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传播视角下中国故事民间叙事的实践路径

Communication Pathways of Chinese Storytelling Through Folk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摘要

“融通中外”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精髓所在，如何融、怎样通，其要义和叙事策略是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题中之义。意识形态差异、文化认同困境及对中国经济叙事的两面性评价会诱发域外受众“认知失调”，导致跨文化传播信息意义的偏离。从传播主体到传播效果，相比传播媒介，情感机制更妙言要道。传播主体是信源，受众对传播主体及其所传播内容可信度的判断亦出于情感因素。相比官方与媒体叙事，民间叙事更易脱离西方二元对立、非友皆敌的认知范式，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在舆论传播场域中，越弱的东西生命力越强，因此民间情感叙事能超越种族与社会形态，被海外受众正向解码。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China’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lies in “integrating China with the world”， yet the core challenges revolve around how to achieve such integr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as enabled the diffusion， penetration， and migration of information across spatiotempor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ransforming it into a hub for public emotional expression. As emotions frequently drive public opinion， the study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grows increasingly vital in cross-cultural practices. Consequently，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frameworks of empathy-driven communication to empower China’s global storytelling becomes urgent.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vid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impeded cross-cultural political narrative negotiations. When cultural narratives revert to official discourses and highlight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s， pre-established biases obstruct mutual recognition. Besides， China’s economic narratives are often stigmatized by Western media， branded as embodying “hegemony” or as a “catalyst for global economic instability”， leading to in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distorted interpretations. Despite persistent socio-political heterogeneity， human emotions can serve as a key to “unlocking the Tower of Babel”. Rooted in the philosophy of “shared humanity”，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offers a pathway to transce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dilemmas marked by miscommunication. Western cognitive warfare against China， rooted in adversarial thinking and zero-sum game logic， fram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binary opposition that views non-friends as enemies. Under this paradigm， state-led communication and official messaging often triggers resistance among foreign audiences， eroding potential empathy. In contrast， emotionally charged folk narratives naturally circumvent such hostile frameworks， offering unique advantages in cross-cultural resonance.Strategies for empathetic folk narratives include activating audiences’ empathic capacities， catalyzing emotional internalization for affective transfer， promoting emotional negotiation to foster fusion， and timely correcting emotional biases.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opinion and cognitive framing results from interactions among facts， emotions， social behaviors， and viewpoints， with activating the audience’s empathic capacity as the primary catalyst. By embedding intense emotional appeals， communicators enhance the likelihood of audience internalization and facilitate emotional transfer. Many challenges faced by communicators stem from the negotiation of autonomy and identity. In contrast， folk empathetic narratives， through empathy and shared experience， express the collectiv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promote emotional fusion through repeated emotional negotiation. During empathetic dissemination， it is crucial to promptly correct emotional biases and be cautious of the risks of empathy overload and polariza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共情传播 / 民间叙事 / 中国故事 / 跨文化传播 / 情感叙事

Key words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 folk narratives / Chinese stories /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emotional narratives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的全球普及性和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准则与制度的能力均是其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重要体现^［1］。建设话语体系、确立话语权其实就是增强和展现国家软实力，在国际社会寻求理解、化解阻力、扩大影响的过程。然而，在寻求话语权的过程中，外由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造成的敌我观念，内由于对自身制度文化自信不足，中国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总会被贴上“禁锢思想”“意识形态入侵”等标签。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存在的悖论是包罗万象的中国故事与势弱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之间的反差以及全球化融合趋势与本土故事难以国际化之间的割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其中，“融通中外”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精髓所在，如何融、怎样通，其要义、表述和叙事策略是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 路径依赖：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效果折损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路径依赖”概念，用以解释事物过去的发展绩效对现在和未来具有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体现为人们对初始路径和规则的选择具有依赖性。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抑或依赖过去经验的“走熟路”，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都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因而可能导致认知壁垒与发展瓶颈。叙事负有传承文明的使命，叙事和故事几乎可通用。叙事的主体为有伦理立场的人，因此叙事必然体现或促成某种价值观，而叙事带来的价值认同又能凝聚起分散的个人力量，形成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可思议之力”^［2］，例如从中国模式发展到中国方案，以中国式现代化助推全球南方国家迈向现代化，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等等。在叙事方式与传播途径变迁背景下，要恰当选择跨文化传播变迁路径并不断调整发展方向，使之沿着不断增强和优化的轨迹演进，避免陷入制度锁定状态。若其叙事方式老旧、演进机制单一，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则会造成传而不融、融而不通的局面。

（一） 政治叙事：意识形态分歧

意识形态是一定的政治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主张的思想与价值观等要素的集合，受社会环境、文化熏陶、价值取向、宣传教育等因素影响，成长于不同意识形态环境中的受众对同一事物可能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与理解上的分歧，而这种差异与分歧在交流融合中会带来沟通障碍、合作困难、决策失误、关系破裂等问题。虽然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对抗，然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认知遵从“单一标尺”，主张“机械复制论”。中国与西方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异质、政治利益同质，成为西方对华政治偏见的根源，西方凭借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话语权优势，极力推进意识形态阵地。在西方价值抢滩登陆、负面思潮潜滋暗长的媒介空间中，“后真相”“阴谋论”甚嚣尘上，“信息茧房”的话语壁垒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侵蚀风险^［4］，加强各自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使得中西双向沟通难以耦合。

政治叙事包含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特定的政治事件与进程，反映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构成的总体状况，核心内容是对社会具有总体统摄地位的政治叙事框架的生产方式。

宏大叙事因其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叙事框架产生的主要方式。政治宏大叙事的普遍性和共识性既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对普遍性和共识性的追求必然会导致抽象化和对个人体验的忽视^［5］。无法驾驭宏大叙事导致的时间感、空间感失真，时空意识混乱，难以引发情感共鸣^［6］，致使跨文化政治叙事不相能融。中国政治叙述新概念、新表述精进不休，从“中国式民主”等国内政治叙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政治叙事，其生长机理形成了新叙事，超越了“机械复制论”，但由于中西双方政治利益对垒与意识形态分歧，以至主体间的跨文化政治叙事协商困难重重。

（二） 文化叙事：跨文化认同困境

跨文化叙事传播就是将具体的中国故事置于历史文化脉络中，关键在于将具体故事所传递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与其他文化潜移默化地深度关联，从而提升受传者的认可度，拓展其理解深度。虽然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中基于当时中国社会背景的主张并未被实践，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因明显的“西方文化优越论”而屡遭批判，但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认识到文化融通中的窘境，即跨文化传播往往会出现文化认同感低、文化归属感弱等问题，进而导致传播机制失灵。跨文化认同困境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差异和矛盾。这种困境可能源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语言沟通的障碍以及对社会角色的不同理解等方面。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致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间疏离与敌视加剧，互联网在加速全球化趋同效应的同时，也加速了地域分异、种族歧视与民粹主义。网络话语角色多元化嬗变带来了更多冲突，话语冲突造成的抗拒性认同阻滞了深层交流和理解，造就了更多的文化认同窘境。

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兴起前，孔子学院曾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后由于美国抹黑孔子学院有招聘“间谍”和“通敌者”的风险，迫使在美多所孔子学院关闭，致使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一度陷入凄风苦雨。究其原因，除了美国官方蛮横干预与文化壁垒外，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命运多舛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如传播主体过度依赖对外汉语教师、传播内容过度依赖语言与儒家文化、传播对象过于依赖学生群体等，导致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锐挫气索^［7］。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兴起后，中国故事跨文化叙事竿头日上，主体趋向多元，方式灵活多变，但当文化叙事回归官方叙事，透视文化意识形态对立时，预先设定的先赋观念使得沟通过程偏离传播者的初心，不同文化间互识、互学、互鉴通途难以构筑。深入文化认同层面的文化观念冲突尤为突出时，不同文化群族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同致使沟通效果背离传播主体的预期，文化他信、文化互信和文化共信^［8］的彼岸难以抵达。文化几乎是稳定不变的，而归属感大都依特定目的而变。受传者对他域文化可能会一时好奇与新鲜，但文化基本观念的差异是横亘于东西文化之间的荆棘。

（三） 经济叙事：传播效果折损

经济叙事可传达包含复杂思想或理论的新闻、消息、传闻、故事、议论等，以及这些叙事给经济造成的波动，影响“经济人”的理性和决策。如中国制造在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让“中国动力”在全球经济中备受瞩目，社会经济叙事元议题于中国国际化叙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经济创新型叙事如“共商共建共享”“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强调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得到众多国家的认可与欢迎。经济合作国际化叙事蔚为大观，东盟主流媒体倾向于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置于全球化视角下讨论，从经济“责任者”的叙事角度，有意凸显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9］，西方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经济叙事可以概括为充满活力、有巨大成就、为世界带来机遇和挑战、可能撼动世界格局^［10］。

然而，当国际化叙事由经济合作转向竞争时，东盟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叙事由全球经济“责任者”变为“强势者”，而西方媒体笔锋一转，由“全球经济新动力”变为“全球经济动荡催化剂”。对中国经济叙事的两面性评价会诱发受传者“认知失调”，导致跨文化传播活动效果的失灵以及信息意义的偏离和误差。

二 路径突破：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畛域的融通逻辑

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由于先天地理因素的阻隔、社会发展形态演化、彼此语言不通、科技落后等原因处于互相隔绝状态。互相隔绝造成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思维方式上的悬殊之距，相异之质带来了互相的恐惧、提防、偏见与误解。时代变迁下，技术赋能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多元赋权、脱中心性、分散化的特征。无远不届的互联网兴起为多元传播主体信息要素超脱时空地域的扩散、渗透和迁移构筑了通途。数字媒介时代，互联网传播平台和数字终端化作公众情感抒发的集散地，情感常常裹挟着舆论走向，情感传播研究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愈发重要。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呼唤和平、反对战争、抵制霸权、渴望民主从来都是地球公民共通的情感与信仰，反映了“情感共同体”价值高度。缘此，共情传播赋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机理与实践机制亟待探索。

（一） 共情传播与弱传播

1 从共情到共情传播

人之所见、所闻、所嗅、所尝有着先天生理性的“共通感”，不会被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抹除^［11］。心理上的共情仰赖生理上的“共通感”提供运行机制。心理上的共情是指“个体像体验自身精神世界一样去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有意识地进行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问题，包括“这些思考所产生的情感和非情感的结果”^［12］。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情感移情”或“联想移情”，其产生方式主要包括“情感感染”“换位思考”与“移情关注”。“情感感染”指他人处境或情感状态唤醒个体的心理体验及状态，改变其态度和行为，令其对他人情感遭遇身临其境。“换位思考”也称“观点采择”，指以他人处境为出发点去理解他人态度，且有可能产生个体与他人观点耦合的结果。“移情关注”多指对他人遭遇表现出关心、担忧和同情等情绪。整体观之，共情是建立在理解他人基础上的情感，并辅之恰到好处的引导，从而促成集体情感的凝聚，实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13］，情感机制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大有可为。

虽然社会形态异质与区隔仍然是最普遍的国际现实，但人类共同情感可以凝集为“开启巴别塔之门”的钥匙。共情现象伴随新闻实践的始终，共情传播旨在揭示传播与共情的内在联系，具有指导传播实践的理论价值^［14］。中国故事之所以未达致让受传者内化认同的效果，可能是因为传播内容无趣，抑或是传播方式局限，但归根结底在于对如何联结域外受众情感并促生情感认同缺乏认识，对情感内涵、情感体验、情感互通等情感机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缺乏重视。

互联网打破时空地域的藩篱，成为全面联通个体释放情感效能域内域外的通道。媒介在寻求受众认可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将情感要素注入信息生产和传播中，以期获得受众情感共振。媒介营造的“情感氛围”与个体释放的“情感效能”共同搭建出共情传播运营场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融入这场情感的“变迁”已成为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未来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选项^［15］。

2 情感共同体赋能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所赖以存在的“共通之感”与“相同理解”是所有意识相融相通的基点。集体情感的凝结以“共情”为中枢，只有具备该基石，集体情感才能演化为集体观念与集体意识，进而转化为集体实践，后升华至情感共同体。自我与他者情感共鸣是共情传播的第一阶段，他者行动反馈是共情传播的第二阶段^［16］。情感共同体的诞生是传播的最高级目标，借助情感感染受众的行为与态度是传播的终极目标，这种超脱“自我”与“小我”的传播方式预先消解了对话屏障，更利于实现传播内容价值最大化、传播效果效用最大化及话语符号客观化。

全球化浪潮逐步推倒各国疆界，辅之以地方化，结合成“全球在地化”风潮。与时俱进且饱含共情言说的中国新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生，其丰富的理论内涵既包括了西方启蒙时代发展的理性与交往观念，又具有共情甚至是悲悯的精神^［17］，不但继承发展了中国本土自古以来“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智慧，而且契合了全球交往融合的时代潮流，是对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全新考量，站在更高维度将人类社会看作命运休戚与共的大家庭。这种跨文化互动基于“集体潜意识”，即无需外界干扰，无需自身学习，是一种人类交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潜意识，其跨越国界，超越了文化差异、种族差别与意识形态分歧。源于“众生同在”理念的共情传播有助于走出“自说自话”和“对空言说”的国际传播困境。

3 弱传播以柔克刚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搭建出的虚拟世界既是镜像世界映射着现实世界，很大程度上也是现实世界的脱域，人类不断在两个世界间来回穿梭切换。达尔文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揭示了现实世界强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然而这一准则放到互联网舆论场却若朽木枯株。现实世界是强者世界，舆论场域则是弱者世界。现实世界的强者一旦步入舆论场域，可能立马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而现实世界的弱势群体却常常在舆论场上占据上风，摇身一变成为强者^［18］。越脆弱的事物往往越容易传播，且其生命力常常更为顽强。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传播领域，在自然界中也屡见不鲜。例如，种子易随风飘散而广泛传播，大树却因其庞大而无法自行传播；花粉轻盈易飞扬，石头则因其沉重无法自行移动传播。

与现实世界处处讲道理不同，在舆论传播场域，情感是第一位的，舆论场是一个情感的世界，表面易懂的知识、情绪的表达、情感的共鸣都是形成大面积传播的必备要素。共情传播既是弱传播的一条实践路径，也是弱传播的核心思想。情感是最弱小却是最有力量的，善于使用“共情”这一武器，在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纳入更多的情感元素，更能获得受众注意力的停留与聚焦。

（二） 民间共情叙事何以可能

经典的拉斯维尔传播模式提出了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渠道媒介、受众、效果。作为首位要素，传播主体既控制着传播内容，又影响传播策略与传播媒介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传播效果，既是传播活动的起点，又对传播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播主体充当把关人的角色，过滤信息的进出流通，作为信源，其自身属性影响着受众对传播内容可信度的判断。毋庸置疑，同一内容由不同信源流出，其传播效果有霄壤之别，而受众对传播主体可信度的决断亦出于情感因素。至此可见，从传播主体到传播效果，相比传播媒介，情感机制更妙言要道，其逻辑如图1所示。

1 通而难融：官方叙事难共情

国际舆论场域持续博弈，充斥着意识形态对抗，民众负面情感宣泄肆虐。尤其步入“后真相时代”，尽管中国推动伊朗和沙特世纪和解，开启了大国斡旋的新模式，但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声量仍然式微，中国面临的从来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舆论环境。西方世界长期占据舆论阵地，肆意抹黑中国，炒作中国负面新闻，妄言中国威胁所谓文明世界，通过充分发挥欧美主流传统媒体的“信息筛选人”角色，封锁、扭曲欧美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受众，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以维持和巩固它们有意营造的“红色恐慌”氛围，延缓、迟滞乃至阻断真实的中国形象向全球传播。

西方国家对华认知战中所坚持的对手思维、推行的渔翁战术均为积重难返的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思维的延续，其本质是用二元对立、非友皆敌的范式认知世界，以两极化的阵营对抗来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此种价值逻辑加持下，国家作为传播主体，想要在攒锋聚镝的国际舆论场上扭转乾坤步履维艰，其传播且能引发共情的道路已然受阻。除却外部封锁与阻挠，从异域受众视角出发，官方叙事本身极具意识形态色彩，存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倾向，且官方所传播的主旋律说教意味过于浓厚，偏重于宣传教育和政治需求，在舆论世界里最不容易传播。

2 事倍功半：媒体叙事弱共情

媒体叙事不似国家叙事那般宏观，对故事的塑造更加亲民化，传播更加高效。媒体叙事在国际上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如优秀历史文化节目《国家宝藏》和制作精良的纪录片《河西走廊》，均获得了不菲的浏览量和高度的评价。传统媒体大多都是单向性叙事与传播，新媒体的平等性互动交流弥补了这一不足。新媒体通过增强互动反馈，加强意义交换过程，给予信息更大流动空间，从而让信息更具感染力、说服力。数字化传播具有实时性、广泛性、容量大、高速便捷等优势，能够增强情感往来交换，赋能媒体叙事情感感染。

媒体叙事虽然不会直接引起域外受众强烈的政治立场对抗情绪与意识形态防备之心，但从传播目的来看，媒体叙事是展示社会精神风貌与民族风采的视窗，或充当官方叙事的工具，或充当对外发声的媒介，前者在国际传播中能够感染情绪，引发域外受众的向往之情，后者因触发了域外受众的社会身份警觉，即使能够被解码，在后续传播社会行为建构中也大概率会被遏制。当民众觉察到其为官方发声工具时，对传播主体信源的判断异变，容易引发域外受众抵触，从而消解已经被触动的同感共情。媒体叙事可以有效引发域外受众共情，在受众对信源判别有变时，也容易抵消共情，从而更倾向于产生弱共情效应。

3 草根魅力：民间叙事强共情

民间叙事是一个重要概念，民间并非意味着与官方相对立的立场或力量，它是对官方与媒体叙事观念的拓宽和延展。互联网与智能媒介终端的发展改变了单一的国际传播路径，民间传播有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民间叙事力量逐渐崭露头角，多元赋权的国际传播格局逐渐显现。

民间叙事以民间立场为主导，弱化了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其传播性质和内容形式足以让来自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受众卸下防备之心，彼此真心相待，可有效突破域外受众的心理防线。虽然民间叙事传播主体与域外受众分属不同的社会与群体，但情感可以联通域内域外，跳脱异质文化与他者产生共情。民间叙事更易脱离西方二元对立、非友皆敌的认知范式，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

民间叙事更加真实、质朴，能展现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或怡然自得的民间精神，为各类社会群体喜闻乐见的一种叙事方式，极具草根魅力。民间叙事兼具人生观、道德观、伦理观的传播与培养职能，是域外受众了解中式人生哲学、自然理论、民俗文化的重要渠道，其信源更容易获得信赖，叙事内容的“接地气”使其话语空间更广泛。

民间叙事摆脱了宏大叙事的严肃性，其生动性和趣味性是吸引受众的重要因素。民间叙事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传奇的东方神韵充满魅力，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呈现着鲜活且多元的生命主体，展示着自在的社会运行。正是这些独特之处，让民间叙事能够穿越时空、跨越国界，超越文化、种族与社会形态，被海外受众正向解码且正面诠释。

三 路径构造：中国故事民间叙事的共情策略

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使得世界政治经济版图“裂化”加速，“版块化”或“集团化”的分化趋势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呈现出发展速度缓慢、发展势头低迷、发展前景不明晰等态势。越是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安全越是面临挑战，越应该弥合分歧、团结合作、共克时艰。要破解国际社会“小院高墙”这一难题，除了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外，还要重视共同情感的作用。中国故事域外传播之所以不能被内化认同，一是因为以国家及媒体为主的传播主体在舆论场上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因为缺乏对情感机制联结作用的重视、应用与驾驭。

（一） 情感唤醒：激活受众共情能力

共情的生成依赖从受众内部激活其情感，改变其社会行为。 唤醒对于情感具有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受众态度及社会行为的建构。传播主体仅仅呈现信息，难以明显影响或改变受众的行为，唤醒才是改变个体态度或行为的必要条件。在舆论场中，讲情重于说理，故事胜于事实，晓之以情的内容总比动之以理的内容更容易传播。因此，传播主体在抉择传播内容时，应考虑纳入更多情感因素，更加有效激活受众的心理体验及状态，从而改变其态度，影响其社会行为构建。

共情的产生从受众外部唤起其社会属性。共情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受众自我意识，进而塑造自我与他者认同之间的关系，影响社会属性的建构。受众共情能力被询唤后，情感越浓烈，与传播主体在情感上越密切。受众对传播内容的共情、传播主体观点的响应是舆论演化转变的前提条件，而舆论的演变与认知的形塑是事实、情感、社会行为建构、观点等众多要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激活受众共情能力首当其冲。情感是受众的自然身份，而公民身份属于后期构建的社会属性，善用自然身份引导社会属性的建构便可为达成传播预期以一持万。

（二） 情感迁移：促进受众正向解码

情感的迁移指的是移情作用，传播主体与受众间的情感迁移一般可分为两类。从传播主体来看是为受众布景，勾起受众先前的情感体验，从而让其步境；从受众角度是指对传播内容中主人公的情感产生共鸣继而接纳其观点。由此可见，情感的迁移可理解为把对一个客体或现象的情感理解投射到另一个客体或现象上，从而产生同类性质的情感体验。

从布景到步境，从认知到内化，受众对信息的处理是一段条件反射的历程。在初期布景时，传播主体为了使受众对传播内容持积极态度，通常不需直接向受众讲述优点与效力，而是在画面中点缀更多充满魅力的元素，并诉诸浓烈情感，使一切美丽、有声誉和受欢迎的事物与其所宣传的观点构成联系，形成侧重情感的联结，促使积极感情转移到传播内容与主体上，使人们对本无多大好感的传播主体产生兴趣和喜爱的感情，从而增加内化认可的可能性。民间共情叙事得天独厚的优势便在于此。一是魅力元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少数民族风情、旖旎的高原风光、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生活、曲折离奇的传统神话、各式各样的宗教风俗等。二是不用费力把握情感尺度，其传播内容本身就是底层民众最真挚、最朴素情感的凝结。因此，当民间叙事以各种方式激起受众积极的情感体验时，受众自然而然对传播主体相应地寄予好感，这样不仅可以让彼此在这种共同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出共创美好世界的热情。

（三） 情感协商：推动受众情感融合

当今的国际舆论场是一个具有多元主体的公共话语空间，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形成了不同主体的多样叙事，基于不同政治文化系统所生产的话语符号往往会导致认知结果的偏差。因此，要想缩小国际传播中的误差，就要构建认知差异最小化的情感共同体，从人类共通情感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舆论场域主体之变、话语嬗变、攻守之变一直在深度演进，面对国际舆论场的千变万化，更需要传播主体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其关键在于情感协商，而情感协商的重中之重在于共同探讨问题的本质，寻求妥协点，关注对方情感需求。传播主体很多难题都来自针对自主性和认同的协商，而民间共情叙事的对外传播话语充分发掘了融合通达的公共性，将普通民众生活的公共性与个人情感体验的日常性相结合，力求深入人心的叙事表达，通过共情与共性的方式演述民心所向，通过反复情感协商推动受众情感融合。

（四） 情感纠偏：警惕受众共情极化

情感是最有效的召唤和组织公众的力量。也就是说，“当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没能达到整合社会的作用时，公众最易被情感动员起来，形成公共参与”^［19］。全球民众共同反战、保护环境、灾时互相救助、战后帮扶重建都是人类共情行为的体现。当一部分人类群体遭受苦难时，其他人很难袖手旁观，“理性”公众不过是幻想，而“情感公众”和“消费大众”才是其实质^［19］。

然而，共情是把双刃剑。理性与情感互相对立，同时也互相补充，如若两者融合得当，受众能够理性共情，可以促进从传播者到受众再到受众社会行为的良性循环；反之，则可能造成共情极化，导致去个体化行为，如极左思想的盛行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因此，在共情传播过程中，应及时进行情感纠偏，警惕防范共情超限与共情极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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