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情绪”及多维治理研究

Digital Emo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摘要

随着数字生态深度嵌入社会生活，数字情绪已演变为建构社会心态与权力关系的核心要素以及重塑舆论生态与治理措施的逻辑基础。基于数字情绪理论，结合典型案例，解析数字情绪的内在生成机制。研究发现，网民、舆论与平台之间的互动生成了数字政治情绪、数字社会情绪、数字生活情绪与数字体验情绪。要建构以“心态、符号、算法、用户”为核心的多维协同治理体系。心态建设上，努力提高民众生活幸福指数，从源头疏导负面情绪；符号治理上，既要推广积极的符号表达，又要限制负面内容传播；算法治理上，多方合力达成算法共识，实现技术应用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媒介素养上，培养用户的信息辨别能力与现实认同感，抵御情绪化信息的侵蚀。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digital emotion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research path of “Characteristics-Mechanisms-Measures”.By examining representative case，it explores the intrinsic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motions，delves into their typological structures and the negative features，and accordingly proposes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e study first categorizes digital emotions into four main types-digital political emotions，digital social emotions，digital life emotions，and digital experiential emotions-each corresponding to one of the four negative affective elements： anger，hostility，resentment，and restlessness. It then analyzes how individual emotional expressions evolve from individual emotional expressions into collective sentiments with the capacity for public opinion mobilization.Furthermore，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digital emotions follow three core features： symbolization，traffic-driven amplification，and homogenization.Symbolization manifests as digital emotions leveraging internet memes，emojis，and other symbolic carriers for cross-temporal and spatial dissemination，with their social impact amplified through the recursive generation and mutation of these symbols.Traffic-driven amplification describes how platform algorithms，in pursuit of user engagement，systematically promote emotionally charged content，resulting in a “stronger spread of anger” logic.Homogenization is reflected as how users，trapped within information cocoons，continuously reinforce emotional echo chambers that weaken public rationality and ultimately generate closed emotional resonances.Based on aforementioned mechanisms，the study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centered on“mindset building-symbolic governance-algorithmic governance-media literacy enhancement”. Mindset building emphasizes that top-level governance should address social livelihood issues and improve people’s sense of life satisfaction to relieve emotional stress at the source.Symbolic governance advocates identifying and guiding the emotional attributes of online symbols-promoting positive，healthy expressions while constraining the spread of divisive and aggressive content.Algorithmic governance calls for a shared consensus among platforms，media，and users to balanc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Media literacy enhancement aims to cultivate users’ critical information discernment and a sense of social reality，thereby resisting the erosion of rationality by emotionalized information.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digital emotions are a co-constructed product of users，public opinion，and platforms. Their governance must transcend traditional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approaches and shift toward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integrating“emotional guidance-constructive development-empowerment”.Theoretically，the study buil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viewing digital emotion as a structured process，filling the gap of existing studies that focus more on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mechanism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ically，it bridges micro-level cases and macro-level social psychology through integrative analysis. Practically，it emphasizes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providing an academic foundation and policy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cyberspace governance systems.

关键词

情感传播 / 舆论生态 / 多维治理 / 数字情绪 / 网络暴力

Key words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 public opinion ecology /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 digital emotions / cyber violence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中国居民日均互联网使用时间达5.5小时。互联网不仅是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更成为数字化生存的重要空间。基于媒介现象学的视角，互联网已成为网民生活空间的延伸和神经系统的扩展。在海量信息环境下，价值观、兴趣与情绪成为网民筛选信息、参与互动的内在驱动力。可以说，互联网已成为网民情感表达、情感共鸣、情绪传递的重要空间，其“情本体”特征日益明显。网民、舆论与平台的复杂互动产生了多样态的数字情绪。数字情绪指的是互联网媒介环境中利用不同形态的符号再现和模仿人类情绪的一种数字化情感表达^［1］。数字情绪具有两面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数字情绪的传播、扩散能够推动网红城市、流量经济的发展，营造和谐团结的舆论环境，如“淄博烧烤”“尔滨文旅”；另一方面，数字情绪的聚集和突变易滋生和助长社会怨气和戾气，锐化不同群体的对立，甚至发展为网络暴力事件。近年来，学者对数字情绪及网络暴力开展了诸多研究，主张从多个维度开展治理。而聚焦数字情绪产生的内在机理，能够为数字情绪的引导、推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学理支持。

一 数字情绪的类型分析

数字情绪由网民、舆论与平台三者复杂的互动产生。数字情绪的体验既有人类情绪的共性，又有其产生于数字空间的特性。根据数字情绪的指向领域，可将其分为公共领域数字情绪与私人领域数字情绪两种类型。公共领域的数字情绪关涉政府公信力、社会伦理道德，与网络舆论高度重合；私人领域的数字情绪则关系个体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心理感受。基于对数字情绪的归纳和总结，可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即数字政治情绪、数字社会情绪、数字生活情绪和数字体验情绪。

（一） 数字政治情绪

互联网是网民进行意见和态度表达的重要空间。无论是在网络论坛时代还是在社交媒体时代，数字政治情绪都在数字情绪中占有突出位置。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网络空间是民众利益诉求、维权诉求的重要渠道。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舆论生态的后真相时代特征愈发明显，即民众选择情感与立场，而非相信事实与真相。而社交媒体、短视频等促进了“情感政治”，围绕不同议题、话题的“想象共同体”“情绪共同体”不断产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模糊，群体动员与舆情事件常态化，“塔西佗陷阱”成为治理难题。正如Papacharissi^［2］提出的“情感公众”概念：媒体通过推特维持和传播情感，从而发展话语，由此产生的连接和表现力赋予技术特定媒介性，而这种媒介性会引发特定形式或质地的情感调谐。同时，数字政治情绪与传统的政党政治表达方式不同，更多采取文化政治的表现形式，即将特定取向的政治思想与环保、健康、性别等紧密联系，通过黏合与动员文化现象传播和推行政治议题，根据对社会事件的不同态度进行“情绪站队”，支持方和反对方分别持有不同的政治态度。

（二） 数字社会情绪

互联网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点，一度被认为是理想的公共领域。而随着网民数字情绪表达愈发激烈，互联网也成为数字社会情绪的集聚场所。围绕社会议题，如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等，数字社会情绪形成了常态化表达。当下，数字社会情绪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混淆和边界模糊。社交媒体、短视频等自媒体成为网民自我表达和利益吁求的重要渠道。在自媒体赋权下，个体的生活际遇能够通过传播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带有社会冲突标签的话题和事件易引发数字社会情绪，从而出现“围观”“吃瓜”现象。数字社会情绪对于冲突性、话题性题材的偏好，产生了大量的网络热词和网络隐喻，如“牛马”“力工”等。网络热词既是数字社会情绪的产物，又进一步调动了数字社会情绪的生产。这使得互联网协商和沟通的公共领域取向褪色，性别冲突、家庭冲突、职场冲突通过数字社会情绪得到渲染和放大，诸多社会角色被置于对立的话语体系之中。

（三） 数字生活情绪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中国网民的生活新常态。数字空间成为网民人际交往、互动交流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指的是人们生活于其中、互为主体性的社会行动环境^［3］。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共享知识库，获得对生活情境和常识的知识。而在互联网空间中，数字化极大拓展了个体建构日常生活世界的能力和空间。通过“刷屏”，用户就能够获取各种群体、各种职业的日常生活知识。而随着互联网内容生产的知识化、垂直化趋势，各种类型的日常生活知识如健康、职业、生育、理财等，都极大拓展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维度，使得数字生活情绪呈现多样态。数字生活情绪使得个体的生活情绪阈值放大，维度拓展，波动性加强。有研究指出，社交媒体语境下，健康风险体验更为逼真，健康风险扩散涟漪效应极大增强^［4］。数字空间能够显著加剧个体的焦虑等情绪，数字生活情绪的共振效应也愈发显著。

（四） 数字体验情绪

网络空间自其诞生之初，就有着轻松、幽默的特质，为用户提供休闲娱乐的体验，譬如无厘头文化、二次元文化等。随着短视频“竖屏”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交互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等信息技术创造了沉浸式的数字体验。互联网造就了亦真亦幻、跌宕起伏的数字体验情绪，给网民带来“情绪价值”。数字体验情绪既是文化娱乐方式，更有着流量经济价值。当下，数字体验情绪的价值在文旅、文娱和电商等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在文旅领域，数字体验情绪催生了“淄博烧烤”“尔滨文旅”“村BA”“苏超”等现象级流量经济。传统文化、非遗技艺等通过短视频为用户提供数字体验情绪，广受青年群体青睐。在文娱领域，数字体验情绪成为短视频产品的“深耕赛道”，且风靡海外市场。在电商领域，直播电商以沉浸式“种草”获得巨大市场份额。可以说，数字体验情绪已经成为流量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既能够满足和引领网民的审美和娱乐需求，又能够创造多种数字经济业态。

二 数字情绪的负面特征

在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的剧烈变革背景下，面对金融危机、个体困扰等风险要素，数字情绪成为网民进行情绪表达和情绪宣泄的重要出口。数字情绪有着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等诸多特征。数字情绪具有一定的暧昧性，导致其具备极强的舆论动员能力，这是数字情绪值得被关注，也值得被征用的原因所在^［5］。在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生态下，个案事件也能引发社会舆论场的共振。数字情绪既是管窥整体社会心态的窗口，同时也放大甚至扭曲了社会的负面情绪。总体来看，不同类型的数字情绪有着以下负面特征。

（一） 数字政治情绪中的怒气

情感优先、立场站队是后真相时代数字政治情绪的基调和基色。社交媒体的群体情感共振效应滋长了网络民粹主义。以法国“黄马甲运动”为代表的网络民粹主义兴起，“多数人的暴政”盛行，呈现出消解政治认同、解构权威、消弭理性等特征^［6］。网络民粹主义将舆论等同于“人民”“民意”，滥用道德审判和舆论审判，营造出“群体符号资本”。正如柯林斯^［7］在其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所言，群体符号资本遭受反对，引发群体性的正当愤怒。因而，数字政治情绪中的怒气是数字情绪中的重要负面特征。这种怒气将“官民”“贫富”“底层与精英”置于对立和冲突的叙事话语结构之中，置事实与真相于不顾。社交媒体时代的现代人更容易形成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激”为核心特征的政治心理^［8］。

数字政治情绪中的怒气不仅滋长了网络民粹主义，更通过“迁怒”增加了舆论事件的突变放大特征，使得个案事件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引发“茶杯里的风暴”，给社会治理和舆论引导带来极大压力。近年来，很多全国性舆情事件本身仅为社会治安事件，但因其能够引发网民的普遍性愤怒，故影响范围遍及整个互联网空间。

（二） 数字社会情绪中的戾气

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模糊，个体言行受到网络道德凝视和舆论审判常态化的背景下，网络空间中的戾气呈现弥漫特征。无理由谩骂、无缘由攻讦、无底线攻击的网络暴力事件屡见不鲜。譬如，女孩因染粉头发分享喜讯遭网络暴力、刘学州寻亲引发33天网络暴力、“大衣哥”遭受“黑粉”网暴4年等。有研究指出，当前网络空间中充斥各类极端案例，强化了社会的焦虑情绪，极易在群体中演化为无差别暴力^［9］。数字空间中的戾气不仅滋生了网络暴力，更有网民和自媒体刻意炮制冲突，将网络戾气“工具化”。譬如，通过自媒体煽动极端民族情绪、因亲戚间矛盾在网上“开盒”酒店入住记录。网络戾气、网络暴力为调动社会情绪，获得舆论支持，更倾向于将事件双方纳入社会冲突的原型，譬如家庭冲突、职场冲突、性别冲突等，从而激发网民的刻板印象和攻击行为，如录制短视频诬告受害人骚扰等。网络戾气的暴力化、工具化由线上向线下延伸和扩展，不仅对受害人造成了严重伤害，更透支和消解了社会的信任关系。

（三） 数字生活情绪中的怨气

日常生活世界是个体获取生活常识、适应社会生活的“知识库”，而家庭则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要场域。在网络空间中，数字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信息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社交媒体、短视频为获取流量，精准利用人性的偏见预言，量身定制“千人千面”的桥段。在短视频中，“原生家庭的痛”“婆媳矛盾”“夫妻矛盾”等内容成为流量密码。更有自媒体通过炮制各种家庭矛盾获取流量，进行商业变现。这种将生活问题简单归因为他人，符合人性的偏见预言和自我认知，通过短视频的推送营造出了数字生活情绪中的怨气。在数字怨气的推动下，产生了“力工”“牛马”等一系列矮化、丑化传统和主流价值观的网络词语。网络空间中的怨气将个人原子化、独立化，主张“断亲”“躺平”，消解个人的责任，放大自我且缩小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他者。

（四） 数字体验情绪中的躁气

网络空间为用户提供和创造多样态的体验情绪，带动了流量经济、网红城市的发展。同时，数字体验也引发了用户的负面情绪，包括相对剥夺、焦虑、亢奋等。网民通过数字空间如微信朋友圈，浏览和获取他人的生活状态，获得“代入感”。“精修”的朋友圈和他人数字形象展示助长了网民的相对剥夺感和容貌焦虑、职业焦虑等情绪。有研究指出，数字媒体加剧了社会焦虑情绪的传播与感知，包括竞争焦虑、人际关系焦虑、自我认同焦虑等^［10］。同时，企业和自媒体将“贩卖焦虑”植入流量经济，通过放大育儿焦虑、教育焦虑等来推介商品和服务。数字体验情绪作为一种快速生成的情绪体验，也易催生网民的亢奋情绪，这种情绪突出表现在金融和投资市场。网络舆情通过社交媒体影响投资者情绪和行为，进而引发金融市场波动^［11］。不少自媒体牵强附会地炒作金融和财政政策，吸引股民入市，使得金融市场和社交媒体出现风险共振现象。在金融市场中，社交媒体的信息与用户的风险情绪形成共振效应，加剧了金融及经济市场的波动性。

三 数字情绪的特征与内在机理

情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早在2 000多年前，《礼记·乐记》中就提出了“情深而文明”的论点。埃利亚斯^［12］将情感进化过程视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大规模协作的心理和生理基础，“没有个人本能与感情的沟通，不对个人行为进行某种调节，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在互联网时代和数字社会背景下，数字情绪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深刻揭示数字情绪的生成、演化过程中用户、平台与现实社会互动的内在机制和机理，人们才能更加有效地引导和规制数字情绪，使其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动力。总体来看，数字情绪内在机理有三个重要特征。

（一） 符号化

数字情绪依托数字平台，而非现实的社会互动，有着虚拟化、符号化的特征。符号化指的是数字情绪的生成、传播过程既依托数字符号，又生成数字符号，形成递归效应。吉登斯^［13］在其现代性理论中提出“脱域”概念，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媒介信息等脱域机制被吉登斯称为象征标志。数字符号成为数字情绪的象征标志，以网络流行语、网络黑话、表情包、短视频等形态出现。

数字符号有着时空脱域、突变放大的特征，这也使得数字情绪呈现“黑天鹅”的特征。符号化的突变性使得数字情绪的生成、传播风险较大，“网络社会结构处于诸多符号形态及其符号实践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之下”^［14］。这种风险包括数字情绪的不可预测性、难以理解性和边界模糊性。譬如，在“重庆胖猫事件”中，男子因情感纠纷跳江，引发大量网民为其点外卖。在“提灯定损”事件中，房东的挑剔方式，引发网民对当地营商环境和城市形象的批评。

数字情绪的符号化加剧了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与海量的信息中，为获得用户的兴趣和理解，数字情绪往往采取符号化的表达和符号化的集体记忆。譬如，将个案的冲突纳入群体冲突的解释框架，生产“力工”“PUA”等网络词语。而这些网络词语又成为新的数字情绪生成符号载体，从而加剧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数字情绪的表达过程成为各类数字符号武器化的过程，锐化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数字情绪的符号化也助长了网络攻击行为。正如柯林斯^［15］在其“暴力社会学”理论中所言，暴力情境而非暴力个体才是暴力行为的最主要原因。在数字情绪中，网民隐藏在各种网络符号和网络话语之后，个体身份和情感处于匿名和隐藏的状态，这为消除紧张性冲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网民可以通过数字符号使得情绪表达以隐喻戏谑、阴阳怪气的形态出现，或者采取网络黑话的方式表达。

（二） 流量化

随着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进步，网民在数字平台的阅读、评论、点赞、转发都以数据的形式存在。而网民的数据则成为平台提升黏性、获得流量，进而获得商业价值的“矿藏”。在数字平台的竞争过程中，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和使用率成为必然选择。在后真相时代，那些能迎合和顺应用户价值与情感逻辑的算法，更易产生用户黏性^［16］。流量作为注意力经济的“命脉”，是各平台竞相争夺的对象。数据和算法分析显示，数字情绪是重要且良好的流量密码。

数字情绪数据化、商品化后，成为提升用户在线时长和参与度的重要考量。通过调动和唤起数字情绪来获取流量，则成为平台、自媒体和内容生产者的“合谋”。平台更倾向于通过算法推荐唤起数字情绪的内容。国外社交媒体的实践证明，只要激起人们的怒火，就能提升参与度，而走中庸节制的路线则行不通。经过几个月的强化学习，算法让许多网络主播成了“喷子”^［17］。对于自媒体而言，数字情绪和极端事件成为获取平台推送和用户流量的入口。为获取流量，众多自媒体博主不惜炮制和伪造矛盾冲突，如家庭矛盾、职场矛盾等，将个体矛盾在社交媒体直播，从而获得流量，进而获取商业价值，达到“黑红也是红”的目的。

此外，数字情绪的流量化也成为微短剧快速发展的“风口”。为满足“竖屏时代”用户的情绪价值，以调动数字情绪，提供即时满足“爽感”“虐感”的微短剧迅速发展。有研究提出，在微短剧创作中，以“情感效率”为原则的标准化叙事模板正在形成1

1 张秀丽，张雪，许朦月. “即时满足”何以生成：微短剧算法化叙事的注意力触发效能研究[EB/OL].(2015-10-16)[2025-11-05].https://link.cnki.net/urlid/CN.20251016.1315.002.

。微短剧通过密集的情感冲突来调动用户的数字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以日常生活世界的家庭冲突、职场冲突等为蓝本，变异、放大多种角色冲突，将虚拟化的数字情绪扩展至现实社会生活，影响社会心态。可以说，数字情绪的流量化因其商业价值，成为平台算法、微短剧创造者和自媒体的竞逐对象，而这使得怒气、戾气、怨气和躁气以虚实相间的方式得以放大和传播。

（三） 同质化

数字情绪的生成和传播与数字空间中的心理与人格有着紧密关系。米德^［18］在其符号互动论中提出，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他人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在数字空间中，数字平台根据用户的喜好、情绪来量身定制、推送信息产品。用户基于自身的兴趣与标签获取和加入相应的圈群，习得网络亚文化的惯习。这种高度同质化的信息获取和符号互动极大增强了数字自我中的“主我”，弱化和消解了数字自我中的“客我”。正如韩炳哲^［19］所言，同质化的恐怖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数字化的互联网更便于人们从陌生者和他者身边经过，使人们陷入无尽的自我循环之中，并最终导致人们“被自我想象洗脑”。在数字自我日益强大、个人置于中心的背景下，数字情绪有着明显的同质化特征。这一同质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数字空间放大数字主我和数字情绪。用户所看到的只是自己偏见和主我的投射与自我预言实现。在日常生活中，将自身境遇归因于他者，如“原生家庭的痛”，抑或“牛马的痛”“力工的痛”；在公共社会领域，只放大自我的社会权利，缩小自我的社会责任，将社会问题代入“性别冲突”“角色冲突”的叙事；在政治表达中，主张和宣扬民粹主义，以民意和舆论进行道德审判，对于公共权力无缘由质疑和无条件否定。

另一方面，数字空间通过圈群效应同质化数字客我。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使得用户沉溺于和自身价值观、志趣相同的网络群体互相打气，在数字人格中否定异议，同质化客我。在各类舆情事件中，网民立场站队、圈层站队的效应愈发突出，无条件支持同一网络阵营的当事人。譬如，在“武汉图书馆事件”中，公正的司法判决仍不能平息舆论，反而引发部分网民对受害人的口诛笔伐和污蔑造谣。可以说，数字人格和数字情绪的同质化使得数字空间成为用户情绪的投射物和扩音器，体现不同观点和不同态度的他者被隐去和消解了。数字情绪宣泄和表达的声音越大，所能获得的回应和支持也就越多。

四 数字情绪的多维治理

正如勒庞所言：“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20］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社会的互动方式、组织方式、人格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情感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关系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西方国家，大平台公司的算法应用在获取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助长了网络民粹主义和社会的激烈冲突。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开展对网络空间和数字情绪的综合治理，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对于社会治理和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 有效心态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历史判断，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人民对于就业、住房、医疗、环保等有了更多和更美好的期待。数字情绪的负面特征与人民的现实感受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瞄准民生痛点开展精准治理，是建设良好社会心态、疏导数字情绪的首要和有效途径。所以，要针对数字情绪中的长期性和反复性问题进行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譬如，针对数字情绪集中反映的高彩礼问题，既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活动，也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婚姻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有效保障，推进社会的公序良俗成为共识和底线。针对数字劳动领域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群体，应发挥职能部门、行业组织的治理合力，设定利于各方接受的抽成比例，优化繁杂和不合理的算法设计，完善工伤和劳动保障措施，促进数字劳动者心情舒畅。

（二） 精准符号治理

数字情绪是符号表达和符号记忆唤起的过程。因而，数字情绪的治理还需要采取相应的符号治理。所谓符号治理就是要有效识别网络词语的情感和价值属性。对于情绪乐观、正向积极的数字符号，应将其广泛推广和传播。如“淄博烧烤”“苏超”“村超”等。同时，还应善于将数字符号巧妙地转化和利用。如投喂国际网红“甲亢哥”的荣昌“卤鹅哥”成为当地大力扶持、发展特色产业的数字符号资源，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情绪消极、推动对立的数字符号，应限制和遏制其传播。譬如，有网红博主炮制“苹果人”和“安卓人”等符号，推动社会群体对立，受到网信管理部门的封禁。对于类似的数字符号，应果断限制和消除其传播。对于情绪暧昧、自嘲自讽的数字符号，如“躺平”“牛马”等，应积极地引导。符号治理还应强化法治思维，对于充满网络戾气，极端性、攻击性的数字符号，要严格依照《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对施暴者依法处置。

（三） 情绪算法共识

数字情绪的流量化、商业化、算法化是数字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这一背景下，平台、自媒体和用户应该在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下形成情绪算法的共识，推进社会情感文明的进步。就平台而言，应优化推荐算法，平衡用户黏性和内容的丰富性，防止唯流量化、唯数据化。尤其需要将数字韧性、情感文明、人文情怀作为算法推荐的重要流量权重，给予优质内容更多扶持；精准识别情感宣泄、情感冲突内容，加大对情感导向失当内容的治理力度。对自媒体而言，应主动抵制“黑红也是红”的唯流量论，实现从追求数字情绪到数字情怀的跃升。要有关注社会、表达关怀的现实关照。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秉持“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人文关怀，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文旅融合等丰富实践中寻找素材、题材和灵感，从中发掘感人事迹与时代命题的契合点、共振点，将个体的情绪感动与时代的情感文明有机结合。

（四） 用户素养提升

用户的情绪喜好与偏好是平台流量的“矿藏”，每一次点赞、评论都影响着平台算法。数字情绪的风清气朗与和风细雨，离不开良好的用户媒介素养和数字韧性。在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用户应平衡现实知识获取和数字信息浏览的关系，做到“信息减肥”和“知识增量”，从阅读和深度互动中汲取知识，主动抵制浅表化的情绪价值。同时，用户还应清晰地区分数字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数字生活世界的碎片化、情绪化知识，并不能指导和取代现实生活世界知识。尤其是突出自我人格，弱化社会责任的内容，并不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用户应有意识地培育个人的数字韧性和体验深度，通过数字空间深刻体悟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手工技艺等兼具艺术性和文学性的优秀作品，在现实体验和互动中发现生活之美、文化之韵、人性之善，提升在碎片化、信息化时代的数字韧性和理性平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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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课题(TJWHSX23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