在，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支撑。在海勒眼中，仿真的环境以一系列不同的物质技术为基础，需要用物质实践和交互界面来强调人类身体是持续存在的，“在后人类时代，在身体存在和计算机仿真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或绝对的界限”
［22］106-107。超真实世界的身体视觉符码变更过程中，真实自我的主体意识不断发生作用，投射到虚拟身体的形象变化中，主体意识通过选择与评判，编码虚拟身体的不同符号，因此，仿象的生成需要有意识的支撑。现实与仿真之间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可以等价再现的东西”和“永远已经在线的东西”需要有仿真技术作为物质实践，才能实现现实与虚拟身体之间的形象交互
［21］107-108。
（二） 从现实自我到虚拟化身
本雅明
［23］96认为，人像留住了原始的膜拜价值，使其不被照相摄影术的展示价值完全抑制。正因为人的存在，技术不仅是一种展示物，而成为一种有机物，人与技术的结合使得本雅明所珍视的“光韵”得以完整呈现。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表征人类身体感知框架的媒介形式，赋予人潜在意识的无限可能性。虚拟现实技术增加了人的开放性与自主性，人的自我意识被分配到更广阔的空间界面。现实自我（本我）通过仿真虚拟现实技术被编码进虚拟空间，创建虚拟自我（真我），本我和真我通过界面连结。在此过程中，本我的自我表征能够被编码为不同的仿象真我，被支配的真我成为虚拟世界中自我的化身。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真实自我希望能够塑造虚拟世界的不同自我，弥补真实世界中的缺陷。
现实自我与虚拟化身之间既相连又互斥。一方面，现实自我与虚拟化身密切相关，虚拟化身是现实自我在虚拟空间的现实映射。现实自我与虚拟化身的高度相似性，使得两个空间的结合不再是投射与接收的关系，而是空间融合中的相似连接，虚拟空间的我不断形塑现实中的另一个我，直至不再区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中的自我。受到不同形式虚拟仿象的影响，虚拟化身的自我表征将影响现实自我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为与交互方式
［24］。为此，现实自我将呈现出多种不同于虚拟世界自我表征的“普罗透斯效应”（proteus effect），用以应对现实世界不同面向的自我呈现。另一方面，现实自我与虚拟化身此消彼长，虚拟化身的存在以现实自我的替换为代价。鲍德里亚用“写实仿真的眩晕”来描绘物体的分裂与重叠，而这种“眩晕”的产生需要运用“谋杀原型的精巧方法”
［21］106。虚拟化身在虚拟现实技术的乔装下，现实自我的注意力必须从原型的自我转移到化身的自我身上，现实自我的身体元件不断替换到虚拟化身身上，现实自我的注意力不断在现实自我与虚拟化身之间进行重叠往复的视线运动，使现实自我的视觉被禁锢在真实与虚拟交替的位移空间，视觉感知在交替运动中被封闭，甚至被摧毁，无法获得真正的释放与自由，从而产生仿真的眩晕感，现实自我逐渐在眩晕感中失去原型的光彩，被虚拟化身替代。在鲍德里亚看来，无限的视觉折叠是对自身不断的消耗与解构，最终会让自身衰竭甚至走向死亡。在虚拟世界，现实自我可能不再反射入界面，投射为虚拟仿象，取而代之的是，它或将退化为自身，直至衰亡。彭兰
［25］认为，未来虚拟实体对现实实体不只是复制、映射关系，还会以摆脱实体甚至控制实体等方式来反作用于现实实体。虚拟化身是对现实自我的无限折射，从面容到肢体，将人自身的器官细节局部解剖分裂并植入虚拟空间，经过层层重叠折射后的虚拟化身变得不再真实。此时，人自身对待虚拟化身或持两种态度，一是抛弃真实，任由不真实遮蔽原本的真实，以此塑造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自我形象；二是执念真实，对虚拟化身不再信任，直至抛弃或重塑。
现实自我的身体在VFR这种虚拟空间中不断被形塑，用户的态度、行为与服饰品牌等符码在VFR界面中交融。VFR的虚拟空间有其独特性，它是身体与符号艺术结合的空间。“时尚迫使我们接受一种想象秩序的深层断裂，即各种形式的参照理性的断裂。”
［21］126服装和时尚的亲缘关系来自身体层面的断裂，时尚是无目的性的，时尚的有效符号作用于服装，此时作为理性存在的身体功能被毁灭，其存在的意义也将被消解。在VFR中，人们希望看到的是被服饰包装的时尚的化身，身体的功能在虚拟空间被遮蔽，当服装被虚拟化身换上的一刹那，时尚的“瞬时完美效果”
［21］128即刻展现，时尚在真实世界中的符号被虚拟空间重叠，以此塑造元宇宙的“想象秩序”。符号政治经济学强调符号的差异社会关系取代了社会物质生产结构
［26］67，符号早已转换为权力并隐藏于物质中，现实自我的物质生产逐渐向虚拟化身的价值符号演变，这就决定了直播间时装模特的真实他者与VFR的虚拟化身存在本质差异。“身体的样板参照是时装模特……模特也代表价值规律下完全功能化的身体，但这次是作为价值/符号生产场所的身体。”
［21］175时装模特即主播的身体功能在直播间至关重要，真实他者的物质性能够自主创造时尚的价值与意义，通过主播身体功能展现，用户得以判断服饰的价值。VFR虚拟化身是用户身体的延伸，将自我的身体穿越界面到虚拟空间，使得自我容易忽视身体功能性的存在，而将注意力投射到服饰匹配与时尚与否的判断上，身体与服饰、身体与价值的断裂，必须通过身体与服饰割裂的符号产生其应有价值。所以，“身体的否定性理想型，就是各种神奇的还原，身体在这些还原之下，在一个个相继而来的系统中，生产自己，书写自己”
［21］176。直播间的真实他者具有实在物质性，其身体数据可能与用户实际有较大差别，但在价值规律作用下，用户能够忽略身体的差异性，将真实他者的身体还原为现实自我的身体，将时装模特服饰上身的效果投射为自己上身的效果，在此过程中，主观重塑有效价值符号的自我。VFR的虚拟化身是物化的身体与服饰被动进行符号生产的结果，身体数据抽象为化身符号，彼此一一对应，用户将化身与真实自我合二为一，现实自我与虚拟化身的差异社会关系通过价值符号直接产生作用，超越前者环境下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
二 VFR在虚拟空间的用户自我形象建构
英国电视剧
Black Mirror展现了人类媒介化生存中技术对人的异化，在技术与人性的较量中，人类自我的迷失与怀疑如同一面黑色镜子，既眩晕又模糊，黑镜给人带来的是未来世界的幻象与迷离。保罗·莱文森在谈论媒介进化论时将镜子和艺术置于媒介技术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
［27］，但鲍德里亚却将镜子和艺术（品）视为同等物，“有寓意性、妖魔性，仿象但透明，一目了然”，二者都能够“致使原型的死亡”，让“代表制终结”
［21］101，109。镜子与艺术产生的仿象对原型存在巨大的威胁，因为二者本质上的谁真谁假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最终只存在“先来后到”的差异。镜子通过“一目了然”的界面呈现出的是一种自我仿真，将自我折射入镜中，成为比自我更真实的超现实自我，正是通过镜像，原型主体（用户）的自我形象得以逐步建构。在本雅明眼中，镜中的映像是可以移动的东西，它可以与人分离。镜像与原型并非一一对应，在虚拟空间甚至可以脱离原型，虚拟空间的镜像与原型作为两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而存在。“本来完全浪漫的人在镜子中看到他的映像时会产生诧异”
［23］36，原型的现实自我看到虚拟空间中的镜像自我会产生诧异的情感，而这种诧异是二元对立的，它是惊喜，亦或是惊吓。VFR原型自我与镜像仿真自我独立存在，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模特、上传自身真实照片或通过摄像头实时影像进行试穿。无论何种方式，用户在VFR中的视觉镜像呈现以及用户的原型形象感知都是相同的，而这种建构与感知是一个线性过程，基于镜像理论，本文将用户的形象建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拉康的镜像阶段——自我的结构化
拉康的镜像理论描绘的是婴儿将镜中自己的整体形象认为是自己本身的阶段，也是人第一次将自身称为“我”的阶段。这个阶段建立在一个镜子装置的基础上，这个镜子装置同时也是一个捕捉人们视觉活动的观看装置，理想自我的构成是通过认同我在镜中所看到并且是想象看到的那个镜像而完成的
［28］，这是一个通过视觉镜像实现的、自我不断进行建构的过程。婴儿在镜中发现自己后是欣喜的，因为在未遇到镜子前，主体的身体对他来说犹如被肢解一般，身体边界并不清晰，相对缺乏完整性，他所感受到的是断裂的身体。在遇到镜子后，婴儿与其镜像相遇，主体摆脱了身体的断裂，通过视觉功能的感知，镜子里的整体形象呈现出身体的统一性，使主体获得自我认同。用户在刚打开VFR时犹如站在镜子面前，进入到建构自我的镜像阶段。用户使用VFR的初衷是试穿衣服、裤子、帽子或鞋子，这些服饰对应其身体的不同部位，用户如婴儿一般，不协调的身体各部分通过VFR界面，将虚拟空间的身体断裂元素重组，使虚拟化身的整体形象以视觉感知的方式呈现在用户面前，通过有限的VFR空间，将原本边界模糊的自身身体整合为一，形成身体与视觉外在形象的统一。
镜像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映照，它能够诱惑主体、吞没现实，而主体很容易在镜像面前发生扭曲，并迷失自身的本性
［29］。在支离破碎的身体在镜子面前被整合为统一体后，主体通过视觉感知接受镜中的整体形象，确信镜中之像就是其自身，拉康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认”，而这种误认对主体的影响是终身的。虽然主体可能被镜像蒙蔽，但镜像使主体从断裂走向整合，它仍然是促进主体自我结构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拉康看来，镜像是与自身有差异的外来的他人形象，是他者的外部镜像。主体与外部镜像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外部镜像形象出现的同时主体被隐藏了。主体与外部镜像是一种“我”与他者的关系，“我”在镜中看到的并非自己，而是他者，主体通过外部镜像感知并呈现自我，因此，“我”必须在他者中体验与生存。在VFR创建的空间中，用户自主设置虚拟化身并进行试穿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断裂身体整合为一的结构化过程，被技术遮蔽的视觉认知极易产生用户的误认，用户上传自己的头像或者选择自己喜欢的虚拟模特，按照现实身体数据自定义虚拟化身形象的参数设置，将数据与偏好结合进行服饰穿搭，塑造虚拟空间中的自我。用户将VFR呈现出的虚拟化身的整体形象认为是自身即将实现的现实形象，在误认的过程中，断裂的身体部件与分散的虚拟服饰元素不断整合与重叠，最终完成虚拟自我的建构。
（二） 第二阶段：福柯的镜象认识——自我审视
镜子对福柯来说，是被用来作为解释人与空间关系参照物的异托邦。他认为，镜子既能使人们所处的空间变得真实，也能变得不真实
［30］22-23，所以异托邦具有真实和虚幻双重属性。镜子为照镜子的人提供了存在的场域，成为一种“自我反思”的媒介力量，照镜子的人可能会产生自己在真实世界缺席，却置身虚镜空间的幻觉，从而对镜中“他者”产生认同
［31］。由于镜子的存在，真实自我与镜中“他者”得以在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重叠，使得乌托邦与异托邦产生交叉融合，自我借此机会以“他者”的视角看到更加真实的自我。
为了更好地认清自我，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提及如何让疯人认识自我疯癫时，谈到了镜像认识，他用他者的疯癫来诠释自我认知。在福柯看来，疯癫既是镜子一样的媒介，又是拥有意识一样的主体，“疯癫能够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它既是纯粹的观看对象，又是绝对的观看主体”
［32］241。事实上，疯人都是自傲的，一般情况下都不觉得自己疯癫，“疯癫只有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才能观察到自己”，人们必须用他者的眼光才能审视自我，而观察他人的工具正是靠着这面看不见的镜子，镜子在福柯看来是“一个消解神话的工具”，而支撑镜子发挥功效的是“其他代表理性的人”
［32］242。福柯认为，疯人对于疯癫的荒谬性是斥责的，但他并不知道这种谗妄的荒谬存在于自我，当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者身上的疯癫时，才开始认识到自我的类属性。行为的他者犹如镜中的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现实自我的分身，他者的肢体容貌虽然与“我”类似，但行动与意识是独立的，只有镜子才能将二者结合。
前一阶段通过视觉形成了身体的统一性后，用户对虚拟化身完成了初步的形象建构，获得了暂时的视觉确认与形象认知。此阶段，拥有完整身体的用户开始利用VFR界面所呈现的虚拟形象进行观照和审视，重新认识自我。用户的主体形象与虚拟化身原本被分隔在不同的空间，“那些代表理性的人”此时凝聚成为用户的理性思维，VFR中的虚拟形象暂时脱离化身的禁锢，分化为主体的多个分身。用户的理性思维透过镜子的折射，将不同分身置于不同现实场景空间，成为可自由移动的独立个体，与现实世界勾连，在此过程中，分身作为主体的自我参照被自我考量。不同现实场景空间的虚拟分身作为拥有独立行动权力的他者，接受主体的审视，在不断弥合差异的过程中，主体的自我形象认知在现实中被重新塑造。
（三） 第三阶段：库利的镜中我——他者评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强调自我是与他人进行社会互动的产物，他人的认识、评价和印象犹如一面镜子映照自我，通过这面镜子人们才能认识自我、把握自我
［33］。此阶段的前提是自我必须与他人建立联系，镜像的折射更多来自与他人的交流互动，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形成价值判断，最终建构自我认知。因此，他人在自我认知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想要知道他人镜中的“我”的形象，除了语言符号表达外，还需要自我想象，想象他人大脑中的同一判断，进而形成同感。同感是一种卷入与对话，需要发展出一种回应的声音，在此过程中，需要依靠不同的他人
［34］。通过他人的不同反馈，引导人们走出找寻自我的迷失之境。换句话说，为了尽量保持与他人的同感，获得良好的自我想象，人们极力在他人面前呈现完美的自我形象与举止，希望赢得他人的赞许，通过他人的肯定获得自我的正向认知。但同时，他人误解或歪曲的评价也将导致错误的自我认同。总之，他人对“我”的真实反馈是建构自我认知的重要基石。
通过第二阶段的自我形象审视，经过不同场景空间更替的虚拟形象被用户利用理性思维确认后，通过网络截图或转发等形式将虚拟形象的镜像发送给虚拟空间的他人，期望得到他人的评价，在他人的反馈中，构建自我认知的想象。如果他人的评价是肯定的，用户将进一步深化自我的形象认同；如果他人的评价是否定的，用户将陷入自我怀疑，甚至放弃前两个阶段形象建构的所有努力。在获得他人认同后，用户或将求得范围更大的群体认同，用户将虚拟形象送达的他人越多，他人形成的合众评价将越有可能影响用户的自我认同，用户对自我形象的感知将越全面。他人或群体的评价，包括肯定与否定，都存在于拉康所谓“绝对他者的领域——象征界”，通过他者的介入完成第三人（群体）对于外部镜像认同的过程，让用户镜中我的形象更客观。至此，用户在VFR中的虚拟化身得以正式存有，完成最终的形象建构。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VFR的虚拟空间，人际间的随时触达拓宽了自我接受反馈的边际，大量反馈信息的涌入可能导致非真实反馈的出现，这种反馈极易扰乱认知的建构秩序。柯泽等
［35］认为，在虚拟现实语境下，个体间的传播活动越活跃，个人对自我的认知越模糊。
三 VFR用户自我形象的呈现与消亡
（一） 图像虚拟符号的流动与认同
作为虚拟空间的交互界面，VFR为用户多重化身的装扮提供存有场域，化身装扮的呈现以用户身体图像为媒介载体。虚拟世界将人虚化为符号，虚拟世界的人具有“符号人”的特征
［36］。现实空间与物理身体跨越边界生成虚拟符号，分散的符号元素即时构成既真实又超真实、可辨又匿名的虚拟身体，大量虚拟符号组成现实身体形象再现的符号系统，建构“在场”的身体图像。再现现实的图像系统符号并非固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社会的建构环绕着流动，人们被流动支配，包括影像、声音及象征的流动
［37］445。VFR将技术方、零售方和消费者的身份关系重叠在同一个虚拟社交网络空间，其中的技术资本、图像、信息等元素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被转化为跨越时空且非定向流动的象征符号，用户的每一次选择、匹配与交互所生成的身体形象符号处于不断流动的支配状态，在界面中随时被更改与替换。这种身体形象符号价值的不确定性归结于虚拟仿真技术，媒介技术的使用导致用户不断生成的图像一直处于图形/背景的置换状态，造成“只见具体图形不见背景”的分离感，从而忽视背景结构与其他图形交互
［38］。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分离是技术遮蔽导致的缺陷。VFR用户在虚拟空间创建化身图像时，一开始会选择与自己同性别且五官类似的虚拟面部图形，当开始挑选服饰穿搭时，则逐渐忽略面部符号，转向沉迷化身的虚拟身体符号（身高、体重、三围和肤色等）。此时，面部符号从图形沦为背景，虚拟身体符号成为新的图形，虚拟仿真技术割裂图形与背景，导致用户视觉感知的失调。那么如何避免视觉感知不协调的问题呢？答案是将视觉空间从局部转向整体。唐娜·哈拉维在谈到基因组项目时援引道金斯的论述，将复制看作占首位的个体，她认为一个成功的复制基因是唯一的个体，它能够复制大量自身的副本
［39］300。现实空间的自我并非原型，它只是虚拟空间身体的表型，虚拟身体才是被成功复制的唯一个体，它有着不固定的边界，能够被无限延伸，如基因一般，不断复制出繁殖体。现实自我作为他者的表型与其他复制体一起构成繁殖体，组成完整自我图像的符号系统。媒介技术将VFR里的虚拟身体模型复制到不同虚拟场景，通过不同的服饰穿搭选择，塑造不同的虚拟自我形象。随着不断更迭的换装，用户的视觉感知从之前单一场景的局部位移转向多场景的整体位移，将“其他存在体以符号、形象和记忆的形式转化为他们自身”
［39］317，零散的图像符号元素汇集为完整的图像符号系统，视觉感知的差异只在于不同繁殖体间（整体间），而不在于单个复制体内部（局部间）。据此，在多元沉浸型场景下，自我形象完成具体图形与背景的交互，实现感知图像符号系统的整体协调统一。
虚拟仿真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形式，成为人类身体感知框架的表征，赋予身体表达无限开放潜在意识的能力，被它形塑的虚拟空间借此模糊身体与存在的边界
［40］。VFR的符号世界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的想象，用户从视觉感知跨越到身心与情感感知，并置身于多态场景中，实现多维沉浸体验。用户的主观感知与虚拟情境实时交融，形成隔空试衣的自由空间，VFR中用户无需遮挡身体（3D人体模型），也不必担心视线死角（360°视觉旋转），VFR的虚拟仿真技术能够让用户沉浸在虚拟符号中，通过对身体模型与具体场景的符号辨识，将符号价值折射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此时的现实世界不再是核心世界或平行世界，反而复刻仿象虚拟世界，虚拟世界成为理想自我形象的至高世界。虚拟世界反客为主得益于身体搭载技术的介入，虚拟现实建构的图像场景将观看者的身体与主体意识接入图像中
［41］，媒介技术操控下的身体感知容易引起用户心理与情感的沉浸。基于图像与人类大脑认知的生理契合，图像与受众的心理互动中更具“意义生产者”的劝服力量，其逼真性与在场感使用户的理性意识陷入瞬间认同与情感漩涡
［42］。虚拟仿真技术制造的逼真图像符号，极易对用户的视觉神经与大脑皮层产生完美自我的影像刺激，致使用户无意识将真实自我投射入虚拟身体符号系统，通过服饰穿搭匹配制造出一个符合自我审美标准的理想自我身体形象，形成虚拟自我形象的认同，这种自我认同将激起用户愉悦兴奋的情绪。当情感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用户将产生复制符号系统的分享互动行为，寻求他者与社群认同，以此促成符号消费行为的产生，最终成为现实世界的模仿对象。
（二） 技术阻隔下主体与化身的差异与死亡
身体图像的虚拟符号如果能在虚拟空间流动中顺利构成完整形象的符号系统，使用户达到沉浸的视觉感知，自我形象的图像则能被界面呈现。再进一步看，如果自我形象获得认同的话，符号所产生的价值将被用于消费，产生现实的资本交换。对于VFR用户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来说，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虚拟身体图像在此过程中被永久保存，最终自我形象得到有效呈现。然而事实上，自我形象建构有可能朝着另一个极端的方向发展，虚拟符号无法聚合成有效图像，导致自我形象走向消解或死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技术失衡引起的失真、眩晕以及界面呈现的非共时性；二是界面的中介性带来的内在自我感知的断裂。
虚拟仿真技术商业用途不断升级更新，媒介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不稳定性极易造成用户生理感官的塌陷。作为空间性媒介的图像与其所表征对象的不协调，导致其符号的有效传达产生障碍
［43］。用户将虚拟化身从现实自我中分离，投入虚拟空间，并通过界面与其交流。鲍德里亚
［21］218认为，化身和死人一样，化身形象与死人形象密切相关。技术的阻碍使化身偏离原型而存在，化身不再是身体原型的反映，而成为独立于技术想象中失去自我的“分离项”，如同幽灵和影子一般，彻底脱离现实本体，在虚拟世界“如同被自身的死亡所纠缠”，最终只能被本体抛弃
［21］208。虽然技术造成虚拟化身的失真，使化身的身份不被主体承认，但二者之间的交互性是不可否认的。主体与化身跨越空间阻隔利用界面语言交往，“化身是与自身不可见部分的可见交换”，化身想要通过媒介技术获得永生，用以取代主体，化身利用增强技术的缺陷攻击主体的感官神经，使主体产生“分离的眩晕”，并试图将主体囚禁起来
［21］219，221。主体与化身的统一个体性决定化身的依存性，主体的囚禁也预示了化身的死亡。与主体共生共存是化身得以存在的前提，在VFR中，通过对技术的控制，现实自我能够分身出多个穿着不同服饰搭配的虚拟化身，每个化身都是对主体的回应与交换。然而，每次的回应与交换需要通过界面呈现，界面由分散的虚拟符号编码构成，当技术的不确定性造成界面编码混乱与呈现滞后时，主体视觉感知与化身生成的不同步导致主体即时解码失败，主体操控权的丧失或将直接对化身宣判“死刑”。
在VFR的媒介生态中，现实自我不断分裂出多重化身，裹挟不同服饰搭配的化身在虚拟空间聚合，与主体进行跨越空间的界面交互。组成化身图像的虚拟符号在界面呈现，作为数字媒介的界面成为主体与化身的连接物，更或是一层隔膜，导致现实自我丧失直接的人际交互。也就是说，界面的中介性使化身失去了相较于主体的生动性与亲历感。德勒兹
［44］473认为，表象中根本没有形成过重复，重复在自身形成的同时消解自身。依靠不同服饰佯装的不同化身根本无法复制自我主体，主体与化身都具有唯一个体性，二者不存在本质上的相似性，化身制造出的拟像实则是一种差异化的梦境。拟像是一种不具有相似性的“像”，它将相似性置于外部，靠差异维持生存，差异对“像”产生不良影响
［45］。换言之，虚拟化身与现实自我之间不是依存与重复的关系，虚拟化身的拟像并不能如实反应现实自我，二者的差异性伴随始终。VFR中的图像被界面阻隔，成为交错时空下的对外传播，界面的中介性导致虚拟身体更多承载的是一种展示功能，展示美化与差异，从而阻断自我对话的通路。主体透过中介物看虚拟身体，看到的是不同于自身的他者拟像，主体与拟像间的深层断裂导致主体的内在自我认知不一致。在斯蒂格勒看来，相关的差异问题就是死亡
［4］178。主体与化身是差异且独立的个体，个体间的互异性无法使二者融合，自我认知的不一致同时带来他人与群体的认知失调。当虚拟身体不被承认时，现实自我存有的生命意味着虚拟化身组织的死亡，自我形象的拟像终将走向瓦解与消亡，在认知偏差中，整个VFR将被现实自我遗弃。
四 结 语
VFR是虚拟世界的分域空间，现实世界的用户将分散的虚拟符号编码成系统的界面语言，在超现实仿真的“在场”中不断拼接外形多变的时尚化身，以期将其装扮成为现实世界的仿拟对象，虚拟化身在不断与现实自我的交互中被感知。在VFR整个界面交互过程中，用户的自我形象在镜像中不断被调整与形塑。首先，用户透过镜像在讶异中凝视自我，并将断裂的肢体与服饰符号整合为统一体，结构化虚拟自我形象。其次，现实自我利用镜像制造他者视野审视与反思虚拟自我形象，同时将虚拟自我形象分身于多个拟态现实场景，考量虚拟自我形象与现实世界的适配度。最后，用户将被现实自我确认的虚拟自我形象传递给他人，利用他者的反馈镜像获得他者与群体认同，最终建立自我形象。VFR经过镜像投射后的自我形象将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是VFR用户的自我形象能在符号消费世界得到永久保存。获得认同的虚拟化身确认为现实参照的拟像，成功激起现实社会的商业资本流动。二是VFR用户的自我形象如幽灵未能找到肉身般彻底幻灭。现实自我与虚拟化身的差异使双方“独善其身”而难以“互洽共生”，必将直接扼杀自我形象的生成。现实与虚拟的自我形象并非从属关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建构和而不同的自我形象，只有在人与技术和谐耦合的数字生态环境下才能实现生命之花永不凋零。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831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