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Use on the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摘要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网络政治参与合情合理、积极有效。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群体，其新媒体赋权表达兼具权益诉求正当性与非理性参与风险的双重特征。通过建构三元交互决定理论分析框架，引入“内在个人”“外在环境”变量，探究新时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对其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媒体使用呈现高强度、高依赖特征，其依赖程度与使用频率是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且该影响显著受其新媒体使用动机等个人要素主导。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受内在个人因素影响的突出特点，还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行为的深层原因，为合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提供借鉴。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ew media has become a key force in shaping the “networked public” through its unique affordances， leading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platforms such as Weibo and WeChat to “empower” their expression and safeguard their rights. However， this quasi “forced self exposure” mode of participation entails inherent uncertainty and may lead to governance risks. To address this key issue，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heory of 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 to examine how new media use influences the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correlation mechanism between new media behavio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We collected 610 valid questionnaire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on-site surveys at two major labor markets in Xi’an and online surveys distributed via active QQ groups of migrant workers.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exhibit a high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new media， and that both the frequency and degree of this dependence are primary drivers of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otably， in this process， personal factors such as media literacy and self-efficacy play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role tha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which explains the root causes of irrational online behavior，bu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knowledge gap theory is weakened within the advanced new media ecosystem.These findings call for attention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to the demands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In general，the study reveals a uniqu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new media shap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refines the “media mobilization”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marginalized groups， and confirms its potential to promote rational participation. This provides empirical pathways to help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to social governance，express their rights and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 society，thereby stengthening the prevention of governance risk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新媒体使用 / 新生代农民工 / 网络政治参与 / 三元交互决定论 / 使用与满足 / 社会资本 / 媒介依赖

Key words

new media use /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 / use and gratifications / social capital / media dependency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核心在于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表达与有序政治参与是实现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环节。传统经验认为，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公共事务更多偏向精英群体，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尤其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而言，参与渠道更是匮乏。但是，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拥有“固续、复制、延伸、检索”四大可供性，可以塑造出全新的“网络化公众”^［1］。这类公众拥有更直接、更自由的参与权和表达权，将互联网与公共事务参与结合不断加深，愈来愈习惯通过智能终端参与公共事务，其中的数字化、智能化也使得网络参政议政成本不断下降，范围不断扩大，最终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突破结构性限制的赋权工具。

在此背景下，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更多只能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用的“赋权”效应才能发布自己的“新闻”，引起社会舆论关注^［2］，进而争取和保障自身权益，这不仅成为农民工通过网络社会参与融入城市并与城市建立联系的关键环节与重要过程^［3］，还有可能显著影响其生活状态、情感状态及思维方式^［4］。所以，新媒体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媒体形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平台支撑和形塑作用，是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

新媒体技术赋权虽拓展了治理参与维度，但其自发形成的被迫自爆的网络行动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给当前的社会治理带来风险，不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此类风险，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新媒体使用技能的提升，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提高中国民众的数字技能水平^［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丰富公共文化供给，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鉴于此，如何通过新媒体使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政治参与，进而促进其权益和诉求的合理表达和社会融入，是学界和业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对现实背景与已有文献的考量，探究新媒体使用如何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政治参与，特别聚焦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使用行为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影响机制，从而对促进其权益合理表达、社会融入及防范治理风险提供对策建议。

一 研究基础与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表现为“媒介动员论”与“媒介抑郁论”两种观点。媒介动员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亨廷顿指出：“社会动员会引起群体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变化，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而大众媒介则是社会动员借助的重要工具和渠道，它扩大了民众的政治意识，提高了政治期待，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渠道。”^［6］这一观点放在当下可以理解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改变了以往单向的传播方式，使得传受双方实现了双向互动，这会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政治参与度。首先，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推动农民工群体社会交际^［7］、城市融入^［8］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新媒体接触对民众公共议题的讨论具有正向影响^［9］；其次，新生代农民工表达意愿整体较强，呈现出“人际渠道—新媒体—机构渠道”递减的差序格局^［10］；再次，新生代农民工对国家法律和社会准则的了解程度均高于前代农民工，更愿意主动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11］。进一步研究表明，陌生环境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借助新媒体获得信息、进行交往、获取社会资本，并将其视为“弱者的武器”，在争取舆论关注、社会同情及法律援助等外部资源中发挥作用^［12］。此外，还有研究将新媒体使用与传统媒体使用相对比，发现前者对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不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非取代关系，而是迭代与互补关系，传统媒体在提供政治信息方面仍有作用^［13］。

媒介抑郁论则持消极态度，认为尽管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加，但数据显示全球范围的投票率等参与行为却显著下降。民众使用互联网的时间愈长，其政治参与程度愈低。1977年，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斯迈思提出“受众商品论”，揭示了媒介通过吸引受众注意力，将其转化为商业资源的运作模式。延伸到政治参与场域，便可以看作是一种“负向削弱论”，互联网使用挤占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导致社会资本下降、政治注意力分散，进而引发“政治冷漠”^［14］。同时，现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造成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使得网络政治参与趋于失衡，并加剧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平等^［15-16］。在不发达国家的偏僻地区，数字鸿沟剥夺了弱势阶层的信息获取权。此外，民众通过新媒体可以便捷地获取政治新闻信息，但是网络上存在大量负面消息，受自身政治文化水平等因素影响，这些反面报道将会影响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行动，甚至引起非制度化的参与行为。

“互联网时间替代假说”进一步解释了媒介抑郁论的表现特征和作用机制。帕特南认为，新媒体的便捷虽然能够刺激那些平时较少关注政治的普通人进行政治参与，但是对于那些拥有更高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优势的人会产生更积极的作用，这种“参与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现有的社会不公。此外，威尔海姆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民主政治发展是一种福音，但是数字鸿沟的存在势必会造成参与的分水岭，对于那些低收入者以及年龄较高的民众不公平，这意味着众多难以接触互联网的弱势阶层处于政治信息获取匮乏之中，不能在获取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准确的政治判断。

进一步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的频率和时间对民众参与具有抑制效应，人们将较多时间投入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这会挤用现实的社交生活，导致现实生活中人与社会的冷漠，从而导致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积极性降低^［17］。新媒体的匿名性等特点，极易导致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摆脱现实规范的条件下产生放纵个人的行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出现利用网络进行虚假信息发布、盲目参与公共焦点话题的讨论。同时，由于新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容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媒体视域下进行网络政治参与时产生“群体极化”、民粹主义及政治煽动等非理性行为，从而危害国家政治稳定^［18］。

以上研究均可视作学界对媒介抑郁论的细化拓展与机制补充，其中“负向削弱论”从政治经济剥夺视角，聚焦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直接冲击，解释媒介使用如何引发“政治冷漠”，是媒介抑郁论在政治参与损耗路径上的具体阐释。“互联网时间替代假说”则从社会群体差异视角，揭示新媒体使用对不同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非均衡影响，深化媒介抑郁论中“参与度下降”的分层逻辑。最新的研究延伸至行为后果，剖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公民现实社交、理性参与的抑制，以及匿名性、信息特质引发的非理性参与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尚没有解决公众理性进行网络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要素和作用机制问题，并且缺少从宏观影响要素到微观个体行为的内在机理分析。由此，本文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新媒体合理积极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动因，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媒体使用中的个人要素、与他人关系和外在环境中的哪些要素会综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政治参与？这些要素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的哪些方面产生影响？

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社会认知论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主观个体要素和客观环境要素相互作用从而导致某种实际行动的研究中。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岀的三元交互理论认为，行为因素、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之间互为因果。在行为内部，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是以彼此相连的决定因素产生作用的，三元要素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和决定关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三角关系^［19］。三元交互理论是社会认知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旨在验证和解释个体行为，提出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和个体行为三者相互联结、相互影响^［20］。在个体的行为起因问题上，班杜拉反对极端的环境绝对论，认为在环境和行为之间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因素——主体。在这三者之间，每两者都具有互动关系^［21］。具体到本文探究上，三元交互因果关系可以进一步阐释内在个人要素、外在环境与行为三者之间关系的特征及作用，即两两作用而产生最终行动，从而明确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的动机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认知论虽然指出了三元交互因果关系，但它支持对所述三方关系进行拆解和选择性研究，并非一定要对所有存在于系统中的关系进行毫无遗漏的分析。

（一） “使用与满足”和网络政治参与

卡茨认为不但要关注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还要关注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首先，人们从媒体获得的满足不仅限于使用媒体后从媒体内容中得到的感受，而且包括在媒体的接触和使用过程中就已经有了满足感。其次，在新媒体的使用中，人们获得满足的还有自己在使用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未知需求。最后，新媒体满足了人们贡献与共享的需求。“使用与满足”理论以受众行为为研究核心，强调受众需求及其选择能动性对传播效果的制约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下，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得到了深化与发展。从此角度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研究可以从其使用媒介的动机偏好展开。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使用以人际交往、信息获取和休闲娱乐为主，例如，手机QQ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一项基本互联网应用，满足了其在陌生城市中交友和维护关系的需求，对他们来说，新媒体的使用目的不仅是扩展社会关系，更是为了信息获取与游戏娱乐^［22-23］。有研究发现，信息型使用互联网与政治参与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社交娱乐型使用互联网与政治参与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新媒体使用动机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

（二） 感知价值与网络政治参与

感知价值主要指人们对于产品包含价值大小的评价，这种评价通常是主观化、个性化的^［23］。人们对于产品使用的选择通常是基于多因素的考量，其中感知价值是较为关键的因素之一^［24］。例如，有学者发现农民工对于微信公众号的使用受到对这一技术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显著影响^［25］。而在使用新媒体的过程中，人们会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这一过程会增强对于产品的感知价值^［26］。人们可以从网络政治参与中获得不同的价值，从而对新媒体产生更强的依赖，并为此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这种投入最终会强化用户与新媒体的联结，使用户产生亲切感和依赖感，形成长久稳定的联系^［27］。从这一角度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研究可以从其使用媒介的时长与频率展开研究。另外，已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行为中，媒体的使用时间长短、使用频次等对其利益表达具有显著影响^［28］，新媒体使用频率对民众的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29］，互联网使用频率高的民众了解更广泛的时事资讯，并通过网络平台与政府进行互动^［30］。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新媒体使用频率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

H3：新媒体使用时长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

（三） 社会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

帕南特以社会资本为分析工具，认为网络社会交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又会影响政治参与，积极的网络社会交往会扩大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从而促进自身的政治参与水平。相关研究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获得意愿较为强烈^［17］，并且使用互联网对提升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具有促进效应^［31］。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新媒体关系网络规模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政治参与。

（四） 媒介依赖与政治参与

媒介依赖理论认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在社会上获得用户认可后，受众就与媒介之间形成了一种或强或弱的依赖关系。媒介的影响力取决于其是否能最大程度满足一个人的需求，媒介传达的信息对一个人的帮助越大，那么这个媒介的影响力也就越大。近些年，不少农民工借助短视频等新兴媒介构建身份、产生认同^［32］，甚至逐渐加快其城市融入速度^［33］，对新媒体的依赖程度较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新媒体依赖程度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政治参与。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与研究样本

为保证调查样本的广泛性，本文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时间为2022年12月至2024年3月。线下调查选择在西安市人流量较大的两个劳务市场进行，总计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4份。为保证线上调查样本的有效性，避免样本服务带来的偏差，将问卷星链接发放至多个运行体制较为完善、活跃度高、群内总人数及在线人数都较为可观的农民工QQ群中（如“西安农民工找工作群”等）。选择该类社群的原因在于群内年轻人多，群活跃度高，且主要汇集了全国其他省市地流入西安的年轻农民工，样本具有代表性。同时，为保证线上回收样本的有效性，在样本回收结束后，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控制变量结果进行一定筛选，线上总计回收问卷500份，有效问卷496份，最后得到线上与线下有效问卷共610份。

（二） 变量及其测量

1 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

本文因变量为网络政治参与，主要从网络信息获取、网络意见交流表达、网络行动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测量采用五级量表的形式进行选择，根据符合程度，分别赋值1～5分，分数越高，表明此题项越符合受访者实际情况（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

2 自变量：新媒体使用

对于新媒体使用的测量分别从新媒体使用时长、新媒体使用频率、新媒体使用动机、网络关系网规模及新媒体依赖程度五个维度进行测量。前四个维度分别设置单项选择题，受访者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此外，本文还将人口学变量纳入测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所处行业、婚姻状况、在城市工作时间、政治面貌等。

四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信度、效度检验

根据问卷结构，对新媒体使用、网络信息获取、网络意见交流表达、网络行动四个维度的主观问题进行信度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问卷每个主观问题的信度系数值α都大于0.75，且总量表的α信度系数为0.896，表明问卷设计以及结果具有可靠性和内在一致性。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82>0.8；Bartlett球形检验中概率值为0.012< 0.05，表明整个问卷具有良好效度。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回收的有效样本进行数据统计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59.2%，略高于40.8%的女性占比；年龄在31~45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有效样本的31.5%，“80后”农民工占比略高于“90后”农民工；月均收入在6 000~8 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最多，占比36.2%，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下及10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最少。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全职工作，占比68%，从事行业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对受访者的婚姻状况统计发现，73.3%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未婚人数仅占少数；30.3%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在6～8年，且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越来越长，很多人选择在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中大多政治面貌为群众，占比65.6%，这一情况基本符合研究预期。

对新媒体使用各变量的频率频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新媒体使用时长较长，其中单日使用时长6小时以上的人数占52.1%；使用频率中，3～5次的人数最多，占27.2%；使用动机方面，用于社交联络的人数最多，占35.9%；多数人的关系网规模处在100~300人间。

对新媒体依赖程度及网络政治参与进行均值分析，发现新媒体依赖的结果均值较高。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虽极度依赖新媒体，但遇到问题并不会急于从新媒体上寻求建议，并且对新媒体上的各类观点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

从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分维度考察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从互联网上搜索、浏览社会热点新闻；在网络上进行意见交流表达的意愿均值一般，总体处于“一般”和“经常”之间；网络行动意愿较低，总体均值最低，处于“一般”和“经常”之间，尤其对参与社群组织的抗议活动和政府意见征集活动持消极态度1

1 具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

（三） 相关性分析

为探讨不同解释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变量类别采取不同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

首先，鉴于使用动机为无序多分类变量，为探讨分析使用动机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情况，采用卡方假设检验分析来验证数据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渐进显著性为0.138>0.05，并未呈现出显著性，说明新媒体使用动机与网络政治参与变量没有呈现出显著性相关，新媒体使用动机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其次，使用频率、使用时长和关系网络规模为定序变量，故利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法分析变量之间相关性。表2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新媒体关系网规模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可以进入回归方程进行进一步分析。

最后，新媒体依赖程度为定距变量，故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验证其与网络政治参与各维度的相关性，表3结果显示，新媒体依赖程度均与网络政治参与各维度显著相关，可以进入回归方程进行进一步分析。

（四） 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层级多元回归方法，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逐级带入回归方程构建模型1和模型2，观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实际影响。在构建相关模型时，对定类、定序变量做了哑变量转换，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分析结果保留具有一定显著性的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月收入（4 000~5 999元）、职业（其他）、外出务工时间（6～8年）、外出务工时间（8～10年）、外出务工时间（10年以上）均对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月收入（4 000~5 999元）显著负向影响因变量，其余呈显著正向影响。

在将自变量新媒体使用的相关测量维度纳入回归模型后，月收入（6 000~7 999元）、月收入（10 000元以上）、受教育程度（大学本科）也对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呈现显著影响。其中月收入（6 000~7 999元）、月收入（10 000元以上）为显著负向影响。

具体来看，在新媒体使用的测量维度中，使用频率（8～10次）、新媒体依赖程度对因变量呈现显著影响。假设H2、H5通过验证，其余均没有通过验证。具体而言，当新媒体使用频率为8~10次时，农民工表现出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更高；此外，新媒体依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新媒体依赖程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五 结论与讨论

新媒体使用对公众行为的影响主要有媒介动员和媒介抑郁两种倾向。本文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的理论视角，探究了新媒体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媒体依赖度越高，其网络政治参与的倾向越明显；其次，新媒体的使用频率越高，其网络政治参与的倾向也越明显。

在媒介使用类型维度上，以往研究更多呈现出农民工群体对新媒体的社交性和娱乐性使用，并验证媒介作为“弱者的力量”的赋权功能和动员机制。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使用更多体现为服务类和社交性使用，并表现出理性认知和有限行为。例如，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依赖度很高，但是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进行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很少有采取网络行动的意愿与具体行为。这一发现与“时间替代假说”的观点类似，而与“媒介动员论”的观点有所差异。这可能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媒介素养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工具使用和理性表达意愿的提升，也与现实层面农民工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和综合治理成效有关。当然，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政治效能感不高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媒介使用时间维度上，以往研究更多显示出使用时长、频率和关系网络规模的影响力，本文更直接发现了媒介依赖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且这种影响相比以往研究更多体现出正向效应。这说明个人要素在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效果更大、更明显，这可能与新媒体发展形态与用户适应的阶段性有关。一般来说，作为新技术代表的任何一类新媒体，在其发展初期更容易导致受众的过度使用和沉迷，形成类似手机成瘾等社会性问题，但当新媒体进一步社交化、功能化和平台化以及随着受众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则会更多显现出赋能优势。同时，这也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相关。一方面反映了这一群体对新媒体技术的依赖与熟练使用；另一方面体现出社会发展与人的需求不断倒逼新媒体技术的创新扩散，从而使新媒体在社会治理层面发挥更为正面和有益效用。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社会群体对个人因素和环境感知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基于个人因素去使用新媒体实现信息获取、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相关行为，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知沟理论在新媒体深度发展中的失效，同时提醒政府和主流媒体在当前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更应该关注普通大众的利益诉求。

一方面，本文对于探索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非理性网络政治参与具有理论解释意义。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个人因素在新媒体使用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具有重要影响。众多研究也表明，个人情绪是导致非理性政治活动的重要推力。因此，对现实不满与网络空间中的不良诱因可能是形成网络非理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本文对于从弱势群体视角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具有现实指导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得到充分实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成熟，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研究积累了丰富且生动的经验资料。本文通过验证新媒体助力新生代农民工理性网络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为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理性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方法和路径，有助于不断完善和深化整体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本文也存在不足。例如，将新生代农民工限定为农村户籍稍显不当。因为新生代农民工通常被认为是农村户籍进城务工的人群，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在城市定居生活，很多人已经拥有城市户口，成为新市民。因此，后续研究还需要在样本选取上进一步明确和精准。

参考文献

[1] 常江.互联网、技术可供性与情感公众［J］.青年记者，2019（25）：92.

[2]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76-81.

[3] 赵清军，何军.从谋生到融入：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社会参与？［J］.现代经济探讨，2023（9）：98-108.

[4] 赵秋叶，柳莹.网络参与行为何以影响青年［J］.现代商贸工业，2023（22）：174-176.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十八部门印发《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J］.网信军民融合，2018（9）：52-53.

[6]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4，31.

[7] 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61-70.

[8] 朱战辉.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与县域城市融入机制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4（3）：69-77.

[9] 潘忠党.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地域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的普遍性［J］.新闻大学，2012（6）：42-53．

[10] 周葆华.城市新移民的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以“新上海人”抽样调查为例［J］.新闻记者，2010（4）：53-57.

[11] 陈鹏，高旸.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与社区治理探研：以J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J］.长白学刊，2021（6）：122-130.

[12] 刘瑞生，刘姿君，王井.城乡迁徙视角下我国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多重影响因素探究：基于CGSS 2017年数据的AMOS结构方程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43-54.

[13] 田阡.新媒体的使用与农民工的现代化构建：以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在深圳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12）：28-32.

[14] 王薪喜，孟天广.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基于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的类型学分析［J］.社会，2021（1）：178-206.

[15] 杨江华，张梦竹.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鸿沟：理论脉络及其新进展［J］.新媒体与网络，2025（2）：1-12.

[16] 王彦芳，王恺涛，陈则霖，等.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J］.西部论坛，2023（5）：36-51.

[17] 曾凡斌.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200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数据［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10）：33-40.

[18] 杨招继，李佳.新媒体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18（27）：104-105.

[19] BANDURA A. The self system in reciprocal determinism［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8， 33： 344-358.

[20] BANDURA A. 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44（9）：1175-1184.

[21] 朱晶晶.电子媒介对儿童行为方式及认知的影响：基于班杜拉的三元交互作用理论［J］.黑龙江科学，2022（15）：83-85.

[22] 周葆华.新媒体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研究［J］.当代传播，2013（2）：41-44.

[23] 杨嫚.消费与身份构建：一项关于武汉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65-74.

[24] HAPSARI R， CLEMES M， DEAN 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valu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evidence from Indonesian airline passengers［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6， 35（6）： 388-395.

[25] 常颖，王晰巍，窦平安，等.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工微信公众号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情报科学，2021（6）：161-170.

[26] HSU C L， LIN J C C. Effect of perceived value and social influences on mobile App stickiness and in-App purchase intention［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6， 108： 42-53.

[27] PARK C W， MACINNIS D J， PRIESTER J. Brand attachment： constructs， consequences， and causes［J］. Foundations & Trends in Marketing， 2006， 13： 191-230.

[28] 郑素侠.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0）：121-125.

[29] 张蓓.媒介使用与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J］.江海学刊，2017（3）：102-109.

[30] 谢舜，张韵.“公民参与质量”与“基层政府信任”：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J］.学术论坛，2016（7）：21-27.

[31] 马国栋，林馨，杨胜慧，等.赋能与分化：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4（4）：90-98.

[32] 宋双峰，方晓恬，窦少舸.从娱乐到表达：新生代农民工基于短视频媒介形象建构的身份认同［J］.新闻春秋，2020（4）：79-86.

[33] 张悦，谭晓鸥. 演绎自我：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媒体实践［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7）： 153-158.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86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