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为公众表达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通过网络更直接地参与社会公共协商。然而，信息技术在带来上述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虚假信息、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大多数公共协商都发生在一个高度泛在的社会场域之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分散，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基础，整个协商过程也缺少必要的秩序和规则。相较于泛在社会，特定社区拥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封闭的物理空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准则，可以为公共协商提供理想的环境。探索社区内公共协商的方式和过程，有助于从中找到公共讨论得以达成的基本条件和路径，从而发现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公共协商的规模和质量。
高校是一种成员相对固定、物理空间较为封闭的社区，这为其成员提供了在共同语境下开展议题讨论的基础，因而成为网络公共协商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场域。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从议题属性、公共参与、政策过程、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五个维度构建测量框架，试图探索影响社区内公共协商效果的关键因素，以及社区媒体在公共协商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机制。
一 文献综述
（一） 公共协商：理性与社会交流的建构过程
公共协商的概念可以追溯至雅典城邦时期的古典民主，指的是城邦的重大决策都需要提交公民大会等协商组织后决定，这种程序体现着强烈的协商民主取向
［1］。在此基础上，公共协商被建构为一种用理性反映公共利益的过程。正如康德所言，公共协商实际上就是公开利用理性
［2］，这说明超越一己私利并反映公共利益的决策方式才真正拥有合法性。
随着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公共协商逐渐成为民主的一种规范，甚至出现“民主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公共协商”
［3］的说法。瑟夫·毕塞特在对美国的政治结构进行反思中首次提出协商民主理论
［4］，阿米·古特曼在《民主与分歧》中讨论了协商中的问责制、互惠性和公开性等问题，进一步在实践和政策维度发展延伸了协商民主理论，也丰富了公共协商的内涵
［5］。
哈贝马斯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公共协商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将公共协商视为一种以政治或社会问题为中心的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借助一定的条件（例如政治平等）来确保行动的可及性和自由，由公民提出、权衡、交流和妥协各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观点，以形成更合理的意见和决策
［6］。
可见，西方主流的公共协商以理性为核心，以民主为依托，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到公共理性讨论和批判性审视具有集体约束的公共政策过程”
［7］，这一过程体现出平等性、责任性、公共性与信息透明性四个特点。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被忽视的“非理性活动”，即社会交流过程在公共协商中的重要作用。Bohman
［8］批判性揭示了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协商理论家有关“理想的演讲情境”等反事实性假设的“乌托邦理想”遭受的现实挑战。Gamson
［9］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日常政治对话往往是深思熟虑和复杂的，普通人并不像社会科学中经常描述的那样被动、愚蠢和沉默。Barber
［10］对于谈话和深思熟虑之间的严格区分提出了质疑，他主张谈话和交谈的过程是“强大民主的核心”，其中包括想象、思考、倾听和理解的复杂混合，并强调开放式对话作为实现对话者之间相互发现的途径的重要性。
国内学者对于公共协商的研究延续了西方理性与民主的主流视角，并将互联网这一新发展趋势作为分析背景。部分学者肯定了互联网对于公共协商过程的积极意义，认为其能够保障协商的相互作用，扩大交流效果
［11］，也有学者指出线上公共协商和线下公共协商同样重要
［12］。
综上，为兼顾理性与社会交流的共同作用，本文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这一重要背景，主要参考Burkhalter等
［13］提出的公共协商条件机制模型进行分析，在这一条件机制模型中，协商的审议由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组成，分别对应交流的实质以及与交流相关的形式和规范。
其中，理性在分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不仅作用于推进共识的产生和说服别人，还使参与者系统地运用可以得到的知识和价值观
［14］，最终每个人都根据之前讨论获得的知识和信息来提升自己的观点，并对公共协商的问题形成独立判断，进而作出最佳决策。而社会过程则指向对与交流相关的形式和规范的考虑，这些考虑中最重要的是发言机会的平等，通过确保讨论的包容性和平衡性，使协商参与者能够相互理解、坦率交谈、换位思考
［8］。
通过以上两个过程的构造，Burkhalter等
［13］的模型既结合了参与协商的个人能力和倾向，还提供了公共协商空间（平等讨论的机会）的条件，并整合了微观层面（每个人的内在因素）和宏观层面（不同观点的混合和冲突之间的妥协）的协商。两者的结合有助于拓展理解所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较好地描述公共协商的进程。
（二） 社区传播：辨析与争鸣
对社区的定义存在两种视角。一种侧重其组织形式，强调社会关系与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认同，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为代表，他关注社区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认为社区的本质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具有内心共同倾向的关系
［15］。另一种视角强调社区的实质形态，较为依附其地域性质，中国的社区研究主要遵从这种思路，有研究将社区定义为“人类群体在某一特定区域内，通过各类社会活动和彼此之间的联系形成的一种共同文化，从而使其得以维系”
［16］。
事实上，社区同时拥有地域性和社会性特征。社区是一个群体，社区中的人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其并非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具有认同感的。帕克最早将“社区”这一概念引入传播学，并将传播和城市的研究进行结合分析。
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社区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视野也随之拓展。Hollander等
［17］指出，社区传播作为公共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特别的地理空间内创造出公共空间，并通过互动形成认同。21世纪初，洛基奇以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参与、社区整合为框架，分析了网络时代的社区传播。他关注到社区这一空间内的其他非媒介因素，并指出互联网作为新媒体时代“传播基础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形塑“邻里叙事网络”
［18］。
中国的社区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多集中于三个方向：以理论阐释形式进行传统媒体与社会问题的分析，结合社区媒介（社区报、社区版面、电视媒体）进行社区新闻活动分析以及结合新媒体传播形式研究虚拟社区的传播。
第一个方向中，诸多研究对不同国家的社区媒体发展情况进行梳理，指出国内社区媒体发展的重要意义
［19］。如黄荣贵等
［20］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业主集体抗争成功的影响因素，揭示了社区传播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
第二个方向中，丁未
［21］通过对乡村社区传播和身份认同的研究，开辟了独特的研究视域。也有部分研究聚焦社区媒体的报道角度，对国内社区媒体传播进行了经验总结和反思
［22］。滕朋
［23］认为，社区传播作为社区治理的路径和目标，要求社区公共事务决策需要公共沟通和协商合作。
第三个方向中，王斌等
［24］提出新社区传播形式，即“超本地化新闻”。闫波等
［25］的研究则分析了社区新媒体传播的及时性、多样性、互动性、外展性等主要特点。也有研究对老年门户网站进行研究，分析“隐性共同体”如何构建社区成员的社区认同
［26］，以及从业者如何通过社区新闻在虚拟社区中得以发展
［27］。新媒体在社区的文化建构
［28］和公共服务
［29］两个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
综上所述，中国的公共协商与社区传播的相关研究仍存在可深入探索的角度。在研究领域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居民的社区传播，对其他类型的社区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是理论阐释、现象描述或单一样本的案例分析以及结合某一具体舆情事件的发生过程进行的描述性研究。
新技术的发展也为社区传播提供了新的语境。一方面，公共协商的形式、发生的场域在不断变化，互联网技术促进了虚拟社区的产生，而以高校为代表的地方社区，实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高校内群体强关系和网络上弱关系的连接共振，其可能对公共协商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社区传播通过对社区居民自我赋权，有可能放大协商效果，对公共协商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特定社区内公共协商的产生和发展遵循怎样的条件机制？社区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二 研究方法
（一） 方法说明
由于特定社区内的公共协商往往具有全社会范围内协商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本文以中国某高校这一特定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具体社区内，对其公共协商的条件机制和影响其协商结果的因素和组合因素进行探索。
之所以选取高校内的公共协商事件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由于高校作为特定社区，具有相对封闭的物理空间、相对固定的公共协商参与群体（校内师生），同时校内师生具有相对接近的价值观念，且对于社区具有一定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由于高校管理方式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等特点，高校内公共协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更容易追踪，协商结果也更容易确定，包括公共协商是否真正促成了校内师生达成共识，以及公共协商是否推动了高校相关政策的变化。为研究这些因素在各种条件组合下如何影响公共协商，同时出于对研究样本大小和样本特点的考虑，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开展研究。
从研究目的来说，使用QCA的研究往往寻求中层解释，追求一定的简洁性，同时又关注具体的脉络，探求变量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此外，传统的比较研究多为质性研究。质性研究可以提供丰富的脉络星系，但是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定量化兴起后，质性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科学性”。在此背景下，QCA体现了融合逻辑，其推论过程更加严密，且允许研究者对变量采用连续性的数值进行编码，其整体研究过程也和量化研究的一些步骤较为相似。因此，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研究。
（二） 案例与变量
本文以2014—2019年中国某高校发生的40个校园公共协商议题作为案例，案例收集主要源自该校2014—2019年的网络舆情快报、该校在知乎论坛话题下的热门事件、该校校园媒体5年内的相关报道。
在对这40个案例进行初步归纳分析后，笔者发现该校的网络公共议题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按照议题类型，可分为该校学生的利益相关议题和价值相关议题。利益相关议题多为学校颁布的对学生生活产生影响的新管理政策，如推研政策改革、学分绩体系改革、作业查重系统、校内店铺拆迁、博士生补贴提高等；价值相关议题多为针对学校管理目标及理念、人才培养理念、学生价值观的探讨，如某校教育现存问题、性教育相关讨论、精神压力讨论等。其次，按照议题的形成过程，可分为同学事先了解议题背景和不了解相关背景（新政策颁布前是否让同学知情）。最后，按照议题的舆论形成过程，议题指向者对舆论的回应方式、激进个人与激进媒体（自媒体、起舆论监督作用的学生媒体）是否发声、中介组织是否针对协商内容进行框架整合（相关学生生活权益部门、官方媒体）并引导舆论，都可能影响公共协商议题的形成和走向。
关于公共协商的衡量标准有许多争论，不同的标准强调不同的概念方面。本文使用Burkhalter等
［13］的模型作为分析框架，由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两部分组成，同时参考其他国内学者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将共同利益诉求、公众普遍情绪、行政管理部门言论、情绪化的信息传播等因素也纳入分析框架，形成议题属性、公共参与和政策过程三个分析框架。
基于样本观察并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本文将分析框架确定为议题属性、公共参与、政策回应、公共协商和过程评估，并将测量变量确定为10个关键变量，如
表1所示。
其中前8个变量是原因条件（自变量），最后2个变量是结果（因变量）。同时，结合Burkhalter等
［13］对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研究，本文将这两个原因条件细分，每个条件下又包括5个细分指标，以便进行赋值。分析过程包括事实基础、价值陈述、方案种类、方案评估、方案选择5个细分指标；社会过程包括可见程度、互动程度、尊重程度、理性程度、多元程度5个细分变量，如
表2所示。
使用QCA进行分析的案例需要在集合论的脉络下理解，具体来说，需要对变量进行操作化和赋值，进而确定案例是否属于集合，即清晰集分析，或者确定案例在何种程度上属于集合，即模糊集分析。
模糊集合理论认为，传统集合论的主要缺陷是其认为集合之间的关系是有着明确界限的，但现实中的集合间关系往往并非如此。因此，模糊集合理论引入了隶属度的概念，将集合间的关系处理为程度关系，然后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标准化分数的过程校准数据。
在对上述变量进行赋值时，本文对二分变量分别赋值1和0，对非是否变量采用多值赋值，对同一公共议题的所有网络讨论文本进行统计，以符合变量要求的文本数量除以文本总数进行赋值。
本文的分析单位为某高校40个网络公共协商事件中社区媒体内的相关文章，如前所述，研究收集了2014—2019年40个案例相关的社区内报道和讨论文章、知乎相关问题回答、自媒体文章等文本，针对每个公共协商事件，将其涉及的所有社区媒体中的文本，在议题属性、公共参与、政策过程、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5个测量框架内进行变量赋值。同时，针对议题属性、公共参与和政策过程3个测量框架，可以直接通过对公共协商事件的本身特性和协商过程进行判断并赋值；而针对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则需要先针对每个公共协商事件中的所有文本特性进行赋值，再统计其协商过程中不同路径下的文本数量，之后进行转换。本文将每个案例在这两个框架中的事实基础、价值陈述等10个变量都转换成高、中、低3个值的变量再次进行赋值。
如针对某一公共协商事件，搜集其涉及的所有社区媒体相关报道和文章，针对所有文章进行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中的10个变量的赋值。以变量“事实基础”为例，这些文章中，如果内容包含坚实准确的事实基础的文章数量占比为0~30%，则赋值0；如果占比为30%~70%，则赋值0.5；如果占比为70%~100%，则赋值1。0、0.5和1这种赋值方式也是模糊集常用的赋值方式。变量赋值结果如
表3所示。
三 研究结果
（一） 分析过程与结果
在QCA中首先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其实质是检验与结果的存在与否相关的一切变量是否存在
［32］。在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前，要明确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社区媒体在公共协商中的条件机制，因此通过QCA寻找影响公共协商效果的条件因素组合。
上文已经对影响公共协商效果的8个原因条件进行了解释，即价值相关、机构指向、激进领袖、框架整合、内部社群、政策回应、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因此，在进行充分条件检验前，要先对这些原因条件进行必要条件检验，目的是确定这些原因条件是否可以独自成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说明这个原因条件并不是本研究重点考察的因素，且结果中包含这一变量的情况非常多。此时出于研究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考虑，在之后的必要条件检验中会将其剔除。
QCA的分析结果需要放在集合论中进行理解。
表4中的一致性是QCA分析结果中表达分析稳健性的指标，其主要反映的是原因条件是否为结果的子集，或在多大程度上为结果的子集，因此一致性越高，因果关系的可信性也就越高。
覆盖率是定性比较分析的另一个稳健性指标。一般来说，集合的一致性一样，越接近1越好。QCA软件的设计者认为，如果一致性低于0.75，就相当于没有一致性。因此实操中的一致性达到0.75以上则可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
［31］。
一般来说，在QCA中，判断原因条件是不是结果必要条件的标准为其在必要条件检验中的一致性不小于0.9，且其覆盖率不小于0.6
［32］。本文分别针对各个原因条件和2个结果变量（政策改变和社区认同）进行必要条件检验，结果如
表5所示。
从
表4可以看出，针对政策改变这一结果，所有原因条件的一致性都低于0.9，说明这8个变量中并不存在单一变量成为结果的必要条件的情况。而针对社区认同这一结果进行必要条件检验，结果如
表5所示。
其中，除了社会过程这一原因条件外，其他原因条件的一致性都低于0.9，则其他7个变量都不是社区认同的必要条件。而对于社会过程这一变量，一致性达到了0.9，覆盖率达到了0.75，说明对于公共协商获得社区认同这一结果而言，社会过程这一变量基本成为其必要条件。由于本文的原因条件较多，因此后续针对社区认同这一结果的充分条件分析将不再把社会过程这一变量纳入其中。
这一结果的出现是因为，在绝大多数社区内的公共协商案例中，协商要想获得社区内成员的共识和认同，往往需要尽可能多的社区成员参与整个协商过程，且整个协商过程保持平等理性、互相尊重的氛围。如果协商参与程度较低、参与群体观点多元化程度低，则可能出现沉默的螺旋等现象；而如果讨论过程缺乏理性和互相尊重，持不同观点的讨论者自说自话，缺乏彼此交流互动，则公共协商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几乎无法获得整个社区的认同。
在fsQCA中，条件组合分析和检验需要通过真值表算法来进行。真值表的应用原理是通过概述所有原因条件的逻辑组合，分析条件组合和结果是否存在关联，以降低原因条件组合和结果变量间的因果复杂性。
在本文中，真值表包括8个原因条件，因此产生了64（2的8次方）个真值表行。这些真值表行的实质是64个向量空间的角，其表达的是8个二分类的原因条件所构建出的64个逻辑上可以出现的条件因素组合。而在这64个逻辑组合中，针对真值表继续逻辑简化，就是条件组合分析的过程。
在条件组合分析中，首先对结果变量政策改变进行分析。将原因条件中一致性较低的价值相关、机构指向、激进领袖、政策回应这4个条件剔除，对剩余的4个原因变量进行组合分析。将本研究的一致性阈值确定为0.8，然后对所有条件组合作为结果变量子集的一致性筛选，排除一致性小于0.8的条件组合。
fsQCA在进行条件组合分析时，会得出三组解：复杂解、简单解和中间解。其中，复杂解包括所有逻辑余项，简单解排除所有逻辑余项，中间解则是两者折中。本文选用中间解来分析，如
表6所示，结果变量政策改变基于中间解存在三条条件组合路径，由于这三条路径是等效且互不干扰的，所以用符号+（逻辑“或”）将其连接，得出导致政策改变的条件组合路径为：
政策改变=框架整合*内部社群+框架整合*内部社群*分析过程+框架整合*内部社群*社会过程。
该表达式显示：在所有达成社区政策改变的公共协商案例中，框架整合和内部社群两个条件同时出现的概率为86%。这说明几乎所有最终成功改变了社区政策的公共协商案例，都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协商过程中出现了中立组织或个人针对协商内容和各方观点进行框架整合；协商过程中出现了一部分参与者组成的内部社群，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进行社群活动，这两个条件的组合促成了政策的改变和公共协商的胜利。在框架整合和内部社群两种条件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再分别加入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这两个条件，依然可以覆盖68%和61%的社区政策改变的公共协商案例。这说明，在60%~70%的最终引起公共政策改变的公共协商中，都同时存在针对协商中立的框架整合、讨论者组建的内部社群，具有坚实事实基础、多种协商方案的分析过程或是平等理性、多元的社会过程。
表6中解的覆盖率为0.84，说明有超过84%的政策改变情况可以被这三条原因路径覆盖。同时，当框架整合和内部社群这两个原因条件同时出现时，就可以覆盖大多数公共协商达成政策改变的情况，可见这两个原因条件对于政策改变具有关键性影响。这是由于中立的框架整合可以将公共协商中不同群体所发表的零散、混乱、事实基础与情感倾向混杂的言论进行整合，以中立身份重新梳理协商言论的表达框架，有助于各方协商参与者理解互相的观点和立场，并且将整个协商过程清晰、直观地体现出来，这种框架整合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极大的决策基础，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公共协商参与者的观点和意图，并将情绪化、碎片化的表达进行整合重组，使其更加合理。同时，内部社群的出现可以帮助公共协商参与者凝聚共识、集聚力量。社群的建立，让具有公共观点的协商参与者彼此拥有了内部聚集地，无论是线上微信群组，还是线下团体组织，这种内部社群可以高效地交流观点、传递社区内与公共协商有关的新闻信息，并且帮助大家迅速决策，提升观点和主张在社区内的传播效果，有助于提高决策者对公共协商的重视程度，促成政策的改变。
接着对结果变量社区认同进行分析。首先，为了避免必要条件对结果产生影响，将必要条件“社会过程”剔除。然后，将原因条件中一致性较低的“机构指向”“激进领袖”“框架整合”剔除，对剩余的4个原因变量进行组合分析。同样对所有条件组合作为结果变量子集的一致性筛选，排除一致性小于0.8的条件组合。
如
表7所示，结果变量社区认同基于中间解存在着两条条件组合路径，由于这两条路径是等效且互不干扰的，所以用符号+（逻辑“或”）将其连接，得出导致政策改变的条件组合路径如下：社区认可=价值相关*政策回应+价值相关*分析过程。
首先，在所有达成社区认同的公共协商案例中，价值相关和政策回应两个条件同时出现的概率为70%。这说明70%协商结果最终成功获得整个社区认同的公共协商案例，都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协商主题是关于社区内成员的实际利益而非形而上的价值层面讨论；协商过程中决策方针对争议问题和质疑做出了及时有效的回应。这两个条件的组合促成了社区成员对于最终公共协商结果的认可。
其次，
表7中解的覆盖率为0.85，说明有超过85%的政策改变情况可以被这两个原因路径覆盖。同时，两个原因路径中都出现了价值相关这一原因条件，这说明在该高校社区内，关于社区成员价值观念的讨论比关于具体利益冲突的讨论更容易获得整个社区内群体的认同。这也许是因为，在特定社区内的公共协商中，协商参与者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念，促进其看待事物时容易得出相似的价值判断。譬如该校师生基于共同的学风、校训、培养理念，以及社区内长期的耳濡目染和相互影响，容易对价值判断类的问题产生共识，即使出现冲突观点，也在协商后相对容易获得彼此都能接受的观点和结果。
此外，在所有达成社区认同的公共协商案例中，价值相关和分析过程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的概率为53%。这说明，有50%以上最终引起了公共政策改变的公共协商都是关于社区成员具体利益的公共协商讨论，且分析过程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提供了多种方案选择。虽然不像在政策改变结果中发挥的作用那样显著，但是分析过程依然在协商获得社区认同中发挥了作用。这说明公共协商方案基于事实、选择多样，同样有助于社区内成员认为其讨论方案是充分而尊重事实的，这可以使其更加信赖讨论过程，并最终认可讨论结果。
最后，在最初的必要条件分析中，本文发现社会过程这一原因条件是导致社区认同产生的必要条件。这说明要想让社区成员对讨论结果产生共识并认同，就必须在讨论过程中做到平等尊重、保持理性，保持多元开放的态度参与讨论并换位思考。
（二） 理论路径
通过fsQCA，得到社区内公共协商结果的条件路径，接下来根据文献综述和具体案例，对这些路径进行归纳概括，并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解释。如上所述，某校公共协商条件机制的具体组合情况如
表8所示。
基于以上分析和文献及相关理论的梳理，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路径：
路径一为集体表达的动员路径。第一条原因路径的表达式为：“政策改变=框架整合*内部社群”。这表明，当框架整合和内部社群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时，公共协商就能够达成政策改变，资源动员理论可以解释这一条件组合。
资源动员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麦卡锡和扎尔德在研究社会运动时发现，社会运动的起因是运动参与者对资源动员的理性选择。其中资源既包括实际的资金、成员、场所，也包括抽象的意识形态、合法支持以及组织技术等。这一理论认为，影响社会运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资源的多少和组织化的程度。
框架整合和内部社群的条件组合恰恰体现了资源动员理论。在社区内的公共协商中，协商能否促成政策的改变，关键因素正是协商参与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并提高组织化的程度。如果协商参与者通过中立组织化的框架整合其观点，同时建立内部社群，他们就提高了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动员了更多社会资源。社区内的成员，线上线下讨论的场所（微信群聊、话题讨论区、留言区以及线下活动等），整合后的框架均为其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支持和基于价值层面的认同。
在内部社群以线上和线下的群组达成成员动员的同时，框架整合则完成了框架动员。公共协商的参与者利用话语、符号性的言语和行为帮助整个社区内的公众认识、理解了正在发生的公共协商过程，并提供了解读范式。这种框架整合将一些较为接近的价值观念和协商目的结合，动员了更多社会资源，最终影响了政策的改变。
路径二为公共交流的协商路径。针对“政策改变=框架整合*内部社群*分析过程”“政策改变=框架整合*内部社群*社会过程”“社会过程是社区认同的必要条件”三条原因路径，本文使用Burkhalter等
［13］的公共协商的交流实质和范式进行解释。
Burkhalter等
［13］倡导的良好的分析过程即“交流的实质”，包括创建可靠的信息基础、确定和优先考虑所涉及的关键价值、一系列广泛的解决方案、对公共协商的问题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最后作出可能的最佳决策。其所倡导的良好的社会过程，即“交流的范式”，其包括讨论者对相互尊重的重视程度、充分分配发言机会给所有人、讨论的包容性和平衡性。这一原则也符合平等主义和平等进入公共协商的要求，同时符合不受操纵或支配的自由交往和开放议程的要求。
在以上几条原因路径中，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都是原因条件之一。同时，关于结果“政策改变”，分析过程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关于结果“社区认同”，社会过程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正符合公共协商的交流实质和范式的理论路径。
如果协商具有良好的分析过程，则参与者的讨论建立在可靠的信息基础之上，且协商提供了广泛的解决方案并进行判断，这无疑有助于决策者参考并改变决策。而如果协商具有良好的社会过程，则意味着协商参与者保持了相互理解，并通过坦率的交谈，使彼此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大家尊重不同的想法，以诚实、善意和理性参与讨论，最终有助于消除分歧，并让观点被整个社区认可。
公共协商的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了参与协商的个人的能力和倾向，和公共协商中平等讨论的需要，因此这一理论路径下的原因条件组合自然有助于促进公共协商的效果。
路径三为社会认同的建构路径。路径三所覆盖的原因路径的表达式为：“社区认同=价值相关*政策回应”和“社区认同=价值相关*分析过程”。这条路径表明，针对价值观的社区协商更容易得到认同，同时决策方及时的回应和良好的分析过程也有助于社区认同的达成。本文将用社会认同的建构理论来解释这两个表达式。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在整个社会中往往会被分类，而在这种社会中的分类完成后，其会逐渐地对其所在社群越来越认同，并努力维护这一社会认同。此时个体会认为自己从属于这一特定社群，并接受社区内成员带给自己的价值意义。
本文发现，价值相关这一原因条件对社区认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样是社区内的公共协商，当协商议题是基于社区成员的价值层面讨论时，其往往更容易达成社区内成员的认同；而如果协商议题是关于具体利益摩擦，则不易达成这种认同。这正是由于某校所建构的社会认同，让社区内成员普遍认同其所在的社区，并在日常交往中逐渐建立起了相近的价值观念，因此价值相关型议题更容易得到社区成员的认可。因此，本文将fsQCA得到的6个条件机制进行重新概括，整合得到了三个影响公共协商效果的理论路径：集体表达的资源动员、公共协商的交流实质范式以及社会认同的建构。
以上通过fsQCA，得到了社区内公共协商结果的条件路径，同时基于分析及相关理论的梳理，总结出了集体表达的资源动员、公共协商的交流实质范式以及社会认同的建构三种理论路径进行解释。结合某高校2014—2019年的公共协商案例，本文通过QCA得出的结论基本符合其公共协商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实际情况。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QCA，对中国某高校40个网络公共协商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基于现实的网络文本和资料分析增进了对高校网络公共协商条件机制的了解，并对研究之初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研究发现，与高校成员切身利益相关的议题、中立组织化的框架整合、内部社群的建立、决策方的及时回应、良好的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都是影响高校网络公共议题形成的关键因素。本文总结了高校公共协商的六种条件机制，并提出集体表达的资源动员、公共协商的交流实质范式和社会认同的建构三种理论路径进行解释。其中，框架整合和内部社群的条件组合体现了资源动员理论；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作为重要原因条件，体现了公共协商的交流实质和范式的理论路径；价值相关议题更容易得到社区成员的认可，体现了社会认同的建构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针对高校社区媒体、高校公共协商参与者、高校政策制定者三个主体，提出实践建议。
对高校社区媒体而言，中立组织化框架、专业的媒体呈现、积极刊登政策回应，能够促使良好社区传播结果的形成。第一，中立组织化的框架整合对于高校公共协商中的政策改变发挥着极大作用。这要求社区媒体应该在公共协商过程中积极分析、归纳协商参与者的观点并进行提炼，帮助协商参与者完成框架整合。因为个人或组织在表达观点时，通常情绪性较强、欠缺缜密逻辑和清晰诉求，而中介组织化的框架可以将散乱的公众诉求进行系统整合，并以更加客观清晰的框架重新表达，更容易被决策方理解，进而推进政策的改变。第二，良好的分析过程和社会过程有助于促成公共协商的达成，因此作为社区内公共协商的重要参与者，社区媒体应该在讨论中秉承平等理性、互相尊重的理念；以客观严谨的报道参与讨论，并且尽可能地平衡信源、多方采纳观点和信息；在报道中准确核实信息，为讨论建立坚实的事实基础；避免激进领袖和观点，促进协商获得良好的社会过程。第三，积极的政策回应可以促使公共协商获得社区成员的认同。因此，社区媒体作为社区内成员和决策者的中介渠道，应该积极发挥作用，在公共协商中，将协商参与者的观点和诉求进行整合并反映给更广大的社区成员和决策者，促使决策者针对争议和意见积极进行回应，以获得社区成员的认可。
对高校公共协商参与者而言，价值相关议题、内部社群的建立、尊重和理性的社会过程、实事求是的分析过程，均有助于实现最优方案的达成。第一，在议题属性方面，价值相关议题更容易带来社区认可的协商结果，这得益于社区传播为社区成员塑造的共同价值观念。因此，公共协商的参与者应该在讨论中明确清晰地陈述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有助于讨论参与者了解、理解彼此的观念，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前提下达成社区认同。第二，内部社群的建立是达成政策改变的重要条件，这说明社区内的协商参与者应该在协商中积极建立线下或线上群组，并通过群组内讨论沟通意见、商议集体行动、扩大影响力，实现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动员更多资源，提高推动政策改变的可能性。第三，协商过程中，讨论中的相互尊重及讨论本身的多元价值，有利于社区成员认可协商过程。公共协商中，成员发言应尽量保持理性、交流和互动，协商过程尽量做到相互尊重、协商观点多元化，这些均有助于促成社区成员认可的公共协商结果。第四，分析过程中，协商参与者应该努力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清晰的价值判断，并且通过社区媒介提供宽范围的解决方案并细致分析，在良好协商和彼此体谅妥协中选出可能的最佳方案，这不仅有利于政策的改变，还有助于社区成员认可协商过程。协商、建设性的讨论比发泄、对抗式的讨论更能获得公众共鸣。
对高校政策制定者而言，合理回应关切、重视社区媒体沟通、维护开放的讨论环境，能够使协商过程趋于平等、理性，以达成多方共赢。第一，应及时、合理回应关切。当公共协商议题出现时，不管议题指向组织还是个人，及时合理的回应都是社区认可的重要条件。如果舆论指向方秉持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回应，或是含糊、应付式的回应，不仅不能得到社区成员的认可，反而容易招致更多反感情绪。第二，应重视社区媒体等平台的沟通、引导作用。在公共协商中，社区媒体可以对协商内容进行框架整合，对协商参与者的观点和诉求进行整理反馈，成为社区管理者（校方）和协商参与者（学生）的沟通桥梁。为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关注校园媒体的引导作用，积极建立良性关系，丰富与学生的交流渠道。第三，应维护多元开放的校园公共协商环境。社会过程是导致社区认同产生的必要条件。为了达成高校学生对政策和公共事件的认同，高校管理者就必须在讨论过程中努力建立多元开放的讨论环境，并且尊重学生意见，换位思考学生诉求，采取删帖、禁止讨论等管理方法容易激起协商参与者的不满，不利于达成社区共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XW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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