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记者媒介素养的价值重塑与提升路径

The Value Reshaping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Journalists’ Media Literacy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摘要

智媒时代，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使新闻生产呈现出智能化、自动化、个性化等特征，在优化媒体格局的同时，驱动记者媒介素养提升。智媒生态衍生的文化多元与认知转化、技术革新与转型机遇、市场评价与伦理重构、信息圈层与传播突破的系统性变革，记者素养带来的专业知识扩展、技能业务升级、道德责任进阶的结构性优化，催促记者媒介素养通过媒介融合、人机协同、舆论引导等优化效能与拓展、驱动创新与跨越、复归专业与正义，实现价值重塑。在此基础上，在知识版图层面提升专业与行业意识，在实践矩阵层面锤炼技能与业务能力，在价值场域层面强化道德与责任担当，从而推动记者媒介素养提升，促进新闻事业在数字化转型轨道上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algorithm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are flourishing， presenting intelligent， automated， and personalized features in news production. This not only optimizes the media landscape， but also imposes new requirements journalists’ media literacy.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media eco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journalist literacy，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journalist media literacy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through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path construction.The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ournalists’ media literacy from two dimensions： external and internal drivers. In terms of external drivers， the intelligent media ecosystem has undergone four major systemic change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ies， market-driven evaluation and ethical re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cocoon and communication breakthrough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lligent media ecosystem. In terms of internal drivers， there are three major structural shortcomings in journalist literac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needs to be expanded，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need to be upgraded，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ac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ethical disorder， and public disengagement.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proposes the value reshaping of journalists’ media literacy： firstly， optimizing efficiency and expansion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media integration； secondly， driving innovation and leapfrogging with in the dimension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irdly， returning to professionalism and justice in the dimension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hus rebuilding the space for rational communication， adhering to the role of social observers in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an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uman one-dimensional cognition to human-machine cognitive symbiosis.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path，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from three dimensions： firstly， at the level of the knowledge map， by broadening cultural horizons， constructing independent cognition， upgrading intelligent literacy， breaking the cage of algorithms， rebuilding cognitive subjectivity， and achiev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avail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subjectivity. Secondly， at the practical matrix level， universities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n integrated training system，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growth mechanism， and enhan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kills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of journalists. Thirdly， at the level of the value field， mor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rom the four levels of the state， society， industry， and individuals， and a three-dimensional ethical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at combine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social supervision， industry norms，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to achieve the unity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关键词

智媒时代 / 媒介素养 / 媒介文化 / 媒介融合 / 新闻记者 / 人机协同

Key words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 media literacy / media culture / media convergence / journalists / human-machine cooperation

在科技浪潮的推动下，新闻生产方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面对主流舆论话语的激烈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1］。2016年11月，腾讯科技旗下互联网产业趋势研究机构“企鹅智酷”联合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智媒来临和人机边界：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2016）》正式提出“智媒时代”这一概念，从技术哲学视角揭示了媒介生态的三大特征：万物皆媒、人机合一和自我进化，打破了传统传播学对媒介主体性的认知框架。算法推荐系统和传感器网络的技术赋能，消解了传统媒体中信息生产者与传播者的刚性分野。而互联网作为这场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其发展已步入“下半场”阶段，即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导的个体资源再聚集的社会与产业发展新阶段^［2］。在此背景下，作为专业的新闻生产者和信息传播者，记者面临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张力。如何在智能分发机制中维系人文价值导向，在数据驱动的新闻生产中实现公共价值的具象化表达，以及在技术可供性框架下重塑职业边界，促进新闻专业主义在智媒时代的适应性进化，对于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闻生产专业化、智媒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智媒时代记者媒介素养的现状剖析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媒介形态的历时性演进呈现新的迭代。Web1.0时代以门户网站为核心进行单向信息传播；Web2.0时代通过社交媒体技术架构激活“产消者”的传播主体性，形成分布式内容生产网络；即将到来的Web3.0时代，依托区块链驱动的价值互联网，未来的数字资产将能够得到确权。人与媒介紧密相连，成为连接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混合行动者”^［4］，为记者媒介素养提升带来新机遇：智媒生态衍生的系统性变革以及记者素养短板的结构性优化。

（一） 外部驱动：智媒生态衍生的系统性变革

媒介素养的理论演进与媒介技术变革形成互构关系，其本质是人类认知框架适应媒介物质性变革的调试过程。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利维斯等首次提出媒介素养的概念；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个体面对多元复杂的媒介信息时所展现出来的综合能力。目前，智能技术不断推动新闻行业革新，在媒介角色多元化的现实中，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不断走向智能化、自动化、个性化和快速化。

1 文化多元与认知转化

20世纪40年代，媒介文化的诞生开辟出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媒体文化的提出，表明“媒体对文化的拓殖，媒体是文化分发和散布的载体，也代表着大众传播媒体取代了传统的书本、口头语等文化形式，人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由媒体塑造了娱乐与文化”^［5］。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等著作探讨了消费模式、社会结构与文化资本间的联系，强调媒介文化所蕴含的商业化属性与权力博弈。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从媒介文化在现代与后现代思潮交织中发挥的作用出发，通过对不同意识形态对媒体文化文本影响的例证分析，展示了文化研究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观念和媒介教育学的重要作用。然而，媒介文化多元化特征在智媒时代不断传递出不同的内涵：算法推荐加剧信息茧房，使不同文化圈层陷入认知固化；短视频的碎片化传播消解深度叙事，导致公共议题的娱乐化解构；“数据劳工”现象兴起，暴露出媒介文化生产中技术赋能与劳动异化的内在悖论。资本与政治力量动态博弈，使媒介文化呈现泛娱乐化、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等复合特征，进一步促使记者职业身份认同与社会价值传播发生新转化，从而不断深化记者的专业认知，在算法编织的多元文化图景中锚定公共利益坐标，推动新闻生产高质量发展。

2 技术革新与转型机遇

唐·伊德曾用“部分透明”或者“准透明性”来形容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把技术对感知的取向转化能力称作“技术意向性”。在他看来，人类自认知起源便深嵌于技术构建的存在论境域，其生存论结构始终被技术意向性所中介，生存由技术所构造，在技术环境中生活、活动和存在^［6］。在平台化算法和智能通信成为大趋势的当下，手机逐渐成为一种精准满足不同用户生理和个性化需求的视觉交流平台，远程信息处理在范围和速度上针对移动观看进行优化，形成全新的媒介实践形式——“永久在线和永久连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78.6%。可见，智媒技术的深度参与拓展了信息获取的渠道生态。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持续深化，“虚拟现实+媒体”“人工智能+新闻”类比甚至超过专业记者进行创作，受众信息接收渠道呈现出技术中介化生存的认知重构趋向。此外，媒介技术界面通过具身关系的强黏性特征，在持续交互中形成认知框架的技术规训，不仅形塑着人类的认知范式，更通过算法“黑箱”实现对行为导向的隐性操控。这种技术中介化生存状态对记者的媒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在文案创作、艺术表达、写作创新、视觉呈现、交互设计等方面进行强化，还应学习数据挖掘、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呈现等技术，在人机协同的新闻生产场域中保持认知主体性。

3 市场评价与伦理重构

中国传媒行业近几年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持续博弈的动态过程。这种制度性张力根源于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为保证宣传工具属性，国家一直保持对媒介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实力不断增强。政治势力与资本势力交互对传媒行业形成强大牵扯力，由此带来信息失真、信号失灵等问题，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每日经济新闻》刊登的《网络视频点击造假：300元能买4 000万点击》一文，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网络视频“虚假点击”事件。《2023年中国全域广告异常流量白皮书》显示，2023年全年异常流量占比均值为23.9%，其中常规无效流量（GIVT）月平均占比为1.62%，复杂无效流量（SIVT）月平均占比为22.3%，揭示了网络媒体“虚假点击”的严重程度。《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领数字革命，到2030年，全球媒体和娱乐领域的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994.8亿美元。可见，媒介市场中内容安排、收视率、广告对象、市场利益的运作，技能、科技、算法的加权使得媒介意见领袖不断傀儡化，记者甚至成为媒介市场有序秩序的破坏者。此外，在智媒时代，“公民记者”^［7］日益增多，新闻的专业性、真实性、时效性大大降低，挑战着传统由专业记者发挥主要作用的传媒生态，呼吁媒介伦理重构。

4 信息圈层与传播突破

媒介与媒介素养间存在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在新媒介环境下，美伊战争、“繁峙矿难”、川北“井喷事件”等重要新闻事件打破了单一媒介机构垄断。信息量指数级增长，使传统媒体失去对社会主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减弱了塑造舆论和传递价值观的能力。此外，全球信息互通、算法嵌入受众注意力，在信息生产端形成内容茧房，在接收端构筑认知壁垒，由技术中介化催生的传播闭环筑起了信息接收与传播的屏障，并逐渐将行为模式固化为习惯，不断圈层化、封闭化与狭窄化，带来了由喜好、兴趣所主导的“信息偏食”。智媒时代，用户仿佛被无形的算法之手束缚，困于一个由自我构建的“信息茧房”之中。在算法推荐机制所形成的“过滤气泡”下，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被屏蔽，受众思想固化，记者思维僵化，从而出现因媒介信息圈层化而引发的传播难题，也进一步加速了全新的智媒生态圈构建。2024年12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现代快报社联合发布《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24）》，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代表着媒体融合底层逻辑的变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在重塑新闻的分发逻辑和格局，能够深入分析用户行为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和传播，使新闻内容更加贴近用户需求，提升用户黏性，还使得跨平台与多渠道传播成为常态，从而提升新闻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增强新闻分发的互动性和社交性。

（二） 内部驱动：记者素养短板的结构性优化

“人工智能+新闻”的运用，在减轻记者新闻创作压力的同时，也加剧了记者的职业惰性。记者往往无意识地迷失在技术牢笼中，从而导致新闻专业底线被技术垄断的错误认识所淹没。智媒环境下，记者媒介素养亟需在专业知识、技能业务、道德责任等方面进行结构性优化。

1 专业知识有待扩展

记者专业素养是指记者在新闻工作中的业务能力，具体来说要有扎实且丰富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能够发现并捕获有价值新闻，独立、高效、高质量进行写作、创新和交流的能力。智能传播技术深度影响新闻生产生态，本质上是传播技术革命驱动记者专业知识体系扩展的过程，其并非对技术工具的碎片化吸纳，亦非传统新闻理论的线性叠加，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记者专业能力呈现出认知框架的技术转型特征，主要包含三重维度：新闻传播理论的认知建构、技术哲学层面的反思性实践以及数据素养的具身化整合。为此，要求突破传统“采写编评摄录播”的技能框架，注入计算传播的技术基因，形成“采集伦理—分析逻辑—叙事赋能”的全链条能力以及“技术—人文”的双螺旋知识结构。美国密苏里大学迈克·麦金教授认为，在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应当深入个体空间，在媒体与大众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8］。而面对巨大激荡与变革的智媒环境，部分记者困于技术恐慌困境，在海量的信息空间无法精准地捕捉有效信息，简单粗暴地将智媒时代类比于传统的新闻生产环境，没有正确看待技术背后面临的挑战。当算法推荐、数据挖掘、沉浸式报道等渗透至新闻传播全链条时，职业边界的模糊性与价值坐标的游移性，更使其难以看清新闻业界的发展趋势，在技术面前无所适从甚至陷入“自我无价值”状态。技术知识、理论知识、应用知识的交织，要求记者全方位提升专业素养，让技术知识成为专业主义的延伸而非替代，让理论知识成为驾驭技术的锚点而非束缚，最终在复杂传播场景中内化为洞察社会的应用知识，从而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

2 技能业务有待升级

在智能化浪潮冲击下，新闻生产从传统的文字主导转向融合数据、视听、交互的多元智能叙事形态，权力结构也发生根本性位移。专业记者在算法推荐机制与分布式传播节点的双重解构下，遭遇前所未有的权威性危机，显现出能力结构与智能叙事间技能业务不匹配的现象。一方面，技术赋能带来的“去专业化”效应正在重塑传播格局。在海量信息与数据井喷式增长面前，记者由于缺乏对复杂数据的处理能力和对事实真相的深入挖掘能力，在进行新闻采集、制作、分发等工作中面临难题，使得传统新闻生产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难以与日益进步的智能新闻生产技术相匹配。尤其是在智能叙事过程中，传统技能体系使记者陷入“技术工具化”或“内容保守化”的误区。例如，人工智能虽能快速产出新闻初稿，但若记者缺乏对算法逻辑的理解，可能无法识别其中的事实错误或价值偏差；或沿用长视频叙事逻辑，未适配智媒时代视频强视觉冲击、高频信息点等特征，导致传播效果有限。另一方面，技术民主化进程催生出“泛主体化”的传播图景。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传播权力不再集中于专业媒体机构，呈现出“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全民传播图景。以Twitter、微博等平台为例，用户随时随地发布身边见闻，打破了传统的“把关人”传播渠道。在这一背景下，受众的信息选择偏好也发生改变，相较于单一信源的专业报道，受众更信任社交平台“算法推荐+用户验证”的信息组合模式。当机器写作能够自动生成符合受众情感偏好的新闻框架时，传统记者在事实核查环节耗时远超人工智能的效率短板被进一步放大，技术赋能的内容生产范式不断挤压人工创作空间，记者群体的核心竞争力陷入专业价值危机，亟待寻求技术与人文结合的新发展。

3 道德责任有待进阶

在算法推荐与数据驱动的传播生态中，记者面临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度博弈。当前，违背新闻道德与伦理的事件层出不穷，部分记者为追求时效性、注意力，滋生“标题党”之风，制造与发布假新闻，呈现出技术异化、伦理失序、公共性消解等问题。传统新闻业以“编辑室守门人”“信息把关人”为核心的伦理把控机制，在数据挖掘、自动化写作、个性化推荐的技术链条中逐渐被边缘化。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从社会公共性转向用户阅读量、点赞量、停留时长等量化指标，导致部分记者显现出职业伦理的系统性偏移。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框架下，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共识的建构者，其道德责任应包含事实核查的职业伦理、技术伦理的反思性实践以及算法社会的公共性维护三重维度。然而，部分记者将算法生成的关联分析直接等同于因果结论，忽视对原始数据采集口径、算法偏见的核查，甚至向流量妥协，以注意力经济为导向，异化为情绪动员工具，导致新闻价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例如，寻亲男孩刘学州、纸馅包子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万州公共汽车坠江事件、成都49中事件、汤兰兰案、江歌案等暴露出伦理失序的极端形态，技术中介的认知模式正逐渐消解新闻从业者的伦理反思能力。在信息过载与技术加速的双重挤压下，记者群体在复杂传播生态中陷入道德与责任素养失能，间接成为社会恶劣事件发生的“元凶”，造成危机制造的反向后果。这不免让人思考：若记者的道德责任素养仍停留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职业操守层面，而不寻求向智媒时代的系统性进阶，不仅威胁新闻业的专业合法性，更动摇智媒时代公共理性建构的认知根基。因此，应构建适配智媒生态的立体化素养体系，推动记者道德责任向技术伦理化、认知智能化和价值公共性进阶。

二 智媒时代记者媒介素养的价值重塑

智能技术重塑人与媒介、人与信息的关系，引发新的组织模式、生产模式和产品模式，并对媒介生态进行彻底的颠覆和重塑。从传媒业态的长远发展来看，记者职业角色转型呈现“流动空间”特征，应在算法黑箱与公共领域间寻求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通过真实、专业、深度、及时的报道，传递社会正能量。

（一） 媒介融合：优化效能与拓展

智媒时代的媒介融合，本质是人类借助技术重新定义自身与世界的认知关系，而记者的使命，便是在这场认知革命中，为技术发展注入人文温度，为信息洪流树立价值坐标。自2016年“智媒时代”概念被提出以来，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为核心的技术集群推动着媒介形态从“工具载体”向具备自主分析能力的“智能体”进化，不仅催生出机器人写作、虚拟主播、沉浸式新闻等新型产品，更革新了传统新闻生产流程。在技术理性不断取代人文理性的过程中，智媒赋能记者新的使命与责任。面对媒体行业的巨大变革，加之新媒介文化助长，过去由专业主义负责的新闻价值体系正在被一种娱乐复合体侵蚀^［9］，记者或离开传统媒体行业，投身于新的职业领域；或继续坚守媒体岗位，以技术赋能新闻生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概念，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源于媒介本身。智媒时代的到来突破了传统的媒介形式，利用融合的网络实现信息的接收和发布。此外，智能媒介通过感官延伸与认知嵌入，重塑人们对新闻真实的感知方式。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沉浸式报道使受众获得身临其境的信息体验；社交媒体平台的即时交互特性将新闻消费转化为日常化的数字生存实践。这种媒介本体的革命性变革，要求记者在技术迭代中达成双重认知：一方面，超越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角色，转而成为兼具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的复合型调和者，将技术工具的精准性与人文叙事的共情力结合，以专业、全面的媒介素养融入媒介改革之中；另一方面，坚守社会瞭望者的人文底色，坚持“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时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动”^［10］，在碎片化信息中梳理真相脉络，重建公共对话，使媒介融合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新闻业在智媒时代的功能涅槃。通过技术可供性与专业主体性的共生演进，革新信息社会的认知秩序与价值坐标，从而抵达技术有人文温度、传播有思想深度、价值有时代高度的认知新境界。

（二） 人机协同：驱动创新与跨越

人机协同在智媒时代的演进，本质上是技术逻辑与人类主体性相互驯化的辩证过程。克里斯·哈蒙德曾预言，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美国新闻业将发生巨变。预计到2027年，美国的新闻制作领域可能会有超过90%的工作被自动化机器所取代。媒介不仅成为用户的“舆论领袖”，更是“信息管家”和“贴身顾问”^［11］。新华社推出写稿人工智能“快笔小新”，快速生成中英文数据消息，包括比赛的成绩公报和积分排名；今日头条人工智能写作工具“Xiaomingbot”，通过深度学习架构，秒级生成里约奥运会赛事新闻；封面公司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小封”以“Tcover240”的身份亮相，推动新闻生产流程全自动化；人民网与百度公司合作开发的“人民网-百度·文心”大模型，实现新闻写作从选题、采访、撰写、分发及用户检测等全过程。这场新闻生产范式的代际演进揭示出人机协同的元逻辑。由技术革命带来的算法叙事，推动了新闻生产工具的迭代升级，呈现出从认知外部化到认知具身化的转变，新闻生产正从人类单维认知向人机共生认知转型。智能系统通过语义分析、数据挖掘与模式识别，将记者从程式化劳动中解放与重构。近年来，机器人写作、算法新闻推荐、自动化事实核查、智能广告等应用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2］。一方面，智能技术的运用产生分众化与定制化算法内容与推送，加剧受众信息茧房，潜移默化地对受众施加意识控制。这意味着尼德罗·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预言的“个人日报”时代即将到来^［13］，在智能传播环境下，媒体进入新闻生产的私人定制时代。另一方面，记者通过人机协同，在技术黑箱植入专业主义的校准机制，打破定制化推送与新闻分发，多模态呈现方式使新闻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为互动式体验。可见，记者要能够在技术洪流中提升专业技能、精进业务能力，完成对媒介本身的再驯化和对的人主体性的维系与重构^［14］，创作专业的、有温度的、有情怀的、有大爱的作品，让受众在快乐中获取知识并增加交流的乐趣^［15］。

（三） 舆论引导：复归专业与正义

“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对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正面导向作用。但社会是复杂的，舆论是多样的，复杂新媒体环境中的舆论较传统媒介场景中的舆论更具非理性和感性化特征，突发性、易变性、对抗性明显^［16］。智媒时代的舆论场域正经历着“技术民主化”与“专业权威性”的深刻博弈。《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指出，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91亿人，同比增长1 722万人，网民使用率达98.4%；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为8.33亿人，同比增长1 737万人，占网民总数的75.2%。技术驱动的“即时在场感”在打破空间限制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当自媒体平台的流量逻辑消解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割裂社会共识的认知基础时，新闻业的公共性价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解构危机。在此语境下，舆论引导的终极命题并非简单的信息管控，而是通过专业主义的价值复归与技术伦理的系统重构，重建理性交往空间，让真实的信息公开报道。这一进程既需要制度性规范的刚性约束，更依赖新闻从业者在技术迷局中重拾社会瞭望者的职业自觉。《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提出，新闻媒体在履行社会职责的过程中，必须秉持自我约束的原则，注重提高职业素养，做到不偏不倚，致力于客观公正的报道。其所倡导的“自我约束”，在智媒时代不仅体现为对事实的忠诚，更在于对技术伦理的自觉审视。例如，当人工智能合成主播以超人类效率播报新闻时，记者必须警惕“技术拟像”对真实性的消解。由此可见，智能技术在拓宽记者职业边界的同时，也激励着记者提升媒介素养，坚守新闻伦理道德，回归到马克思“人的解放”这一终极命题。当技术将受众从“单向度的人”解放为信息社会的积极参与者时，记者的使命便是构建数字理性公民的培育场域。正如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以超越技术工具的人文洞察力，用采访与写作记录新技术革命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报道真相的同时，发掘深层次的人生哲理，将新闻升华为“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这种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真相”的执着与智媒时代记者守护人类认知主体性、复归专业与正义的使命一脉相承。

三 智媒时代记者媒介素养的提升路径

如前所述，媒介的核心要义是关系^［17］。智媒时代，人工智能和传统媒体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依托现代化技术的持续进步，传统新闻业面临新的改革与创新，正从信息采集能力转向认知架构能力。可见，记者媒介素养提升至关重要，应以高效、有力的策略，促进“新闻+智媒”结合，推动新闻生产高质量发展。

（一） 知识版图：提升专业与行业意识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18］。智媒时代的信息茧房困境，本质上是算法逻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知殖民。通过精准描绘用户画像、固化强化兴趣标签，将新闻生产与传播困于“个性化拟态环境”的算法牢笼^［19］，将记者囚禁于认知单间。这呼吁作为新闻生产与信息传播者的记者在技术浪潮中重建认知主体性。首先，拓宽文化视野。积极参与文化交流活动，深入了解各地区的历史渊源、社会习俗以及价值观念，以在场性实践打破文化藩篱，在理论学习中向上升级，在实践过程中价值回归，从而提升专业与行业素养。如以沉浸式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挖掘一手资料，构建立体的文化认知图谱，使边缘文化议题突破流量壁垒，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其次，培养独立认知。智媒时代，记者所具有的专业优势逐渐减弱，不同于以往有明确、特定的分域，其生产与生存场域被无限放大，进行的新闻生产也不再是仅仅使用简单工具进行模板化呈现，更需具备在专业与意识层面的独立认知，在技术洪流中坚守专业主义本体。如在发现社会议题的信息盲区时，及时开展实地走访，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实物证据进行验证。最后，升级智能素养。面对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新闻信息源，记者应升级智能素养，反抗机器禁锢，对抗机器异化^［20］，利用群体智能在人机协同中重建主体价值，产出有影响、有人文关怀的作品。如报界先驱林白水倡导新闻记者坚守事实与真相，说人话而非鬼话，讲真话而非假话，真正做到公正、真实、客观地传递信息。民国记者黄远生强调新闻工作的“精髓”在于大胆、诚实不欺，呼吁记者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素质。中国新闻事业开拓者范长江指出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可见，新闻业的核心始终是对“人”的关注，智媒时代的记者更应在技术可供性与专业主体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使算法从认知牢笼的建造者转变为真相探索的破壁人，让新闻业真正关注人、发现人、记录人、理解人、服务人。

（二） 实践矩阵：锤炼技能与业务能力

智媒时代的技术可供性正逐渐重构新闻生产的认知范式与能力坐标。记者既需驾驭智能工具的具身化操作，又要培育技术反制力以突破算法牢笼，更应构建跨学科知识网络实现认知边界延展，包括计算传播学思维、数字人文方法论以及国际传播所需的学术化外语表达能力，如计算机的数据采集与抓取、人工智能的交互设计与制图、外文文献的阅读与撰写等。具体而言，培养专业新闻工作者需要高校与媒体单位双向发力。一方面，高校应打破学科壁垒，除传统的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课程外，还应建立基于新闻传播学的能力培养矩阵，设立智能传播技术、跨媒介叙事、数字人文等核心课程以及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选修课程，促进技术工具与学术理论深度融合。技术可供性与具身认知的双向赋能，使学生在技术迷局中保持批判性介入能力。在“实验室—田野—媒体”的实践过程中，高校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学习相关技能，支持学生到腾讯、爱奇艺、快手、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参与社交媒体平台内容运营，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参与重大主题报道、深度调查报道等，了解一线的传媒生产业务，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锻炼能力。另一方面，新闻事业单位或传媒行业单位应突破科层制壁垒，构建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体系，在电视台内部或者新闻记者群中组建包含记者、编辑、主持人、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的跨职能智媒小组，在组内实现对智媒发展理念和前沿技术的及时追踪，推动新闻制作与信息传播紧跟智媒发展。除智媒小组内部沟通外，建立学术与技术结合的动态链路，定期邀请业界专家、专业学者到电视台开展交流会议，引入计算传播学年会、数字人文国际论坛等产出的前沿成果，推动最新的学术发展理论进入新闻传播领域。在智媒实践过程中，持续培养记者媒体技能，连同其他行业从业者加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沟通，实现信息共享，从而推动新闻信息以更加立体、多元、丰富、新颖、鲜活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促进新闻生产业务本土化、全球化、智能化发展。

（三） 价值场域：强化道德与责任担当

智能传播技术通过算法驱动、数据赋能，推动新闻生产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在这一深度互构的传播场域，记者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报道者，更是舆论引导和公众声音的传递者，肩负着揭露社会阴暗、揭示事实真相、维护公平正义的重任，掌握着新闻媒体领域的话语权。智媒时代，传播技术通过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多模态传播等技术集群放大了新闻事件的影响力，积极、正确、高质量的新闻媒体报道能对社会公众产生积极影响，而虚假的新闻报道则会引发不利于国家治理的舆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可见，记者提升道德与责任素养尤为重要。在国家层面，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传媒机构的监督和管理，规范记者职业操守，严厉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在社会层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应构建“价值—技术—场景”三位一体的认知体系，通过算法推荐系统，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具象经验，实现认知共振，让记者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与“发声者”。此外，社会要做好“监督者”的角色，为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记者呐喊，及时指出失德记者的不当行径，让新闻真正贴近人民，“冒着热气”。在行业层面，媒体机构应建立规范的技术应用标准，如在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新闻时，明确要求标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标识，避免因技术异化导致的信任危机。有关部门要为新闻宣传工作提供支持，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包容、高效和充满活力的新闻生态系统，如关注本地信息的智能化、数字化媒体融合平台矩阵，让记者将新闻事件转化为民生故事，真正把道德与责任、社会公义与担当落到实处，使新闻生产从单向度传播转化为公共领域的意义共建。在个体层面，记者应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内核，形成对“客观真实”“最小伤害”“公正公平”等伦理原则的本体论认同，同时在技术迭代中警惕因数据依赖导致的报道偏狭，跳脱算法热点标签，聚焦群众关切问题，将内生性的道德自觉外化为“在压力下说真话”的职业勇气，达成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总之，未来的智能媒体时代，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不仅拓展了媒体内容创作的边界，更在人机协同的新闻生产实践中为记者媒介素养提升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发展方向。从机遇看，文化多元与认知转化、技术革新与转型机遇、市场评价与伦理重构、信息圈层与传播突破等智媒生态衍生的系统性变革，以及专业知识有待扩展、技能业务有待升级、道德责任有待进阶等记者素养短板的结构性优化，呼吁记者媒介素养从媒介融合、人机协同、舆论引导等方面进行价值重塑，优化效能与拓展、驱动创新与跨越、复归专业与正义。从发展看，智媒时代记者媒介素养应在知识版图、实践矩阵、价值场域三个维度形成联动，提升专业与行业意识、锤炼技能与业务能力、强化道德与责任担当，从而推动新闻生产的专业化、智媒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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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2022LJRC01)

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项目(22JDSZKZ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