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感性化逻辑探析

徐颢哲 ,  杨奕 ,  矫芳 ,  塔娜

新媒体与网络 ›› 2026, Vol. 3 ›› Issue (1) : 8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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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网络 ›› 2026, Vol. 3 ›› Issue (1) : 84 -98. DOI: 10.20233/j.cnki.xmtwl.202601007
传播学研究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感性化逻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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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Affectiv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a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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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需充分适配互联网通用文化这一全球框架,“感性化”是其获得跨文化认同的关键。借助计算视觉分析和文本阐释,分析了“哔哩哔哩”和YouTube平台的中国美食视频及其评论,提炼“中国故事”感性化国际传播的有益经验,考察作为感性化文化货品的“中国故事”如何在海内外社交平台最大化其影响力。基于文化货品视角阐释感性化内涵及其对“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意义;以美食视频为例提出感性化文化货品的理想类型;基于视觉、语言双模态文本提出优化“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力的“情绪—场景—行为”框架。为“中国故事”感性化国际传播提供理论和策略参考,助力文化共同体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China story, conceptualized as an affectively intensified cultural product,maximizes its influence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platforms. Affective intensific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emotions flow and amplify. Affectively intensified cultural produc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those that gain visibility and unique value among consumers or audiences precisely through this process. Currently,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China story”operates within a highly complex and interconnecte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requiring full adaptation to the global framework of universal internet culture where affective intensification is key to gaining cross-cultural recognition.Employ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that combines computational visual analysis and textual interpret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Chinese food videos and their associated comments on Bilibili and YouTube, aiming to extract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effective affectiv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hina story on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First,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affectively intensified cultural good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affective intensific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a story. Subsequently, using food videos as a case study, it proposes an ideal type for such cultural goods. Finally, based on bimodal (visual and linguistic) textual analysis, it proposes an “emotion-scene-behavior” framework to optimize the global reach of the China story.Data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triadic “emotion-scene-behavior” framework under the umbrella of affective intensific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hina story’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This correlation is especially pronounced on oversea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YouTu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 reproduction,the“behavior”dimension is most effective in evoking the 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among global audiences, thereby initiating intercultural dialogue,followed by “emotion”and“scene”dimensions. Furthermore,textual interpretation yields core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each dimension:the“emotion”dimension primarily creates an online atmosphere based on shared emotional undertones;the“scene”dimension can stimulate curiosity,analogy,and interest-driven exploration with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by showcasing creative processes;and the“behavior”dimension relies on sharing behavioral memories and life experiences to buil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bility within partnerships. This empirical evidence corroborat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ideal configuration for disseminating the China story proposed in this study.

关键词

感性化 / 文化货品 / 中国故事 / 国际传播 / “情绪—场景—行为”框架

Key words

affective intensification / cultural goods / the China story / global communication / emotion-scene-behavior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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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颢哲,杨奕,矫芳,塔娜.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感性化逻辑探析[J]. 新媒体与网络, 2026, 3(1): 84-98 DOI:10.20233/j.cnki.xmtwl.2026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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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传播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中国故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叙事形式,通过海内外社交平台进行跨文化传播,已然成为连接全球受众的情感桥梁。然而,既往研究往往局限于理性化的传播框架,将情感视为辅助工具,忽略了其在数字媒介环境中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潜力。本文从感性化文化货品的视角切入,探讨情感如何赋予“中国故事”独特性和吸引力,从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中最大化其传播力与影响力。

一 问题提出

(一) 感性化文化货品的内涵

本文考察作为感性化文化货品的“中国故事”如何在海内外社交平台最大化其影响力。“感性化”指向情感的流动和强化过程。感性化的逻辑是:在数字媒介勃兴、创意经济发展和视听文化深度流行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面临全球与地方、普适与独特的张力。对此,跨文化货品倚赖情感的流动、强化和再生产而获得独特性和吸引力,进而优化其能见度和传播力。“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在地缘政治和复数性文化之外,亦需善用此“感性化”逻辑,生产感性化文化货品来优化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国故事”依托海内外社交平台进行传播的实践提出了理性化主导的通用品规模生产基础和背景。既有研究和实践虽已触及“情感”的对外传播,但大多将其置于工具和经济理性的统御下。而“中国故事”的“出海”肩负着信息外宣和文化交流双重使命。若按工具理性路径,二者各有效用和目的,某种程度上存在冲突。本文主张,“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要正确应对理性化和感性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感性化”作为传播和交往的柔性黏合剂,在跨文化民间沟通中尤当如此。

从概念看,文化货品是有表现力和使用价值的、与特定文化相关的物品、服务、事件和传播形式。感性化文化货品即借助感性化在消费者/观众那里获得能见度和独特性赋值的文化货品1。中文语境中“affect”常被译作“情感”或“情动”。“情动”(affect)作名词时,是指人们在可以指认某种感情体验之前所感觉到的情感力量的流动2。“感性化”作为“affect”一词的过程性变体,指向情感的触发和强化两个连续环节。“触发”即人们在明晰某种情感体验之前所体验到的、客体之情感力量的涌动。“强化”即主体借此赋予客体特殊意义,结合自身经验进一步感触客体的内在复杂性。

从感性化文化货品视角出发,“中国故事”如何优化其在海内外主要社交平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一问题可细分为三:其一,文化货品的“感性化”内涵如何帮助处理当前“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中理性化与感性化关系的误区?其二,在全球网络社会和文化货品市场上,最具感性化影响力的国际传播理想构型(包括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是什么?其三,“中国故事”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借助上述构型优化其传播力、影响力的实践框架是什么?

(二) 感性化文化货品的国际传播意义

当前,“中国故事”的“出海”面临高度复杂且关联的传播环境:政治上,国家安全、利益与数字地缘政治共同发挥作用,“舆论战”向“认知战”转化;经济上,全球市场已非单纯“理性人”假设下由稀缺性主导的交换场域,而更多是规模生产下能见度和情感赋值的创意竞争场域;文化上,共享、共创的通用文化在跨文化的差异性和超文化的普适性之间开辟了务实沟通的道路;技术上,数字社交平台让一部分传播内容获得极高能见度,也导致大批竞品沉没于“马太效应”中。感性化文化货品尤其适配上述复杂环境,因而亟待成为国际传播的关键理论资源。

在政治维度,感性化文化货品通过情感质素加工而实现情感在政治传播中的战略前置。在地缘为界的“舆论战”转向互联网和智能技术辅助的“认知战”过程中,情感因子的强化和再造有助于国际传播提前布局——将情感元素前置于战略、策略的制定中1,帮助中国在数字地缘政治特别是算法个性化推荐和社交媒体主导的传播环境中占据先机。2019年,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主播刘欣和福克斯(FOX)商业频道主播翠西·里根关于中美贸易的公开辩论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成为感性化文化货品推动政治传播的典型案例。它诉诸公开可见的民间对话来寻求“不同文化听众之间的理解”3。除议题外,对话本身的谦逊和真诚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拉近了中美网民的心理距离。这也印证了卡斯特的判断:光考虑文化复数性,不足以推动文化间沟通,但若将看重共享、交流本身的通用文化考虑进来,复数文化有可能借助交流的共创过程而向彼此敞开4。在网缘政治和地缘政治交织的背景下,感性化文化货品为此沟通的实现提供了切实路径。

在经济和文化维度,感性化文化货品借助情感的创造性流通来桥接异质消费者/受众社群。晚现代最鲜明地体现出经济和文化的结盟:市场虽仍以工具理性牵引的效用和规模生产为基,但个体消费已不仅是为了使用,而要实现意义生产和身份建构5,“消费者”因此与“受众”界限融合。越是让消费者体验到某种独特情感价值的货品,越有影响力、越畅销。在此,情感的强化和再生产既可桥接“民族—国家”背景的复数文化体,又可务实连接全球网民:无论“Z世代”“银发一族”,还是“新中产”,均可借消费来创造性地安置自己生活中各种物质和意义。这一情感共创和再造过程开辟了文化间沟通的可能性。譬如,以韩国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韩流”通过社交媒体在拉丁美洲建构了跨文化“粉丝”汇聚的趣缘空间6。而由抖音国际版(TikTok)、手游《原神》、起点国际和快时尚网购平台SHEIN组成的“数字华流”则基于平台世界主义的理念,构建起商业化、娱乐化的全球消费者/观众社群。它们以融合、杂糅的跨文化传播冲淡了前平台时代跨文化传播的机构化色彩7

在技术维度,感性化文化货品在人机交互和数据化层面实现了情感的文化间沟通。在智能算法驱动的数字网络和社交平台环境下,跨文化传播能见度和吸引力竞争同时发生于上述两个维度。在人机交互层面,传播者借助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展现独特的情感魅力,从而赢得能见度市场、情感观众和流量份额;在数据化层面,平台和搜索引擎的个性化推荐由算法捕获的用户偏好和他人链接此结果的频率共同决定8-9,越被用户认为具有感性化魅力的文化货品,越有可能获得高频点击、转发和点赞。这些用户行为向平台和搜索引擎贡献了基础数据,后者反过来显著影响了能见度和吸引力的竞争。随着各类音视频作品的制作门槛降低,越来越多的中外自媒体人实际上成为“中国故事”出海的“民间信使”;TikTok、哔哩哔哩和YouTube则提供了感性化文化货品跨国流通的平台。当全球观众刷到、订阅和持续追踪此类文化货品时,他们和传播者、平台方共同塑造了更易发生情感触动的国际传播空间。点赞越多、排名越靠前,视频就越有可能被平台和搜索引擎标为必看之选。

综上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仍居于理性统摄情感的二元论框架下,较难开辟异质文化社群,特别是全球网络社群的对话空间。若“中国故事”出海时蕴含了情感强化和再生产的可能,加上算法驱动的搜索引擎和平台助力,其效果有望从“诉诸舆论”前置为“触动感知”。沉浸于感性化魅力的全球观众会对“中国故事”进行独特性赋值,进而通过消费/接受将其代入自身经验和文化建构。相关偏好又被搜索引擎和平台记录,后者赋予“中国故事”更优能见度。排名靠前的能见度反过来又激活新一轮的消费/接受和感性化进程。如此,感性化推动“中国故事”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多个传播维度环环相扣、迭代影响,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动力。

(三) 文化货品视角下“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理想构型

所谓理想构型,即效果最优诉求下感性化文化货品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从文化货品的视角出发,本文提出由三个主要条件构成的“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理想构型。文化货品的视角区别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的理解文化的“商品化”视角。文森特·莫斯可认为,“文化商品”的意义在于其经济价值,尤其是市场交换价值10。而文化经济学认为,文化货品的意义在于其内在价值,即文化如何在市场、社会和人的互动中被赋予特殊“质量”,尤其是情感力量1。在此,文化货品超越了“理性人”驱策的市场交换,更看重如何通过交往和实践实现消费者/接受者的某种独特赋值。

“交换价值”和“内在价值”之碰撞,可追溯至18世纪末浪漫思潮和理性思潮的拮抗。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理性化主导了市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普适的、通用的才是好的。但浪漫主义和反向文化思潮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社会中的个性”—— 既普适又与众不同。即便被认为最纯粹的艺术领域也需考虑自身与社会、市场的互动。艺术不仅意味着无涉利害计较、无目的而合目的的“纯粹美”,更意味着与特定语境、条件相关的“依存美”11。艺术大众化的过程,是“纯粹美”向“依存美”的转化过程,也是获得大众文化赋值的过程。当大众选择影响了评论家和收藏家的艺术判断,前者就参与了后者对艺术品内在价值的评估,因此,该艺术品也在大众那里获得了文化价值的赋值12-13

类似逻辑也见于移动社交和短视频时代,只不过算法驱动的平台化进程让文化货品中人和社会的交往拓展为“人—技术—社会”的交往。以当前国际传播的热点场域“抖音”为例:一首“抖音热歌”的打造者需兼顾音乐质量、观众偏好和平台推荐三个方面——音乐要本真、独特,音乐牵引的互动场景要有趣,音乐在点击率、排行榜的数据化绩效要亮眼14。不仅音乐如此,中国电视剧、印度瑜伽和日本漫画在当下的全球流行概莫能外。在此,单纯考虑文化货品的交换价值远不足以描摹其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而是要进一步通过再生产进程增强其可见性。说到底,在高度现代性和网络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货品的流通势必面临理性化后置而文化前置的格局。理性化主导的通用品规模生产是基础和背景,走向前台的是一个“文化化”市场:一个通过货品的感性化来获得能见度、赢得观众独特赋值和消费的场域。由此,本文提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理想构型的第一个条件,即文化货品应借助情感的触发和再生产进程获得高能见度。

同时,互联网语境增强了感性化的作用。互联网语境中生产门槛降低导致同质化产品和题材过剩,多层次文化内容在同一平台竞争,无谓“精英”“大众”之分。内容产品的交换价值竞争进一步演变为能见度竞争。在此,越能触动观众情绪,进而邀约其参与情感互动和再生产的作品,越容易被认为“独特”而获得好的反馈。且情感具有传染性,文化货品在感性化进程中若依托恰当的代言人(节点)和媒介(渠道),就能进一步延长其生命周期,强化其传播效能。根据互联网语境的传播特征,本文提出理想构型的第二个条件,即文化货品需依托代言人和传播渠道打造合适场景。

互联网语境的另一个特征是算法驱动的平台和搜索引擎日益成为交流基础设施,感性化在人机交互和数据化两个层面影响文化货品流通。传播者在社交媒体竞相展示独特的情感传播力、寻求更大的传播范围和更多的社交互动。当用户被感性化信息触动而点击、点赞时,其个体偏好和群体趋势又会被算法捕捉,制定搜索和推荐结果。高能见度、高交互性的作品进一步推动了更多感性化文化货品的诞生。当然,要想获得持久的感性化竞争力,文化货品还需恰当展现“社会中的个性”——不仅考虑到特定场景设计,还要成为更具包容性的集成符号,邀约不同国家观众代入自身感性经验,完成情感共创和再生产。根据互联网传播语境对多元身份观众互动和个性化的要求,本文提出理想构型的第三个条件:文化货品需要作为一个集成性文化符号容纳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行为经验。

综上,基于文化货品视角,“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理想构型应满足如下条件:一是借助情感的触发和再生产进程获得高能见度;二是依托代言人和传播渠道打造合适场景;三是作为一个集成性文化符号容纳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行为经验。“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理想构型要求传播者秉持“理性—感性”并行的思路展开实践,将二者对立,特别是一味以工具理性统御感性,易导致单向传播、数据堆砌。但若片面推崇感性而忽略理性推动的成就和进步,“中国故事”的跨文化生长又将失去根基。若传播者基于理性化背景而拥抱文化前景,“中国故事”的讲述将更加务实。当理念共同体尚未建立,感性化文化货品或可率先桥接彼此体认,成为底限性对话得以开展的情感共通体。在全球社交平台上,要想在理性化底色上勾勒感性化流通的图景,“中国故事”需提供复数文化社群和异质网络社区均可理解的主题、语境和情绪,并在此基础上展现特色、创意和本真来突破同类竞品的饱和,同时还需考虑智能算法时代能见度和观众赋值的优化,有效方案之一是生产被国际社会认可为独特、可感、可亲的文化货品。这种文化货品既涵纳本文化的精华元素,同时也可供海外阅听人基于自身经验进行二次乃至多次创造和传播。

二 研究方法

既有研究表明,中国美食、风景和社会热点事件是逐步改善中英文流量和流向不均、引发国外年轻观众广泛共鸣的恰当切口15。为在具体语境中论述和检验上述观点,本文选定哔哩哔哩、YouTube两大代表性社交网站上的12个典型中国美食视频进行语料分析。哔哩哔哩2023年第三季度日活跃用户突破一亿2,主要用户年龄集中在30岁以下,空间分布以中国东部地区为主,男女比例较为均衡3;YouTube 2023年日活跃用户数接近30亿4,且用户群体广泛分布在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两个平台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很强的典型性。首先,2023年1月,笔者以在国外生活、以中国美食为主要视频内容的标准选择了4个视频账号,这些账号在哔哩哔哩和YouTube都有较多的“粉丝”和较高的关注度,并且其在两个平台的视频内容和更新频率均保持一致,具体信息见表1。在以此为标准确定了4位博主后,用网络爬虫工具收集其在两个平台流量排名靠前的视频日记(Vlog)及评论进行分析。由于各位博主在两个平台上受欢迎的视频内容排序不完全一致,本文将选择视频的标准确定为用作内容分析的视频应该在两个平台都有超过100 000次的播放量,同时需要以具有明确中华美食特征的食物为视频主要内容。在此标准下,每位博主选择3个视频,共获得12段视频。

在方法上,采取文本阐释和计算视觉分析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文本阐释即对视频日记的内容、策展方式、传受各方交往动态等进行构成性诠释16。计算视觉分析即采用计算机视觉技术结合人工编码的方式分析视频画面17。对视频数据采取如下处理:第一,使用Python图像处理和计算视觉库Opencv将视频按照每5秒抽取一帧的等距间隔输出为图片集;第二,调用谷歌云视觉接口对以上图片集进行目标检测与实体识别,生成文本型标注数据;第三,三位受训编码员对视频帧图片集进行“情绪”“场景”“行为”三元类别标注,进而聚合出每一视频的三元数值。对评论采取如下处理:第一,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评论进行分词、实体词提取等预处理;第二,编码员对评论文本中提取的实体词进行“情绪”“场景”“行为”三元类别标注,并聚合形成每条评论的三元组数值。完成标注后,进一步对视频“情绪—场景—行为”三元组与视频播放量及评论“情绪—场景—行为”三元组与评论点赞数进行分析,从而讨论该三元组与感性化文化货品传播效果的关系。随后对高赞视频目标图片的三元组及相关评论所激活的传受各方感性化社群动态进行文本分析。这样做确保了本文的实证部分既有整体的传播趋势研判,又有代表性案例的纵深阐释。

三 数据分析与文本阐释

(一) 数据分析

计算视觉分析可知,作为感性化文化货品的“中国故事”在海内外社交平台的传播表现出两大趋势:

第一,“中国故事”越匹配“情绪—场景—行为”三元框架,其感性化传播效果越好。其中,“场景”“行为”维度正向显著影响视频文本的感性化传播力(以播放量计算)。在海外观众聚集的YouTube平台上,“场景”(β=1.152,P<0.001)与“行为”(β=0.962, P<0.05)维度均正向预测其播放量,且“场景”对播放量预测效力更高,即“中国故事”越是在海外平台突出“场景”“行为”激发观众经验代入,其感性化传播力越强。而在中国观众和少量外国观众聚集的哔哩哔哩平台,视频内容的三元组对播放量的预测效力不显著。这也提示要注意“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中平台受众群的偏好差异:海外观众更接受“场景”和“行为”维度的感性化魅力。

与视频略有不同,评论文本的感性化传播力受“行为”“情绪”维度正向显著影响较大(以互动点赞数计)。其中,YouTube平台评论的“行为”(β=0.094, P<0.001)和“情绪”(β=0.077, P<0.001)均正向显著预测评论互动点赞数,且前者效力大于后者。而哔哩哔哩评论的三元组均正向显著预测互动点赞数,效力由高到低依次为“行为”(β=0.090, P<0.001)、“场景”(β=0.068, P<0.001)、“情绪”(β=0.036, P<0.001)。综合两个平台来看,当观众评论某条视频时提及“行为”最易获得其他观众点赞。换言之,“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视频越是激发中外评论者反思自身行为经验、回顾行为记忆,越能扩大情感受众的范围、获得正向情感反馈,并有效增加阅听人之间的互动。

第二,从感性化文本的传受契合度来看,哔哩哔哩上视频发布者与评论者在“行为”维度的共鸣度最高,涉及“行为”的评论与涉及“行为”的视频情节之相关系数为0.64(P<0.05)。YouTube平台上传受各方在“场景”维度的共鸣度最高,涉及“场景”的评论与涉及“场景”的视频之相关系数为0.632(P<0.05)。这启发笔者注意感性化维度、平台、用户群之间的适配性。美食的制作分享具有跨文化可沟通性,也因此桥接了中外文化社群、发挥了感性化传播力。哔哩哔哩用户多为中国观众或有来华经历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美食的制作有亲身行为经验或切实行为记忆,因此,“行为”维度的感性化传播力更高。而YouTube平台的国外用户对中国美食制作过程的参与经验较少,对相关场景(包括原材料准备、制作技艺和工具准备等)具有跨文化陌生性和新鲜感,因此乐于在评论中提及。

(二) 文本阐释

前文讨论了作为感性化文化货品的“中国故事”在海内外社交平台的传播趋势及“情绪—场景—行为”三元框架的排序。接下来,本文通过文本阐释来考察该框架中每一维度的内在特征,为“中国故事”感性化国际传播提供策略参考。

1 情绪感性化:营造氛围来邀约跨文化“远观”与“近思”

情绪维度的关键是营造在线“氛围”。尽管用户不一定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但社交媒体提供了复数身体相遇和集体情感传递、传染的时空条件,因此构成了某种数字氛围18。“理性化”逻辑看重用户利用社交媒体实现了何种效用、生产出何种通用品,“感性化”逻辑则关注用户在社交媒体的特定氛围中营造了何种反思性和独特性,且“氛围”持续涌现和转化,能够在观众的经验中被接受和改造,成为感觉和情绪的自然组成19。这一特质令全球观众以“远观”和“近思”两种方式体验文化货品的感性化魅力,促进“中国故事”的创造性接受。

无论“远观”还是“近思”,均以中外共通的情绪底色为基础。但“远观”是在共通情绪中适度展现跨文化陌生性,让观众感觉与己相关又有所不同。譬如,当看到丹麦奶奶让孙女在冬日午睡于户外时,许多观众表示这与自己文化的育儿经验有所出入。但因祖孙亲睦之情是中外融通的,所以该视频亦收获许多善意的讨论。而“近思”是在共通情绪中激发观众类比自身经验、随后进行情感的再生产。当看到博主展现中外家人共进午餐的和谐氛围时,有观众感叹“我母亲很久没像你给孩子那样给我做鱼吃了,下次来我也要让她给我做一桌这样的饭”。这里的亲子之情、家庭之爱是跨文化互通的。再如,博主“北欧冷冰冰”给外国公婆烤制了脆皮五花肉,有观众评论说“好可爱的家庭!我也跟公婆一起做了好多次这样的脆皮五花肉了(我是印度尼西亚人,现居法国)。我公婆也非常喜爱亚洲食物,太好吃了”!在此,观众不仅代入类似生活经验,还主动寻找与博主的共通点:将“中国食物”拓展为“亚洲食物”就是明证。此外,本研究涉及的博主均处于跨国婚姻关系中,有类似经验的评论者亦因此深感亲和。有观众向博主云上致意称“中德夫妻向你们问好”,另有观众评论说“我们也是跨国家庭,只不过我们在雅加达/亚特兰大”。

综上,“中国故事”要想在情绪维度取得好的感性化国际传播效果,需基于中外共通的情绪底色来邀约观众的经验代入和情感再生产。具体地,围绕家庭、亲子关系的思念情绪是最易为跨文化观众感知的,本文也通过视频分析发现基于此打造的情感氛围最利于“中国故事”文化货品的传播。基于共通、可感的情绪,全球阅听人得以共享一套象征/对立的符号体系。而观众越是感到传播内容独特有趣又与己相关,“中国故事”的感性化传播力越能得到提升。

2 场景感性化:以过程性激发跨文化的好奇和探索

场景维度的关键是展现“过程”,激发全球观众的好奇和探索。对跨文化观众而言,更具感性化魅力的并非博主“做出来”的美食,而是“做美食”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特色食材及其背后的地方性经验,激发了异质文化社群的好奇、类比和基于趣缘的共同探索。这一探索主要通过“类比—分享”的路径实现:博主展现场景从而激发观众展开对己文化的反思,并基于趣缘分享的网络文化与博主和更多观众交流。

譬如,常有评论者热衷于以自己文化的“对应物”来解释博主的烹饪技艺或某类食材。博主“北欧冷冰冰”展示给外国家人烹饪梅干菜包子的过程,有观众评论称,这里的“梅干菜”就是潮汕地区的“腌咸菜”。此评论马上引发了更多拥有潮汕经验的观众共鸣、激发了对相关视频场景的更多关注。博主“雨琦在芬兰”展示了为芬兰家人清蒸海鲈鱼的过程,有评论者总结称“芬兰人似乎很喜欢亚洲菜”“虾无壳、鱼去骨,清淡甘甜是北欧最爱”。在此,视频场景并非由传播者一人书写,而与跨文化观众的实际生活经验碰撞、互构。传播者在过程的袒露中交代了更多的背景,“体现了对反思和真诚性的承诺”20

值得深思的是,同样依循“类比—分享”的路径,中外观众对同一传播主题的解读呈现出“仪式化”和“世俗化”的差异。有研究者称之为“桃花源”与“伊甸园”的叙事框架对立:前者包含了“入世—出世”的转化,后者则反思人与世俗世界如何建立连接和共生关系21。如在观看“茼蒿沙拉”的制作过程时,中国观众的诠释体现出对中秋、春节等欢聚节事的仪式化向往。有评论说“(茼蒿)是中国新年火锅的必备品”而国外观众则热衷于寻找“茼蒿”在自己文化中的对应物:日本观众将之等同于“青草味的春菊”;欧美观众则称其为“可食用的菊花菜”。

再如,同样是观看博主和外国家人吃中餐的场景,中国观众更看重礼仪。有观众质疑“锅和盘子能否直接上桌”并建议博主“多花点心思在餐桌陈设上”“让中餐更赏心悦目”。外国观众则更在意饮食方式和健康的关系。有评论提出“中国菜很美味,但其分量太大,中国又有不浪费食物的传统。吃这么多,人容易发胖、导致糖尿病和高血压”。

总之,对“中国故事”的过程性展示,能够实现传受各方的经验碰撞和对各自文化的反思,有效激发中外观众的好奇和探索。这一关联过程,按福柯的“异托邦”观念,是一个模糊的、中介性的功能地带,时刻具有修改、创造、探索的可能22。在此,博主的视频日记不再是单独讲述的经验,而是和全球观众共同书写的整体社会经验,是过程性的、邀约共创的工作而非静态的作品23

3 行为感性化:共享行为记忆或经验并建立伙伴关系

行为层面的感性化以“共享”为核心。传播力较好的视频或召唤全球观众类似的行为记忆,或在传受各方之间共享实用的生活经验。无论何种文化背景,人都有共享和学习的本能。倡导共享和参与的社交媒体文化强化了这种本能。当跨文化的观众不单纯被投放内容,而与博主共同打开功能/服务/帮助的窗口,基于伙伴关系的文化间性亦被打开,“中国故事”的感性化魅力也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

当博主展示制作中餐的机巧或笨拙时,中外观众往往被激发出经验分享和学习交流的欲望。例如,有评论者在博主“北欧冷冰冰”的视频下留言说:“我总是在蒸包子时搞砸——出锅时它们扭成一团。有人知道博主用的是什么厨具,需要加多少水吗?”另有评论请博主“分享浇在脆皮五花肉上的蒜汁的配方”。不仅如此,中外观众也会慷慨提供自己的成功或改进经验给博主作为参考。譬如,博主“北欧冷冰冰”给自己的丹麦公婆煮阳春面吃,评论者建议她“考虑辣白菜和椒盐甜猪肉作为面条的浇头”。类似的共享、互助还发生在提供厨具信息、食材价格参考等情形之下。

也就是说,当“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可召唤全球观众分享类似的生活经验,特别是基于此前失败经验而向博主和其他观众求教时,传受各方之间就产生了超越文本的感性化联结:当在传受过程中彼此分享、学习以及共同探索时,人们之间就不再是简单的工具性传受关系,而是伙伴关系。此时,传受各方的感性化纽带增强,文化间可沟通性有望提升。此外,从社交平台的推荐规则来看,共享行为记忆和实用经验的“中国故事”文本具备更高的次生传播力。它通过伙伴关系的建立而拥有感性化的传染力,不仅推动博主和评论者直接交流,也会激起更多评论者就高赞评论进行多层级的次生交流。而某一文本的次生交流圈越大,平台赋予其能见度的权重就越高,感性化传播力就越强。

综上,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具备更高感性化传播力的“中国故事”往往匹配“情绪—场景—行为”三元框架展开文本实践。当然,该框架的每一维度与感性化传播力的关系需考虑“主题—平台—用户群”的适配性。如在YouTube所代表的海外平台,行为的感性化传播力最强,情绪和场景分列其后。这或许是因为行为记忆和实用经验与中外观众的日常体认最为相关,所以引发了最强的反思性和情感认同。同时,这也启发“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在务实沟通和互助型伙伴关系的建构上下更多功夫。

需要明确的是,前文仅仅从分析维度将“情绪—场景—行为”割裂,但在文本实践层面,它们始终是一个生态化的整体。人们很难想象脱离了场景和情绪的行为展演会有何种感性化传播力。而若场景和情绪不落到中外观众的日常体认和实用经验层面,“中国故事”的讲述将始终在文化差异间苦求弥合,而非在“文化间性”中成就自身。这也是文化间沟通需要勉力达成的“理解的实践性”24

四 “中国故事”感性化国际传播的实践框架

(一) 以“感性化文化货品”作为理论资源回应“中国故事”国际传播

本文缘起于“中国故事”感性化国际传播的现存问题,既有研究和实践已触及情感维度,却仍有三类误区。

一是将“感性化”等同于情感元素的加入,并将之片面置于理性化尤其是工具理性、经济理性的统摄下。对外传播中情感的感染性、主观性、亲近性和价值性堪与理性彼此增益25。但许多研究依然将情感作为理性指导下对外传播的对象或特征26-27,而忽略情感生成、强化、演变的过程性和创造性堪与“理性化”比肩。对中国故事作为文化商品的研究尤其强调其经济价值11,而文化货品这一强调“中国故事”海外传播如何在经济价值之上被赋予内在文化和情感价值的定义则被忽略。

二是在规范层面提出情感增进跨文化认同的机制,却鲜少提供可落地的语境设计。这些机制包括情感牵引的“影像触达—行动触发—文化触动”短视频传播28、源自共情的“注意—选择—判断—理解—认同”29等。这些研究未基于传受各方互动的实践语境充分探讨“感性化”的价值。随着跨国数字平台悬置乃至绕过复数文化语境而重塑全球交往和意义空间30,“中国故事”出海的语境设计恰恰变得更重要了。一个“积极”例外是中国媒体2021年4月对云南省“象群北迁”盛景的再现。这一“中国故事”因触及对自然、生命的情感体察而获得全球社交媒体观众的高度认同。若剥离此类可沟通的语境,海外观众将很难共情并因此削弱“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效果31-32

三是将“感性化”简化为观众情感效价,而未就“中国故事”召唤的跨文化行为经验和行动意向展开深入分析。此类研究多侧重数字媒介语境下“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且多借助点赞数倒推“中国故事”适宜输出的价值观33-34。观众情感效价毕竟只是“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效果的非充分参考。若传受各方的感性化交往过程被忽略,情感和互动叙事引发的场景和行为结果将得不到充分讨论。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故事”的情感传播当从内容转向结构;在后疫情时代基于普适价值和“好故事”再造情感共同体35。这要求传播者关注社交媒体上受感性化驱策的舆情变动,以共情为跨文化交流的起点36,在国家、媒体和民间三类叙事维度上寻求传播效果的变革37

综上,当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依然停留在对情感必要性的强调或特定情感元素的策展和效果测量上。但感性化文化货品的视角将感性化与理性化并行,重视语境和场景设计、推动传受各方基于文本展开情感实践和再生产。它不单纯通过赋予认知来宣讲“中国故事”,更邀约全球观众共创独特的情感体验。在晚现代创意和能见度优先的市场以及全球网络社会和智能社交媒体的语境下,“中国故事”不仅是满足全球消费者交换价值的文化商品,更是具有独特情感赋值潜力的文化货品。因此,“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亟待补充“感性化文化货品”作为其理论资源来指导实践。

(二) 以感性化力量推动构建“中国故事”的交流共通体

本文基于全球网络社会通用文化的背景,考察了“中国故事”在海内外主要社交平台感性化传播的逻辑,论证了“感性化文化货品”缘何成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亟待补充的理论资源。既有理论和实践虽触及情感元素,却并未超越“理性化”尤其是工具理性的驱策。而按感性化文化货品的视角,承载中华文化和中国形象内涵的物品、服务、事件和传播形态通过情感的触发、强化和再生产来沟通全球观众——既包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也包括中外网民——进而使“中国故事”获得独特性赋值和更优能见度。“感性化”弥合了信息外宣和跨文化交流的张力,同时也强调差异的“跨文化”和依靠“全球一张网”的“超文化”之间开辟了务实沟通的道路。

本文基于高度现代性和网络全球化语境,从文化货品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理想构型。一是讲述异质文化社群皆可理解的情绪主题,二是依托恰当的传播者和渠道营造合适的场景,三是作为包容性符号涵纳多元文化社群可沟通的行为经验。如此,“中国故事”在政治上有望实现情感传播的战略前置,在经济和文化上有望桥接跨文化和超文化社群,在智能算法和平台化环境下亦能从中介化人际互动和数据化互动两个维度实现情感的文化间沟通。这一理想构型框架应和了文化货品这一概念对文化内容内在价值的强调,同时考虑了网络全球化语境的现实基础,突出了文化货品内在价值获取需要在互动的再生产过程中获得这一特征。在提供实践框架的同时,本文也在理论角度通过理想构型贡献了对文化货品区别于文化商品的理解和价值。

本文基于计算视觉分析和文本阐释,提出了“中国故事”感性化国际传播的实践框架,并以哔哩哔哩和YouTube两个平台上中国美食视频的感性化传播效果为例,讨论此框架的具体应用和有效性。研究发现,“感性化”下辖的“情绪—场景—行为”三元框架与“中国故事”感性化国际传播效果呈正相关;在YouTube所代表的海外社交平台尤其如此。从感性化再生产视角看,“行为”最能召唤全球观众的经验和情感代入,进而开辟文化间对话,“情绪”和“场景”分列其后。此外,借助文本阐释得出了每一维度优化感性化传播效果的核心策略:“情绪”维度主要基于共通的情感底色营造在线氛围;“场景”维度可通过展现创造过程激发异质社群的好奇、类比和趣缘探索;“行为”维度则要靠共享行为记忆和生活经验来构建伙伴关系中的文化间可沟通性。这一经验证据进一步印证和细节化了本文提出的“中国故事”传播理想构型。“食”是中华文化最重要且最具特色和多样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是“中国故事”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经中外视频平台中美食视频验证与补充的“中国故事”传播理想构型由此可以适应主流的文化货品传播。

正如“感性化”常处于涌现和变动之中,“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时刻处于敞开对话和“未完成态”。本文亦有三点未尽之处留待未来探索:

第一,在智能算法驱策的平台化语境下,作为文化货品的“中国故事”需在两个层面优化其感性化传播效果:一是海内外主导社交媒体上的中介化人际互动;二是搜索引擎和平台推荐为代表的计算机数据化互动。篇幅所限,本文侧重于前者。后续工作将集中于数据化互动与“中国故事”感性化传播力的关系研究。与之相关,本文对智能传感器驱动的“中国故事”感性化传播效果实验着力不多。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扩展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拓展了“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边界。较现有的“情感—行为”反馈而言,新技术语境下的文化货品或可唤起中外观众更细致的感官体验,组织更丰富的情感互动,其中所蕴含的感性化力量值得持续的学术探讨。

第二,本文已发现差异化社交平台对同一主题“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是不同的。譬如,感性化统摄的“情绪—场景—行为”三元框架和YouTube平台的“中国故事”播放量之间的统计关系远比哔哩哔哩显著。后续研究将侧重考察多平台的差异化社群构成及其背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动因与“中国故事”感性化传播的关系。

第三,本文依托的“文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多元文化背景的复数文化;二是全球网络社会的通用文化。但是,由于后者在现有“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不多,所以本文侧重于后者,将“文化”概念化为共时性社交媒介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丢掉了文化分析的历史和权力维度。“中国故事”在海内外社交平台的跨文化交流如何沉淀为国际传播史的一部分,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身份认同等权力要素,值得更深入审慎地考察。

“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具有共通性。考察“中国故事”在晚现代和全球市场的社交平台传播,其实是考察其在新传播技术语境下如何支撑、构建人类价值共通体。单纯强调差异纵深的“跨文化”路径和主张拉平差异、“全球一张网”的“超文化”路径,均不能助其充分打开文化间的可沟通性。有鉴于此,感性化文化货品的视角提供了文化间彼此转译、共同创造的务实沟通方案。按照让-吕克·南希和弗朗西斯·朱利安的说法,在共通体中通过交流打开的文化间性,是在承认差异中共享、在彼此靠近中共存38-39。这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探索“感性化”策略如何推动海内外社交平台的“中国故事”在全球观众那里“各美其美”进而“美美与共”,最终实现文化价值共通体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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