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叙事为方法：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多维审视

Narrative As a Method：A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摘要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蕴含“文明型共同体”的新叙事框架，承担着凝聚价值共识、塑造国际形象、增进文明交往的关键使命。叙事是权力之下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创造，也是身份认同的自我塑造，更是根本的存在方式与意义建构。以叙事为方法超越权力投射与媒介控制的旧逻辑，形成了一个在斗争中演进、在认同中建构、在共生中升华的动态有机体。在国际舆论斗争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通过抢夺话语掌控力、提升议题设置能力、拥有边界重组能力，实现战略性叙事；在中华文化主体性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立足利益合理性、价值普遍性和伦理合法性，实现建构性叙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围绕情理共通、精神共融、意义共生的深层机制，实现共享性叙事。多维视角的叙事审视实现了从单一维度的话语生产机制走向多维嵌套的复合传播系统，为应对全球传播的百年变局提供了源自中国智慧的系统性方案。

Abstract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as a core content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mbody the new narrative framework of a “civilizational community”， and undertake the key mission of forging value consensus， shaping international images， and enhancing cultural exchanges. Narrative is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course creation under the power， as well as the self-shaping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even the fundamental mode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existence. By taking narrative as a method to transcend the outdated logic of power projection and media control， and through reflection on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truggles， understand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planning the value landscape of civilizations，a dynamic organism has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competing with others， self-examination， and self-transcendence-one that evolves in struggle， is constructed through identification， and elevates through symbiosis.Based on thi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truggl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should seize the initiative in discours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criticism - deconstruction-transcendence”process，focus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enhance agenda-setting capacity，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restructure narrative boundaries that match its own value attributes， thereby abandoning cultural hegemonism and achieving strategic narrativ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afeguard the “soul” of Marxism and the “roots”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of interest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and the legitimacy of ethics，with“relationships”a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there is a need to draw on reasonable factors such as the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the view of self and others，and the view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ublimation from“I”to“we” and from“selflessness”to “greater self”， and the process of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ve narrative can be achieved. In the contex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tarting from the word “commonality”， it is critical to target the “three major communication cornerstones” constructed by modernity： the spatial setting based on territory，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law based on the linear progress view. These cornerstones can be broken through one by one through the in-depth mechanism of common emotions and reason， spiritual integration， and meaning coexistence，thereby achieving shared narrative.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long-term historical process. Only w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pholds such cultural awareness of respecting differences， appreciating diversity， and sharing beauty， and fully implements its positive historical initiative， can it embrace and shape the “new Axial Age”， and realize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heart-felt acceptance of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Adopting narrative as a method requires returning to the narrative itself and reflecting on how human society can truly become a mechanism for generating meaning， rather than a tool for obscuring cultural power.The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narration has achieved the transition from a single-dimensional discourse production mechanism to a multi-dimensionally nested composite communication system， providing a systematic solution rooted in Chinese wisdom to address the century-long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关键词

全人类共同价值 / 对外传播 / 叙事体系 / 文化主体性 / 人类命运共同体

Key words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narrative system / cultural subjectivity /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外交场合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2］，是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价值同心圆。对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外交与宣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承担着凝聚价值共识、塑造国际形象、增进文明交往的关键使命。然而，当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对外传播存在维度交叉、层次不清的问题，未能深入文明进程与全球挑战的宏观语境，容易陷入话语浅表化与叙事碎片化的困境，制约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与传播效能。

方法含有“沿着”和“道路”的意思，是“对于自己内容的内部自己运动的形式的觉识”^［3］，彰显事物必然性的自我运动、自我展开、自我发展过程。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以何者为目的、以何者为方法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决定着理论的总体气象、合理性及合法性^［4］。以叙事为方法，超越了将叙事单纯视为传播工具的传统范式，激活了其内在生命力，形成了一个在斗争中演进、在认同中建构、在共生中升华的动态叙事有机体。以叙事为方法让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权力投射与媒介控制的旧逻辑，而是通过反思国际舆论斗争、理解文化主体性、规划文明价值图景，在自我与他者博弈、自我审视、自我超越的过程中，重塑一种兼具战略性、建构性、共享性的叙事体系。深入把握叙事行为背后的权力博弈、身份认同与文明交往的深层转型，有助于实现从单一维度的话语生产机制走向多维嵌套的复合传播系统，为应对全球传播的百年变局提供源自中国智慧的系统性方案。

一 从发布到对话：国际舆论斗争视域下的战略性叙事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来看，叙事是社会权力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创造。“叙”与“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深植于权力、利益与国际地位的斗争场域，这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对外传播叙事具有战略性、功能性和系统性。对时代的根本之“道”和人类历史之“势”的把握决定了对权力结构及其知识生产之“术”的判断。当前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5］。当今世界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两条道路的博弈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主要线索，这预示着国际舆论斗争仍是对外传播必须服务的目标。当前国际舆论斗争内嵌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开放复杂的巨系统：“东升西降”的全球经济贸易结构，“资强社弱”^［6］与“新旧交替”交织的地缘政治结构，交流、交融与交锋并存的文化交往结构。巨系统内部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整体符合“通过涨落而达到有序”^［7］的原理，向系统整体质变跃进。这一时期存在两个薄弱环节：一种是列宁所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8］，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性仍在扩大；另一种是由西方国家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能力下降与世界人民对文化产品诉求上升之间的矛盾。“薄弱环节”指明系统的脆弱性与突破的可能性，二者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战略性叙事发展提供了条件。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契机打破旧的文化霸权与叙事霸权，有能力重构两种制度的交往范式，有责任规划人类社会良性交往的互动逻辑。由此，讲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突破口在于把握战略性叙事。首先要撬动巨系统杠杆，以“批判—解构—超越”环节，抢夺话语掌控力；其次要聚焦对外传播的“基源问题”，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再者要拥有同自身价值属性匹配的叙事边界重组能力，摒弃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战略性叙事的自组织优化。

（一） 以破为立：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叙事霸权与话语框架

叙事作为一种图式，赋予人类时间经验的同时，也以“话语—行为”逻辑形塑人们看待时空的认知方式与行动方向。近代西方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先发优势和殖民扩张，将世界历史叙事与资本权力深度绑定，人为地书写成以西方为轴心的世界历史，昭示出信息跨越国界流动背后的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思维及动机^［9］。当前，“美国优先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霸权思想盛行，以“普世价值”“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幌子，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霸权，否定了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主体性与文化合法性。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属于专制国家与崇尚自由社会的国家之间的根本性对抗”；2021年4月，美国《战略竞争法》通过将强化价值塑造和传播作为抗衡中国的手段1

1 ROBERT M.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EB/OL].[2025-10-01].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169/text.

。这些战略取向与话语框架导致“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10］。从“挨骂”到“传得开”，再到“传得远”，抢夺话语掌控力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战略性叙事的首要战术。取胜关键在于以“批判—解构—超越”的叙事思路，揭露“重塑历史依据－建立等级范式—划分世界秩序—强化敌对思维”的西方文明叙事元逻辑。

首先，追本溯源，批判西方文明叙事霸权得以成立的起点问题——历史依据。随着西欧或大西洋文明的崛起，西方通过遮蔽希腊与西亚北非的直接关联性，凸显希腊罗马与西欧、北欧之间的关联性，构建了从希腊罗马到如今以“盎格鲁-撒克逊”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连续性、一致性叙事话语^［11］。弱化古希腊罗马文明对西亚北非文明的继承性、夸大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西欧或大西洋文明之间的连续性与共同性，试图构建所谓“欧洲特征”或“西方性”的迎合特征，凸显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的神话。其次，由表及里，重在解构“西方中心论”内在的二元对立价值范式。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开始，“非希腊人”就被称为“异族人”，等级划分思维影响深远。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流—支流”“中心—边缘”“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价值范式进行文明等级划分，以“文明使命”为幌子，通过宗教教化和种族主义将殖民入侵合理化，主导“文明国家”的标准，确立“华盛顿共识”掩盖了全球秩序的不平等，强化“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衡世界格局^［12］。

再者，以假见真，超越“自由”“民主”“现代化”等虚假符号背后的西方话语霸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13］539“西方中心论”话语霸权的建构将概念符号进行“去历史化”“普世化”包装，被赋予一种超验的、绝对正确的价值光环。这种操作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自然化”策略，它将西方特定的政治模式伪装成人类文明的终极归宿，激化敌对思维。对这些符号霸权的批判，须以历史的、故事的、具体的叙事战术来突围，打破“西方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资本化”的传统书写路径，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思想基础。

（二） 回归本源：设置回应全球关切的共同价值叙事议题

“价值”在哲学意义上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需要”作为历史活动的前提与实践活动的动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点”^［14］。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需要或需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整个历史某种程度上是人的需要不断改变与满足的进程。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战略性叙事不能停留在舆论的解构与批判上，而是要回归叙事关怀人类存在本质的基源问题^［15］，回应如何更好地继续存在的问题（“生生”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成声势”^［16］384。可以说，能否主动设置议题或设置议题能力的强弱直接关乎叙事体系的成败。

坚持需求导向，“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3］544，将“三对范畴”设置为应对“四大赤字”的叙事议题。“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17］，“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暴露，要设置回应全球关切的叙事议题，须重新识别世界乱象与人类生存的“薄弱环节”，聚焦全球赤字的快速增长与全球治理滞后性之间的矛盾，揭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重要价值。

首先，要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而非激化“区域冲突”。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和平的目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4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贫困人口中，有近40%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或高强度冲突国家，冲突和贫困之间存在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聚焦“冲突—贫困”所揭露的复合型赤字，强调“以发展促和平”的实践逻辑。其次，要呼吁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新格局，而非宣扬“单边主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黑夜站立”“民主之春”抗议示威活动、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等诸多“黑天鹅”“灰犀牛”重大事件频发，对于“重大事件”的叙事思路，重在围绕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序列性展开，系统解构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暴露旧有全球治理制度建设的短板与失灵，指向反映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意愿、遵循“共同但有差异”原则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再者，要聚焦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各国人民自由表达权利的共识，而非煽动“中国威胁论”。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的发展、文化和价值观充满偏见，“价值撕裂”“信仰鸿沟”等信任危机凸显。民主与自由是人类反对一切对抗压迫的共同夙愿，如坚持人民主权反对专制独裁，保护公民自由权利反对无政府主义，重视选举民主与过程民主、个性解放等层面，提升国际社会长期合作的信念。

（三） 自我反思：审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属性及其叙事边界

“自反性”概念原指“折弯回去的能力”，即思维跳出自身，从外部视角进行观察，最终又回归自我的反思过程。从柏拉图的“对认识本身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对思想的思想”，到笛卡尔的反思意识，再到黑格尔以否定辩证法强调“在他物中反思”并“返回自身”^［18］，这一思想传统始终强调思维的自我观照能力。作为意识的产物，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具有自反性，其传播过程应包含自我认知、自我反思与自我界定。因此，对外传播应立足博弈对象尤其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反观自身价值属性，重塑叙事边界，实现从“自在”到“自为”转变。当前，以“共同”遮蔽“特殊”、以“合作”掩盖“竞争”，西方的“普世价值”“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19］等论调极具代表性，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阶级属性意识形态的观点值得警惕。

首先，要对绝对主义话语陷阱从理论、战略、形式上进行全维检视，重置叙事边界。理论上阐释，不存在跨越时空、超越文明、为所有人接受的“普世价值”。西方的“普世价值”“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以抽象人性论与形而上学的价值不变论为基础^［20］。一是要从战略上揭露，“普世价值”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是干涉别国内政、搞垮别国政权、进行思想统治与“价值侵略”的工具；“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抹去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是脱离各个民族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共在。二是要从形式上辨析，“普世价值”具有迷惑性，将“自由、民主、人权”等内容“包装”后，通过文化交流与国际交往向世界兜售，营造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反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论幻觉。其次，要警惕相对主义的潜在风险，凸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属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区别于以往价值理念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是反映什么以及为什么人服务。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对性、历史性，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念的相对主义，更非毫无原则地容纳、认同一切思想与观点。应承认各个民族、国家、时代、社会在价值观念上的特殊性，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21］当前世界格局仍呈现资本主义强势、社会主义弱势的基本态势，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社会主义力量总体上仍面临话语权的不足。在这一趋势下，对外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在叙事霸权与反叙事霸权、“四大赤字”与反“四大赤字”、“普世价值”与反“普世价值”之间构建一种动态的对话平衡，推动传播方式实现从单向“发布”到双向“对话”的根本转变，这也构成了当前国际思想交锋与话语权争夺的核心逻辑。以斗争谋求和平与发展，以批判彰显公平与正义、以解构重塑自由与民主，在这一“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22］螺旋式上升进程中，非西方世界逐渐超越对西方话语框架的被动接受，不断挣脱精神依附状态，走向话语自觉与主体性重建。由此，一种平等对话的全球话语新秩序从理念上的“可能”逐步转化为现实中的“可行”。

二 从说服到认同：中华文化主体性视域下的建构性叙事

叙事本是修辞学的理论范畴，而整个修辞学经历了从以说服为关键概念的传统修辞学向以身份认同为关键概念的新修辞学转变^［23］。叙事是解答“我们是谁”的根本方式，利科^［24］深刻指出，自我并非一个给定的实体，而是一个通过不断讲述自身故事而被建构与理解的“叙事性项目”。2025年1月10日，《环球时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际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各维度实力的评价，经济实力获认可比例最高，达77%，其次为科技实力（75%）和金融实力（72%），而文化实力（62%）排在最后一位，这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25］。文化主体性凸显出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与自信程度，提供了叙事的价值根基，要求立足利益合理性、价值普遍性、伦理合法性的叙事建构，以坚实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根基，以“关系”为交互机制，汲取义利观、人己观、天下观等合理因素，是从“我”走向“我们”、从“无我”走向“大我”的升华过程与摆脱西方现代化困境的超越过程。

（一） 义利并举：坚持全人类整体利益与民族合理利益统一的价值自觉

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建构性叙事的创生基因。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3］286。如何平衡作为民族的中华文明与作为世界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平衡民族合理利益与全人类整体利益，并使二者能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揭示利益合理性，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必答题，亦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破解的重大问题。

首先，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根本不同在于利益的整合方式。“普世价值”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公私领域二分的传统，形成于产业资本主义对脱离地缘、血缘束缚的劳动力商品的需求，是以工具理性为标志的经济系统整合社会的历史结果，其利益的整合方式更多是一种从个体自我出发，个体之间相互确立价值的普遍性，归根结底是一种“私”的最大公约数。而根据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和道德观，天之为天，地之为地，在于其无私的德性。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天地无私，天下是天地所承载的万物载体，应当是至大无外、大公无私的共同体。由此，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构建并非基于强制约定或抽象理性，而是源自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积极因子，摒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形成符合道德与生存逻辑的最优方案。

其次，全人类整体利益与民族合理利益统一于人民立场。当今时代，人类的整体性生存境遇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无法脱离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而独立存在。“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以利为义是中国古代基本的政治主张，“义利之辨”是中华文化中最根本的命题之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全面彰显中华民族的“正确义利观”，在坚持各文明和民族合理利益基础上坚持全人类整体利益，维护和追求本文明和民族的合理利益就是在追求和维护全人类整体利益。推进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同西方有识之士“自己活也让别人活”^［26］的理想原则融合，提炼出“我国活当且仅当他国活”与“我国发达当且仅当他国发达”的价值准则，创造性回答公平与正义的话题。自己对公平的追求，必须以维护他人的公平为前提，自己的正义必须以维护他人的正义为前提，这样的公平与正义就不是单边的、绝对的、垄断的公平与正义。任何国家根本利益的损害最终都会导致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损害，通过损人利己的方式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传统逻辑已经难以为继。全人类整体利益与民族合理利益并不矛盾，统一于人民立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固有局限性，预示着一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类幸福和解放的可能。

（二） 有无相生：从“我”到“我们”，从“有我”到“无我”的结构转换

人的二重性存在是理解主体性的关键，需要将主体放置在“关系”当中去考察。马克思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27］。而文化主体性作为人之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只有在“关系”机制中才能真正确认。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中提炼而出的，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28］。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成功实践的例证，中华文明蕴含的核心价值及其历史成就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涵。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建构性叙事要以“关系”为机制，在有无相生的结构转换中诠释价值普遍性。

首先，从“我”到“我们”，诠释中华文明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建构性叙事始于“有我”，“有我”体现的是文明的主体自觉与身份认同。“我们如何讲述”全人类共同价值，源于中华文明对其内涵的独特体认与践行，这是叙事可信度的根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成大同”是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精神标识。其中，“讲仁爱”是和平的基础，“重民本”是民生发展的出发点，“老安少怀”“不齐而齐”是公平正义的内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民主自由的理想。中华文化主体性决定了如何理解并从自身文化中诠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其次，从“有我”到“无我”，推进主体性在更高维度上的实现。费孝通从“文化自觉”阐释“文化主体性”，指出“‘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29］。这意味着文明需要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成就自身特殊性，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特殊的文明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天下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无我”要求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超越一味强调中国视角的“独白”，将自身文明视为“一种关系网络的节点，而非边界内封闭的单元”^［30］，转而探寻中华文明价值理念与其他文明价值理念之间的共鸣点，主动淡化特殊性叙事，融会“既中国又世界”的价值观念体系。通过“无我”的开放性叙事，中华文明不仅能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更能在此过程中深化对自身独特价值体认、身份协商与共识建构，并在回应人类共同关切中彰显其普遍意义，构建起一个既根植深厚传统又面向人类未来、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强大叙事体系。

（三） 转危为机：以“和合共生”叙事基调超越现代性困境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思想和中华传统天下观相结合的产物，彰显了“和合共生”的理念，强调各国应在“和合”的视角下寻求全人类的共生^［31］。汤一介^［32］指出，应利用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通过文化的交往和对话，在讨论中取得共识，在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推动文化共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深层使命在于为当今世界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一种新的文明方案，即在解决现代性问题中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历史经验表明，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是人类和平发展道路的阻碍，要以“和合共生”为叙事基调，倡导“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的道义立场，为“世界向何处去”指明价值方向。

首先，以“和合共生”为根本原则与活力源泉。中国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与丰富精神资源，但并非所有内容都能够展示最真实的中国，并非所有元素都能够转化为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必须诉诸每一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具有伦理合法性的宏大叙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和合”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标尺，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6］，成为中华民族化解自然与社会、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歧异，构建宏大叙事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一宏大叙事具有的潜原则，即“内中和而外两极”，表现为“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的“张力场”^［33］，适用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阐释，它要求叙事既不回避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与张力，又能在此动态平衡中探寻共识，这恰是“和合共生”叙事的精髓。对世界上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体系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进行精准个案研究，形成立体化的文化产品，有利于各族人民切实享有人文关怀与世界价值，实现凝心聚力，构建交往共同体。

其次，“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相统一的辩证向度。按叙事主体可分为行为主体的“自我叙事”与行为主体之外的“他者叙事”。如何看待与自我不同的他者，也是评价文明发展程度的试金石。莫利^［34］指出，文化主体“要让‘他者’来寻找我们、‘影响’我们，甚至‘否认’我们”。从时间维度来看，建构性叙事要求文化主体具备“自知之明”，清晰辨析推崇什么、反对什么，价值体系中哪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精华；从空间维度来看，建构性叙事意味着文化主体具备“知人之明”，以其价值共识对共处于同一时空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有了基本的认知。提炼“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第五十四章）蕴含的“以A观A”逻辑，既倡导“以他者观他者”，设身处地理解他者的所思所盼，又彰显“以天下观天下”智慧，自觉意识到世界人民不是绝对的“他者”，而是美好生活的共同建设者。

文明的自我建构和文明的自我扬弃实为同一过程。当前占据主流的二元对立的文明观，往往忽略、遮蔽乃至取消了“他者”的存在及其意义，从而使得自我与他者的沟通变得不可能，也必将造成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性迷失。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推动传播逻辑从“说服”到“认同”的根本转变，必须坚持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根基，以“和合共生”作为叙事基调，重塑叙事的起点从“我”到“我们”，构建“有我”与“无我”相互转化的叙事动力结构，继而超越传统的“我—他”叙事框架，不断将原被工具性、对象化的“他”，转化为具有生命主体性与文化厚度的“你”，形成更具包容性与对话性的“我—他—你”三维叙事模式。

三 从互鉴到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共享性叙事

就叙事目的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叙事是媒介逻辑与价值共识凝聚的产物，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5］。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课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应对世界前途命运的价值愿景。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共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叙事的共享性提出要求，其关涉主体之间在多重文化背景下情理共通、精神共融、意义共生的深层机制。这一共享性叙事从根本上挑战了现代性所建构的三大传播基座：以疆域为单位的空间设定，以民族国家为意志的主体建构，以线性进步观为逻辑的发展规律，这种转型更加适配于多元并存、价值异构的全球传播现实，提供了在全球风险交织、多元价值共存、意义协商困境中的破解之道。

（一） 情理共通：以“命运与共”语境破除“本国优先”语境

全人类是一种以“人是类存在物”为内涵的“内外一致”的语境。马克思提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36］人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地发展。如何向自觉的“类存在物”转变，同人所处的语境密不可分，亟须从“本国优先”“内外有别”的高低语境转变为“命运与共”“内外一致”的共享语境。将“全人类”视为共享的语境，有效整合国内外语境之间的“通达性”，将“陈情”与“说理”相结合^［37］，诠释作为主体的人类共性与作为维系纽带的共同命运。

首先，以“陈情”寻找“命运相连”的情感支点，强化对“命运平等”的认定，塑造“命运共存”的情感纽带。情感是人类特有的体验，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重要特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对外传播本质上是国家与国家、民众之间的底层沟通和交流。由此，一是要寻求国家间叙事的共同情感支点，获得相似情感体验，唤起“命运相连”的情感共鸣。全球社会中不仅存在着意识形态地图和文明地图，还存在着复杂的情感地图^［38］，从“命运相连”的共同情感出发进行编码，为双方沟通互动打下天然的亲近性与一致性基础，促使传播对象对信息进行正向解码与诠释，避免双方因认知结构及价值体系等差异产生偏差性解码。二是诉诸情感感染，强化对“命运平等”的认定。相关研究证明，情感能够刺激大脑中杏仁核部位感知识别并快速记录情感因素，以及影响额叶区域的注意力处理优先级，由此，在“夺取”选择性注意的竞争中，蕴含情感意义的信息相比不含情感的内容会被优先注意^［39］。唤起对“命运与共”的共同感受，进而意识到他人心理所拥有的实存与自我并无二致，这种平等的认定是实现“全人类”相亲相爱的先决条件。整体上以情感为“黏合剂”，缔造超越疆域边界、政治边界、文化边界的情感纽带，凝结“命运共存”的情感纽带。

其次，以“说理”方式比较“命运与共”与“本国优先”语境，实现融情于理、情理交融。情感具有不同面向，“共情”到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挑战上，有助于聚同化异；反之，“共情”到不同政治体或不同利益诉求上，可能引发矛盾、纠纷。通过比较说理的方式，凸显“命运与共”语境的高度。马克思揭示新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差异，“市民社会”的立脚点以“原子化个人”先验假定为依据，这种假定在国际层面表现为“本国优先”的语境，呈现二律背反现象——发达国家虽承担全球治理主要责任，却屡屡将公共福祉让位于国家私利。“社会的人类”即“全人类”这一立脚点，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3］519为历史前提，致力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诠释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辩证逻辑；过程与结果互推方式，既揭示“本国优先”语境所蕴含的“以国家观世界”模式，导致“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的生存局面，又阐明“命运与共”语境所蕴藏的“以人类观世界”模式，呈现“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是合作机遇”^［40］的生存格局。两相对比，深化对“命运与共”语境的理解，为共享性叙事开辟了新的语境与情理机制。

（二） 精神共融：以“世界历史”超越“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书写

共同的价值享有以共同的历史书写为前提。世界历史的书写始终面临着“谁的历史”这一根本命题。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民族国家体系持续在全球发展与对话的进程中发挥支柱性作用。欧洲现代史学以19世纪兰克学派的形成为标志，兰克认为“人类历史只有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中才能彰显出来”^［41］。以民族国家作为叙事单位，既是民族意识的展现，也是对人类同质性的追求，导致文明叙事的狭窄化与单一化。生产方式变革及社会分工推动社会交往从“狭隘地域性”走向“世界历史性”，人类历史从民族史转向世界史。从全球传播实践来看，去疆域化、去中心化的平台频频出现，治理多中心化、媒介多元化、价值撕裂化的趋势预示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再是传播权力的终极边界。由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共享性叙事要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叙事，确立以世界历史为单位的叙事书写。

首先，梳理以世界历史为单位之“事”，呈现共同历经之“史”。“叙”以“事”为本，“精神世界以何事为本，意味着解释任何意义的方式”^［42］。人所作之“事”构成“史”，以世界历史为单位的叙事内容，要呈现群体的起源与发展，更要阐释不同群体间如何集结成超级群体，相互依存、彼此信任之“事”。“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43］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跨越，不仅标志着生产工具的革新，更体现了人类通过协作劳动和精神创造来超越自然局限的认知革命。轴心文明的同步涌现进一步确证了这一规律。中国先秦哲人提出尊道重悟、古希腊智者倡导尊智崇辩、古印度先知追求梵我合一，使分散的族群首次形成跨越地理阻隔的价值共鸣；火药、罗盘、印刷术等技术传播打破了地域性知识垄断，实现了中世纪欧亚大陆的文明对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本质上是对阿拉伯文明、中华文明等多元智慧的系统性吸收。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性危机更凸显重构文明对话机制的必要性，环境伦理的崩坏印证了人类中心论的破产，而20世纪价值秩序的坍塌则宣告单一文明解释力的局限，呼吁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最大公约数的价值指引。这种叙事特征体现了由“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的主体与客体认知模式向“我们共同讲述我们的故事”的主体与主体交往模式转变的主体间自觉，蕴含着对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超越，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去中心化”的价值体系的特征，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精神联结。

其次，提炼共建精神资源之“因”，重塑共有精神家园之“道”。共同体是“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44］，它的维系，需要身处其中的成员具有某种精神属性上的相似性和“默认一致性”。一是要系统发掘并书写人类历史上共克时艰、携手并进的普遍史实，提炼出不变的精神内核。人是讲故事的动物，人会死去，但是故事会活下去^［45］。叙事本质上是讲故事的能力，交流传递伟大的故事，谱写人类共同的向往追求，建立数亿人追随的文明和信仰。这种基于共同历史经验的精神内核，赋予有限的历史以无限的意义，成为引导全球成员自觉选择合作与共生的精神资源库，为践行“凝聚价值共识，践行文明愿景”提供行动自觉。二是要共融生命体验，推动心灵敞开、灵魂碰撞。面对神圣与世俗、理性与信仰、功利与道义的冲突交织，现代性精神危机日益凸显。马斯洛指出，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人们还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46］。共享性叙事要聚焦人类的精神危机，激活轴心文明共有的“终极关怀”基因。“轴心时代”所开启的对人之尊严与价值、对超越有限性的永恒追求，持续启示人们守护并创新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在彼此内心世界敞开、灵魂碰撞过程中融合共有精神家园，再一次实现“人类精神的觉醒”^［47］。

（三） 意义共生：以“文明共生”多维叙事解构“线性进步”单一叙事

就本体论而言，叙事是一种根本性的意义建构结构与存在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8］。从交流互鉴到共生共存，当前对外传播已经从“以西方为参考系、讲述当代中国如何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下崛起故事”的1.0版本，跨入“讲述中国如何与世界共同发展、推动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故事”的2.0版本，有望向“讲述异质文明如何生成意义，共生共存故事”的3.0版本演进。基于此，共享性叙事要逐一击破“文明冲突”“文明唯一”“文明扩张”等说法。

一是聚焦“聚同化异”问题，击中“文明冲突”的要害。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坚持“文明冲突论”叙事，强调“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49］。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如《国语》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强调同质化无法促进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差异性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全人类共同价值贯通个人、国家、世界三个层面，既反映了人作为个体对生存、发展、平等、自由的共同追求，也包容不同种族、性别、阶级群体的独特性，使每个共同体的价值诉求都能够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坐标系中找到位置。二是树立复数文明观，揭露“文明唯一”的谎言。现代资本主义在向外扩散与辐射的过程中将自身叙述为“文明”，甚至试图使“文明”变为单数，在文明叙事中将资本主义文明作为文明的唯一标准。归根结底，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通过引导各国人民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追求多元的价值解释模式，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逻辑必然否弃单线论、单一论的文明发展图式。三是营造开放意义空间，戳破“文明扩张”的定律。当前，“基佐难题”抛出“究竟有没有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一种人类的命运”^［50］，部分西方国家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的扩张与复制，此论调体现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对文明共生的怀疑。由“互鉴”到“共生”，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作出不将自身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的行动承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打破“国强必霸”“霸极必衰”的思维定势，推动国际秩序从“对抗逻辑”转向“共生逻辑”。

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新的轴心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恰逢其时地提供了“文明型共同体”这一突破性的新叙事框架。共享性叙事的提出是对战略性叙事逻辑、建构性叙事逻辑的平衡，避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对外传播叙事以工具理性主导并为政治权力所挟持，甚至退化为话术修辞，也警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对外传播叙事等同于以中国为主体的故事讲述。这要求人们回到叙事的本体，反思人类社会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意义生成机制，而非文化权力的遮蔽工具。从互鉴到共生的传播逻辑，要求从“文明如何交流互鉴”转向“异质文明如何生成意义”，进一步推动“以叙事为方法为何可能”这一“元问题”的解答，助力中国自主叙事体系的建构。对外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唯有国际社会秉持这种尊重差异、欣赏多样、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充分发挥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才能迎接并塑造“新的轴心时代”，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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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项目(2023M743276)

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创优研究（思政专项）项目(XJ20250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