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短视频传播的结构化特征及其风险防范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Short-Video Communication and Its Risk Prevention：A Case Study of Shaanxi Government Douyin Accounts

摘要

作为政策传播、政民互动、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政务短视频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由自身传播结构带来的传播风险。陕西省已基本建成由省级信息发布机构—地市级职能部门—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政务短视频传播体系，但该体系存在地域、层级发展不平衡，账号领域分布失衡和影响力结构两极分化的发展特征。在网络数据挖掘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可视化工具，揭示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离散—聚合二象性结构特征，并明确离散性结构下的低协同度主体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风险以及聚合结构下多中心依赖网络的结构脆弱性会导致舆论失控风险。从结构优化、机制创新和技术强化三方面提出风险防范策略。

Abstract

Under the accelerating advancem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short videos， as a new type of government-citizen interactive medium，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olicy dissemin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such videos has exposed structural risks inherent in their communication frameworks. Investigating the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short video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dissemination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This study utilizes web data mining techniques to obtain the basic data from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level government Douyin accounts in Shaanxi province， encompassing account information， content volume， influence metrics， interaction statistics， et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was employed to construct the dissemination network and compute critical structural indicators. Visualization tools were used to present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short video communication network in Shaanxi province.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data of government-related Douyin accounts in Shaanxi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semin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related short videos in Shaanxi province exhibits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regions and levels，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accounts domains， and polarized influence structure.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dissemination network shows that the dissemination network exhibits discrete-aggregation duality. The discrete struc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ccount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 resulting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eing fragmented and discontinuous； the aggregated struc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some accounts forming highly centraliz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enters， while other accounts rely on these centers for information diffusion. The low coordination of the main structure under the discrete structure will lead to risks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decline in three aspec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government-public interaction， and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the aggregated structure has the risk of key nodes failing， which leads to the risk of public opinion out of control through structural fragility. In response， Shaanxi province can systematically prevent the risks caused by the dissemination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short videos through three aspects：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technical reinforcement.Based on the inspiration of structural theor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screte-aggregated duality structure of the dissemination network of government-related short videos in Shaanxi province. It deeply explor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 communication risks of government short video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semination structure and dissemination risks. Moreover， it proposes targeted risk prevention strateg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structure， mechanism，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optimize the dissemin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 short videos and enhance their governance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other regions’ research on government dissemination， contributing to promote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short videos and their risk prevention issu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政务短视频 / 政务新媒体 / 政务抖音号 / 传播网络 / 政府公信力

Key words

government short videos / government new media / government Douyin accounts / communication network / government credibility

一 问题提出

政务新媒体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既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抓手，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工具。当前，政务新媒体已覆盖微博、微信、客户端及短视频平台，整体联动、同频共振的政策信息传播格局已初步形成。在政务新媒体的多种形式中，基于政务抖音号的短视频传播形式通过场景化叙事和情感化表达提升公众参与度，增强了政策宣传的感染力，有利于政府公信力建设，已成为政民沟通、政务公开、舆情引导与公共服务的新阵地。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全国各级政府共开通政务抖音号26 098个1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21-02-03）[2024-11-20]. https://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政务抖音号之间相互关注形成的网络结构是政府机构资源流通、关系维系与功能发挥的关键载体^［1］。对此，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观点提出系统功能与系统结构之间相互形塑与相互影响的性质^［2］，这与政务短视频传播结构与传播效能之间的关系相呼应。基于政务短视频在政策传播效能、政民关系重构和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有必要深入探讨政务短视频的传播结构对于其传播效能的影响，特别是现有结构是否会引起传播风险。

当前研究呈现出三种态势。一是政务短视频的社会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从微观层面探讨政务短视频的使用及其社会影响，如青年用户群体使用政务短视频的信息分享行为^［3］，政务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4］，不同情境下使用政务短视频对公众参与的影响^［5］，等等。二是政务短视频的传播风险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从宏观层面，依照逻辑推理的路径归纳出政务短视频的传播风险^［6］，并且更多是从提升传播力角度出发，并未明确指出政务短视频可能面临的传播风险^［7］。三是政务短视频的传播结构方面，有学者以公安系统政务抖音账号为样本，通过与微博、微信等传统政务媒体相对比，揭示了政务短视频线上科层制的传播结构本质^［8］；也有学者将政务短视频传播视为一个系统，探究其中的自组织结构演化过程^［9］。综上，现有研究偏向从微观角度剖析政务短视频的传播效能，鲜少研究从传播结构出发，探讨政务短视频传播风险的形成机制与防范化解路径。虽然有学者关注到政务短视频的传播网络特征，但并未基于此探讨传播结构与传播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更缺乏基于结构化特征的风险防控体系的讨论。

鉴于此，本文以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为分析样本，在网络数据挖掘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吉登斯结构二重性观点的启发下，借助二象性概念的分析路径，揭示了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结构化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公信力受损和舆情失控两方面深入探讨了陕西省政务短视频的结构化风险，并从结构优化、机制创新和技术强化三方面提出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路径。一方面，为政务短视频的规范化与长效化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在地化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希冀为陕西省政务新媒体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从而有效提升陕西省政务抖音号整体建设水平，推动陕西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二 陕西省政务抖音号的基本情况与发展态势

本文以抖音平台陕西省省、市、区三级政务抖音号为研究对象，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列出的省、市级政府部门及各区（县）信息，抓取抖音平台陕西省省、市、区（县）三级政务抖音号的基本数据（如“粉丝”数、获赞数、作品数、关注列表等），据此分析总结陕西省政务抖音号的基本情况与发展特征。

（一） 体系较为完善，地域和层级发展不平衡

陕西省基本建立起政务信息发布、区域形象建设和行业信息公开的政务短视频传播体系。从行政层级来看，陕西省已形成覆盖省、市、区（县）三级的政务短视频传播体系。陕西省省、市、区（县）政务抖音号开设情况如表1所示。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列出的省、市、区（县）级政府部门名单，截至2024年12月，省级层面58个政府部门中共有21个开设了相应的政务抖音号，开设率达36.2%。市级层面，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汉中市、榆林市、安康市和商洛市市级政府部门政务抖音号开设率分别为18.4%、5.9%、10.8%、14.0%、17.2%、21.2%、12.8%、28.9%、9.4%和5.7%，杨凌示范区政务抖音号开设率为16.7%。区（县）级层面，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列出的106个区（县）中，各区（县）政务抖音号多由融媒体中心开设，因此本研究将各区（县）开设的融媒体中心账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其中延安市宝塔区和西安市未央区曾开设抖音号，后销号，陕西省区（县）级政务抖音号开设率达98%。

从功能定位来看，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体系表现为由省级信息发布机构（如“陕视新闻”）、地市级职能部门（如“西安公安”“法治西安”）、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如“陕西•澄城融媒”）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架构体系。

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也存在着地域和层级发展差异明显的态势。在地域方面，相较于陕西省南部地级市，陕西省北部地级市政务抖音号在覆盖率和活跃度两方面表现出优势。陕西省各地级市政务抖音号的开设率情况见表2。其中，陕西省北部地级市政务抖音号覆盖率整体高于南部地级市，北部地级市覆盖率多高于20%（榆林、延安等市），南部地级市覆盖率多低于10%（安康、铜川等市）。从“粉丝”数上看，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如西安、延安、榆林等市的市级政务抖音号“粉丝”数明显高于南部地级市。这种地域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在新媒体应用能力和资源投入上的不平衡。在层级方面，省级政务抖音号示范效应不足，市级政务抖音号在内容吸引力、更新频率和用户互动等方面存在较大提升空间。陕西省部分省、市级政务抖音号建设较为薄弱，“粉丝”数排名末十位的陕西省政务抖音号见表3，其中20%为省级政务抖音号，80%为市级政务抖音号。陕西省省、市级政务抖音号的建设现状反映出不同行政层级在新媒体资源分配和重视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省级账号由于资源高度集中，可能未充分关注基层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市级账号因资源相对匮乏，难以有效提升运营质量。

（二） 公安系统账号优势明显，县级融媒体建设量大于质

陕西省政务抖音号在账号分布上呈现出重点领域突出、县级融媒体全覆盖的发展态势，目前已形成以新闻、公安、文旅为核心，辐射民生领域，基本覆盖县级融媒体的账号分布格局。

在领域分布方面，新闻发布机构、公安系统和文旅行业具备较高的账号影响力和“粉丝”黏性。陕西省“粉丝”数排名前十位的政务抖音号情况见表4，其中影响力和“粉丝”黏性较为突出的代表性账号有陕视新闻（“粉丝”904万人，获赞3.3亿个）、陕西警方（“粉丝”263.5万人，获赞4 986.9万个）、陕西文旅（“粉丝”123.7万人，获赞2 206.9万个）。在“粉丝”数排名前十位的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中，公安系统的“陕西警方”和“西安公安”同时上榜，侧面说明公安系统初步建成省、市联动的垂直传播矩阵，通过政策宣传与本地化服务互动的协同，实现政务抖音号的矩阵化运营。其中，“陕西警方”曾入围全国政法系统最高规格新媒体评选活动——第四届“四个一百”优秀政法新媒体榜单。这进一步说明公安系统政务抖音号建设已经从政民互动桥梁转向品牌化运营，能够为其他领域账号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在县级融媒体方面，陕西省政务抖音号在县级融媒体建设和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突出特点。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列出的69个县和7个县级市中，陕西省目前共建成县级融媒体中心账号70个，已基本实现县级政务抖音号全覆盖。有部分账号在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表现优异。在表4中，“陕西·澄城融媒”“洛川宣传”“延川快讯”三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上榜。与此同时，县级融媒体也面临着影响力分布不均的问题，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头部集中趋势，多数账号影响力和更新频率较低。陕西省县级融媒体抖音号的“粉丝”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其中，“粉丝”超过20万人的账号仅占比8.6%，超过半数的账号“粉丝”小于5万人（54.3%）。“陕西·澄城融媒”作为头部账号采用多元内容形式高频产出主题性强的系列视频，在传播力、互动量和资源获取上具有明显优势。除“陕西·澄城融媒”外，“洛川宣传”“延川快讯”“岚皋融媒”“蒲城融媒”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三） 影响力两极分化，整体运营能力有待提升

影响力账号分布呈锥形，头部账号数量较少。这说明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传播体系中优质账号缺乏，示范效应不明显。从“粉丝”数分布结构来看，省级政务抖音号头部账号占比25%，腰部账号占比25%，尾部账号占比50%；市级政务抖音号头部账号占比14%，腰部账号占比34%，尾部账号占比52%；区（县）级政务抖音号头部账号占比19%，腰部账号占比69%，尾部账号占比12%。

账号整体更新频率较高，但也有一些账号在内容更新方面缺乏常态化机制，更新频率需要提升规律性和计划性。多数账号保持一天一更乃至一天数更的更新频率，部分账号2~7天更新一次，但也存在一些更新频率很低的账号，例如省级层面的“陕西三农”、市级层面的“榆林市农业农村局”“延安统计”、区（县）级层面的“直播延长”等。

三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结构分析

（一） 基本分析方法及工具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可以将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结合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得出基于抖音号传播主体的陕西省政务短视频网络整体特征。因此，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这一工具，以政务抖音号之间的关注关系为分析对象，探究陕西省政务短视频的传播网络。

基于陕西省省、市、区（县）三级政务抖音号之间的相互关注情况，首先建构政务抖音号传播主体关注关系矩阵，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工具Gephi绘制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图，直观呈现传播网络的账号分布与网络结构情况。接着使用网络分析集成软件（UCINET）分别计算该传播网络中的密度、中心性、可达性等结构性指标，以发现关键传播节点的位置结构特征，结合指标说明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结构化特征。

（二）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整体结构

基于陕西省政务抖音号账号主体之间的关注关系，本研究运用Gephi软件绘制以账号节点为主体的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传播网络。在陕西省181个政务抖音号中，关注列表可见的政务抖音号共计66个。将这66个政务抖音号看作网络节点，统计它们之间的关注情况，构建陕西省政务抖音号关注网络的关系矩阵。在该矩阵中，若节点M关注了节点N，则将M与N的关系记为1；若节点M未关注节点N，则将M和N的关系记为0。根据各政务抖音号之间的关注关系，可以构建66×66的邻接关系矩阵。将邻接关系矩阵表导入Gephi软件后，获得如图2所示的陕西省政务短视频的有向网络传播结构图，其中节点代表政务抖音号账号主体，边代表政务抖音号之间的关注关系。

通过对传播网络的结构化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得到该传播网络整体结构和关键节点的特征。

1 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传播网络的整体结构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网络密度、中心性和可达性是衡量网络结构的重要指标。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网络中节点之间的联系程度和信息传播效率，通过分析这三个指标，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结构特征和传播机制。

首先，密度分析表明，网络结构稀疏且分布不均。网络密度衡量了网络中节点之间实际连接数与可能连接数之比，表现关系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密度越大，说明节点之间的联系越紧密^［10］100。通过UCINET软件计算出该网络的密度为0.021，标准差为0.043。这说明在该传播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接数仅占所有可能连接数的2.1%，且这些连接的分布存在不均匀性。理论上密度取值为0~1，根据相关研究用随机选择模型分析得出的结果，在网络图中实际能够发现的最大密度值为0.5^［10］106。因此，该传播网络的凝聚力较低且结构分布不均。

其次，中心性分析显示传播网络集中程度较低，不存在传播网络中的单一核心枢纽。在中心性分析中，中心势指标衡量网络结构的集中程度，该指标反映网络中是否存在围绕某个或某些节点的聚合群体^［11］。网络中心势的取值范围为0~1，网络中越多节点围绕某个或某些特定节点展开，则中心势值越大。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传播网络的整体网络中心势为0.125，数据取值较低，表明该网络的集中程度低，传播网络中尚未出现能够主导网络的核心节点。在有向网络中，中心势分为出度中心势和入度中心势，该传播网络的出度中心势为0.120，入度中心势为0.073，两者数值差距较小，说明传播网络中节点的影响力分布较为均衡，账号传播信息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接近。

最后，可达性分析表明，低密度网络结构中可能存在信息扩散的关键节点。可达性用来表现随机的两个节点之间建立连接的概率，用来衡量复杂网络中节点关系的凝聚力^{［12］81-82}。高可达性说明传播主体之间的信息传播路径较短。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是2.511，说明信息从一个账号到另一个账号需要“经过”2.511个账号。这一数值相对较低，说明信息在该网络中传播的路径较短。此外，对于建立在传播距离之上的凝聚力指数，其取值范围为0~1，值越小说明该网络凝聚力越低。该传播网络的凝聚性指数为0.037，表明传播网络紧凑性较弱，在低密度网络中实现了短链条传播，可能是依赖网络中的少数关键节点。

2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的位置结构特征

通过对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进行整体结构分析，发现网络中不存在明确的核心节点，但存在若干影响信息流动的关键节点。这说明，在传播网络中存在能够决定政务信息传播效率与稳定性的结构性枢纽节点。社会网络分析法用中心性衡量节点在传播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本文将从网络中节点的中心性分析出发，进一步阐释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的属性与位置结构特征，具体包括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三种指标的测定。

点度中心度通过测量某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直接相连的边的数量，反映该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能力。由于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属于有向网络，其点度中心度由入度中心度和出度中心度共同表示。在信息传播网络中，入度中心度越高代表该节点收到了越多其他节点的关注，其拥有越大的传播空间和权力；出度中心度越高则意味着该账号关注的其他账号数量较多，其拥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传播能力^［13］。陕西省政务抖音号入度中心性排名前十位的账号见表5，出度中心性排名前十位的账号见表6，其中账号认证信息来自政务抖音号主页中的官方认证信息。综合表5和表6的数据可知，作为信息汇聚的核心和信息扩散的发起者，西安市区级政府及市级职能部门的政务抖音号是传播网络中的关键信息枢纽。

中间中心度测量节点作为中介的绝对频次，即其出现在其他节点之间最短路径上的次数，反映节点对信息资源的实际控制权，高中心度节点是传播网络的核心桥梁^［10］122。相对中间中心度通过标准化公式消除网络规模影响，将绝对数值转化为相对比例以量化节点在当前网络中的中介地位。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中间中心度前十名账号见表7。中间中心度显示，以“法治西安”（91.167）为首的前十位账号为核心中介，承担着高频次信息中转功能；结合相对中间中心度可见，市级司法、公安类职能账号（相对中间中心度>1）主导网络连通性，县级融媒体账号作为次要中介，也发挥一定的桥梁作用。因此，在传播网络中，市级职能部门和县级融媒体账号共同构成传播网络的多层次中介体系，其中市级账号通过高频中介作用主导信息路径控制。除此之外，整个传播网络中还存在中间中心度为0的账号，这些账号未承担任何中介功能，属于网络边缘节点。

接近中心度通过测量节点到其他节点的最短路径衡量其在网络中的传播效率与相对独立性^［12］134。在传播网络中，接近中心度高的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距离更近，不易受其他节点控制和制约，更容易处于几何意义上传播网络的中心位置^［13］。在有向传播网络中，该指标细分为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内接近中心度越高，说明其他节点能够通过最短路径快速触达该节点，该节点的信息接收效率高；外接近中心度越高，说明该节点能够通过最短路径触达多个其他节点，该节点的主动传播效率高。陕西省政务抖音号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账号信息见表8和表9。由表8可知，内接近中心度账号前十位中，西安市区域账号占主导地位。其中，“中国航空城-阎良”（0.169）、“法治西安”（0.168）、“法治宝鸡”（0.167）和“西安新城”（0.167）排名前四，体现出区级融媒体和市级职能部门账号在区域信息汇聚方面的效率优势。由表9可知，外接近中心度账号前十位中呈现县级融媒体主导的特征。其中，“扶风县融媒体中心”（0.185）、“眉县广播电视台”（0.175）等县级账号凭借基层传播网络的高密集度占据前两位，且指标数值显著高于后续账号，后续“法治西安”（0.168）、“西安新城”（0.168）等8个账号在数值上呈现扁平化分布，表明市级账号在主动传播效率上存在同质化竞争。

综合表8和表9可知，共同处于外接近中心度和内接近中心度前十位的账号分别为“DOU西安 乐碑林”“Dou爱雁塔”“法治西安”“法治宝鸡”“西安新城”，这些账号的内、外接近中心度均高于0.163，表明这些账号同时具备高效信息接收与主动扩散能力，能够充当网络中信息传播效率高、独立性较强的双向核心节点角色，进一步印证了市级职能部门账号在传播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三）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离散—聚合二象性特征

二象性概念用来描述事物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对立又互补的属性，其应用多见于物理学中，如“玻粒二象性”概念用来描述微观粒子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这两种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性质，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14］。哲学中则用“二重性”要求人们要看到事物本身具有的或对立或互补的两种性质，强调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特性。二象性概念强调事物对立属性的互补性和共存性，互补说明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共存说明两者之间的斗争和依存共同推动事物向前发展^［15］。这种属性能够帮助人们全面把握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结构性特征。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呈现出离散—聚合二象性的结构性特征，离散—聚合二象性体现为在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中，传播结构的离散趋势与聚合趋势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两者间的矛盾运动共同推动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功能实现。

根据传播网络的结构化指标分析结果，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离散性表现为政务短视频传播主体之间的低凝聚性结构，即网络密度低，网络结构不均匀。节点之间的连接分布不均，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集群。集群围绕市级职能部门账号和县级融媒体账号形成，集群内部存在较多紧密连接，但集群之间以及整体网络节点间的连接不够紧密。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聚合性表现为网络的高向心性结构，即尽管网络表现出节点间的离散性，但仍然存在围绕关键节点的中心化趋势，形成多中心依赖型的网络结构。结合网络密度分析可知，陕西省政务抖音号之间虽然整体连接密度不高，但信息传播的路径较为高效，能够快速覆盖到网络中的其他节点。这种整体节点之间的低凝聚性与高效传播路径的共存反映了传播网络的向心性结构，即网络内的信息依赖少数关键节点实现快速扩散，而非广泛的直接连接。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中离散性与聚合性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离散性与聚合性之间的矛盾运动共同形塑整体网络结构，以推动政务信息的传播扩散与政民沟通的交流互动。一方面，传播网络相对独立的离散结构为关键节点的出现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保证了网络中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各账号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另一方面，传播网络所呈现的围绕关键节点的向心性结构特征进一步强化了网络中节点连接分布不均的态势，同时为节点整合资源提供了路径保障。若网络离散性过高，则影响网络内部的信息传播效能。适度的离散性能够为网络内信息传播提供更多交互路径。若网络聚合性过高，对核心节点的高依赖性会增加网络结构的脆弱性，适度的聚合性能够减少网络对核心节点的依赖，保障网络的整体稳定性。

四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的结构化风险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呈现出离散—聚合二象性的结构化特征，这种离散与聚合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传播结构蕴含着政府公信力下降风险与舆情失控风险。

（一） 离散性结构下网络协同度低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风险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低协同性使政务新媒体在政策宣教、公众参与和舆论导向方面未能充分发挥传播效能，引发政府形象危机。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低密度结构和独立集群显示账号间协同性较低，从传播网络结构来看，有大量账号之间还没有形成关注关系。这种主体间的低协同性使得政务新媒体不能充分发挥传播效能，会在政策推行、政民互动和舆情应对三方面影响政府公信力。

第一，低协同性主体结构通过单一传播路径阻碍政策推行进程。低协同性主体结构下，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中传播路径单一化，缺乏跨层级和跨部门的传播路径。若通过政务短视频渠道进行政策宣教，各层级和部门间政务信息流通不畅会导致公众无法准确全面地了解政策法规与民生措施，可能会导致民众自行歪曲解读政策的现象出现，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覆盖范围与实际成效，误导公众对于政务工作的理解和判断。

第二，低协同性主体结构通过限制信息全面性抑制公众参与意愿。通过网络密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可知，除西安市账号外，大量账号间缺乏互动关系，政务信息的内容全面性受到限制。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中，各账号内容和功能的分化程度较高，每个账号深耕于自身地域和领域的内容。若账号间互动不强，公众难以整合分散的政务信息，容易对政策产生片面性解读，而算法机制的加持会加剧公众对政策认识的分化。这会使公众在面对公共讨论时，产生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导致的退缩情绪，从而抑制公共参与意愿，进而侵蚀政府的公信力根基。

第三，低协同性主体结构通过碎片化传播内容削弱舆情应对效果。当重大公共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难以从全局出发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引导舆论走向，舆情引导缺乏合力。各集群间的弱连接使其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账号间独立进行舆情引导形成了碎片化的引导话语，舆情应对呈现分散化局面。公众的信息需求催生了大量谣言与不实信息，政府的官方话语在与谣言、不实信息的传播空间与话语权争夺中陷入被动，增加舆情应对难度，引发公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质疑。

（二） 多中心依赖网络的结构脆弱性导致舆情失控风险

在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的多中心依赖型结构中，尽管存在高效的信息传播路径，能快速覆盖其他节点，但对关键节点的高依赖性会通过结构脆弱性导致舆情失控风险。结构脆弱性表现为传播网络自身的结构脆弱性、公众认知结构脆弱性以及政府舆情应对体系结构脆弱性三个方面。

第一，传播网络自身的结构脆弱性表现为传播网络对县级融媒体和市级行政部门账号的依赖过高。一方面，若关键节点出现问题无法正常传播信息，整个网络的信息流通将遭受严重冲击，导致信息传播链条断裂，使得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另一方面，若关键节点审核不严出现了虚假信息，其传播速率和范围难以通过低协同性的网络进行干预。如果虚假信息的传播导致舆情危机，政府的疏导措施无法及时有效地抵达传播链条的末端账号，就会增加局部舆情失控的风险。

第二，公众认知结构脆弱性表现为关键节点的高影响力与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耦合加剧了公众认知结构分化。围绕关键节点形成集群的向心性结构阻碍了政策解读的统一性和舆情引导的跨区域协作，集群内部紧密连接但与外部连接松散，使得集群内部信息传播相对独立，公众按照所关注的政务抖音号而产生不同的公共认知。算法通过同质化信息输入固化群体意识、深化圈群差异，从而加剧了公众认知结构的分化，一旦出现不实信息或负面舆情，很可能在集群内部快速扩散且难以被外界及时纠正，进而导致舆情失控。

第三，政府舆情应对体系的结构脆弱性表现为视频媒介传播逻辑与政府治理的科层制结构之间的矛盾。短视频传播平台遵循算法驱动、情感共振、视听冲击、裂变路径与人格化传播的传播逻辑^{［6，16-17］}，要求快速及时的舆情响应与娱乐化、拟人化的引导话语。而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网络受制于自身省、市、区（县）三级科层制体系，其依赖人工监测和层级审批的舆情应对体系难以对抗人工智能信息生产与算法推送加持下的负面舆情扩散速率，政务文本中去情绪化的政策语言也难以消解公众希冀在网络互动中得以缓解的紧张情绪。在这种结构矛盾之下，政策传播难以有效应对负面舆情的快速扩散和公众情绪的即时疏导需求，导致舆情失控风险增加。

五 陕西省政务短视频结构化风险的防范策略

政务短视频设立和发展的目的是拓展政府职能，搭建政民沟通桥梁，打造数字政府，也就是借助短视频平台和技术，助力行动者在社会系统中发挥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能动性。从整体特征分析可知，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传播体系是依托陕西省省、市、区（县）三级行政级别而建立的，其系统内部已经存在高度组织化的科层制架构。这种科层制架构与传播网络自身的离散—聚合二象性共同制约了政务短视频在政务信息发布、政务舆情应对和政府公众互动方面的功能发挥，导致传播风险，需要通过结构优化、机制创新和技术强化三方面进行系统性防范。

（一） 结构优化：构建多层级协同性传播矩阵

按照资源调动能力和政务新媒体建设力度的不同，在省、市、区（县）三级科层制基础上构建陕西省政务新媒体矩阵，发挥主账号的引领和次级中心节点的协同联动作用，统筹全省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路径，通过提升传播主体协同性强化传播网络韧性。

以省级账号为战略核心节点，市级账号为区域次中心节点，县级账号为基层节点，形成主账号引领—次中心账号联通辐射—基层账号响应的梯度化传播结构。核心节点拥有较高的资源调配优势，能够实时监测全省政务短视频传播动态，承担政策解读、舆情风险识别、舆情引导等前瞻性战略性功能。次中心节点作为传播结构的均衡力量，立足于聚焦民生服务与联动上下协同的属性定位与职能任务，发挥政策深加工以及区域性风险缓冲的作用。县级基层节点作为基层政府数字资源的整合平台^［18］，侧重政策传播的在地化内容转化与精准触达执行，并向公众提供文化娱乐、电子商务和公共服务。在政务内容传播方面，省级节点负责保证政策解读的严肃性、完整性和精准性，市级节点通过拆解细化省级文本，提升政策文本的可读性，县级基层节点通过与地方特色相结合，提升传播亲和力。在舆情风险防控方面，省级节点监测全省风险，市级节点建立熔断机制，实现风险缓冲，县级节点通过网格员就地化解矛盾。

此外，针对核心层、次中心层和基层中可能存在的账号集群，识别并培育独立集群间的“边界连接者”，实现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提升政策传播和舆情引导的跨圈层能力，破解低凝聚性网络结构下的信息孤岛问题。

（二） 机制创新：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与风险联防机制

通过构建跨区域、跨层级、跨集群的“三跨”内容共享平台和多层级、跨部门风险联防机制，强化关键节点管理，实现政务信息的高效传播与舆情风险的协同防控，提升全省政务新媒体的协同治理效能。

建立的“三跨”内容共享平台集成政策解读模板库、基层创新传播语料库、舆情应对案例库和风险监测预警指标库等，通过此平台实现全省政务信息解读与落地传播和舆情防控与监测的信息流动与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效应，提高协同传播能力。

建立多层级、跨部门的风险联防机制。一方面，建立“省级监测—市级研判—县级处理”的舆情风险三级响应链条，充分发挥主账号的带动引领作用，积极开展舆情风险事件转办督办联动与舆情应对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力争实现风险事件1小时内省内全网同步响应；另一方面，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政务新媒体主管单位定期与宣传、网信、大数据、社会治理等部门沟通协调，定期开展跨部门风险推演，提升舆情协同应对能力。

强化关键节点的管理和审核机制。鉴于关键节点的重要性，需加强对这些节点的安全管理和内容审核。建立严格的发布审核流程，确保信息发布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防止虚假信息传播，尤其注意审核域外链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对关键节点工作人员进行智能化内容生产、算法素养和舆情应对方面的培训，提高其应用智能技术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保障传播网络的稳定运行。

（三） 技术强化：构建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下的智能精准治理体系

培育提升陕西省政务短视频主管部门对智能技术的使用和管理能力，通过构建“数据层—分析层—触达层”三维统一的多模态精准治理体系，以智能技术赋能政务短视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监测、识别和动员力量。

在数据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政务抖音号的发布内容、用户评论、转发数据等多模态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和分析，获取全面的传播数据，进行政务传播风险特征提取。在分析层，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对各类传播数据进行分析利用，构建舆情热力分布图以及多模态审核模型，及时识别由线下社会问题、线上政治表述错误和情绪传染、非法外部链接等因素导致的舆情风险，与其他部门联动，提早作出防控部署。在触达层，基于各类政务新媒体终端以及线下政务大厅业务终端等数据源，建立包含政策认知度、信息偏好度、风险敏感度等多维度的公众特征识别模型，以算法推送实现政务信息精准触达，提升政策传播效能，激发公众参与的内生活力。

参考文献

[1] 沙勇忠，苏有丽.中国省级政府微博的社会网络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25-132.

[2]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23.

[3] 黄艳，刘默扬，李卫东.政务短视频用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以抖音和快手平台的“青年学党史”作品合集为例［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92-101.

[4] 贾哲敏，李宗宁.“共促”还是“区隔”？两种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短视频治理感知的中介作用［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57-165.

[5] 曾润喜，张吴越.智能传播时代政务新媒体的发展维度［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42-149.

[6] 张爱军，曹慧雅.生成、冲突与引导：抖音短视频政治传播下的网络舆论［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2-24.

[7] 李明德，张园.政务短视频内容生态的评价维度与优化策略［J］.电子政务，2019（10）：23-32.

[8] 曾润喜，朱迪.政务短视频平台府际关系结构特征研究：基于公安政务抖音的社会网络分析［J］.电子政务，2019（10）：2-12.

[9] 彭祝斌，唐丝蜜.非平衡的有序：政务短视频信息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原理：基于抖音政务短视频的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12）：119-125.

[10]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4．

[11] 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法［M］.刘军，译.3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74.

[12] 刘军.整体网分析讲义：UCINET软件实用指南［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13] 王冠，王艺洁.辟谣信息在微博平台中的传播结构及影响因素［J］.情报杂志，2025（2）：160-166.

[14] 刘伟，邹阳洋，孙惟一.关于智能若干问题的思考［J］.新媒体与网络，2024（1）：45-55.

[15] 胡新和.库恩“二象性”解读：论库恩科学哲学的若干特征［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1）：1-8.

[16] 郭淼，檀晓涓.秩序的共建：短视频平台中环境共意动员路径［J］.新闻爱好者，2023（8）：76-79.

[17] 吴晔，樊嘉，张伦.主流媒体短视频人格化的传播效果考察：基于《主播说联播》栏目的视觉内容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31-139.

[18] 骆正林.立体规划与功能兼容：我国政务新媒体矩阵的建设现状与功能拓展［J］.探索，2020（4）：141-155.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3YJC860025)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23M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