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与重建：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媒介化与城市传播

Acti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The Mediation and Urban Communication of Gansu Jiandu Museum

摘要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加速博物馆的媒介化进程。在数字社会中，博物馆越发成为连接文物实体与文化内涵的空间媒体。以甘肃简牍博物馆为研究对象，探讨博物馆在利用数字技术传播传统文化、构建城市空间中的现实作用。研究发现，博物馆借助数字技术构建了“物质—信息—意义”三位一体的阐释体系，将简牍文物转化为可交互的文化媒介，并通过线上线下协同传播，重塑市民参与文化交流的方式，推动城市“附近”关系的重建，进而在城市传播层面形成新的意义网络。未来，博物馆应在推进数字化进程中坚持文化本位，不断加强文物文化的基础研究，避免技术理性对文物本体的遮蔽；同时还需关注可能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通过包容性设计、多通道服务及线下保障，不断提升博物馆传播的可及性与包容性，从而助力传统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form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mediatization of museums has been accelerating significantly. The role of museums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for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 to spatial media that connect history with the present，as well as physical relics with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new building of Gansu Jiandu Museu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ew Museum”） officially opened in September 2023. Its core collection of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holds extremely high historical value，yet it also faces th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monotonous material of the slips and the high threshold for text recognition，making effective public engagement difficult.Taking this museum as a case study，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museums can leverag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activate traditional culture，participate in urban spatial production，and enhance urban “communicability”.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and museum institutions and urb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analysis method，integra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rom mus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and conducts its argument from two dimensions： mediatization practice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In terms of mediatization practice，the New Museum has systematical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by constructing a trinitarian digit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material-information-meaning”.Specifically，it uses technologies such as 3D scanning，interactive screens，and VR virtual scenes to convert static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into perceptible and interactive dynamic media.At the content production level，relying on digital narrative strategies，the New Museum reconstruct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rough contextualized and story-telling exhibition methods.In terms of urban communication practice，this study analyzes how museums expand urban communic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irtual-physical integration and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By virtue of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 of Matan Cultural Island，the New Museum convey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preserving classics through Jian （bamboo slips） and carrying the way through Du （wooden slips）” through architectural language. It has built a virtual-physical interwoven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rough online mini-programs，VR exhibition halls，social media，and other channels，significantly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New Museum promot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rough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forming temporary communities and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and thus enhancing urb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nnections.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ommunicability of bamboo and wooden slip culture，positioning museums as a key node of urban communication that connect the physical and virtual， as well a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However，potential risk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must also be acknowledged.On the one hand，digital narratives cannot replace the intrinsic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and must be based on solid academic research to avoid the dissipation of cultural aura caused by “technology-supremacy”.On the other hand，digital interfaces may exacerbate the digital divide，creating new communication barriers for digit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such as the elderly. Therefore，museums should adhere to a culture-centric approach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ensuring the fair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clusive design and multi-channel services.

关键词

博物馆 / 博物馆传播 / 城市传播 / 数字叙事 / 甘肃简牍博物馆

Key words

museum / museum communication / urban communication / digital storytelling / Gansu Jiandu Museum

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收藏空间，更是具有社会互动、精神交往性质的公共空间，在终身学习、科学传播、公共服务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现代城市而言，博物馆承担着增加公众联系、促进地方认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功能，是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和再造着新型城市文化^［1］。数字技术是推动博物馆功能转变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与文本深度融合，表征文化的全貌，最终形成具有真实性、阐释性、教育性、多元化、互动性等特征的文化内容^［2］。博物馆的叙事模式从原来的以物为中心，逐渐转向以人为中心，强调互动和参与。特别是增强现实（AR）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增强了个体参与、情感共鸣和多维度的文化体验^［3］。此外，博物馆还通过数字平台不断发展多方交互的公共空间，并精准触达特定人群，从而推动文化传播的细分化和个性化^［4］。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简牍以来，百余年间已有30多个批次8万多枚历代简牍出土。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中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类博物馆，存放着近4万枚简牍。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设立的甘肃省博物馆汉简整理研究室，后于1986年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扩大为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2012年，甘肃简牍博物馆正式建制。长期以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处于“有馆无舍”的状态。2017年，甘肃省立项建设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以下简称“新馆”），馆址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马滩文化岛，2019年9月开工建设。2023年9月，新馆建成并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成为甘肃省内一座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宣传、教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共文化空间。简牍反映了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丝路风情、边塞生活等，文化价值重大。但是，简牍由木片或竹片制成，造型单调，且记载的文字识别门槛较高，传统的陈列展示无法激活简牍蕴含的文化意义，难以与公众形成可沟通的文化意义空间。为破解这一难题，新馆利用数字技术，设计了形式丰富的数字叙事内容，激活了沉睡千年的简牍文物。

一 数字叙事：博物馆媒介化与可沟通性

（一） 博物馆的媒介化

传统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是收藏与展示，其中的馆藏文物被视为历史和文化的直接载体，其学术价值主要通过展板文字和导览解说呈现。其传播重视文物本身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但也存在传播方式单一、公众参与度有限等问题。随着公众需求的演变，仅仅展示文物不足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现代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的“记忆容器”，逐渐从传统的文物收藏与展示转向知识生产与公共传播。其中，数字技术为博物馆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一些博物馆越发注重文物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通过数字叙事（digital storytelling）的方式重新组织历史资料，为公众提供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

数字叙事创设了具身化、情境化的参与式体验，为博物馆从知识传递到意义共建的深层传播提供了支持。数字叙事同时也是一种出版方式，能创造、传播和实现文化价值^［5］，数字叙事重构了文物展览的逻辑，打破了原有物理空间的限制，强化了公众的参与互动和情感体验，构建形成了“人—物—媒介”的新型传播关系，助力传统文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展示，让文物和文化一起“活起来”^［6］。作为一种具体的叙事方式，数字叙事包括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电影或音频，也可以涵盖除了通过联网计算机外其他媒介都无法呈现的叙事^［7］。借助这些叙事形式，博物馆不仅能给公众提供更多丰富的文化内容，也能有效提升自身“传播、展览、教育及研究”的文化职能^［8］。近年来，数字博物馆建设如火如荼，它们运用数字叙事构建虚实交融的空间，编织复杂的意义之网，把自身打造成为沟通古今的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互联互通的智慧空间^［9］。

（二） 博物馆的可沟通性

城市传播中的可沟通性与博物馆学的可及性有很多相通之处。通常来说，从地理网络、信息网络、意义网络三个维度来测量一座城市的可沟通性。地理网络即城市实体空间的面对面交往与聚合，体现了传播的空间性；信息网络即城市各类虚拟平台的社会交往、公共参与等，体现了传播的社会性；意义网络即城市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共享与认同，体现了传播的象征性。这三重网络相互重叠、相互影响，以实现多元融合、时空平衡和虚实互通^［10］。博物馆是城市传播的基础设施，在这三个维度上均能够促进城市的可沟通性：博物馆是城市内部重要的文化空间，是城市交往的重要场所，是城市文化意义的生发地。

随着新博物馆学的兴起，博物馆传播由物到人的转变隐含着可沟通性理念。例如，201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曾把“museum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作为年度主题，这一倡议直接点明了博物馆藏品在构建文化连接中的核心作用——它不仅强调博物馆作为历史见证物的保存者身份，更通过展陈叙事将过去与当下、不同群体之间串联起来。由此可见，博物馆学领域早已内嵌了连接与沟通的深层意涵。博物馆陈列的核心特性便是意义沟通^［11］。博物馆不仅仅是平台、媒介，它还是一种主张、一种理念和一种行动^［12］。

在数字时代，博物馆已突破实体场域的局限，成为打通现实与虚拟新的文化空间。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文物、文化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在本质上建构了一种中介化的城市传播机制。甘肃简牍博物馆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激活简牍文化、引发公众互动、创造公共空间从而增强城市的可沟通性，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 文化激活：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媒介化实践

（一） 技术赋能：从文物到可沟通的数字媒介

对简牍而言，其天然存在源于自身特性的可及性困境。首先，在物理与感知层面，简牍作为竹木材质的文字载体，其固有的形态、质地与色彩均较为单一，缺乏如青铜器、瓷器等文物所具有的视觉丰富性与装饰性。其信息呈现方式高度依赖静态文字本身，在习惯于动态、多感官刺激的当代公众面前，先天缺乏快速吸引注意力的视觉元素，难以满足现代博物馆体验对沉浸感与互动性的需求。其次，在展陈与阐释层面，为保护脆弱文物，简牍常被置于低照度环境中并以片段化的形式展出，这进一步限制了公众对这类文物本体的感知。此外，许多简牍历经千年之久，已呈残断、缺失的状态，这不仅造成物理形态的破坏，更导致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叙事语境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其难以仅凭简牍文物或是展牌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也极大地增加了公众理解其文化内涵的认知负荷。

面对上述困境，新馆在展陈上努力为简牍提供关键的实体传播空间，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成为破解上述困境、增强简牍社会可沟通性的重要手段。在具体建设中，新馆对馆藏的部分简牍文物进行三维数字化扫描采集，不仅构建了永久性的数字档案，更通过微信小程序向公众开放高清图像，使简牍的文字笔锋等细节得以清晰呈现，极大拓展了文物本身和公众感知的“能见度”。在此基础上，新馆还运用短视频、3D动画、交互屏幕及数字游戏等多模态技术，将静态简牍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动态叙事媒介，有效激活了文物背后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内涵，实现了从实物保护到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

居延里程简和悬泉里程简是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实证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关键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简牍原文仅以文字形式罗列驿置名称与里程数字，这种文本的抽象性与非空间化特征，使普通公众难以理解丝绸之路的空间格局与地理尺度。为此，策展团队围绕这两枚简牍专门在第二展厅“简述丝路”中开辟“路在何处”的展示单元，构建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的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提取里程简中的关键地名词汇，结合历史地理考据成果与当代数字地图数据，开发出“丝路里程可视化平台”。公众从里程简所记载的五段驿路中任选一段，大屏即动态生成高亮显示的动画路线。此外，公众还可以随意选择马车、火车、汽车、动车乃至飞机等不同时代的交通工具，平台会自动计算出利用该交通工具完成这段古道旅程所需的时间。这一设计巧妙地将抽象的历史里程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体验与时间对比，不仅直观地再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更通过跨时代的对比，引发了公众对历史行程效率与现代交通发展关系的深层思考，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这两件珍贵简牍与公众之间的“可沟通性”。

在第三展厅“书于简帛”中，策展团队以书法艺术为线索，将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四时月令》高清投影于数字大屏。公众可以点击任意一个汉字，放大查看其笔锋细节及字形流变，从而深入理解汉字书写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细节。此外，展厅内还专门设置了数字放映空间与互动书写空间，公众可以通过数字大屏集体观摩《元致子方书》的书法动态演示。观摩结束后，公众可移步至互动书写空间，席地操作电子屏临摹字体笔触，并实时投射于大屏之上，形成基于数字介质的群体书写现场。此类交互情境不仅化解了简牍文字本身的识读门槛，活化了简牍上的“复杂”文字，更在参与中强化了公众对简牍书法艺术的认知和理解。

在第四展厅“边塞人家”中，智能化玻璃柜内存放着一件名为《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的檄，该檄记录了候史广德边塞戍守的不力。公众通过点击玻璃柜上的屏幕，可以选择放大查看檄上的文字、檄的制作过程、此檄的出土背景等。在介绍“檄文”这一文书形式时，屏幕上还放映了《三国演义》中《讨曹操檄》的片段，更加通俗易懂地对檄文进行了解释，构建起“法律文书—文学演绎—视觉艺术”的互文展示网络，加深了人们对檄文的理解。

新馆的数字化实践，是将文物及其所处的历史场景“再媒介化”的一种尝试。“物质—信息—意义”三位一体的数字阐释体系，不仅激活了简牍文物本身的视觉与语义潜能，更重塑了公众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在这一体系中，简牍不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可交互、可探索、可共情的文化接口。

（二） 内容生产：叙事重构与文化价值的新阐释

在博物馆传播中，多媒体共同协作意味着通过整合不同的媒介资源和技术手段，创造一个综合的、互动的传播环境。这一协作方式能够更好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提高传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数字技术能够弥补简牍静态的媒介特性，借助数字叙事，打造动态化的展陈空间，是增强简牍可沟通性的重要手段。相较于传统叙事，人们更易受数字叙事内涵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所影响^［5］。展陈空间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场所，更是构建情境、激发公众深层次思考的空间媒介^［13］。这种情境构建不仅增加了公众的文化参与感，也延伸了文化传播的深度。

例如，“边塞人家”展厅通过动态化、场景化的展陈设计，将简牍中抽象的文本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语言，实现了历史信息的精准复原与沉浸式传播。该展厅以出土于西北边塞的简牍书信为核心线索，运用动画复原、影像互动等技术手段，系统呈现汉代边塞的地理风貌、民生百态与行政体系。《尹衡致伟卿书》中“塞上诚毋它可道者”的慨叹，通过动画与影像资料的动态演绎，直观呈现了戍边生活的孤寂；《元敞致子惠书》中借裤的窘迫场景，则以写实动画结合出土实物的展示，凸显出边塞物资匮乏的生存实态。展厅还设置“夜采胡芋”数字互动装置，引导公众通过触屏操作触发由简牍内容生成的微场景动画，使汉简记载转化为一目了然的动态影像。在叙事策略上，该展厅采用“宏观主题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的展陈逻辑。在“君子之役”单元，《习致君书》所载边吏考核制度通过影像剧场得以复原，公众可借助弓箭道具模拟汉代“秋射”考核场景，体验拉弓射箭的戍边训练；而“巡守一方”单元则依托《守尉致掾书》内容，配合简笔动画再现汉塞边关的行政运作实况。这种以数字技术解构简牍文本、重构历史语境的展陈方式，不仅突破了传统文物静态展出的局限，更通过多模态叙事手段建立起公众与历史的情感联结，促成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的有效对话。

新馆还进一步深化空间叙事维度。展览空间作为多元媒介复合体，既能呈现时间的历时性，又能体现空间的同时性，不同的空间序列编排使得展览叙事不仅有线性结构，还能实现不同的结构关系^［14］。例如，“简牍时代”展厅第一单元“何为简牍”中，展厅入口有一面巨大的电子屏幕播放短片《简牍的魅力》，同时配合以五位正在制作简牍的人形雕塑，完整呈现简牍制作流程，构成了一个具象化的工艺空间。步入“简述丝路”展厅，地面铺设的长安城与丝绸之路商旅的3D动画随公众移动而激活，立体的长安城门开启，西域商队向西行进，使公众仿佛化身丝路行者，亲身感受“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历史画面。在讲述“解忧公主”和亲时，展厅特地开辟出一块长方体空间，解忧公主的蜡像站在其中，配合背后的3D动画展示公主出长安城和亲的场景，更能让公众产生对解忧公主和亲千里旅途不易的理解，也能更具体地感受两千年前一名女子的家国情怀。

形象化、故事化与情境化的数字叙事，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简牍这类静态文物的认知与体验。数字交互与沉浸特性显著激活了简牍文化的传播力，引导公众在游览过程中通过特定的互动接受文化熏陶，并进行社会交往。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对数字技术可供性的挖掘，更印证了其生产文化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潜能。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运用，甘肃简牍博物馆使简牍真正走近公众，丰富公众的精神世界，推动简牍文化在当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

三 重建附近：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城市传播实践

（一） 虚实融合：可沟通的城市文化空间

博物馆选址意味着空间位置的分配，空间的意义召唤结构亦由此开始确立^［15］。新馆所在的马滩文化岛是兰州文化与旅游的中心地带。其选址不仅占据兰州文旅版图的重要节点，更以近3.8万平方米的建筑体量深度参与并重塑了城市的文化肌理。新馆通过系统化的展陈与阐释策略，将简牍文物转化为可感知的公共文化资源，使尘封的丝路记忆成为构建当代城市认同的重要媒介，从而在河西走廊的历史纵深与黄河之滨的地理现实之间搭建起一个文明对话的实体空间。

作为一座具有明确媒介属性的实体空间，新馆的馆舍整体为棕色调，从简牍文物、象形文字、汉代建筑遗韵、传统空间模式等元素中提炼文化符号并进行现代转译，建筑形体简洁有力，旨在传达“简以承典，牍以载道”的深刻立意。主入口整体呈圆弧形，体现开放包容的姿态。景墙由三种颜色的花岗岩拼接而成，表面错落着大小不一的汉字。景墙上的简牍文字看似随机排布，但仔细辨识，可以排列出“博物君子”和“格物致知”两个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词。靠近景墙的围墙设计从细部形态到构件角度均与整体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延续了建筑立面竖线条筑“简牍”元素，使物质载体与文化内涵形成多维度对话，让建筑、简牍和公众之间产生沟通，相通相融。

数字时代，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将原来彼此分割的实体城市系统与虚拟城市系统勾连在一起^［16］。数字技术为博物馆在线上与线下搭建空间均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便捷，博物馆城市空间的生产也不再拘泥于线下空间。发现、收编、利用现代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碎片空间成为博物馆传播转向中一种必要且迫切的选择^［17］。新馆通过虚实空间的拓扑互嵌，实现了从物理容器到文化场域的范式转换。例如，在“简牍时代”展厅中，公众扫码即可进入虚拟现实（VR）简牍发掘现场，并幻化为数字分身，在这一虚拟空间内互动。新馆基于微信公众号开发了自己的数字展厅小程序，汇聚简牍馆藏中的数字化信息，以多媒体形式对藏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解读。除此之外，在小程序平台上还打造了虚拟展馆，公众可以通过手机端和个人电脑端参观。其中，每个线上展厅章节还包含互动问答。游戏通过或答题完成后，公众还可以收到精美的电子明信片或徽章。

线上展馆打破了文物所在博物馆的空间壁垒，让文物在“活”起来时突破空间的束缚，并以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传递历史文化，增强了文化遗产与社会大众的互动性和亲密度。这一实践深入到公众随身携带的移动终端，可以显著提升公众的参观体验效果和满意度^［18］。

此外，新馆还通过多个渠道提高自身的可见性，增强与公众的沟通性。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推出的《简牍探中华》节目，全网累计收获热搜热榜401个，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累计超12亿次，全网视频播放量超1.1亿次。其与新华社合作，结合重要节点和热点，以图文、音视频等多种形式，推出系列报道，并在多家权威媒体平台刊发文章，揭开了简牍这一“冷门绝学”的神秘面纱，推动简牍走进千家万户^［19］。

通过战略性的城市选址、蕴含深意的建筑语言以及前瞻性的虚实融合实践，新馆不仅重塑了兰州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当代数字身份，更将文化遗产传播有机地嵌入城市生活之中，成功实现了地方性知识的现代转化与广泛传播。

（二） 参与式传播：社教活动与市民互动

在当代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除机构主导的传播活动外，市民作为文化主体的参与式传播同样构成关键维度。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20］。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其重要功能在于促进市民交往、构建城市对话空间。随着新馆备受关注，其逐渐成为小红书上的本地打卡热点，用户生成的打卡内容通过算法推荐进一步触达更广泛的市民群体。

新馆四楼设置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心也是这一功能的具体承载，其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涵盖节日主题、主题文化、志愿服务与学术交流四大类型，形成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参与式传播体系。以节日主题活动为例，甘肃简牍博物馆在“大雪”节气时曾开展“万物始冬藏，简牍话情长”活动，市民直接参与写简牍、捏泥塑、颂冬诗等具体项目。通过这类活动，市民形成临时性社群，大家在情感互动与意义共享中构建起连接市民、博物馆与简牍文化的“互动仪式链”。博物馆还和高校联合开办“兰山论简”读简班，以学生为主体，同时吸引其他机构研究者参与；与中小学签订馆校共建合作协议，策划开展“黄河文化”主题研学课程^［21］；与地方电视台联合招募“小小讲解员”，将青少年纳入博物馆文化传播网络。这些更广泛意义上的实践，有利于推动城市空间的可沟通性建设。

甘肃简牍博物馆作为公众脑海中的表征空间，碎片化地穿梭、保留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公众可能仅仅因为共同点赞、共同关注而产生联系，生产出流动的社会关系。空间关系的流动一方面带动了公众注意力的流动，并为其提供了一套彼此互联互通、融合虚实空间的信息网络，另一方面又通过分享、点赞、评论等方式激发了公众的表达欲望^［17］。同时，作为城市空间媒介的甘肃简牍博物馆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还逐渐成为多方交互的公共空间。由此，简牍文物的可沟通性乃至整座城市的可沟通性均极大增强，公众和博物馆一起成为城市传播体系的重要节点。

四 总结与反思

当前，数字技术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核心驱动力。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的数字叙事技术让简牍历史、简牍故事、简牍文化跃然于数字界面之上，生动地传递了中华简牍优秀传统文化。新馆数字技术的交互特性，不仅仅是对简牍内容的表征，更作为一种媒介机制，深刻影响了公众的参观行为与社会互动，促使他们在交往中建构情境、共享意义，从而显著增强了简牍文化的可沟通性与传播活力。线下社会教育活动与互动展陈成功吸引公众参与，使博物馆成为连接公众、促进城市文化沟通的重要空间。由此，博物馆不仅在实体层面激活了城市本地的文化空间，也在虚拟维度上编织出以简牍文化为纽带的社会意义网络，进而强化了城市文化认同与社区归属感。

在肯定博物馆数字化赋能成效的同时，也需保持足够的警惕。首先，应明确数字叙事只是文化传播的辅助形式，不能替代简牍文物自身的本体价值与文化灵韵。数字化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对简牍本身的系统整理、释读与深入研究。因此，博物馆必须将更基础的学术研究工作置于核心地位，不断挖掘更多、更新的简牍历史与文化内涵，避免陷入“数字技术至上”的误区。其次，博物馆数字化改造带来越来越多的数字接口与数字叙事创新，公众在游览过程中需要扫码、点击屏幕等操作才能获得更好的文化体验。这对于数字弱势群体来说，反而有可能加大获取简牍文化的难度，数字技术可能导致新的“不可沟通性”。因此，博物馆在数字化的进程中也应考虑数字鸿沟的风险，提供更优化的文物展示，开展足够的线下文化活动，尽可能地将更多群体纳入简牍文化的意义共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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