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的持续演进，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与国家治理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对于具备高质量接入条件与技能素养的群体而言，数字技术无疑会带来更多的赋能作用与红利效应。然而，对于数字劣势群体来说，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他们陷入了技术接入障碍与技能鸿沟的多重困境，更面临着流动机会减少与阶层差距固化的风险。可以说，数字红利与鸿沟问题（digital dividend vs. digital divide）是当前社会数字化转型必然要面临的一组矛盾，尤其是后者引发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广泛关注和行动介入。
欧洲学者简·梵·迪克长期专注于数字鸿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其构建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为深入理解这一复杂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作为传播社会学与新媒体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1985年以来，迪克教授长期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社会领域的重塑影响，尤其在数字鸿沟与不平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从2005年首次出版数字鸿沟专著
The Deepening Divide： 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1］到2014年与Van Deursen合著的针对第二道数字鸿沟的著作
Digital Skills： Unlock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再到2020年出版的数字不平等最新力作
The Digital Divide［3］，迪克教授致力于构建数字鸿沟研究的概念体系、理论模型、测量指标以及跨国比较实证研究，相关学术成果获得学界高度关注。2018年至今，迪克教授退而不休，持续跟踪新媒介与信息技术（如数字媒体、平台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对社会组织、文化认同、权力关系与治理结构等领域的影响，特别是新近出版的
The Digital Divide（《数字鸿沟》）一书
1，成为研究数字鸿沟与不平等问题的必读文献。此外，作为跨国比较研究的倡导者，迪克教授在其多部著作中提到，中国的数字鸿沟既呈现出技术扩散的现代性特征，又展现出独特的制度调节能力，同时作为全球数字化进程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将为构建新理论与新研究范式提供新的研究机遇。
一 数字鸿沟与不平等研究的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数字不平等研究面临着理论建构滞后于经验观察的学术困境。当前学界虽已积累大量关于群体分化、地域差异及国家间数字壁垒的实证研究，却普遍陷入“重现象描述、轻机制阐释”的方法论窠臼，未能深入揭示数字分化背后的社会根源与形成机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已经有部分学者尝试从学理层面探讨数字鸿沟问题的本质，迪克便是代表学者之一，其核心聚焦一个关键议题：数字鸿沟究竟是传统社会不平等的新表现形式，还是创造了独立于传统不平等的新型社会分化力量？
在既有研究中，学界对数字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模式形成了三种主要论断：消解论（数字技术能够弥合社会不平等）、等同论（数字不平等反映了社会不平等）与强化论（数字技术加剧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随着经验研究的深入，强化论逐渐获得更多的实证支持。迪克在
The Digital Divide一书中明确支持这一立场：数字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延伸，反过来又会加剧既有的社会不平等
［3］。他以荷兰社会代际流动为分析样本，对比了20世纪50—70年代公共教育促成的阶层跃迁模式与数字时代的准入壁垒差异：前者依托政府主导的普惠政策为寒门子弟提供上升通道，后者则要求个体在突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障碍的同时，还需跨越数字设备购置、软件订阅及网络素养培育等多重门槛。这种制度性分层体系与技术特性的耦合效应，使得物理资源分配不均持续转化为数字参与能力的代际差异。即使在数字媒体普及、公民具备基本数字技能并投入实际使用的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的使用结果仍因个体资源和位置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呈现出显著差异。迪克强调，数字媒体的广泛连通性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将所有人都纳入包容体系之中，反而通过数字再生产机制巩固了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伴随空间、生活、教育等领域内的分割趋势，进一步放大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物理和数字距离。
随着技术特性与社会变迁间的张力愈发突出，迪克指出，信息技术自身的功能演进和组合进化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一方面，群体间数字分化的表现形式会随着技术产品及服务的创新而变得更加复杂。如今，联网设备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从早期的计算机、移动电话、个人电脑等电子设备到游戏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电等数字设备，传统单一的以“是否接入”为指标的划分方式越来越不适用于区分数字世界融入与排斥之间的界限。同时，处于复杂技术生态系统的互联网并非只需购买一次的固定设备，它需要不同的外围设备、软件程序或订阅内容才能始终保持运行，如宽带、Wifi、App付费注册等。因此，物理接入问题并不会随着技术扩散而最终消失，它会转变为由技术迭代引发的物质接入（material access）问题，从而暴露了接入质量和维护成本等方面的不平等，因为总有一些人会拥有更多、更好的新设备、软件程序和订阅内容。另一方面，除了职业、文化品味和社会身份之外，数字鸿沟也构成了社会分层新的合法性来源。在劳动力市场中，个体所具备的数字技能与素养，特别是信息、沟通和策略技能，对于获得相应的职业岗位与职级升迁愈发重要。在日常实践中，技术特性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塑造作用日益显著，尤其是在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这种影响进一步加深了被动性依赖者与批判性使用者之间因算法和智能工具所产生的新数字鸿沟。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有可能被用于建立新的数字场域规则或类似元宇宙的新技术场景，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互动规范，进而对现有社会结构产生反向作用力。因此，探究技术变迁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关系，无疑将塑造人类未来的数字化生存法则。虽然The Digital Divide一书在探讨技术特性时，主要集中在功能设计和设备性能等物理属性上，但迪克的理论思路可以帮助人们跳出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数字鸿沟生成逻辑，并从社会技术互构的视角来深入理解不断升级迭代的新技术如何成为传递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介质。
基于上述理论反思，迪克系统总结了数字鸿沟现象的相关理论命题，并提出了以资源与占有理论（resources and appropriation theory）为内核的分析框架，如
图1所示。在理论要素层面，该框架既包含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也体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强调的技术辩证主义，特别是其强调的社会参与对个体特征、位置属性以及资源分配的反向塑造作用，正好反映了结构化理论所强调的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双向建构过程。在经验解释层面，他强调制度化分层体系下的个体和位置特征决定了资源分配结构，并由此引发了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占有过程中的四个阶段性分化（动机、物理接入、技能和使用），这些分化的累积效应最终会导致社会参与结果的相对不平等。
因此，通过深入剖析新技术特征与传统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机制，迪克将数字鸿沟议题嵌入社会不平等研究的理论谱系，并敏锐洞察了技术变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过程，为该领域的研究拓展了广阔的学术视野。
二 数字鸿沟与不平等的新场域：网络平台与人工智能
迪克教授提出的资源与占有理论模型已在跨文化研究中展现出较强的解释力，证实了数字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的共生关系。随着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生活、生产及治理领域的深度渗透，技术物的伦理属性与公平效应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通过剖析网络平台及人工智能对数字不平等产生的作用机制，迪克不仅拓展了既有理论模型，还对技术特性与社会变迁间的关联作出了创新性思考。
首先，网络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资源分配的基本结构。尽管
The Digital Divide一书并未系统阐释平台内部的数字鸿沟问题，但结合其新著
Power & Technology（《权力与技术》）
［4］以及
The Digital Divide中译版的增补内容，迪克敏锐捕捉到平台算法的设计和引导对不同群体的资源获取和使用机会的深刻影响。作为网络社会的技术基座，平台算法不仅决定了个体在平台上的可见性与互动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红利获得、社会地位和信息流通。其一，平台算法的封闭性和不透明性是加剧数字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平台推荐系统中的性别、种族或地域偏见，可能使得某些群体在平台中更加难以获得曝光度以及数字资源，从而进一步扩大数字不平等。其二，平台算法还会通过“强化反馈”机制来促进信息和资源的分布不均。算法在实时学习与更新过程中，通过分析用户的身份属性、交互行为（如点击、评论、点赞等）以及浏览记录来调整推荐内容，这种动态适应的过程虽然提高了个性化服务的效率，却也使不同社会群体被限定在特定的经济与社会机会中，形成了隐形的资源排斥和社会分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平台还基于数据流量和注意力市场创造了丰富的数字资源。迪克明确指出，除了传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类型外，个体通过数字实践积累的数字资源对于实现积极结果更加重要。例如，数字零工群体（如网红博主、外卖骑手）通过特定的数字实践，能够实现数字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有效转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个体所拥有的外化技术资源与内化数字能力共同构成了连接线上和线下生活机会的新兴资本形态
［5］。在迪克看来，数字资源的本质更偏向技术属性，确实可被视为独立的物质资源形态。然而，在技术采用过程中，仅拥有数字资源是不充分的。他强调，当网约车司机等群体被禁锢在平台算法的数字劳动中时，其行为惯习实际上受制于资本逻辑的规训，仅能发展出基础操作技能以及有限的使用方式。相比之下，社会优势群体即便缺少数字媒体的日常实践和相应的数字技能，也可借秘书或其他专业人员之手实现资本转化。这两类不同的劳动关系表明，社会不平等处于首要地位，而数字不平等则是其延伸。同样，平台及其算法干预标志着此类企业（大型科技公司）对用户的强大支配权力，并将成为政府在整个社会部门数字治理中的强大竞争对手。因此，仅拥有单一资源类型并不足以完全获得数字红利，如果不减缓社会不平等，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和弥合数字鸿沟问题。
其次，人工智能颠覆了个体行动者与技术物之间的相对关系。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不仅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更通过决策权再分配重构个体与技术物的关系。依据技术创新扩散的S型曲线，不同技术产品的社会渗透率及其数字分化过程会不断叠加并放大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距离。迪克在书中引用了尤瓦尔·赫拉利
22 尤瓦尔·赫拉利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畅销书作家，著有《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今日简史》等畅销书，他曾在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的讲座中探讨了超级人类现象。
关于“超级人类”的推测，指出在技术占有的最后阶段，具身技术（embodied technology）将通过植入物或假体等信息和记忆装置进入人类的身体和大脑，而这些装置如今只是移动设备和应用程序的一部分，或者是装在人们身体上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那些目前拥有最广泛接入和最好数字技能的群体，可以依靠具身技术提供的内部记忆、图像、声音和信息等要素巩固其优势地位，这将进一步拉大数字鸿沟。然而，几乎在所有数据分析和政策报告中，中间阶层都被忽视了。社会政策，尤其是数字鸿沟政策，仅将目光聚焦社会底层或被排斥在数字媒体之外的群体。实际上，中间阶层同样面临着数字化挑战。除了前文提及的两极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中间阶层都面临被取代的危机。在劳动力层面，传统的中间阶层时刻面对着与其他线下替代品的业务或工作竞争；在组织架构层面，从高层管理到低层管理，中间阶层还遭遇了“信息统治”（infocracy）的威胁，即他们可能被技术系统的信息化和协调性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将白领职业里与中等技能水平相关的各种脑力任务自动化的能力，这将进一步强化社会上层与中下层的群体差异。
除了对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产生影响外，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化还会介入个体的决策过程中。在Power & Technology一书中，迪克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The Pow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来论证人工智能的驱动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透明且隐匿的。例如，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往往对“特定帖子比其他帖子更具优先权”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用户在面对应用程序自动给出的结论或决策建议时也会手足无措，因为评估以上内容需要具备充分的高级信息技能和策略技能，但即便是一些专业人士（如医生）也可能不擅长此类数字技能。问题的核心在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在组织的决策过程中，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人工智能的建议？是否会在“被算法控制”的用户和“持批判态度”的用户之间出现新的使用沟？
人工智能领域的决策者主要包括其生产者、设计者、供应商以及主要的组织用户（包括政府），如
图2所示。与以往任何技术发展引导社会变迁的历史时期不同，个体用户的角色已从决策提出者转变为决策采纳者。换句话说，个体只需从人工智能短时间内生成的决策建议中挑选最符合需求的执行方案即可高效完成任务。然而，大多数个体用户并不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算法及其用途，他们通常完全依赖由上述决策者筛选和供应的信息。若要有效弥合人工智能决策方面的数字鸿沟，就需个体有针对性地培养和发展高级信息和数字技能，并敦促生产者和组织用户提高算法工作的过程透明度与社会责任感。这无疑增加了部分社会群体的学习成本。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决策输出也存在偏见和不平等问题。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暴露了人工智能工作原理背后的数据质量问题及其对数据资源的标注分类。随着ICTs的扩散与采用，互联网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和假新闻，生产了大量低质量的数据资源。作为人工智能的生产资料，那些被标注的“垃圾”资料通常不会被应用程序删除，而是经过简单再加工后重新进入数据库。部分学者还发现，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也加剧了文化鸿沟问题
［6］。据统计，互联网中约50%的信息资源都以英文为载体
33 Languages most frequently used for web content as of February 2025, by share of websites[EB/OL]. （2025-02-11）[2025-03-20].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2946/most-common-languages-on-the-internet/.
，这意味着无论是交流方式还是思维逻辑，以英语为母语的群体都将更占优势。这些问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鸿沟研究带来了新挑战。
三 中国数字鸿沟与不平等研究的本土化展望
在数字不平等研究的全球学术版图中，现有研究多以欧美国家的数据和经验为基础，建构了“西方中心论”的数字鸿沟研究理论框架。迪克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敏锐指出，中国的数字不平等因独特的文化语境、制度安排以及技术发展路径，呈现出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的演化轨迹与治理模式。当西方国家经历“接入沟—技能沟—使用沟—收益沟”的阶段演进时，中国正因技术加速迭代同步遭遇多重数字分化的叠加冲击。这种技术社会形态的独特性为丰富数字鸿沟理论提供了关键案例。
从全球格局来看，北美与西北欧学者长期占主导地位。南美三州、中美洲以及亚洲国家的学术贡献近些年逐渐进入视野，韩国更是涌现了不少数字鸿沟的代表性学者。自Ragnedda等
［7］的
The Digital Divid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国际视野下的互联网与社会不平等》）一书出版以来，非洲和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也走进了大众视线。作为涉及社会、文化、政治和政策等多个维度的复杂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案例无疑为数字鸿沟的研究概念框架注入了更多新视角和新观点。可以说，不同国家间的社会、文化和体制差异所引发的数字鸿沟异步是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然而，数字不平等的国际视野中往往缺少中国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从起步到快速扩张的演变历程。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阶段，网络资源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领域，而后逐渐向社会公众开放。2000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突破了1 000万人大关。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达到4.57亿人。期间，电子商务、网络社交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应用快速兴起，推动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时代的到来，中国庞大的用户基础催生了技术扩散的网络效应，为数字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全球趋势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国际电信联盟（ITU）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为68%，而中国同期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8%，较前一年新增网民742万人
44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24[EB/OL]. [2025-03-20].https://www.itu.int/hub/publication/d-ind-ict_mdd-2024-4/.
。尽管中国互联网的普及速度令人瞩目，几乎在一夜之间将数亿人连接到数字世界，但城乡、代际等数字分化问题在社会结构与技术特征的双重作用下依然存在。此外，随着数字平台的兴起，基于平台算法的新型分化形态正在形成，进一步加剧了数字鸿沟与不平等的复杂性。
首先，数字鸿沟与不平等在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高达17.9%
5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5-01-17）[2025-03-21].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得益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城市互联网普及率普遍高于农村。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居民充分享有数字时代的便利与机遇。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市宽带以及试点村平均下载速率达到100Mbps以上，而偏远农村地区仍普遍低于50Mbps
6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2022[EB/OL].[2025-03-23].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P020221216530946937820.pdf.
。此外，城市拥有更多的公共上网场所，如图书馆、社区活动中心等，而农村类似的公共空间则相对匮乏。在数字素养水平方面，教育水平的差异放大了城乡数字分化。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2年，而农村居民仅为9年。这导致城市居民普遍具备较高的信息获取、处理和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数字工具和平台。农村居民在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方面面临困难。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低龄化，使得农村成为数字不平等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农村留守群体在传统观念、教育水平、信息接收与处理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这无疑对其使用数字技术的动机、接入能力及技能水平构成了显著障碍。因此，中国城乡之间的数字分化问题不仅涉及技术普及与数字素养提升的技术层面问题，更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口流失共同导致的社会问题。
其次，代际差异导致的“灰色鸿沟”是数字不平等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本土化问题。过去10年间，中国网民年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中老年群体的比例持续上升，60岁及以上网民比例从2014年的2.1%增长至2024年的14.3%。在此背景下，依托社交软件与短视频平台展开的数字交往实践，成为老年群体维系社会连接的常态化形态。然而，老年群体在共享数字生活福祉的同时，也面临着世代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双重困境。其一，世代效应突出了老年群体在适应数字技术时的社会文化滞后现象。在“文化堕距”理论看来，物质技术的快速发展往往超越了文化、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的适应速度
［8］。在中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扩散呈现出独特的“跨越式”特征。与欧美国家渐进式的技术扩散不同，中国的数字技术几乎在多个领域同步推进，从媒介化直接跃升到生活、生产和消费的全面重构。这种快速的技术变迁对老年群体构成了巨大的文化适应挑战。由于长期习惯于工业社会的组织逻辑，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难以适应平台化与智能化生存的新型社会逻辑。这种数字适应能力差异不仅导致老年群体在数字实践中处于被动地位，也使其与数字原住民或数字移民群体之间形成了显著的代际鸿沟。其二，结构效应反映了不同年龄群体在数字技能习得能力上的显著分化。数字技能是有效操作电子设备并获取数字红利的核心要素，但老年群体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却比较有限。最新数据显示，能够熟练使用手机应用老年模式的老年网民占近8.1%，这一比例不足老年网民总数的一半
7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4-08-29）[2025-03-23].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出现这种技能鸿沟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相较于年轻群体，老年群体的平均学习速度和文化素养相对较低，难以迅速掌握新兴技术，且容易遭受数字伤害。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个体化趋势使农村老年群体更容易陷入数字孤岛。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流动的加速使得那些最需要数字反哺的农村老年群体失去了接入和学习新数字技术的机会，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老年群体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边缘化位置。
最后，网络平台算法不仅凸显了社会结构的分化特征，还基于技术特性创造了新的群体分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报告，各类应用服务覆盖了中国网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网络购物到在线外卖，再到视频娱乐，算法的精准推送确实为用户带来了便利。然而，在倚靠算法工作释放数字红利的同时，算法黑箱也埋下了巨大隐患。数字资源的所有权不清晰、算法工作的原理不透明以及不同平台间的恶性竞争均引入了新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问题。一是社交媒体平台中日益突出的“信息茧房”现象。研究发现，用户在通过选择兴趣标签来定制个性化内容的过程中，其文化偏好会得到算法推荐的不断巩固和强化，从而有可能导致个体陷入一种信息同质化的封闭循环
［9］。特别是在小镇青年和老年群体中，对短视频和直播内容的过度依赖往往与有偏的算法推送机制紧密相关
［10］。二是商业服务类平台中频发的技术偏见和“杀熟”现象。平台表面上看似乎为用户提供了免费的中介服务，实际上，通过差异化定价和模糊的优惠规则，平台往往能够从信息不对称中获利。数字素养较高的用户可能会采取策略性行为来反制算法，如跨平台比价或在评论区提供负面反馈，而缺乏经验的用户则可能为此付出更高的成本。三是新就业市场中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权益问题。中国的零工经济为灵活就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也存在诸多挑战。雇佣关系不明晰和奖惩制度不合理等行业规范问题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风险，也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例如，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若未按照算法提供的“最优”路线和配送顺序准时完成任务，就可能遭到平台的标记与惩罚
［11］。此外，面对产品问题时，平台、商家和骑手之间常常出现责任推诿的现象，导致消费者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换言之，算法背后隐藏的是平台技术精英与平台就业者及普通消费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关系。
面对上述数字繁荣与数字鸿沟并存的格局，迪克为中国研究者提出了两条关键研究路径。其一，通过批判性继承西方成熟的理论体系，实现数字鸿沟概念的本土化转译。西方国家的数字鸿沟研究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但也带来了创新空间的局限性，学者很难在此基础上融入新的研究视角。通过与既有研究展开理论对话，中国学者不仅能提升本土研究的国际可见度，更能精准区分群体偏好差异与结构性数字分化问题，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撑。其二，将研究范围扩展至除不同社会类别（如教育、年龄等）的物理接入情况之外的统计分析。由于缺少经验数据和文献资料，国际学者往往无法把握中国的数字鸿沟研究现状，尤其是有关数字技能、使用类型和应用以及互联网红利在中国公民的经济、文化、民生福祉等方面的关联研究成果。迪克特别建议中国学者借鉴既有研究建构的测量工具，包括他们在荷兰特文特大学数字包容研究中心历经15年时间建构的所有测量题器和问卷，通过本土经验的全球化表演，不仅能够提升中国数字鸿沟研究的国际可见度，更能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四 结 语
作为数字鸿沟与不平等领域的代表性著作，The Digital Divide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一领域学术研究从经验描述向理论建构的范式转型。迪克基于对技术扩散与社会结构互构机制的系统解构，提出资源与占有理论模型，不仅揭示了数字鸿沟的多阶段演化规律（接入沟—技能沟—使用沟—收益沟），更构建了剖析数字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共生关系的分析框架。其创新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认识论层面，突破了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传统分野，创造性整合技术接受理论、文化唯物主义、关系社会学等多元视角下的数字鸿沟现象；在实践层面，通过横向的跨国比较与纵向的技术变迁分析，为技术治理提供了风险预警的理论工具与政策方向。
然而，数字鸿沟研究的复杂性在于其始终处于技术与社会共变的动态场域。该书的局限性亦折射出该领域的理论挑战。其一，跨国比较偏重基础设施等显性差异，对制度文化变量的解释力不足。迪克虽然剖析了各国接入率及基础设施部署差异，却未能深入阐释“制度性数字排斥”（如中国的户籍制度）或宗教文化（例如中东地区）对技术采纳路径的形塑作用。其二，关于数字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的互构机制尚未建立完整的因果链。虽然迪克提及了社会分层体系对技术采用过程的影响，同时也认识到了数字媒体的技术构架对不平等的作用，但数字不平等如何反作用于社会不平等，以及技术产品为何能够持续传递社会性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技术迭代加速与社会分化加剧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澎湃动能，却也伴随着数字素养鸿沟的不断拉大。一方面，新兴技术与平台应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各行各业；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资源获取与技能培训不均等因素制约，部分群体难以跟上数字化浪潮的步伐。The Digital Divide一书通过对数字鸿沟与不平等进行理论框架建构与国际经验比较，既展现了中国在该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角色，也揭示了当前理论对话与方法论层面的关联不足。尤其是在算法驱动与人工智能技术加速重构社会关系的当下，技术扩散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张力愈发显著。算法偏见、数据垄断与自动化决策正在加剧既有的结构性不平等，而数字素养短板又使弱势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面对这一局面，如何在技术革新与社会变迁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已成为中国数字鸿沟研究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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