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依赖与流量逻辑形塑：主流媒体“新黄色新闻”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

Algorithmic Dependence and Traffic Logic Shaping： Communication Power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by Mainstream Media on Short -video Platforms

摘要

在算法推荐重构新闻生态的背景下，基于抖音平台五大主流媒体数据，采用计算传播学方法，分析“新黄色新闻”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及其影响因素，以及用户对“新黄色新闻”的心理和情感状态。研究显示，“新黄色新闻”转发量显著高于其他类别，视频时长、故事化叙事及新闻要素正向影响传播力；与传统认知相悖，传播内容影响不显著，标题党、煽情与夸张手法呈负面效应；用户情绪反应呈波动性正面趋势，唤醒度随时间递减并出现情绪疲劳。揭示了“新黄色新闻”的传播机制，为主流媒体平衡“喉舌功能”与流量逻辑提供预警，实证了算法时代新闻生态的复杂张力。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reconstructing the news communication ecosystem，short-video platforms have become the core field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New yellow journalism”，driven by algorithmic empowerment and visual elements，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content production system of mainstream media. As the core subject responsibl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mainstream values and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the adaptation dilemma of mainstream media between traffic logic and public service attribut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dustry in the algorithmic era. Existing studie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the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theoretical deduction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in self-media， lacking a mechan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actices of mainstream media. Moreover， the research paradigm dominated by qualitative analysis is difficult to address core issues such a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users’ psychological responses.This study adopts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selects five major mainstream media accounts on short-video platforms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collects multi-year data of short-video works and user comments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A multi-dimensional quantitative model of communication power is constructed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user interaction behavior indicators. Methods such as the Kruskal-Wallis test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porting styles，news elements， and communication power. With the help of a two-dimensional coding scheme of emotional valence and arousal， this study employs the GPT4o-mini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code user comments，thereby systematically presenting the long-term trends in users’ emotional response.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new yellow journalism” from mainstream media has exhibited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in recent year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in content production strategies between central media and local media； the user repost volume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is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categories， and short-duration content within 30 seconds is more likely to gain communication advantages；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cation power，narrative storytelling and complete news elements（5W1H：Who，What，When，Where，Why，How）have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while common methods such as clickbait，sensationalism and exaggeration have a negative effect；user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new yellow journalism” show a fluctuating positive trend， but the arousal level has decreased year by year over time， exhib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fatigue.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focus on mainstream medi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anding the research boundaries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it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ical logic - production mechanism - emotional effect”， revealing the mutually constitutive mechanism among technology， production， and emotion. Based on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is study uses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odel of communication power to comprehensively reveal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providing early warnings for mainstream media to balance the “mouthpiece function” and traffic logic， and empirically demonstrating the complex tensions in the news ecosystem in the algorithmic era.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新黄色新闻” / 主流媒体 / 算法 / 新闻生产 / 短视频平台

Key words

new yellow journalism / mainstream media / algorithm / news production / short-video platforms

一 问题提出

智媒时代，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影响公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和媒介消费模式。短视频平台凭借其碎片化、直观性以及高互动性的特征迅速崛起，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短视频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为151分钟。这种深度渗透的用户使用习惯，为新型传播形态的孕育提供了丰沃土壤。自2017年起，短视频新闻逐渐成为融媒体时代的重要新闻传播形式之一^［1］。借助时空压缩、感官偏向与高交互性等技术特点，短视频平台成为智媒时代“新黄色新闻”传播的关键节点。“新黄色新闻”作为黄色新闻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新表现形式，通过视觉元素与算法推荐的双重驱动，极大激发了受众的感官体验，并延续了煽情表达的特点，催生了“算法耸动主义”这一新型黄色新闻^［2］。此类“新黄色新闻”以故事化剪辑、5W1H要素缺失、多模态情绪激发为特征，正在重塑主流媒体的流量竞争策略。

关于“新黄色新闻”，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其内涵与特征的现象学概括和理论推演，尤其关注内容层面的分析；研究对象大多聚焦自媒体或个人创作者，忽视了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中的策略转变，特别是缺乏对主流媒体在流量逻辑与“喉舌功能”冲突中的机制性解读；研究方法多局限于质性分析，缺乏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量化研究，且实证研究的缺席使得核心争议如“标题党是否能提升传播效能”等问题停留在假设阶段。以上研究不足使得现有理论难以回应平台化传播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当主流媒体抖音账号一条娱乐化短视频动辄数十万次点赞时，需要追问新闻业是否正在经历价值脱嵌。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研究缺乏对“新黄色新闻”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而传播效果研究是传播学的核心问题之一^［3］。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发布的“新黄色新闻”传播态势及其效果（即传播力）如何？其传播力与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性？这些现象背后反映了用户怎样的心理？这些问题亟须通过实证数据深入分析。

为此，本研究基于抖音平台91 067条“新黄色新闻”视频的历时性数据和189 669条用户评论数据，运用计算传播学方法架构三层学术坐标：理论层面，构建“技术逻辑—生产机制—情感效应”的“新黄色新闻”分析框架，提出算法赋权与流量逻辑对新闻价值重构的形塑作用；实证层面，验证了“新黄色新闻”传播力的影响因素及其背后反映的用户心理状况；方法论层面，构建了基于熵权法赋能的传播力量化模型，实现了多维度用户行为数据的标准化测算。

二 文献综述

（一） 黄色新闻的起源与流变

黄色新闻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是对19世纪90年代末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和约瑟夫·普利策出于争夺纽约市读者的目的制作的耸动新闻的称呼，其是在当时传播条件下媒体娱乐化的一次尝试^［4］。具体而言，黄色新闻指的是新闻优先考虑耸人听闻、夸大其词和党派报道，而不是准确性和公正性。这种新闻风格的特点通常是使用引人注目的标题、戏剧性的语言，并关注犯罪、色情和腐败等主题^［5-6］，它以大标题、淫秽报道、引人注目的新闻和插图来吸引读者^［7］。黄色新闻在本土化过程中，其内涵经历了从西方国家的最初界定到传入中国后淫秽色情占据主要含义的变化，再到如今在新媒体环境下回归本义^［8］。

黄色新闻的特征也经历了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1900年，美国学者德洛斯·维尔克斯率先从学术上定义了黄色新闻的特征：以犯罪和色情为主要内容，大量使用插图和发布广告，从而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9］。该定义明确了黄色新闻的基本元素，涉及报道手段、报道内容和报道效果三个层面^［8］。随后，媒体历史学家弗兰克·卢瑟·莫特提供了更具启示性和包容性的定义特征，并指出黄色新闻比单纯的煽动主义更复杂，但莫特的标准也未能充分反映黄色新闻的新闻采集活动和内容多样性。此后，更具包容性和成熟的黄色新闻定义特征被总结出来，具体包括：频繁使用跨越头版的多栏标题、在头版报道多种主题（包括政治、战争、国际外交、体育和社会新闻）、大量使用插图、大胆且实验性的布局设计、倾向于依赖匿名消息来源和急切地吸引读者^［9］。

通常而言，黄色新闻对新闻业带来了消极影响。它传播错误信息，制造恐惧和焦虑，并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削弱了媒体机构公信力^［10］。与此同时，黄色新闻开辟的新式新闻风格也引入了创新元素，例如调查报道、报纸中色彩的使用以及娱乐新闻和漫画的收录，这些创新对现代新闻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6］。

简而言之，黄色新闻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新闻现象，其定义、影响及社会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黄色新闻的概念在中国经历了从最初的广泛定义到后来的狭义化，再到现代社会中对其理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认识。

（二） “新黄色新闻”的内涵与特征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黄色新闻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逐渐演变为“新黄色新闻”。作为一种新型的新闻现象，“新黄色新闻”近年来在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环境中日益突出。

学界对“新黄色新闻”的研究成果集中于近两年。有学者指出，“新黄色新闻”是消遣型新闻的一种，它主要由各类网络新媒体通过短视频形式生产，内容往往通过精心包装琐碎的新闻事件或生活趣事，赋予鲜明的标签，并搭配富有强烈感染力的音乐，旨在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11］。央视新闻则从传播渠道和内容维度给出“新黄色新闻”的定义：在短视频平台上，内容肤浅却有煽动性、博人眼球的“新闻”1

1 别被 “流量” 迷了眼！规范自媒体，官方出手 [EB/OL]. （2024-04-24）[2025-04-24]. 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4749523954047618924&t=1713963309436&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track_id=BFA29052-1F87-4755-8F55-34867FF08385_735664621557&share_to=wechat.

。另有学者从内容上丰富了“新黄色新闻”的内涵，认为其是“网络上一些低质量、虚假、煽情、娱乐化的新闻内容”^［12］。

与传统的黄色新闻相比，“新黄色新闻”在传播媒介和新闻元素上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传统黄色新闻主要通过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传播，“新黄色新闻”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短视频，且短视频的传播渠道能够借助社交平台实现快速“繁殖”。再者，与历史上的黄色新闻相比，“新黄色新闻”常以片段化、短小精悍、趣味性强的形式吸引流量，缺乏完整的5W1H要素和重要性等新闻元素，新闻价值较低^［11］。

“新黄色新闻”的特征非常鲜明，这种新闻通常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点击量高。其主要特点是信息虚假、过度娱乐化、煽情化、低俗化、情绪化^［13］。“新黄色”的本质是“趣味的、娱乐的、煽情的”，而在新闻形式上，它通常采用标题党，内容具有虚假性、煽动性和夸张性，擅长利用人的心理特点抓住用户眼球。表1总结了新黄色新闻与黄色新闻的异同之处。

“新黄色新闻”的出现，与当前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算法个性化推荐的背景下，新闻机构为了获取更高的点击率和关注度，往往优先选择煽动性内容，从而催生了“算法耸动主义”这种新形式的黄色新闻^［2］。碎片化的移动阅读、平台话题榜单的操作、迎合用户需求与商业诉求等多重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严肃新闻与耸动新闻的马太效应，催生了“新黄色新闻”的出现^［14-15］。

然而，“新黄色新闻”的泛滥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这种新闻以夸张、虚构、刺激为报道手段，缺乏人文关怀，推波助澜色情与暴力文化，消解和破坏新闻价值和意义，损害媒体公信力与社会形象，破坏社会信任和威胁公共利益，削弱主流媒体建构客观社会的能力^［16-17］。实证研究表明，推荐算法重构了新闻价值，新闻类短视频的新闻价值发生显著变化^［18］。

为应对“新黄色新闻”的挑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治理策略。有学者建议从媒体自律、政府管理以及提高用户媒介素养三方面入手^［11］。另外，可以通过人工智能（AI）审核、内容过滤、标签标记等技术手段，从源头上阻止“新黄色新闻”的传播，并通过设置“低算法”模式减少用户接触^［15］。结合算法推荐与人工监管的“人机协同”治理模式也是一种方式：平台、媒体与公众三方通过人工智能形成协同监管机制，共同应对“新黄色新闻”带来的挑战^［12］。

以上研究从“新黄色新闻”的定义、特征、形成原因、负面影响和治理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初步勾勒出“新黄色新闻”的研究图景。然而，就研究内容和对象来看，早期成果更多是散点式讨论，对其研究系统性不足，例如“新黄色新闻”的定义未充分体现其“新”。鉴于此，本研究给出“新黄色新闻”的定义：通过算法推荐在网络新媒体上以短视频为主要形式，通过耸动、猎奇、夸张、煽情的内容迅速传播，以获取高点击率和关注度为主要目的，缺乏完整新闻要素的低质量新闻报道。此外，已有研究对“新黄色新闻”的重要生产者──主流媒体缺乏关照，更多聚焦自媒体。“新黄色新闻”源自网络自媒体生产者^［15］，如今已蔓延至主流媒体中，部分主流媒体为了流量而生产“新黄色新闻”^［19］。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主流媒体负有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职责，其在新媒体平台上的表现，直接关乎媒体公信力和社会风气。因此，对主流媒体“新黄色新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研究范式看，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推演，缺乏实证研究，未能充分揭示其传播现状和传播力。短视频的传播力是否以传播内容为核心？“新黄色新闻”短视频的具体内容、报道方式与传播力相关性如何？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展开实证研究，可对“新黄色新闻”理论研究进行检验与修正。

（三） “新黄色新闻”短视频传播力的界定与测量

传播力已成为衡量信息传递效果和影响力的关键指标，本文引入“传播力”作为衡量“新黄色新闻”短视频传播效果的指标，并尝试对其进行量化统计分析。

张春华^［20］将传播力研究划分为4种类别：能力说、力量说、效果说和综合说。在“能力说”视域中，传播即能力。朱春阳^［21］将传媒实现社会价值共享的能力视为传播力。在“力量说”看来，传播力是一种实力。喻国明^［20］认为，传播力是影响社会的一种最为重要的软力量，还有研究认为媒体传播力是一种硬实力。持“效果说”的学者认为，传播力的本质就是有效地传播，传播力来自传播内容；传播力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大众媒体传播力的核心是“媒体到达受众并产生效果的能力”^［22］。“综合说”则综合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层面的含义进行界定。

针对短视频的传播力，学者们更多认可“综合说”。例如，金心怡等^［23］综合了“能力说”与“效果说”， 将科普短视频的传播力定义为：以传播主体的实力为基础、以传播内容为核心，最终通过传播效果展现，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能力。翟姗姗等^［24］也综合内容特征、结构特征以及传播效果特征界定了非遗短视频传播力。

具体到短视频传播力的测量，传播力数据以公众参与度为度量标准，可采用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等指标进行测量；影响传播力的因素包括传播内容的类型和传播形式两个维度^［25］。与此同时，用户行为数据（点赞数、评论数和转发数）也被视为量化科普短视频传播力的指标，并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呈现形式探究了高传播力短视频的共性特征^［23］。

综上，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新黄色新闻”传播力定义为：以传播主体为基础、以传播内容为核心，通过多样化传播形式达到高点击率和关注度的能力。结合抖音平台的用户行为数据，将点赞量、评论量、收藏量和转发量作为量化传播力的指标。不同的视频在具体的用户行为数据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采用自然对数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并运用熵权法对每个指标进行权重赋值^{［23，26］}，得到“新黄色新闻”短视频在抖音平台的传播力W₀的计算公式：

W₀=b₁ln（X₁+1） +b₂ln（X₂+1） +b₃ln（X₃+1） +b₄ln（X₄+1）（1）

其中，X₁、X₂、X₃ 和X₄为“新黄色新闻”短视频的点赞量、评论量、收藏量和转发量，b₁、b₂、b₃和b₄为对应的权重值。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本研究旨在探讨国内主流媒体在抖音平台上的“新黄色新闻”传播力，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第一，2018—2024年主流媒体“新黄色新闻”传播趋势如何？第二，主流媒体“新黄色新闻”与硬新闻（政治、经济等新闻）的传播力有何差异？第三，报道内容、报道手段、新闻要素与传播力的相关性如何？这背后反映了用户怎样的心理？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采集

截至2025年，抖音用户数已超过12亿，成为国内用户量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也是主流媒体发布“新黄色新闻”的重要渠道。为此，本研究选取抖音平台“粉丝”量和作品发布数均位于前20的中央及地方（北京、上海、广州）新闻媒体账号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官方账号（BRTV新闻）、新闻晨报和广东新闻频道。利用八爪鱼软件，收集了上述五大媒体2018年6月至2024年7月发布的总计91 067条短视频作品数据，所收集的数据内容包括发布时间、文本内容、视频时长、点赞量、评论量、收藏量和转发量等，以及去重后共计189 669条有效评论数据。运用熵权法赋权，将点赞量、评论量、收藏量和转发量的权重值定为0.056 9、 0.390 4、 0.192 7和 0.360 0，据此计算每条短视频的传播力。

（二） 数据处理与分析

1 传播力差异统计分析

为深入分析“新黄色新闻”与政治、经济类硬新闻之间的传播力差异^［27］，本研究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1 200条短视频（占总样本的1.3%）进行初步内容编码，新闻类别被划分为“新黄色新闻”、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和其他新闻。编码工作由三位独立的编码员进行，编码员间的信度系数达到0.83，表明编码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全样本的内容编码结果显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新黄色新闻”和其他新闻的数量分别为10 555条、413条、7 020条和73 079条。

由于各新闻类别的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对不同新闻类别组之间的传播力差异进行非参数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五个变量（传播力、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和收藏量）上，所有组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表明至少有一个新闻类别在这些变量上的分布与其他类别存在显著差异。随后，采用Tamhane’s T2事后检验对新闻类别间的两两比较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探索各新闻类别在传播力指标（点赞量、评论量、收藏量和转发量）上的具体差异。

此外，本研究将视频时长划分为三组：0～30秒（短视频）、31～60秒（中视频）和60秒以上（长视频），并对其与传播力的相关性进行检验。通过非参数方差分析发现，不同视频时长的传播力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事后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具体的组间差异，显示短视频的传播力显著高于中视频和长视频。

基于初步的数据采集和内容编码结果，本研究还结合“新黄色新闻”的特征，对其报道内容、报道手段及新闻要素与传播力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新黄色新闻”的编码由三位独立编码员完成，编码员间的信度系数达到0.94，具体如表2所示。

2 情绪效价与唤醒度双维度编码

为进一步探讨受众对“新黄色新闻”的情感反应和心理状况，本研究采用常用的情绪效价与唤醒度双维度编码体系^［36］，这避免了情感分析和主题建模方法在处理用户评论数据时可能出现的分散性和聚类效果不佳的局限。遵循心理学研究常规操作方法，测量情感效价采用-1~1的价态量表，情绪效价表示情绪的愉悦度，范围从-1（高度负面）到1（高度正面），0表示中性反应；唤醒度则表示情绪的激活水平，范围从0（最低唤醒度，即几乎没有情绪激发或非常平静）到1（最高唤醒度，即情绪非常强烈）。

基于2018—2024年的189 669条用户评论数据，采用GPT4o-mini模型对每条评论进行情绪效价和唤醒度编码，以确保情绪反应的量化和标准化。为提高分析的稳定性、可比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通过计算每年的情绪效价和唤醒度平均值，以揭示长期、稳定的用户情绪态势。

四 研究结果

（一） 主流媒体内部“新黄色新闻”生产逻辑分化

从传播趋势来看，“新黄色新闻”数量总体呈逐年增长的正向趋势，2023年出现了回落（同比下降8.74%），2024年则再次反弹，首次超越了政治新闻的数量。2018—2024年，五大主流媒体共发布政治新闻10 555条（占比11.59%）、“新黄色新闻”7 020条（占比7.71%）、经济新闻413条（占比0.45%）。其中，政治新闻总体数量略高于“新黄色新闻”，经济新闻的发布量在整个时期中始终极低。从年度变化来看，政治新闻的占比从2018年的1.74%上升至2021年的15.64%，随后出现波动，于2024年降至9.8%。“新黄色新闻”的发布比重从2018年的2.24%逐步上升至2024年的11.28%，增长趋势显著（P < 0.001），并在2024年首次超过政治新闻的数量和占比。这一变化趋势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证实，其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他新闻类别（β = 0.67， P < 0.01）。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出现了短暂回落，但2024年重新增长并达到最高点，超过政治新闻的数量和占比。

分媒体类别来看，2018—2024年各大媒体的“新黄色新闻”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20和2021年数量显著增加，但在2023年有所下降。中央媒体（人民网、新华网）与地方媒体（BRTV新闻、新闻晨报、广东新闻频道）在“新黄色新闻”发布方面展现出明显差异。其中，中央媒体在“新黄色新闻”发布量上相对较少，变化幅度较为温和，体现了更为谨慎的发布态度；而地方媒体的发布量较大，变化较为剧烈，体现出更为灵活的策略。尤其在2024年，地方媒体的“新黄色新闻”发布量显著高于中央媒体，并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

（二） 新闻类别传播力差异性检验结果

不同新闻类别（政治类、经济类、新黄色新闻和其他类别）的传播力存在显著差异（Kruskal-Wallis检验，P < 0.001）。表3展示了不同新闻类别的事后分析结果。具体分析结果显示，“新黄色新闻”的传播力显著低于政治新闻（均值差为-0.651，P<0.01），但显著高于其他新闻（均值差为0.16，P<0.01），与经济新闻的传播力差异不显著。此外，在传播力的各项指标（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和收藏量）方面，不同新闻类别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新黄色新闻”的点赞量、评论量和收藏量均显著低于政治新闻和其他新闻（P<0.01），但在转发量方面，“新黄色新闻”显著高于其他三类新闻（P<0.01），表明其在用户互动中的传播性更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新黄色新闻”的转发率具有显著的传播优势（F=6.32， P < 0.01）。

基于视频时长的传播力分析表明，0～30秒视频的传播力、点赞量、评论量和转发量均显著高于30～60秒和1分钟以上的视频（Kruskal-Wallis检验，P < 0.01）。

关于“新黄色新闻”报道内容、报道手段和新闻要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新闻报道方式中的子变量对传播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故事化叙事手法（B=0.169， P<0.01）对传播力有正向显著影响，标题党、煽情手法和夸张报道方式则对传播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P<0.01）。此外，新闻要素中的5W1H结构对传播力也有正向显著影响（B=0.332， P<0.01）。编码后，新闻内容主要有趣事、奇闻和八卦新闻三大类别，并未出现、桃色新闻、不正当关系和暴力犯罪内容。相比之下，新闻内容类型对传播力的影响不显著。

（三） 用户情感和心理分析

2018—2024年用户的情绪效价年平均值如图1所示。其中，用户评论的情绪效价呈现出波动但整体上升的趋势。情绪效价在 2018年达到峰值（0.264），2019年急剧下降至0.116，随后逐渐上升，2023年达到次峰值0.216。2024年，情绪值略有下降，降至0.171。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的情绪反应变得更加积极，尤其是在2020—2023年，2024年的轻微下降可能反映了情绪的暂时转变。

与此相反，反映情绪激活的唤醒度则总体呈现出逐年稳步下降的趋势，具体如图2所示。其中，唤醒度从2018年的0.567逐渐下降到2024年的0.533，说明在这个时期内，情绪强度有所降低。由此可见，虽然用户继续体验到情绪反应，但他们的反应已变得不强烈。2018年的初始唤醒值较高，表明情绪被强烈激活，这很可能是由于内容具有轰动性或挑衅性。而在之后的几年内，唤醒度的降低反映出用户对内容越来越不敏感或越来越适应，这表明随着用户适应他们所消费的媒体，他们的情绪反应已转向平静。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回顾了传统黄色新闻的内涵及其演变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了“新黄色新闻”的独特内涵，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传播模式与态势。通过对不同类别的“新黄色新闻”在抖音平台的传播力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新黄色新闻”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及其影响因素，以及用户对“新黄色新闻”的心理和情感状态。

（一） “新黄色新闻”内容生产的“流量化”与平台化

本研究表明，2018—2024年，“新黄色新闻”的数量逐年上升，尤其是在2024年，主流媒体发布的“新黄色新闻”数量和占比首次超过了政治类新闻，成为发布数量最多的新闻类别，并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这一趋势凸显了“新黄色新闻”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扩张力，伴随这一现象，严肃新闻的空间逐渐缩小，新闻的公共性受到削弱，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也正在下降，为此需要提高警惕。这一趋势背后的现实是社交媒体成为用户获取新闻的重要渠道，新闻媒体为确保其内容在算法策划的平台中获得较高可见度而需要适应社交媒体逻辑^［37］，生产“新黄色新闻”这类信息娱乐内容成为协调平台逻辑和为用户提供信息冲突的有效方案：媒体在提供更多信息内容的同时，也使用了更多娱乐性包装手段，以此吸引年轻的、以娱乐为导向的用户^［38］。

虽然“新黄色新闻”的传播力整体上低于政治新闻，但在转发量方面却显著高于其他新闻类别，说明“新黄色新闻”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中被快速传播。此外，相较于政治新闻与其他新闻，“新黄色新闻”的点赞、评论和收藏量较低，这反映了用户对低质量内容的排斥感。“新黄色新闻”收藏量低进一步回应了Hogan的观点：社交媒体用户往往通过策展行为展示自我形象^［39］。低质量的“新黄色新闻”由于与用户的社交形象不符，较少被收藏，因为用户在抖音平台上收藏的内容会成为个人主页的展示类目。这一现象与社交媒体用户行为中的自我呈现理论相吻合，用户倾向于通过选择性策展呈现理想的自我形象。

“新黄色新闻”的内容多以趣事、奇闻和八卦为主，缺少传统新闻的5W1H要素。研究还发现，内容形式简短化——30秒以内的短视频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其煽情、娱乐化的特点迎合了短视频平台的用户需求。“新黄色新闻”的生产和报道方式逐渐趋于“流量化”，以获取更多平台算法的推荐和流量支持。这也反映出新闻机构新闻生产的平台化趋势，即越来越依赖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来确保新闻的流通和衡量受众的参与度^［40］。

（二） 算法助推新闻传播、重构新闻价值

短视频平台依赖智能推荐算法进行内容分发，而这种算法机制显著加速了“新黄色新闻”的传播，放大了其社会影响。与传统新闻相比，“新黄色新闻”符合平台“流量至上”的逻辑，其传播速度和广度远超传统新闻。然而，这种快速传播也伴随着内容质量的下降。算法推动下的新闻价值被重新定义，新闻的“显著性”“趣味性”和“情绪极性”被放大，而“重要性”和“真实性”则被淡化。这种新闻价值重构改变了传统新闻的判断标准，导致以流量为导向的新闻内容在平台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严肃新闻逐渐被边缘化。这一现象也验证了技术平台成为塑造新闻价值的新主体^［18］。算法推荐推动了“新黄色新闻”的扩张，使其更符合平台的商业需求，往往以牺牲新闻真实性和社会责任为代价，这对新闻的公共价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 内容同质与信息过载下的用户情绪疲劳

从用户情感和心理反应的角度来看，本研究通过情绪效价和唤醒度的双维度编码分析，揭示了“新黄色新闻”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还是情感的互动。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新黄色新闻”的内容在短视频平台上传播力较强，但其引发的情绪反应经历了波动但整体趋向正面，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个性化视频流激活了大脑的奖励系统，包括参与多巴胺释放的腹侧被盖区 （VTA），促使多巴胺释放，从而引发愉悦和满足感^［41］。情绪效价则从2018的峰值显著下降至2019年的谷值，用户在一段时间的新鲜期过后，由正面情绪趋向中性，而在此后的四年逐年上升，并在2023年达到峰值，这表明“新黄色新闻”在特定时期（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更能激发用户的情绪反应，成为用户的解压阀。然而，唤醒度的逐年下降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对这些新闻的情绪反应逐渐变得不那么强烈，这反映出信息过载和情绪疲劳的现象。此结果支持了关于社交媒体情绪衰竭和议题疲劳的理论^［42］，表明用户在长时间接触类似内容后，对“新黄色新闻”的情绪反应逐渐减弱。

（四）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在理论建构层面实现了三重突破。首先，着力重构“新黄色新闻”的理论内涵，将研究视野从内容属性的表层描述延伸至技术与传播的互构机制，指出其本质是算法逻辑与用户情绪行为共同催生的媒介产物——通过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化叙事适配平台传播特质，运用智能推送实现情绪流量的闭环转化。其次，指出平台算法通过建构以“显著性”“趣味性”为导向的新闻推荐体系，驱动新闻生产走向“算法耸动主义”，这不仅解构了传统新闻价值的规范性框架，更揭示了技术权力如何通过流量绑架重塑内容生产逻辑。最后，在此背景下，研究进一步引出情绪传播的二维动态模型以揭示其深层影响：尽管议题的频繁强化刺激使情感效价呈现螺旋上升态势，但唤醒度的系统性衰减揭示了“亢进—麻木”的情绪衰退规律，这为阐释新媒体环境中的信息倦怠与公共议题脱敏现象注入算法时代的解释力。三个层面的发现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技术逻辑—生产机制—情感效应”的分析框架，有力推动了新闻理论与平台算法研究的融合。 本研究在实证层面试图突破既有研究范畴，通过聚焦短视频场域中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拓展了平台化新闻研究的对象边界。相较于过往研究多聚焦于自媒体或个体创作者，本文系统追踪主流新闻机构在智能传播环境中的策略调适。在方法论层面，构建了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传播力量化模型，结合熵权法赋权公式确立多维评估标准，为数字新闻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化的测量参考。尤其通过对主流媒体内部分化逻辑的揭示（如央媒的“审慎发布”与地方媒体的“流量激进”倾向），研究突破“主流—市场化媒体二元对立”的传统分析框架，也对“喉舌功能”与流量逻辑的冲突提出预警，推动学界关注体制性媒体在技术压力下的伦理转向危机，这些实证维度的探索为构建具有中国语境的平台新闻研究路径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然而，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尽管使用了大量的抖音平台数据，但仅限于五个主流媒体账号，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广泛适用性。未来研究可以扩展样本范围，涵盖更多的短视频平台，甚至进行跨平台传播力的对比研究，以获得更全面的结论。其次，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黄色新闻”的传播力和内容特征，对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如何消费和互动的行为缺乏深入分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平台的传播力差异，并结合用户行为分析，深入理解平台对新闻传播的长远影响，尤其是在信息超载和情绪疲劳的背景下，用户对“新黄色新闻”的接受度及其心理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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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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