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1年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年龄和性别特异性时间趋势及10年预测

Burden of disease for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Hainan Province, 1990⁃2021: Age⁃ and sex⁃specific time trends and 10⁃year projections

摘要

目的 分析1990~202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危险因素的情况及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方法 根据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研究的海南省数据，利用Joinpoint软件分析1990~202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发病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的变化趋势，利用R软件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对2022~203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和DALY率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结果 1990~202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和DALY率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15.29%和0.53%。1990~202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女性发病率、DALY率远高于男性（P<0.001）。20~24岁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和DALY率高于15~19和10~14岁青少年（P<0.001）。儿童虐待、欺凌受害是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危险因素，女性相较于男性，亲密伴侣暴力是第三大危险因素。ARIMA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22~203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和DALY率呈缓慢上升趋势。 结论 1990~202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总体呈下降趋势，未来10年疾病负担有所上升。女性和10~14岁青少年是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重点关注人群，应继续加强青少年抑郁症的早发现、早干预等防控工作。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rends in the disease burden of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0⁃24 years in Hainan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21， identify risk factors， and predict future trends. Methods Data from the 2021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 study for Hainan Province were utilized. Joinpoint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rends in the incidence an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DALY） of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0⁃24 years from 1990 to 2021. A time series model was established using R software to predict the incidence and DALY rates of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0⁃24 years in Hainan Province from 2022 to 2031. Results From 1990 to 2021， the incidence and DALY rates of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0⁃24 years in Hainan Province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with decreases of 15.29% and 0.53%，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rends of disease burden， with females hav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and DALY rates than males （P<0.001）. Adolescents aged 20⁃24 years had higher incidence and DALY rates compared to those aged 15⁃19 and 10⁃14 years （P<0.001）. Child abuse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were identified as major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0⁃24 years in Hainan Province. Additionally，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was the third major risk factor for females compared to males. The ARIMA model predicts a gradual upward trend in the incidence and DALY rates of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0⁃24 years in Hainan Province from 2022 to 2031. Conclusions From 1990 to 2021， the overall disease burden of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0⁃24 years in Hainan Province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However， a slight increase in disease burden is expected over the next decade. Females and adolescents aged 10⁃14 years should be the focus of depres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orts， with continued emphasis on early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抑郁症 / 青少年 / 疾病负担 / 海南省

Key words

Depression / Adolescents / Disease burden / Hainan Province

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功能损害等为特征的常见精神疾病^［1］，还是一种低致死性高致残性的慢性病^［2］。《2013—2020年世卫组织精神健康行动计划》指出，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人致残率和死亡率较高^［3］。与普通人群相比，患有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个体突然死亡的可能性高出40%~60%^［4］。我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9 500万人^［5］，17. 2%的儿童、青少年有抑郁症状^［6］。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且呈低龄趋势^［7］。抑郁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危害，导致其情感障碍、躯体化症状以及沾染各种健康危害行为等^［8］。近年来，全国性研究已系统揭示了我国抑郁症疾病负担的总体趋势及人群特征。例如，穆弘杰等^［9］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1（GBD 2021）数据指出，1990~2021年中国抑郁症标化发病率呈下降趋势（AAPC=-0.57%），但女性、老年人群负担仍居高不下；黄磊等^［10］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少年（10~24岁）和老年人群（65岁）的发病率呈现突增特征，提示需关注特定年龄段的心理健康干预。然而，现有全国性研究多聚焦于宏观趋势，对地域特异性差异及青少年群体的精细化分析仍显不足。海南省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教育文化相对薄弱，尚缺少青少年抑郁症方面的研究，特别需要探究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现状及未来趋势。本研究聚焦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群体，结合GBD数据与ARIMA预测模型，系统分析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的时空演变、危险因素特征及未来趋势，量化主要危险因素的归因负担，并与全球及中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本研究将为海南省青少年精神卫生状况、识别关键风险领域、评估既往政策效果以及为制定精准化的本地防控策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GBD 2021，该数据库整合了多种数据来源，包括人口普查、历年死因监测、妇幼卫生监测、伤害监测以及肿瘤登记系统等，运用死亡原因集成模型（cause of death ensemble model， CODEm）、贝叶斯回归工具DisMod⁃MR 2.1和时空高斯模型等统计方法，对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中共计371种疾病或伤害及其88项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性地估计与分析^{［11⁃13］}。本研究聚焦于其中关于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在1990~2021年间的抑郁症负担数据。抑郁症的诊断依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标准，诊断编码范围为F32~F33.9^［14］。

1.2 方法

1.2.1 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1）发病率；（2）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该指标用于综合评估因疾病或伤害造成的健康损失程度，由过早死亡引起的寿命年损失（years of life lost，YLL）与因患病带来的伤残寿命年损失（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两部分构成^［12］。其中，YLL表示个体因疾病或外伤过早死亡而失去的预期寿命年数，YLD则衡量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所承受的伤残对健康寿命的影响^［15］。由于抑郁症通常不会直接引发死亡，因此其YLL值为0，故而该病的DALY等于YLD^［16］。

1.2.2 危险因素情况

根据GBD定义，抑郁症的危险因素主要是行为因素，其具体的指标分别为儿童虐待、欺凌受害、儿童性虐待和亲密伴侣暴力^［13］。

1.3 统计学处理

在数据整理阶段，使用Excel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与结构化处理。随后，借助Joinpoint 5.4.0软件，对1990~2021年期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与DALY率等疾病负担指标的时间序列趋势进行分析。所有指标在分析前已依据GBD 2021所提供的世界标准人口年龄结构进行了年龄标准化处理。采用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与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分别评估总体及各阶段变化趋势。最后，运用R语言（版本4.4.2）构建ARIMA时间序列模型，对2022~2031年该人群的抑郁症发病率及DALY率进行预测，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年龄段、性别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发病水平及变化趋势

1990~202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病例数由74 446人减少至55 105人，AAPC为-0.98%（t=-16.25，P<0.001）；发病率由3 588.60/10万下降至3 039.77/10万，相对下降了15.29%，AAPC为-0.55%（t=-11.93，P<0.001），其中1990~1992年APC为0.97%（t=3.74，P=0.003），1992~1995年APC无统计学意义，1995~2000年下降，APC为-2.22%（t=-27.6，P<0.001），2000~2005年APC为-0.42%（t=-7.36，P<0.001），2005~2010年快速下降，APC为-2.91%（t=-11.51，P<0.001），2010~2019年APC无统计学意义，2019~2021年快速上升，APC为2.37%（t=9.13，P<0.001）。见表1、2。

在10~14岁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病率从2 844.72/10万上升至2 932.62/10万，增幅为3.09%。相较之下，15~19岁群体的发病率由3 642.98/10万降至3 062.02/10万，呈现出15.95%的下降趋势。而在20~24岁的青年中，该病发病率从4 254.14/10万减少至3 144.07/10万，降幅达到26.09%。总体来看，20~24岁人群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15~19岁群体。见表3。

男性的抑郁症发病率从2 870.79/10万减少至2 755.06/10万，呈现出12.44%的相对下降趋势，AAPC为-0.14%（t=-6.65，P<0.001）。相比之下，女性的发病率由4 383.38/10万降至3 392.46/10万，下降幅度达到17.39%，其AAPC为-0.86%（t=-24.00，P<0.001）。见表1、2。从整体变化速率来看，女性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男性及总体水平，见图1。

2.2 不同年龄段、性别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DALY及其变化情况

1990~202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的DALY数由29 603人年降低至25 732人年，AAPC为-0.98%（t=-0.47，P<0.001）。DALY率由1 427.01/10万降低至1 419.50/10万，AAP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1990~1992年APC为0.39%（t=1.89，P<0.001），1992~2000年AP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0~2006年APC为-0.47%（t=-10.25，P=0.001），2006~2009年快速下降，APC为-0.78%（t=-3.78，P=0.003），2009~2019年APC为-0.39（t=-20.84，P<0.001），2019~2021年快速上升，APC为2.93%（t=14.00，P<0.001）。见表4、5。

10~14岁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DALY率由1 201.25/10万上升至1 287.89/10万，增幅为7.21%；15~19岁年龄段的DALY率从1 469.61/10万上升至1 482.72/10万，增长幅度为0.89%。相比之下，20~24岁人群的DALY率则从1 603.46/10万下降至1 511.73/10万，下降了约5.72%。整体趋势显示，20~24岁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指标呈下降态势，相对于10~14岁及15~19岁2个年龄段更为明显，见图2。

男性抑郁症DALY率由1 354.06/10万上升至1 397.90/10万，相对上升了3.24%，AAPC为0.08（t=3.02，P=0.002）；女性抑郁症DALY率由1 507.78/10万下降至1 446.26/10万，相对下降了4.08%，AAPC为-0.19%（t=-8.18，P<0.001），见表3、4。2000~2021年男性及女性整体DALY率呈下降趋势，且女性下降幅度大于男性，见图3。

2.3 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归因于危险因素的抑郁症DALY率

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的DALY主要危险因素及其归因比例显示：儿童虐待、欺凌受害、儿童性虐待和亲密伴侣暴力是核心影响因素，见图4。性别差异分析表明，女性青少年中亲密伴侣暴力的影响尤为突出，其归因比例（13.3%）明显高于男性（0%）。

与全国及全球数据相比，海南地区危险因素的DALY占比存在明显差异。以儿童虐待为例，海南的归因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和全球的平均水平，分别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6.6%和全球水平的39.4%，见图4。

在1990~2021年期间，10~24岁年龄段中归因于儿童虐待、儿童性虐待、欺凌受害和亲密伴侣暴力的DALY率分别减少了8.13%、2.80%、71.30%和52.40%，10~14岁年龄段中归因于儿童虐待、欺凌受害的DALY率分别增加了8.75%和9.00%。归因于儿童性虐待、亲密伴侣暴力的DALY率在15~19岁、20~24岁年龄段中明显下降，分别减少了43.68%和37.99%、79.63%和51.84%。见表6。

2.4 2022~203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和DALY率预测

通过R语言中auto.arima函数构建预测模型，分别获得了ARIMA（1，1，1），其对应的AIC值为263.95，BIC值为269.69；另一个模型同样为ARIMA（1，1，1），其AIC和BIC分别为169.02和173.22。对这两个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了白噪声检验，所得χ²统计量为0.10和0.02，P>0.05，表明残差近似为白噪声序列，预测模型拟合良好。根据模型预测结果可见，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在2021~2031年间的抑郁症发病率与DALY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见表7、图5。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GBD2021数据，对1990~2021年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群体中抑郁症疾病负担及其主要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未来十年该人群的发病率与DALY率进行了预测性评估。研究显示，1990~2021年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DALY率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15.29%和0.53%，与全国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呈下降趋势一致^{［18，19］}。但发病率、DALY率远高于全国水平（全国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为1 387.39/10万，DALY率为218.45/10万），这可能与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父母教育水平不高以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不足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发现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女性发病率、DALY率明显高于男性。Parker等^［20］和Kubon等^［21］的研究也指出女性在青春期抑郁症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可能是青春期男女体内性激素水平存在差异。性激素水平变化会导致躯体形态、认知功能及情绪变化，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青春期女性，出现抑郁症的风险最大^［22］。女性在青春期更容易经历负面事件，可能导致更高的抑郁症发病率^{［23，24］}。提示在未来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不同性别间的疾病负担差距仍将长期存在，女性应该是预防青少年抑郁的重点关注人群。

本研究发现海南省20~24岁抑郁症发病率和DALY率高于15~19岁和10~14岁青少年，这可能由于随着年龄的增大，抑郁症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与既往研究结果相符^{［25，26］}。10~14岁年龄段在1990~2021年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这可能由于教育压力的增加对10~14岁年龄段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较大影响^［27］。提示10~14岁年龄段应该是预防青少年抑郁的重点关注人群。

本研究发现，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危险因素归因负担的地域特异性显著。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DALY归因于儿童虐待、儿童性虐待和欺凌受害等核心风险因素的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及全球平均水平。这种明显的地域差异可能源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海南作为热带海岛省份，相对宽松、慢节奏的生活环境以及可能更重视家庭和谐的文化氛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某些风险因素的发生率或其致病强度。家庭和社区的纽带可能提供了更强的社会支持网络。海南省近年来在儿童保护、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促进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或干预措施^［28］。例如，更严格的校园反欺凌政策执行、更积极的儿童保护宣传与报告机制、或是早期心理健康筛查与干预项目的推广，可能有效地降低了这些风险因素的暴露率或其导致的疾病负担。

青少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非常复杂，主要包括了生物学因素、家庭因素、个体易感因素，例如：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失衡、虐待和忽视儿童、消极的认知模式、情感调节障碍等^［29］。本研究分析了儿童虐待、儿童性虐待、欺凌受害和亲密伴侣暴力等可能的危险因素，发现儿童虐待是海南省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这可能是由于儿童虐待会使青少年在早期形成一种消极的认知模式并严重扰乱其心理发育^［30］。提示在未来海南省应大力开展宣传，提高人们对儿童虐待危害的认知，从思想层面消除虐童的念头，进一步降低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本研究发现欺凌受害是排第2位的危险因素，这可能是由于欺凌受害与抑郁呈明显正相关，遭受欺凌受害的情况越多，抑郁水平就越高^［31］。提示在未来海南省应加大对欺凌受害的防治力度，早发现早制止，防止欺凌受害现象的进一步恶化，进一步降低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亲密伴侣暴力是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的第3大危险因素，这可能由于亲密伴侣暴力会对女性产生不健康的心理，增加抑郁的风险，是抑郁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32，33］}。亲密伴侣暴力指亲密伴侣之间发生的身体暴力、性暴力、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34］，提示在未来海南省应密切关注亲密伴侣暴力这一危险因素，对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进一步降低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疾病负担。

本研究创新性地采用ARIMA模型预测未来十年趋势，结果显示海南省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将于2031年升至3 427.67/10万（较2021年增长12.8%），与全国预测的缓降趋势^［9］形成鲜明对比，这与海南省近年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关。2023年海南省教育厅等十三部门下发了《海南省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表示到2025年，中小学校心理健康课程实现全面覆盖，建立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咨询室，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学生至少开展1次心理健康测评，建立完善“预防、预警、干预、跟踪”的“三预一跟”机制^［35］。

本研究基于GBD估算数据，其准确性依赖于原始数据源的质量、覆盖度和建模假设。海南省本地的高质量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相对有限，可能影响GBD模型在省域层面的精度。未来研究可开展基于海南省代表性样本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项流行病学调查，获取更精确的发病率、患病率及危险因素暴露数据。GBD 2021提供了抑郁症亚型数据，本研究的核心目标聚焦整体抑郁症负担，未来研究可深入分析不同亚型的负担特征。危险因素归因分析基于GBD的层级框架和暴露⁃反应关系，存在生态学谬误的可能，且无法完全排除残余混杂。本研究主要关注GBD定义的风险因素，未能纳入一些重要的个体心理社会因素（如韧性、应对方式）或更具体的环境因素（如学校氛围、社区支持网络）进行分析。未来研究可探索GBD框架之外但对青少年可能重要的危险和保护因素。

作者贡献度说明：

耿修来：数据统计分析、作图、文章撰写；邹金婷：数据整理；陈赛苦：数据整理；刘江美：数据支持；刘莹：研究指导、论文审阅；张东献：研究指导、论文审阅、经费支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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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823RC501)